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革命的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按说遵义会议是有会议记录的，杨尚昆曾说，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作记录。可惜，遵义会议的记录，迄今未曾见到。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等等。
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保存的一批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神秘手稿。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八页4000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内中透露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一一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手稿被送到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后来，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陈云那里。
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向部队转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文中，“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
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后，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红一、三军团代表4人，“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其实除了上述这17人之外，还有5个人也在遵义会议上露面了。
第一个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在此此前较多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处于被批评状况，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
第二个因为前线战事吃紧，到会较晚，后来又早走的红五军团团长董振堂。证据有二：一是有与会人员杨尚昆的回忆证实：董振堂到会较晚，记得特别深刻。二是有与会人员李卓然的回忆，1935年1月,他在遵义城看到过董振堂，并有董振堂与会的印象。
第三个是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证据是1954年6月25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写信中谈到，红军攻克遵义城后，周副主席电知凯丰、蔡树藩(九军团政委)、罗炳辉(九军团军团长)务须14日赶到遵义城开会。当时因战事吃紧，为确保驻遵主力安全计，九军团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蔡树藩、罗炳辉留下，让尹自勇随凯丰赶赴遵义城开会。
第四个是负责做会议记录的邓小平，证据是在1958年11月13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遵义会议会址。一进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方找对了。”邓小平上楼走了一圈后说：“就是在这里开的会。”他还指着靠里面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最后一个是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因为给李德作翻译，基本参加了会议。但不属于领导人，没能发表支持或反对什么的讲话也不能表决，属于遵义会议知晓者，不属于参会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