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晶报记者 庄向阳 实习生 严奉利
引言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里，苏曼殊度过了传奇而短暂的35年人生。他是一位皈依佛门的僧人，更是一位以文艺家姿态出现的民主革命志士。他多才多艺，以风格独特的诗歌、小说、译作、绘画而享誉文坛，他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鼻祖，而在翻译领域他则是中国译介拜伦诗歌的第一人。他以卓越的才情、识见及特立独行的个性，尽显才子风流。在那个时代，他已成为“最为流行的文化符号”；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将他遗忘。
□苏曼殊大事年表
苏曼殊（1884～1918），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珠海）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冈。
●１８８４年９月２８日：生于日本横滨。
●１８９０年：回广东沥溪随祖父母生活，入简氏大宗祠私塾。
●１８９７年：在沪师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
●１８９８年：随表兄林紫垣东渡日本横滨，寓林家。
●１９０２年：由冯自由介绍加入“青年会”。
●１９０３年１０月：自苏州赴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翻译，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共事。12月中旬，离开上海，抵香港，访陈少白，寓《中国日报》社。
●１９０３年底：至惠州某破庙披剃为僧。
●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３日：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本，住东京《民报》社。
●１９０８年年初：在东京时读拜伦诗，并译歌德《题<沙恭达罗>》等。
●１９１２年：东渡日本省母。发表《断鸿零雁记》于《太平洋报》。
●１９１４年１月：至东京，结识孙中山、居正等人。
●１９１８年５月２日：病逝于上海。
苏曼殊病逝后，有人请孙中山评价一下曼殊与另一参与革命的和尚太虚，孙中山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功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因此，他称曼殊为“革命的和尚”。
从珠海市区西行不多远，就到了前山镇沥溪村，苏曼殊故居就在这里。从6岁至13岁，苏曼殊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的大半时光。而他的出生地却是日本横滨，35岁那年他病逝于上海，最终被安葬在杭州西子湖畔……这些不同的地点包藏着不同的故事，苏曼殊留下的是短暂却难以描绘的轨迹。
身世隐秘心藏“难言之恫”
丈室番茶手自煎，语深香冷泪潸然。
生身阿母无情甚，为何摩耶问夙缘。
——苏曼殊《本事诗》之二
“嗟夫，予早岁披剃，学道无成，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1909年，时年26岁的苏曼殊写下了这样的话。
苏曼殊的父亲叫苏杰生，17岁时便继承家业赴日本横滨经商，曾担任外商茶行买办。但苏曼殊的母亲是谁，却难以认定。苏杰生共娶有一妻三妾，其中包括日本女子河合仙，一般的说法是，河合仙并非苏曼殊的生母，而是另一日本女人。
按照苏曼殊九妹苏惠珊的说法，苏曼殊的生母叫河合若，她因姐姐嫁给苏杰生而从乡下来横滨苏宅帮助料理家务。苏杰生与河合若私通生下了苏曼殊。几个月后，河合若便丢下亲生子返回乡下，自此与苏杰生断绝了联系，苏曼殊转由河合仙抚养，他也一直把河合仙当作生母。由于这种事做得隐秘，以致后人对苏曼殊身世众说纷纭，早先的说法是苏曼殊的生母是苏宅雇佣的下人。对于自己的身世，苏曼殊讳莫如深。连他的好友柳亚子都说：“苏曼殊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连他家世的传述，也是很浪漫的。他从没有明白地告诉别人。”
6岁时，苏曼殊离开日本，被带回广东沥溪老家，与祖父母、叔婶等生活在一起。第二年，曼殊入本村简氏祠堂读书，学习并不出众，只是小楷写得端正整齐，而且写字速度很快，超过全塾同学。苏曼殊在村里表现出惊人的绘画才能，他画的公鸡栩栩如生，经常被邻居拿回家张贴装饰。在他的天才构成里应是绘画超过文学，这种情况直到后来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时仍是如此。同学冯自由后来回忆说：“在大同学校，（苏曼殊）对于文学，资质颇钝，独于画学，则具有天才，在童年即以绘事为戏，绝无师承，而下笔似老画家，同学莫不奇之。”
