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历代帝王中，颇好笔翰的不少，但达到一定水准、能够跻身书法大家，并在书法史上留名的却不多。唐玄宗的字华美有加，但骨力稍弱；宋徽宗的“瘦金体”瘦直挺拔，但太过古板；宋高宗的书写功力深厚，但缺乏灵性；康熙皇帝的字豪迈劲健，但研习不深。种种欠缺，使这些帝王级书法家们的书法成就，不能像他们至高无上的皇位那样登临绝顶，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个例外。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傲视千古的书法家。这一点，从他的代表作“晋祠铭”和“温泉铭”两座碑文中，就可以领略到其书法造诣的光彩夺目和登临绝顶。唐太宗的书法，深得王羲之之遗风，字体雄浑苍茫，风格劲健飘逸，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大家风范和王者气度。他个人的书法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堪称第一；而他推行的“权力书法”，以及他对中国书法的深远影响，更是独领风骚。
权力和书法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后者却能受前者的影响。权力对于书法的影响不外乎促进、调节和禁锢三种形式。唐朝书法的繁荣，同权力的促进和引导是分不开的，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朝历代，“书之盛，莫盛于唐”。唐太宗以帝王的尊崇，以伟人的气魄，以文人的胸怀，匠心独具，推陈出新，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运用在发展书法艺术上，从现实上看，他促成了初唐书法繁荣的良好开端，从长远上看，他使整个唐朝书法水平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
国家的强大，文化的繁荣，士人的昂扬，这固然是书法创作活跃的历史因素。而皇帝对书法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态度，则是书法名家辈出的人文因素。唐太宗在位期间，设置了弘文馆，委任书法名家担任书学博士，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并下诏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弘文馆学习书法；把王羲之捧为“书圣”，对书法的正统化居功至伟；以王羲之书法为载体，通过书法理论的建构，介入初唐书坛，促进了书法的繁荣，提携了初唐一百余年的书风；要求铨选人才要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应试者必须过了“楷书遒美”这一关才能录用，否则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