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644年，李自成带兵打进了北京（其实是太监投降把城门献了），农民军进城，先奔着国库去了。结果打开一看，才10多万两银子。
按照购买力计算，有人考证说明朝一两银子相当于在600元-800元人民币，比起清末民初，一块大洋折合200-300元人民币值钱多了。
就算按照800元人民币计算，10万多两银子也才8000万到1.6亿人民币，也就够买几辆布加迪威龙的。看来明朝中央确实没钱，难怪崇祯皇帝赈灾也好，练兵发饷也好，都穷的要命，拿出几万两来就心疼的不行了。
打进了城没钱，你怎么犒赏三军？有办法，反正城围了打下来，谁都没跑出去，就奔着城里的官员来吧。
农民军属于流寇，没有长远规划，不考虑未来统治还得团结那些人的问题。于是，李自成就把官员都抓起来拷打要钱。
这一要不要紧，要出来7000多万两，这是什么概念？明朝全盛时期，是张居正当权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的时期，国库银子达到1200多万两，已经是空前绝后的富裕。
打个抗日援朝揍丰臣秀吉的时候，明朝花费也就400万两。李自成兵临城下，要的条件也不过是在西北地区当个王，也就百万两白银。这7000万两稍微拿出一点点，无论是赈灾，招安，还是练兵，明朝都不会亡，但明朝就是这么亡了。
闯王李自成
钱都去哪了？
对于明朝灭亡和税收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黄仁宇研究的结果，他考证了明朝的各种税收规定，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税负其实很轻，尤其是工商业税负。
按此推导，就是税收轻了，中央政府没太多钱。官员发工资也好，兴修水利也好，巩固国防也好，救灾也好，都需要钱。
钱少了，日常还能维持，但是遇到大灾，就没钱赈灾。没钱赈灾，就要有农民起义军。中央镇压还没军费，捉襟见肘，最终国家就完了。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是吴思先生的，他在《潜规则》里提出一个概念叫“崇祯死弯”。说的是崇祯没军费镇压了，要加税。但是加税太高，让老百姓不能活了，老百姓守法纳税死路一条，去参加起义军还有一条活路。为了镇压加税反而壮大了起义军，“闯王来时不纳粮”这口号不管真假，杀伤力都是原子弹级别的，结果明朝就完了。
一个说是税轻了没钱，一个是说税重老百姓活不了，谁说的对？钱都去哪了？
隐形税负
其实两个人说的都对，不过说的不是一回事，黄仁宇说的是官话，也就是明面的税负，这个税负确实不高。即使明末崇祯加了税，名义税负也没到官逼民反的地步，中央财政也确实穷。
而吴思先生说的是事实，也就是实际情况。民众的实际负担确实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能好好过日子，谁去造反？
中间的钱都去哪了？答案就在这7000万两上，这些钱被官僚集团给拿了。就这还只是京官拿的钱，未必是全部，因为还会有钱私藏下来。
而京官只是官僚集团的一小部分（虽然是比较肥的一部分），全国各地的官员多着呢。这些钱得有多少？
从几大权臣的抄家结果看，一家抄出折合百万两白银的财富是正常的。官员本身做行政管理工作，拿着可怜的国家工资，他还有日常消费。这些钱是哪来的？
只能是从百姓身上来的。所以腐败其实是一种隐形税负，官方名义税负加上腐败隐形税负，才是老百姓实际的税负。
明朝名义税负不高，国家没有太多的钱。而实际税负高的离谱（明朝有人说百倍于正税），所以老百姓才活不下去，才要造反。
官僚的生存方式
官员为什么要钱？一方面是人性使然，谁都希望自己生活过的好点，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都好点，没钱是不行的。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还希望自己的儿子孙子也过的好点，没点积蓄也是不行。
另一方面，在明代官场，没钱不仅仅是个生活问题，还是个生存问题。
当了官，就有上下级，有同事同僚，要面对各种考核。不合格者，重则株九族，动不动就斩首，全家发配，女眷送到官办妓院世世代代当妓女。男的当龟公（妓院中干杂役的男人，一般还充当保安的角色——观察者网注），必须带绿帽子（明代早期对穿着有严格规定，绿帽子的说法就是从这来的）。
要想考核达标，让上级看上眼就非常重要。上级怎么就能看上你？不送钱是不行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创造了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冰敬炭敬（夏日以为京官消暑降温的名堂献礼孝敬，此谓“冰敬”；冬日以为京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向自己的靠山孝敬钱财，此谓“炭敬”）等各种送礼的机会。不送你就提拔不上去，这还是小事。别人都送你不送，碰到小心眼的领导，找个理由参你一本，身家性命都是问题。
官越大，管的地方越来钱，送的钱就必须越多，否则占着茅坑不拉屎，上级自然会找人替换你。这就是官场逆淘汰。你是道学先生，洁身自好就没法混升不上去，或者被淘汰丢官，或者在谁都看不上没油水可捞的清水衙门当个小官。
有人说那明朝还有个大清官海瑞啊，这种人其实是小概率事件，他当小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原则，被一个有良知的领导看中，暗中保护了他很多回。后来这个领导当了大官管人事。否则10个海瑞也早就丢官了，运气差点坟头都长草了。
