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19世纪全部的俄罗斯文化存在于贵族的庄园的话，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
我相信有人看到这个题目一定认为是谈吃喝或者烹饪的，但是在苏联这个名词却有特定的含义，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思想启蒙”、“不同政见”“ 萨米兹达特”，为什么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能够扯在一起呢？盖因为“厨房文化”是苏联治下社会恐惧中产生的一种荒诞文化现象。
斯大林时期的住房与“告密文化”它的形成需要先从苏联居民的住房说起。十月革命后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乌托邦想象和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一批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部分工人和官员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地居住在里面。但不久，领导干部就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纷纷从“住房公社”里面搬出，住进了独户住宅或原来没收的贵族府邸。建于19世纪的老城区地段好的贵族府邸大都高大敞亮、装潢考究，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这种住宅后来大都作为机关和博物馆所在地，但是也有部分内部经过分隔改建分配给一些官员和单位员工。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内战结束后首次城市化过程，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出生率形成一个高潮。苏联实行住房国有化，原有的城市格局与住房明显不足，而政府决不允许私搭乱建，房屋的建设与分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完全由国家垄断。涌入城市的人们只能屈居在一些集体宿舍或合居住房内。比如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他们中能得到住房的还不足千分之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5.9平方米。注意这是全国平均数，而具体落实到欧俄城市的居民人头上，人均不到两平米，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监狱里人挨人刚刚可以躺下的面积。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大批军队复员、离散家庭团聚、外迁机关企业返回，城市的住房极度紧张，由于冬季寒，出于取暖的需要，往往是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里挤进5-6户家庭，20-30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俄罗斯1997年拍摄的电影《小偷》，就形象地刻画了战后住房的拥挤程度，渴望拥有一套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独立住房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当时苏联体制是一种战争思维模式下“时刻准备打仗”的“高度动员”体系，类似现在朝鲜的“先军政治”，一切民生建设都必须服从“国防优先”的原则，住房的供求比例严重失调，可以说整个苏联时期，住房短缺现象都十分严重。
俄罗斯电影《小偷》剧照人们的生存环境过于狭小而导致邻里间冲突争纷不断，主妇们为争夺厨房的使用权或0.5平米的公共区域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家庭都毫无私密性可言，更要命的是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是否“告密”成为效忠抑或反对政权的标杆。自从1937年苏共中央下发《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文件并掀起“向党献忠心”、“ 向专政机关靠拢”的“告密、揭发”浪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大力表彰“大义灭亲”的举报“英雄”。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时之间举报信满天飞，人人都像是裸体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透明人”。
由于住房简陋拥挤以及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的相互告发比例非常高，剧变后据统计很多检举信都产生于公共住宅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所著的《二手时间》提到，有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越是亲密的人、身边的人越不可信，举报信一般都发生在“熟人和亲属圈子内”。档案公开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沃尔克娃的女人的“告密信”致使26个人被逮捕，她告密的范围包括邻居、同事、女儿、朋友、亲属，几乎所有与她有交往的人都在举报之列。据说这还不算最多的。90年代任何人可以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人跑到档案馆里去撕毁、涂改、抽取“检举信”的事件。有材料说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检举揭发的壮举”。而且绝大多数举报都是莫须有的泄私愤，其中为了侵占住房和公用空间的案例不在少数。
一位叫叶莲娜的工作人员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位女邻居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夜晚“黑乌鸦”（对秘密警察的称谓）来了，把其中一位有小女儿的人抓走了。在她被带走之前，她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不回来，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那个女孩，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共有房屋也转到了她的名下。17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感激地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结局，并不是幸福的结局。档案开放后，她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闺蜜，就是她告的密。那个女人无法接受，回到家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
当然也有较真要问个明白的人，一位被检举人的女儿就去质问她的亲属：“奥利雅阿姨，你为什么那样做？”对方回答道：“在斯大林时代，你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 为了生存就要把旁边的人挤下去。”“为了不被出卖而出卖”，“因为你不检举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所揭发”。有些人似乎仍然在为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不齿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档案公布一度使很多人对人性产生怀疑，很多人说，“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检举材料暴露出来人性丑陋、邪恶的一面，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波远远超出叶利钦政府开放档案的初衷，以至于到21世纪初俄政府严格收紧了档案的查阅和复制尺度，使我们当时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而错过了“自由查看档案”的“最佳黄金期”而后悔不迭。
“赫鲁晓夫火柴盒”从基层上来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对苏联人的居住环境深有体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于是他发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先在住房方面得到体现。
从1954年起，苏联借鉴法国“廉价住宅”的模式，试图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大量建筑25-50平米的简易预制板结构的五层楼房。这种楼房各地虽略有些差异，但基本模式都是一样的，为了节约成本，大体上都是单薄简陋，灰秃秃的外观，没有电梯和垃圾通道，没有阳台，没有客厅。一般来讲，有两间不大的卧室，有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有几平米的厨房，有点像中国70-80年代建的工人新村。据说，身材臃肿的赫鲁晓夫在第一批新房建成时就曾试用了卫生间，他以自己为最大容量，说只要能容得下我，其他人就都不会有问题。
就是这些后来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拆除的、被普京称为“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在当时可是狼多肉少一房难求，需要挤破了头才能轮到的，排队等候8-10年都是正常的，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仍有50%的城里人在等待排队分房的名单中。为能够早日排队得到住房，人们恨不能使尽浑身解数。苏联的报纸和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讽刺住房制度当中的不正之风的。拿到钥匙的人都有一种逃离噩梦般的喜悦。
