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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的尘封记忆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回到历史现场去考察，不能简单的笼统论之，更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惟一的评判标准。 《高宗武回忆录》和陶希圣的《潮流与点滴》这两本书的出版，与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有着直接关系。 前者，完稿于1944年。因时局关系，当时未得出版。全书系英文打字稿，共254页，十五个章节。六十一年后，一个偶然因素，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意外发现；后者，四十多年前经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在大陆推出，却是首次。从某种角度看，两书遭致时光湮没或遮蔽，个中原因是多重的。 陶恒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只是当年陶先生为厘清“高陶事件”真相，尚不知高氏有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所谓“孤证不立”，这也是陶先生之所以决定要翻译高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与陶先生是忘年交。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与先生多次对话，对陶希圣、高宗武其人与事，包括两书出版之背后，所知甚深。今年4月，先生从美国回大陆，我与先生在南京见面，对两书背后之某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次做了一个对话。 范泓：《高宗武回忆录》在大陆出版，对进一步厘清当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唐德刚早年在华盛顿与高宗武“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最终亦未能从高氏嘴中打探到“高陶事件”的细枝末节。事实上，高宗武早已写好了这本回忆录，您是怎样知道的? 陶恒生：2005年6月，谢幼田先生来电话，告诉我说，郭岱君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一个美国外交官的档案里，发现高宗武的英文手稿，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当然有兴趣，谢先生便把郭岱君的电话给了我。我立即致电郭女士，她原以为我是陶晋生（台湾“中研院”院士，研究宋辽史的著名专家，作者注），后来才弄清我是晋生的三哥。郭说，高的手稿有两百多页，藏在美国外交官Laurence Salisbury（罗伦斯?萨斯伯里）的档案里，已超过六十年，最近才发现。如若我想看，她即可安排。谢幼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代表之一谢持的孙子，1986年应斯坦福大学之邀来美做研究，现为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郭岱君在台湾是一位名人，早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是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她是国民党档案、妇联会档案、宋子文档案、两蒋日记落户斯坦福大学的关键人物。郭女士在李登辉时代曾任“总统府”笫一局副局长兼发言人。 7月4日，我和郭岱君在电话中敲定8日在胡佛研究所见面。郭女士很热心，亲自带我去档案馆办理手续，并吩咐管理员把已预定保留的萨斯伯里档案装在推车上推了出来。萨斯伯里档案共有四匣：第一匣：高宗武的书信；第二匣：高宗武手稿：INTO THE TIGER'S DEN；第三匣：萨斯伯里的日记；第四匣：萨斯伯里的书信和文件。高宗武手稿，是英文打字副本（即复写纸下的一页），写于1940年，完稿于1944年，共254页。尘封六十一年之久，白色打字纸的纸质和字迹均甚完好。 我取出文稿翻阅。内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高宗武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协助黄郛在华北与日本人谈判起，及至在南京与日本外交界周旋，奉蒋命驻香港刺探日本情报，私访东京，与汪在河内会合，曾仲鸣被刺，与汪同赴上海，东京之旅，上海谈判，偷拍密约照片，至潜逃香港揭露密约……等等过程，叙述甚为详细。当我读到第五章，1939年底高和先父密商逃出上海的情节时，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 范泓：高的回忆录在当时未能出版，或许与时局变化有关。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是不是美国出版商对高的回忆录已失去了最初的兴致，他们更想关注的是战后世界格局的调整，以及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此时需要的是心灵的抚慰与复苏? 陶恒生：这是从大的方面所作的一种推断，我个人认为基本成立。应当说，高本人当时十分想出版这本回忆录。从萨斯伯里档案中发现的那些英文书信来看，大都是1944年高本人写给美国各大出版社的副本，其中也有他与萨斯伯里之间的来往信件。从这些信件统计，他们两人接触过的出版社有六家之多，可惜都没成功。至此，我才理解为何萨斯伯里手中只有一份高宗武英文手稿副本，正本不知在何处。后来，我从高在美国的孙子高昕那里知悉，正本甚至中文手稿，目前就在他的手中。据高昕本人说，中文稿比英文稿要详细，我没有读到过，因此无法比较。但就这件事来说，我相信差别不会太太，无非是细节与观点，可能更加详细一点。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文丛”已出版了中文稿《日本真相》，我远在美国，迄今未看到。 范泓：高的回忆录，与陶希圣的那本《潮流与点滴》，在重大史实上有什么出入吗?倘若没有的话，这两本书即可互为印证，对这一段隐晦不堪的历史，以唐德刚的话来说，“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了? 陶恒生：我并不这样认为。蒋公大溪档案（距台北市八十公里的大溪镇，有一座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地下档案库，长期密封国民党的一些重要档案，被人称为“大溪档案”。其中仅蒋介石生前留下的亲笔信函、批示、文电、密札、蒋氏宗谱等文件就多达四万余件。作者注），其中有无这方面的密档，查阅后方可知道。从史料角度看，两本书作为当事人的回忆，除少量细节外，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高的回忆录成稿于事发后不久，从记忆讲，应当更准确一点。我父亲那本《潮流与点滴》，本是一些回忆性质的随笔，当年分别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和《自由谈》上，时间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后来结集出版，有些被收录，有些则未被收录。而且，此书亦非专门讲“高陶事件”。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高陶事件”一直不愿多谈。