这种制度下，人人向下级收钱给上级送钱就是一种生存方式。而钱不是他们自己赚的，一级压一级，最后就是基层的办事员、临时工找老百姓要，拿不出来就打。因为关系到前途和身家性命，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能马虎。
崇祯皇帝
免税者
明朝一开始规定一些贵族是不纳税的，后来一些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可以不纳税或者少纳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税是包括名义税和隐形税的。
没有理由收你的名义税，后面很大的一块隐形税也就无从收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各路人马拼命也要挤进免税的行列。
贵族通过繁衍，规模越来越大。普通人通过考取功名，获得的免费名额也越来越多。有了功名不仅仅可以免税，还有可能当官，而当官就进入到了官僚的生存方式，不但不交税，还要收税（隐形税）。
结果就是收税的越来越多，交税的越来越少，剩下的人税负越来越重，最终活不下去造反。
明朝的灭亡，这些免税者是帮了不少忙的。不过，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大动荡中也万贯家财一场空。
皇帝的困境
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能把官僚收的钱从暗处转到明处，官僚少贪一点，国家多拿一点，民众少负担一点，至少别造反是最理想的。
从税负公平的角度，富人多拿一点，穷人少拿一点，富人多拿点也就少吃两根人参，而穷人是活命问题。这样有利于社会和谐。
但问题是，皇帝做不到。富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对政府施加影响力。一方面可以贿赂官员和媒体（当时没有什么报纸、杂志、门户网站、微博微信，但是有言官）给自己说话。对富人加税是不道德的，阻碍自由竞争（那个年代可以找天文异象说老天都看不下去）云云。
另外一方面是控制人事。科举制度是严格的考试制度，而考试是需要钱的，学习也好，赶考路费也好，家里很穷是不行的，至少得是个小地主小商人基层官僚之类的。
而真正当大官的家里一般出身都不低，这些人当然要为自己的家族和阶层考虑。制订政策，给皇帝提建议，也要先考虑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你让皇帝出一个政策，所有官僚清查家产缴纳财产税，所有富商地主缴纳重税，穷人免税，官僚们是要造反的。皇帝的政权构成就是这些人，他没法用自己的刀割自己的肉。
让官员富裕阶层为了总体利益暂时牺牲下？嗯，崇祯当年干过，兵临城下的时候让大臣们捐点钱当军费保住北京，结果是捐了点，但是不够干什么。
皇帝其实也没辙。
利益制衡
官员迫不得已，皇帝没辙，是不是就没救了呢？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叫利益制衡。
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互相冲突的。社会资源就这么多，我多吃一口，你就少吃一口。等到有人一口都吃不上，活不下去了，就只能造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制订和执行政策的时候，让各方都参与进来，吵架在这个时候吵，吵出来结果才是一个各方能活得下去的政策。
如果皇帝制订政策的时候，各个阶层的百姓能参与进来，执行的时候，百姓能对执行者进行监控控制。官僚腐败侵害百姓的利益，百姓有途径能侵害官僚的利益，官僚自然就不敢太过分。如果明朝对官僚的考察以辖区百姓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住房、教育、医疗、治安……为考核指标，决定官员升迁还是降职，官员自然不会搞到民不聊生。
利益共同体内的监督机构设置再多，也是摆设，有利益冲突的利益体之间的互相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
做蛋糕的问题
前面说了很多，都是分蛋糕的问题，是社会资源怎么分配才让大家日子过得下去的问题。明朝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央政权钱不算多，修不了太多水利，也没搞出工业革命来。人口一多，大灾一来，财富分配又有问题，就乱了。
明朝灭亡，根本原因是在生产力没有大发展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利益制衡，财富过多的分配到了官僚集团手中，造成中央政府没有财力维持公共服务，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在天灾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最终崩溃。
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是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来分；再一个就是通过利益制衡，让蛋糕分的平均一些，国家有钱去做公共服务，老百姓日子能过得下去，富人多交点税，官僚少贪一点，这就是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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