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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
旧文化中包孕着我们的传统基因、民族特征与文化个性，新文化也不可能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凭空造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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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工业化切断各民族传统、格式化生活方式给当代人带来的警醒与反思，我们日益强烈地确立起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念。而由中国经济力快速攀升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使得我们业已拥有了相当的抢救实力与具体的文化诉求。因而，推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行动已经成为现实需要。
在保护行动理性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遭遇的是如何对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指如何看待
既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为之定性，确立何种保护观念的问题，属于认识和观念的范畴；后者是指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传承的矛盾，前瞻性、预见性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预留空间的问题，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复杂性
由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完整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的产物与附着物，因而当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首先以制度变革的方式推进时，它的制度根基就坍塌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今天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旧制度的坍塌是现代中国崛起与腾飞的起点，是当今中国以现代化强国面貌挺立于世界东方的前提。而制度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死亡，是人类文明轮回的体现，哀婉的挽歌也挽留不住它的仙逝。至于依附于旧制度的社会认知体系、伦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随之坍塌，则是应当并且值得审慎对待的。因为旧文化中包孕着我们的传统基因、民族特征与文化个性，新文化也不可能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凭空造就。
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从旧制度的框范中剥离出来，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性、哲理性和永恒性，看到了她为人类文明所提供的特殊贡献，更看到了她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特殊影响力。例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等，正在和已经成为今天人类思想的共享物，为世界的均衡发展提供着精神上的源泉与动力。而更多体现在伦理层面、道德层面和民俗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包蕴民族精神气韵、孕育民族性格气质、培养民族审美习惯的丰厚土壤，伦理层面的许多东西今天要重新认识，道德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继承，习俗层面的许多东西可以传接。
即以传统中国的代表征象礼教为例。从根本上说，礼是用来节制社会等级的，是封建制度、等级观念的反映。《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礼者，所以辩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礼不逾节，度也。”封建礼教所严以标举的等级观念、尊卑秩序、亲疏有别、专制主义，其精神实质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为维护专制社会政体服务的，自然不与现代民主自由精神合拍。然而传统礼教所倡导的仁爱、正义、和谐、节制、美善、忠孝、睿智、虚静、自然、诚信等义理(香港陈杰思教授归纳为十大义理)，则是协调人际与自然关系、维护良好社会环境、保持崇高道德情操的人类智慧升华。当我们破除了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政治以后，以增加人的品质修养为目的，在传统基础上重塑人文之礼，礼的内在精神就转为当代社会宝贵的人文资源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包含有与时代精神和现代科学知识相背离的内容，已经不适宜于应用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例如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禁忌避讳、跳神装鬼等，属于愚昧迷信的产物，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不为智者所取，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的务实态度影响了历代知识阶层，历来对这类愚俗都有鄙夷之声。当它们仍然呈现为活体状态时，会对某些社区人众的文化心理产生扭曲影响。这是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特别要关注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而呈现为综合杂糅的复杂内容团块，精华与糟粕共存，例如一些文化空间，在民间仪式习俗的表演中，也夹杂有一定愚昧迷信的成分，对其定性尤其是对待它一定要慎重。单纯剔除其糟粕成分的做法可能损伤了整体，使得文化空间残缺不全和分裂为碎片，甚至可能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危及其活体生命（这是以往的教训）。我们要认识到，有些因时代观念局囿或人类认识局限
性而暂时不能辨识其终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它们的真实价值判断需要合适文化环境的确立。而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经毁坏就会永久失去，因而对之要慎而又慎，有些要留给时间来判断。
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复杂性，可以用一种文化超越性的眼光作为认识基础。即任何文化生成物在历史上发生影响，都有一个随时间推移的因素，彼时彼地的人类局限，只在一个相对时段内左右人们的思维，超出界限之后，人的认识发展与超越了，它就仅剩下中性的文化痕迹保留在记忆里，不再能够支配人们的现实实践。这时，它会因为仍然具有认识意义而具备保护价值，成为我们所由了解古代人类思维过程与传统文明发展曲径的载体。因而，无论何种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它已经与现实环境相脱节，就都成为人类既往文明的标本，具有认识和研究价值，而值得珍视与保护。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不能对现代社会文明发生侵袭致病作用，是因为后者已经与之实现观念隔离而免疫。建立在这种眼光基础上的保护方案，自然是分层次地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已经确立的社会活体传存和博物馆式保护两种方式，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即适宜于现代社会需求的部分可以直接进行活体传承使之生生繁衍，反之则采取博物馆式方法珍藏，包括类似于实验室培养基中的活体延续，使之在不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作用的情况下，保留其认识和研究价值，而留待时间的解毒。就像生物界和医学界，即使是对待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的霍乱病毒，也为了研究而保存在严格控制的试管中一样，使之成为单纯标本意义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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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瞻性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特殊困难。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众量存在的现实，使保护成为巨大的任务和负担甚至发展障碍；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存在于文明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也因封闭而不开化，缺乏自觉理性的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多为贫困地区，缺乏保护的经济支撑力――其主要现实需求与心理期盼是迅速发展和进入现代文明，当发展与传承构成矛盾时，发展并尽快脱贫会作为社会的第一要务而压倒保护性考虑，这也成为许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超载开发与商业利用而造成保护中破坏的诱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理念，也成为横亘于发展与传承之间的矛盾添加剂，有人将其作为阻挡区域民众融入现代化生活的障碍，因为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为活体时，可能会对现实人群的观念发生作用而成为社会现代意识的反动。这里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有一个站在此文化之内与之外看问题的区别。即，保
护工业文明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后工业社会人类思维的进步体现，但也可以见出外在于传统文化本身的超然。当文化之外的人要求其中的人保持既定生产与生活方式以供展览时，文化中人通常是反抗而要走出去追求新的文明的。这也就是国际上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之所以不容易长期维持的原因，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保留地如此，新西兰毛利人保留地亦如此。因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要考虑此文化所在地区之外的社会公众意识与整体利益，也要考虑之内人群的现实和心理需求，而采取适当的支持与补偿措施，有时要做的可能就只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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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有前瞻性，而前瞻性的支撑力来自眼界与胸怀。首先我们当然无权阻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
息，因为继承这笔遗产不是我们一代人的特权，而是我们与千秋万代后人的共同权利，我们要随时想到为子孙留下什么，世界的物质资源不能耗尽，文化资源同样。其次还要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在发展之初就预留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而牺牲掉非物质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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