当年唐德刚赴台北参加一个史学会议，专门来拜访家父。与高宗武的态度一样，父亲也是不愿多说。毕竟是他作为一个学者从政之后卷入政治湍流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尤其在政治这个层面上。1994年6月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的、陈存恭等人采访、编撰的《陶希圣先生访问记录》，其中也没有多谈“高陶事件”。由此可见，父亲、包括高宗武的某些态度，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心理的原因，因为当年有“汉奸”之嫌，尽管与史实有所不符。至于高的回忆录早已写好，不告诉唐德刚，这只能说明，这件事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创伤长期未愈。作为陶家后人，之所以撰写《“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不过是想厘清这一段被人为扭曲的史实罢了。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回到历史现场去考察，不能简单的笼统论之，更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惟一的评判标准。事实上，当年“低调俱乐部”的那班人，并非都不爱国，其中就有胡适先生。抗战初期，高宗武奉命打通外交途径，就是经胡适先生推荐给蒋介石和汪精卫的。 范泓：“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先生盱衡时局，纵观现实，提出“苦撑待变”，甚至说过“战难、和亦不易”这样的话，汪精卫等人却希望把“和谈”与“投降”分开，至少他们也知道如果与日本人“和谈”不成，必然会留下千古罪名。在当时情形下，除了全面抗日，就没有一点“和谈”的可能性吗? 陶恒生：这个问题，在今天来回答已不是特别困难。因为许多档案已被解密，而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现已对外开放，我先后三次前往阅抄。当时蒋介石的态度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这是1937年7月16日，蒋介石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时的关键内容。在日本方面，其内部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扩大派”主张，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若不加以制裁，势必引起全面冲突，而未来日本与苏联或开战，中国必支持苏联，所以应“对华一击”；而“不扩大派”则强调，一旦大举出兵中国，将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不如专心经营“满洲”，准备将来对苏一战……实际上，中国人反日情绪自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以来，可说是愈演愈烈；加上1927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件”（成立伪满洲国），以及入侵华北，逼签《塘沽协定》等，更成燎原之势。“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推行所谓“大陆政策”，暴露出妄图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野心。所以，与日本人决一死战不可避免。但是，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从事实看，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等等，这都说明“和谈”对“打仗”而言也是一种政治作战，只是汪等走得太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胡适先生说“苦撑待变”，等待的是什么?以唐德刚的解释：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末“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这是唐先生在《“高陶事件”始末》序中说的一段话。 范泓：相隔几十年，《高宗武回忆录》和《潮流与点滴》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您是怎样看待这两本书的?其史料价值究竟有多大?陶书附录您母亲陶万冰如女士的回忆录《逃难与思归》，好像在海峡两岸是第一次公开? 陶恒生：母亲的那本小册子，是她七十岁那年写的，是未刊稿。这次附于《潮流与点滴》之中，不仅是陶家后人对母亲的一种追念，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回忆，可弥补父亲书中的某些不详之处。我也是当年从上海逃到香港的亲历者之一，所以十分清楚，父亲与高宗武后来之所以中途醒悟，脱离汪组织，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即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母亲也是影响父亲态度的关键人物。这次《潮流与点滴》在大陆出版，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尽管某些章节未能刊出。不过，透过这本书，可看到当年一位知识分子作为学生而教授、教授而记者（陶希圣晚年出言谦恭，不以从政而自称，只承认以新闻记者执笔论政而已。作者注）的沉浮一生，对考察在那个大时代中知识与权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现实的参照。《高宗武回忆录》对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某些重大决定，汪、蒋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高陶事件”之前前后后，有直接详尽的叙说，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当然，这本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录，并未能真正解开更深层次的“和谈内幕”，高奉命或擅自与日本方面接触，不过是当时若干“和谈”中最重要的一支。1940年，高宗武偕夫人化名“高其昌”从香港经欧洲抵达美国，一直被不允许回来，后做股票交易，听说胡适先生注入了第一笔资金。若干年后，胡适在台北去世，高宗武连本带利将其股金托人全部交还给胡夫人。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范泓：还有一个题外话，《高宗武回忆录》多次提及夫人沈惟瑜女士，并说与沈女士在上海成婚，汪精卫是他们的证婚人。后来，我却意外得知，沈女士与高宗武并非结发夫妻，高的第一位妻子叫郑淑英，同为浙江乐清高桥村人。郑淑英小学文化，在当时乡下，读过书的女孩子，可谓凤毛麟角。高与郑出一子，当年离婚后，郑一气之下，不要这个儿子，将其送到上海。但自1956年这个儿子认母之后，母子关系一直不错。郑淑英晚年病重，其子从北京飞回，郑淑英是在儿子的怀抱中平静离世的。说起来，十分感人。我有一张郑淑英晚年的照片，是知情者读到我写高宗武的文章之后发给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