1964年，正在建造中的赫鲁晓夫楼这在当时是赫鲁晓夫引以为骄傲的“民生政绩”，就是这种被后人戏称为“赫鲁晓夫火柴盒”的建筑，的确解决了大量城市居民的居住窘迫问题。让他们脱离了“隔墙有耳”和过度拥挤的“家庭合住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至今还有些老人念叨说，“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有了自己的私人厨房”。俄罗斯传记作家叶梅利亚诺夫在这种楼房里住过16年，他说，“它为一家人提供了一套独立的单元房，这比它的很多缺点更重要，我在这间房子里接待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经常说我们住的局促，但我们对它的爱是非常真诚的”，它使人们有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在经历了人人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的恐怖阶段之后，能有一块无须防范、自由讲话的方尺之地是多么幸福啊！
电影《命运的捉弄》中的赫鲁晓夫楼这种住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两个卧室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以厨房为单位的彼此信任的小小私密群落”。厨房兼有多种功能，它不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也是办公室和谈话的地方。当时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火柴盒”里的“厨房”给予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评价：“如果说19世纪全部的俄罗斯文化存在于贵族的庄园的话，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60年代精英群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厨房甚至可以称之为孕育民间思想的“母体”。
“厨房文化” VS“表演文化”后斯大林时代苏联体制的残酷化在达到顶点之后有所滑落，1956年秘密报告发表后的10个月间，就有60万人获得平反。受到苏联人诅咒的在“政治惩罚史上有奠基石的作用”的1926年刑法典58条被废除。但是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却愈发严重，由于底气不足，刚刚打开的铁幕闸门又被关闭。取代“58条”的是1960年刑法典第70条、72条、142条和190条，由此形成的“国家安全需要建立在个人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控制模式一直延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松动。统治者认为在苏联社会“一切都是政治”，不能给民间留下死角，要把一切都扼杀在萌芽之中。它按照心理导航——行为钳制——政治处理这三步方案来进行。那时滥杀无辜现象虽受到一定抑制，但政治的强制性和惩罚的力度依然很大，克格勃依然权大无比，秘密警察具有集跟踪、侦查、逮捕、检察、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的职能。于是心有余悸的苏联人创造出一种人格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的“表演文化”。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练就了一套表演术，由此还发明出一种独特的副句比较多的书面社论语体的“麦克风”话语系统，这种语言也叫“官话”，它也是俄语，但是辞藻堆砌的空洞“废话”，是一种固定的在公开场合说的“麦克风词汇”。每逢纪念日、重大政治活动，只需要更换时间就能反复使用，语言在这里变成了“丧失自我”的“无意义表达”，成为假大空的符号漂浮在公开场合上。就像米沃什所说的：“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这需要非常高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这种随机应变者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新人种”。
但是老百姓在私下里从来不这样讲话。他们在亲人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讲的是一种 “自己人语言”和“日常语言”。这种语体与“表演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真实性和感情，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是非和批判能力价值观。有了厨房，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堡垒。在那里人们可以卸下假面具，还原人的本来面目，可以抗拒变成“麻痹症”患者或者“空心核桃”的状态；在那里知根知底的人们可以在一起喝着伏特加就着酸黄瓜侃大山，说自己想说的话。“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厨房里产生各种思想，天马行空、政治笑话。”人们对无孔不入的克格勃的博弈能力也在增长，反侦察与反窃听的能力在提高，恐惧感在减弱。“交谈中一定有人望着吊灯或墙上的插座问道（指窃听器安放的地方）‘您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文体的《二手时间》著作中说，有很多人都提到“厨房文化”在他们人生中的意义：“厨房——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在交谈时一定要开着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相互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的聊天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的）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或者在电话上蒙上枕头。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的区党委的人也相互猜疑。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女清洁工就是秘密警察发展的线人。”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他与赖莎交换看法从来不在室内进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的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动作。要是有认真的谈话，就得把客人请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
70年代“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物流行起来。民间的“厨房文化”上升到文字和理论层面，启蒙思想者大声地呼喊：“我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与“社论文体”不同的是地下出版物以真实、鲜活、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语体，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表达出来，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加入这种以类似转销般滚雪球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的行列里，刊印、传抄、朗读地下出版物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极大愉悦，厨房就是这些地下渠道的工作室、中转站、讨论场所。
在这些出版物中，创刊于1968年4月的《时事既要》影响最大。较为著名的地下出版物还有：《乌克兰信使报》、《出埃及记》、《回忆》、《讲述者》等等；从1964-1970年，罗·伊·梅麦德韦杰夫每月出版《政治日记》，为读者提供重大历史事件真实资料。当时民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拿“萨米兹达特”的人，除自己阅读留下一份外，必须要向其他人抄写散发出5份，使它的辗转传阅面迅速广大。逐渐人们从“厨房”走上街头；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1986年“乌克兰文化俱乐部”成立，1987年莫斯科工人俱乐部成立，1988年以古拉格受害者及其家属组成的“纪念协会”成立。这些从地下走出来的非官方组织表达了民意、显示了民间力量的壮大。他们说：“我们可以输、可以被打败、可以被关押，但是还会站起来。”
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厨房是躲避人格分裂的栖息之地，那是一个摒弃谎言的地方。“我们在厨房里骂……说政治笑话，朗诵诗歌，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凌晨两三点钟，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不同。”大家都像土拨鼠一样，习惯于夜幕降临下的活动。“白天黑夜截然不同，一到早上，我们就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的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等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收听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索洛维茨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我们就是在这‘小小几平米的厨房里’引导着精神和灵魂，憧憬着新俄罗斯。“
但是这种“有破无立”的单纯批判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它缺乏为后苏联时代实践与运作的考虑，自然也没有为经济转轨提供必要的养分，这就是另一个话题的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