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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当前文艺学热点与教学改革”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18日至21日在秦皇岛市北戴河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00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本次会议主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文艺学学科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消费社会—大众传媒与审美文化等当前文艺学热点以及教学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反思如何在中国当前的历史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反思与重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得到文艺学界的重视，成为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自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逐渐形成共识，被写进教材。最近有人质疑，认为这个观点是“审美”加“意识形态”的硬拼凑，或者说是唯美主义的偏正结构，甚至于把“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下滑、堕落现象归于此。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逻辑起点出发，考察了它的历史生成，进而说明审美与意识形态不是简单地拼凑起来的，而是融合成为了新的系统质，使文学的诗意审美与社会意义、价值、功能保持高度的张力与平衡。钱中文指出，研究理论问题要坚决摆脱把马克思“说过的”和“没有说过的”当作出发点的学风，要坚持对话和包容的原则。
中国的现代性也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指出，中国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有它的特殊性，因而必须从我国的具体语境出发去理解它。而文艺学学科在这种社会境况下要有所作为，必须大胆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为中国的文化重建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性论”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成为一直讨论和批判的对象。当前虽然走出了这个禁区，但理论界对“以人为本”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误区。朱立元（复旦大学）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阐释入手，指出“以人为本”是以区别于神和动物的抽象的、一般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它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在现实中具有巨大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探讨人性论对当前文艺理论的建设、推进当代文学创作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人民的文学”这样一个提法，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指出它不应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文化的概念。它能够召唤人们对自己的精神进程有所自觉，催促人们精神上的“洗礼”，或改变自己非民主的存在，或改变自己非公民的存在。我们的文学理论的建设不能只局限在政策和文艺学的圈子里，更应该关注中国人的精神进程。
二、对文艺学学科建构的思考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物流大潮的冲击、现代媒介日益发达等时代因素的出现，文学和文艺学的发展面临着种种挑战。如何应对所谓的学科危机，回应种种质疑的声音，文艺学应该如何在困难中探索前行，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指出当前文艺学研究与教学面临着历史主义的缺失，常常只做逻辑的研究，就作品论作品，不下历史研究的功夫。他评述了俄罗斯历史主义摧毁结构主义，又从中吸收养分，将内部与外部、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当前的文艺学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刘俐俐（南开大学）指出了一种从宏大叙事如何向现实靠拢的方法——文本分析。文本分析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活动，注重以自觉的方法意识指导，采取与文本相应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学理性分析，在分析中自然地转换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她认为探究文本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有利于补充和更改文学史，使其更加科学化，而且更有利于文化传承。
赵宪章（南京大学）基于对“广义文艺学”的定义——以中国文学学科中的文艺学为主体，包括外国文学中的外国文论，艺术学中的艺术理论和哲学中的美学在内的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通过举例分析，证明了借助CSSCI数据调查，在对广义文艺学主题词的研究分析中展现出当前文艺学研究的热点，准确地表达了当下学界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和可能性。这种新的研究尝试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广泛兴趣。
高小康（中山大学）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文艺学的再建设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指出，文艺学的某些研究长期陷入从文本到文本的窠臼，在方法上走入了误区，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回答。他从自己近年来从事的非物质文化研究的切身经验出发，建议文艺理论研究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期使一些文艺学课题得到鲜活的、有效的解答。
三、对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的思考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议题从1996年提出到现在已经有整整十年时间。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中西文论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研究思路等问题仍然是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很多人对中西文论存在着误解，认为西方文论是进步的、科学的，其价值依据是“人”与“自然”的规律，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其价值依据是政治“教化”，缺乏真理性。童庆炳驳斥了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依据在于人与自然合一、物我合一、主客合一，是儒家的“人的精神”和道家的自然精神的相互补充，而不在于统治者的“教化”。在对西方四次“为诗辩护”问题的反思并考察中西文论价值资源的基础上，他认为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应该做到中国古代文论、“五四”以来的新文论和西方文论三者的融合。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路径问题，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在对待古今、中西、经典解读和理论创造等方面都要从视界融合的角度加以理解。只有在不断的、良性的、深度的视界融合与古今思想之间不断的诠释学循环中，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丰富性才会不断呈现，现代文论的理论视界才会不断拓展。