据其家人回忆，祖母林氏对苏曼殊悉心照料。但是，曼殊生性敏感，而父亲的两个妾大小陈氏及邻居等人的歧视、白眼，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长期的压抑也使他个性孤僻。13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这成为他生命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小陈氏认定他的病没法治了，将其安置在柴房等死。病好后，他告别了故乡，去上海投奔父亲。
归入佛门放言“以情求道”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和尚中的文人，文人中的和尚，百年来有两人最出名，一是弘一法师，一是苏曼殊。苏曼殊究竟为何出家为僧，一直如迷雾般地引人猜测。
15岁时，苏曼殊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期间，闲暇时常绘僧像，并以学念经为乐，同学甚至笑称他为“苏和尚”。那个时候，他未必想到要皈依佛教，但他早年的遭遇已然造就了他的性情，而这种性情里则已埋下了出世的种子，这使他对佛教有天然的倾向，直到现实生活中发生突然的变故。
在日本留学期间，生活费用由表兄林紫垣供给。1902年，苏曼殊开始投身革命，与许多留日学生一道开展拒俄运动，他还加入了抗俄义勇队。林紫垣担心无法向苏杰生交代，便以断绝资助要挟，苏曼殊无奈返回了上海。有人认为，苏曼殊对此事“恨恨于怀，脱弃浊世之心，乃决于是时也”。
真正的出家是1903年冬辗转来到香港之后。苏曼殊拿着冯自由的推荐信找到中国日报社负责人陈少白，吃住都在报社。这个时候，他与家人产生了“不和”。至于何种“不和”，一种说法是，苏杰生“早年在乡为曼殊聘妇，闻子归自日本，遂至港访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竟避而不见。” 陈少白从中斡旋，终于也没有说服苏曼殊。
1903年岁末，苏曼殊来到惠州郊野一所破寺，出家为僧，“曼殊”正是那时的法号。然而，该庙财产匮乏，仅有几块薄田，钱米要走很远的路去化缘，来回十分辛苦。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他找机会逃离了古寺，临走时顺手牵羊，拿走了已故师兄的度牒及师父仅剩的两角银洋。从此，他便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以一个僧人之身投身革命，创作、翻译、交友，甚至放浪形骸。
出家之后，有人见苏曼殊仍旧神色忧虑，便问他：“披剃以来，为什么还多忧生之叹？”曼殊答道：“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
情怀至纯堪称“革命和尚”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以诗并画留别汤觉顿》
苏曼殊一生的活动复杂、多面，革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侧面，也是被人忽略的一面。毕竟，他没有很明确表达过反清革命的思想和政治见识，参与革命的方式与常人也不太相同，更多的时候他是用他的画笔、文章为革命鼓与呼。顺德电大的马以君副教授提出了一种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苏曼殊实在是一位“以革命为天职，以创作为余事，有心革命业绩不显，无意为文成效甚高的资产阶级民主志士”。
15岁时苏曼殊到了日本，就读于横滨大同学校，这所学校是维新派人士把持的学校，但是，他在思想上并不认同维新派，后来甚至曾经要借枪暗杀康有为。1902年，他参加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这是他“与革命团体发生关系之开始”。青年会的中坚分子大多是苏曼殊的挚友，如陈独秀、冯自由等人。同一时期，由于结识廖仲恺、朱执信等人，苏曼殊也参与了“兴中会”活动。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的《兴中会之革命同志》一文中称他为“革命同志”。及至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南社等革命团体，苏曼殊都名列其间。
苏曼殊朋友很多，譬如陈独秀、陈天华、廖仲恺、何香凝、陈其美、柳亚子等人。这些朋友都因革命而结识。革命也成为他连接朋友的纽带，甚至划分友与非友的标志。当他得知好友刘师培甘做清廷的密探时，断然与之绝交。
革命烈士赵伯先与苏曼殊相识于南京陆军小学，赵伯先曾请他画一幅《长城饮马图》，他没有画。后来黄花冈起义失败，赵伯先愤懑而死，苏曼殊十分难过，便画了画，叫人捎至香港在赵伯先墓前烧掉，并说从此不再画画。
