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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18日报导，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 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的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现代孩子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标准答案是“会的”。 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幸好还有课外书。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作家叶开女儿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 语文考过九十分是丑闻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在叶开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并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还有另种价值观的教育。 本文来自神州智慧网(http://www.shenz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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