四、对消费社会、大众传媒与审美文化的探讨消费社会、大众传媒与审美文化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对于该议题的考察与研究尤为突出，学者们研究角度各有不同，所持立场也因人而异，对于多方位认识大众文化现象实有裨益。
余虹（中国人民大学）从人与大自然（人自身外的自然）和小自然（人自身的自然）的关系为例，以个案分析和图像展示的方法，来阐明当代审美文化的世俗化流向就是对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神性信仰和宗教的摧毁。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对文学的“去精英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指出新时期以后确立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在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以及网络等新媒介的综合冲击下正面临着去精英化，诸如网络文化/文学泛滥、纯文学边缘化等现象。他认为对这些现象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保持深刻的反思态度。与抽象的审美批判和道德批判不同，陶东风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进行考察，指出这些现象以及普遍流行的犬儒化、无聊化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考察立场、观点来关注当今的审美现象，并把当代中国审美现象概括为审美的资本化、普遍化、欲望化、审美过度和审美不足四个方面。她一方面肯定了审美的资本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既有现象的过度和诸多不足，显示了辩证而又独立的眼光。
高楠（辽宁大学）首先认为“文学边缘化”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文学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格局去区分它是中心的还是边缘的，它有自身的超越性。其次他认为对经典问题要慎重对待，不能一味地去解构。再次他强调不能用文学性取代文学研究对象，因为文学性本身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最后他指出，面对今天的时代形势，文论工作者既要全面地把握这个时代，又要有超越性、批判性精神。面对繁荣的大众文化与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却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而消费社会将“物”作为符号来表现文化意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明，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功能，是进步而不是后退。在当前的语境里，知识分子抵御消费文化，追求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有其合理性，但不能拒绝。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忧虑、批判等）并没有错，但不能置身事外。关键是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这种“介入”不能光停留在理论建构上，而应该实践性地“介入”，要有一种献身的精神。
媒介问题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在理论界探讨颇多。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改变了人们关于媒介的传统观点，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媒介直接就是生产力。因为媒介发挥了生产力的作用，并改变着世界。而艺术媒介的特点在于它和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本身是不可分离的。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形态的诞生。
“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近些年来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也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兴趣。陶东风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消费社会去精英化的一个表现。童庆炳则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自古就存在，而且当代也存在城乡差异的特点。胡亚敏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存在审美过度与不足两个问题。钱翰（北京师范大学）则认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危机和挑战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进入了话语体系并引起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注意和反思。赵勇（北京师范大学）则谈到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分析只进行审美判断是不够的，应该加入价值判断的内容。
五、文学理论教学与改革在教学改革方面的探讨中，与会代表们从自己的教学实际出发，分享和交流了各自的教学经验，针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
在教材改革方面，童庆炳认为教材的编写要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余虹把有争议的文化现象引入教材的做法也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兴趣，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吴浪平（湖北荆门市沙洋师专）则主张应当在教材中摆出不同的观点供学生比较、选择。
在教学方法方面，刘俐俐认为，在教学实践中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是十分可行和有效的，这一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童庆炳总结并介绍了他的教学经验：靠理论本身的学理力量吸引学生、理论要与精彩的作品分析相结合、引导学生阅读理论原著与经典、讲课形成个人风格等。李春青认为对于教材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融会贯通；敢于在课堂上提出与教材不同的见解，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联系当前文学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赵勇则介绍了北师大文学理论教学中一些新的尝试，包括教材编写理念的转变（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文学理论课分成文学概论与文艺学专题两部分在一、二年级分别讲授等课程改革措施。李茂民（山东师范大学）针对大学中文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用中国古代“文”的观念重新规划大学中文教育制度，并将其变成一种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以此来提升人文和价值观教育水平。谢龙新（湖北师范学院）则主张文学理论教学应该适当通俗化。
此次会议本着认真务实、开拓创新、亦此亦彼的精神，对文艺学当前的热点问题和教学改革中的新老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细致的探讨，达到了交流对话、相互促进的目的。它必将对文艺学在新时期的学科建设方面发挥积极的意义，并将促进文艺学热点和教学改革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下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宋 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