1911年12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爪哇，触动了在那里的苏曼殊，他兴奋地称起义成功为“振大汉之天声”。他决定立刻回国，去领略和感受新时代的宏伟气象。手头没有足够的旅费，他便将书籍、衣服全部卖掉，只为早日回国。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发现不少人争名夺利，深感痛心。他故意把挤破头的“众议院议员”写成“众蚁院蚁员”，并在一幅《螃蟹》的画上题写了“大有横行意，青袍误此身”的诗句。苏曼殊投身革命，但他没有“借革命以营私”。无怪乎马以君说：“我觉得他内心中始终怀有至纯至净的革命情怀。”
苏曼殊病逝后，有人请孙中山评价一下曼殊与另一参与革命的和尚太虚，孙中山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功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因此，他称曼殊为“革命的和尚”。
“六记”开鸳鸯蝴蝶派先河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在日本大同学校时期，苏曼殊给冯自由留下的印象还是，“性质鲁钝，文理欠通”。转折点是1902年之后的两年间。1902年“青年会”成立，有机会结交来自国内各个地方的青年才俊，苏曼殊的视野顿时开阔，“文思大进，一日千里”。
1903年8月，《国民日日报》在上海创刊，章士钊、陈独秀在报社中负责编辑事宜，苏曼殊从日本归国后便来此投奔。这期间，他跟陈独秀学作古诗，开始时连平仄和押韵都不懂，作诗请陈独秀修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作了。另一位同事章士钊则说：“曼殊真近代之异人也。自初识字以至卓然成家，不过经二三年。始于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嚣俄（今译雨果）小说，殊不成句……后一年，走东京，复与同人文会，则出语隽妙！也非流辈所及也！”
在苏曼殊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其沉郁哀怨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的是他的小说。与其诗作相比，苏曼殊的小说则使他更广为人知。在小说创作上，他同样表现出一种飞跃式的感悟。他的小说创作尝试始于1903年，在上海期间他以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为蓝本，名为翻译、实属改写，在《国民日日报》上推出了小说《惨世界》。这部小说“乱添乱造”，充满了说教意味。但是几年之后，他在爪哇创作的《断鸿零雁记》却已是精美之作，达到当时小说创作的巅峰。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了“三郎”飘零的身世和悲剧性的爱情。主人公三郎幼年孤苦伶仃，受人欺凌，经历坎坷。他东渡日本寻找生母，母子重逢后，三郎的日本表妹静子爱上了他。静子对三郎一片痴情，三郎却犹豫不决，对静子避而远之。原来，三郎在中国有未婚妻雪梅，因为三郎之父破产，雪梅之父嫌贫爱富而悔婚，三郎愤而出家。虽然身在佛门，他仍然无法斩断世俗的烦恼：不明身世的困惑、儿女之情的纠缠。雪梅因痴恋三郎，资助他东渡寻母，最后，父母逼她改嫁时，绝食身亡以殉情。这部小说当然不是苏曼殊的传记，却打上了他个人经历的印记，可以视为苏曼殊红尘孤旅人生的注脚。
《断鸿零雁记》最初刊登于南洋爪哇的《汉文新报》，没有什么影响。1912年3月，苏曼殊从爪哇返回上海，将书稿交《太平洋报》再次发表，结果轰动一时，苏曼殊声誉大增，跻身于名作家之列。这部小说也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
接着，苏曼殊又创作了5部文言小说，即《天涯红泪记》、《焚剑记》、《绛纱记》、《碎簪记》、《非梦记》，加上《断鸿零雁记》，合称“六记”。通览苏曼殊的小说，都是爱情题材，通过男女主人公各种不幸的遭遇和感情纠葛，展露男女主人公的痛苦心理，甚至痴情郎的出路也只有一条：遁入空门削发为僧。这就不免产生了模式化的倾向，但却能满足当时人们心理的需要。
“六记”出版后，风靡一时。据现代作家施蛰存回忆，他年轻时非常痴迷苏曼殊的文字，当时的文艺青年无不争相阅读苏曼殊。甚至有人说，苏曼殊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文化符号”。
苏曼殊还被奉为鸳鸯蝴蝶派的鼻祖，对此，周作人有自己的看法：“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埋没了他的本色。”这话将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鸥、张恨水等人之间划清了界限。
