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有关中草药导致肝、肾损伤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不同统计均显示，致肝损伤药物中，中草药占20%-50%，其中包括了知名的补益药何首乌以及“疏肝泻热”的川楝子。而关木通因其包含的马兜铃酸可导致严重的肾毒性，被撤出药典，相关中成药限期改方，也成为近期受人关注的中草药安全性事件。
为何许多人心目中“天然无害”的中草药，时至今日却成了“有毒有害”的呢？
天然植物并不希望自己被吃掉
在诸多非法食品添加剂被曝光后，民众对“化学成分”可谓风声鹤唳，视其为毒蛇猛兽的同时，转而拥护一切天然成分，却忽略了“天然植物往往有毒”这一常识。
除了乌头、曼陀罗、断肠草这些众所周知的有毒植物外，事实上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食物，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有毒的。例如，发芽马铃薯中的龙葵素可麻痹呼吸中枢致死，未煮透的四季豆中的皂素和红细胞凝集素可致头晕呕吐，新鲜山药所含生物碱容易使人过敏，未去皮浸泡的木薯所含氰化物毒性极强可致人死地。
曼陀罗是著名的药用植物，含莨菪碱、东莨菪碱和曼陀罗等药用活性成分，但全草有剧毒。
这些食物为什么会有毒？因为人类“强行”把有毒植物变成了食物。事实上，各种植物体内都含有“次生植物物质”，这是一类在植物生长、发育及繁殖过程中非必须的天然化合物。其中，有些物质可以协助生长调节，有些可以引诱昆虫等协助授粉，其他则发挥了“拒食”功能。
要知道，除了甘美的果实吸引动物吃掉以传播种子之外，植物极力避免自己的任何一部分被吃掉，于是“心机深重”地合成了各种物质。植物静默不语，但不是好欺负的，它们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和有能耐。有些次生植物物质的拒食机制非常复杂。比如多种豆科植物种子中的非蛋白氨基酸，看起来和能够正常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十分类似，但用前者“造”出来的蛋白质并不能正常工作，会导致吃下种子的动物生存受到不良影响。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不仅会用各种手段将植物去毒，变成食物，还会把一些植物用作药物来治疗疾病。于是，各种实际上含有次生植物物质的植物都被人吃进了肚子。
植物就此输给人类了吗？并没有。这场战役比我们以为的艰难。现有的技术不但无法将次生植物物质全部去毒，而且一部分次生植物物质在用于治病的同时也产生着毒副作用，这就是植物对人类的“报复”。
药理活性和毒性是一把双刃剑
单纯地从植物中摄取糖、蛋白质和脂肪能填饱肚子，但这些元素并不能用于治病。人们真正能用来治疗疾病的，正是前文提到的“次生植物物质”，它们在人体内发挥功效，调节人体生理功能或杀灭病原体、癌细胞，从而达到治病功效。
像甾体、萜类、类黄酮、生物碱等等，都属于次生植物物质。这些名字听起来有些抽象？那我来举些具体例子。让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就属于倍半萜内酯；传教士治好康熙疟疾用到的金鸡纳霜，是一种生物碱；而历史上最著名的植物来源药物阿司匹林，就是由有机酸为基础合成的。如果您认为这些都属于西药，那么可以看看中药的有效成分：人参有效成分是人参皂苷，大黄有效成分大黄素属于蒽醌，绿茶的抗氧化功效则来源于茶多酚。无论西药或是中药，诸多来源于植物的药物，其有效成分都是次生植物物质。
瑞士罗氏公司推出的抗流感特效药“达菲”，由调味料八角中提取的莽草酸为原料合成。
从本质上说，中草药只是全世界天然药物中的一个分类，了解其传统的应用历史，并不能表明其特殊性，更不能说明其无毒无害。不论中药还是西药、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化合物、有机物还是无机物，只要吃到嘴里涂在身上，有毒与否，关键还是取决于用途和剂量。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要提出一组对立概念：“治疗作用”VS“毒作用”、“副作用”。以金鸡纳霜中的奎宁为例，用于治疗疟疾时，用量过多会导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是一种中毒现象，所以它有“毒作用”；同时也是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因此它还有“副作用”。
这种毒副作用，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利用。奎宁有一种异构体奎尼丁，调节心律的作用和奎宁类似但更强，它就可以用来对失常的心律进行矫正，此时奎宁的毒副作用却起到了治疗作用。
再举一例，雷公藤有抗肿瘤及免疫抑制作用，是非常有前途的治疗癌症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草药。然而它毒性也很强，服食根皮30g-60g即可致死。因而用药剂量需要严格控制在毒性剂量范围之下，仿佛天平的指针，左偏为药物，右偏即为毒物。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粗浅的结论：药物和毒物并没有严格的分界，区别只在于剂量。而如何掌握用药剂量以避免毒副作用发生，或者通过药物炮制等手段使得毒副作用降低，成了医药学界数百年来的工作重点。