率先译介“灵界诗翁”拜伦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题《拜伦集》
晚清时候，西风东渐，翻译盛行，中国要寻找强国之路，必须从翻译开始引介西方文明的各种精神成果。在各种文体中，诗歌因为翻译难度大，很少有人尝试，苏曼殊偏偏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上独树一帜。他与严复、林纾一起被称为清末三大翻译家。
1903年出版的《惨世界》，大概由英文或日文转译而来，是苏曼殊对翻译的最早尝试。1906年后，苏曼殊进入文学译介的高产期，先后编辑、出版了4部诗歌译集，全部首刊海外。1908年由东京博文馆印刷的英译汉诗集《文学因缘》，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最早的中英诗歌合集，搜集了大量的英译汉诗，包括多人翻译的李白、杜甫、文天祥的名篇。
《拜伦诗选》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本外国诗歌翻译集，苏曼殊也因此成为系统地将拜伦、雪莱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这本诗集包括《哀希腊》、《赞大海》、《去国行》等40多首抒情诗。
文学史家张定璜曾认为，苏曼殊对西方诗歌的译介，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确实不小的功绩”，“是他开初引导了我们去进一个另外的新鲜生命的世界”。他还说，虽然在那之前也有人译介中国文学，但是“唯有曼殊才真正教了我们不但知道而且会悟……唯有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原因很简单，这与苏曼殊本人的浪漫性情最相符合。
1910年，苏曼殊曾就中西诗人的高下给出了自己的评判。他认为，拜伦足以比肩屈原、李白，雪莱则相当于李商隐、李贺，而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只可与杜甫争高下”。在苏曼殊看来，杜甫的成就在二李之下，因为杜甫与莎士比亚不过是“国家诗人”，比不了拜伦、二李这样的“灵界诗翁”，这无疑流露出他重内在性情和浪漫气质的诗歌价值观。
在翻译拜伦诗歌时，苏曼殊非常注重内蕴的情感，并由内及外地将情感转化为语言的契会。四言和五言是苏曼殊翻译外文诗歌采用的基本句式。《去国行》是拜伦的叙事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一节，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译的：“行行去故国，濑远苍波来。鸣湍激秋风，沙鸥声凄其。”
苏曼殊精通中文、英文、日文、梵文四种文字。为学习佛法，他有意研习梵文，沉浸其间数年，编纂了《梵文典》。《梵文典》是供中国人学习印度梵文而编译的读本，共八卷本，蔚为壮观。
知名学者柳无忌认为，“在20世纪初年，苏曼殊实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创始者，重大的功臣，诸如梵文的介绍，西洋文学的翻译，中诗英译的编集，有其辉煌的成就。”
英年早逝直言“都无挂碍”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
自是神仙沦小谪，不须惆怅忆芳容。
——《偶成》
苏曼殊非常浪漫，喜欢遨游，天南地北独来独往，飘忽不定。他曾到新加坡、爪哇、锡兰等处，学梵文，研习佛经；曾在国内南京、长沙、芜湖、安庆等地当过教员……纵情天地之间，留下了清寂而又潇洒的人生篇章。
在上海时期，他有钱时挥金似土，滥吃滥用。他每次请客都喜欢叫上许多人，有时还托朋友辗转相邀，理由竟是：“人少，不能尽欢。”客人到了就开吃，吃完就散，连来人姓名都不问，也不用道谢，令人惊讶。有钱时放纵不羁，没钱的时候，他会跑到杭州西湖，住在西湖边上的白云庵，白天睡觉，夜晚披着短褂赤着脚拖着木屐，到苏堤、白堤上散步，直到天亮才回来。去世前的几年间，他都过着这种纵情人生的生活。
苏曼殊的一大嗜好是吃。有一次，好友柳亚子收到家乡寄来“麦芽塔饼”，苏曼殊竟一口气吃了20个，情愿吃到肚痛生病。朋友周越然回忆：苏曼殊最爱吃蜜枣，“有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
对于曼殊的贪吃，陈独秀有此评说：“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临死前留下了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注：小标题下所引均为苏曼殊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