未曾进入现代毒理学轨道，就无法正确认知毒性
东方西方都在探究药物毒理方面经历了漫长的实践。
传统中医基于用药经验，已经初步总结了一些中草药的毒性及配伍禁忌，比如在《本草纲目》等本草著作中就标明了“小毒”、“大毒”及“十八反、十九畏”等。与此同时，奠基于古埃及、古希腊医学的西方医学，也对药物毒性及毒物进行了分类研究。
“现代毒理学之父”Paracelsus（1493-1541）。
16世纪，西方毒理学研究的里程碑事件诞生了。瑞士医生Paracelsus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剂量决定一种物质是不是毒物。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毒物和非毒物，而是由剂量的多少决定。即便是水、盐、氧气这样的生存必需物质，一旦过量也会造成毒害。这就是现代毒理学的奠基，也是传统中医始终没有迈出的一步。
既然毒性可以量化，那么如何量化就成了新的问题。随着药理学、药物化学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共同发展，现代毒理学试验逐渐脱离了单纯通过观察人体用药反应的阶段，发展为：首先通过药物本身化学性质来初步判断其毒性，然后通过大鼠、小鼠、兔等动物作为人体替代品，观察其毒性反应，确定其毒性级别，初步确认安全性后，再进行各期临床试验。
动物实验如何确定毒性级别？举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为例：选取批量动物，依不同剂量给药，记录各剂量下的死亡数量，即可统计出药物的半数致死量——让一半受试动物死亡的剂量。以半数致死量同药物最大用量相比较，即可确定毒性级别——药物最大用量距离半数致死量越大，则可粗略视作安全性越高。
事实上，现代毒理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经典毒理学。剂量阈值统计方式在更新，基因敲除（knockout）动物被用于试验，DNA芯片等分析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也逐步成为新药上市前的惯例。因此，当我们拆开西药的包装盒取出说明书，往往会看到上面写着林林总总的不良反应和禁忌，令人触目惊心；而中成药的说明书上“不良反应”、“禁忌”两栏却常常是“尚不明确”。
也许很多人以为，这正是中药“没有副作用”的明证。可其实这样才是令人担忧的。中成药及其来源中草药的成分极为复杂，本应条分缕析、进行多重临床前实验及临床试验。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并没有完全开展，中草药带着“天然无副作用”的光环不明不白吃到了患者肚子里，结果却产生了各种毒性作用，令人措手不及。
正确认知中草药毒性之路阻碍重重
如果中草药不纳入现代毒理学的轨道，其毒性认知水平恐怕只会停留在《本草纲目》的水平，甚至还不及。现代毒理学是一门舶来品，在中国落地不过数十年。在浩如烟海的天然中草药和各地民族民间药面前，尽管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了长期而艰巨的研究工作，有相当大比例的中草药尚未获得充分研究，毒性仍未明确。
换言之，当前的中草药研究，还未能完全纳入现代毒理学轨道，有大量中草药和民族民间药的毒性尚无章可循。
与此同时，中草药的应用却未曾因毒性研究滞后而停步，如同一辆刹车失灵的老旧汽车在高速狂奔。中草药方剂仍然照常开出，还被制成各种中成药和保健品——采用现代制剂工艺，其内在却不遵循现代药品研发程序，仅凭“长期应用”就未经临床试验投向市场，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用药安全隐患。
由于利益驱使，卫生部门既不会主动推动中草药规范化，也没有压力要向公众普及中草药毒性知识。而从中药种植到加工，再到中成药、保健品厂商，经由销售渠道流向广大药店和中医院，并由中医药院校提供人力保障的这条产业链，牵扯了太多利益相关，谁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谁都不愿意将中草药毒性的事实公之于众，故而中草药的毒性只能转嫁到患者身上。
普通患者通常并不具备完善的医药知识体系，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途径无非是电视、报刊、广告、熟人以及朋友圈。这些未经科学阀门过滤的信息源，充斥着各类商业广告、医托、伪科学及民粹。尽管许多患者平时非常注意身体调养，信赖有机食品，反对化学产品，然而在蒙蔽中却把有毒中药当作天然无害成分大把大把吃了下去。
这种乱象不应发生在科学昌明的当代，也与医者仁心相背。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迈开这一步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