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好的作家,即使对自己小说里最卑微的角色也不可以有一点轻视之心。—— 我一直都希望,这种态度,能够通过我们对小说的阅读,被移植到生活当中。
就是说,没有一个生命是可以被轻视的。
譬如巴尔扎克写《高老头》,这么一个冥顽不灵的、吝啬到骨子里的人,如果是在生活里遇到,你简直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当我们读小说时,了解了这个老头子一生对物质铿吝的原因,心底就会有所触动。如果你的邻居里也有一个小气的老头,大家说门厅的灯坏了,要每户出钱修理,或者要更换电子门铃,也需要每户出钱,他总是会想办法不出钱,让人觉得非常讨厌。但在看过《高老头》后,你可能就不会只是憎恨他讨厌他,而是会产生观察他的兴趣,想要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是怎样长大的?为什么他对物质会有这样的态度呢?——这时,你就具备了一种“文学书写式的宽容”,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里你就会接纳他,但至少有了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去转换观察一个人的角度。
还有司汤达尔的《红与黑》。于连·索莱尔的野心与虚伪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在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是难以忍受的,但是读完小说,却很少有人会恨于连,他卓绝的奋斗使他的缺点每每消隐了寒光。当看到瓦勒诺家的晚宴上,贵族们禁止隔壁贫济院的穷人唱歌,尽管于连之前曾有过多次虚伪的经历,“但此时他感觉到一颗大大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此时,你也会从更深的层次理解人了。
如果没有文学阅读,我们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用喜欢和不喜欢去判断一个人;而文学阅读的经历,能帮助我们随时化身,从别人的角度去重新思量。
特别是对那类描写深层人性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我们只要仔细看看每一部文学作品,里面都会有一个不被了解的人,需要社会的重新解读、宽容和接纳。比如卡缪的《局外人》,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是社会新闻版上一个很不堪的事件。——把老母亲丢在养老院,不闻不问,听见妈妈死了也不哭,葬礼一结束就回去跟女友上床做爱,然后带着女友外出旅行,最后又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这样的人,你大概觉得他一生都一无是处吧?可是卡缪的书写,是让他在被判死刑、走上刑场的那一刹那,抬头看见天际慢慢隐退的星空,那一段的描写美得无法形容,你会忽然发现连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生命,都被宇宙宽容了。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一方面,生活的阅历会让你渐渐明了,和一些人的距离,乃至和多数人的距离——这种距离,并不是说我走到了一个高度而他们还在低处,也不是我在低处他们在高处。——这种距离,只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区别,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认清这一点,你会自然地选择孤独,这种孤独让人沉静而有力量。
但另一方面,你必须努力修炼自己的包容之心:永远用清澈之眼观滔滔俗世,胸中有波澜,笔底有起伏,但心中无审判,这正是所有伟大作家的共通点——或者说正是伟大的立足点。那里只有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同情,那种巨大的悲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并无二致。
阅读,有助于建立这种对生命的态度,让人透过文字产生切肤之痛,即使是在不理解的状况下,也绝不轻视任何一个生命。——这也是人类对自己的救赎。
朱永新教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样一份精神的宝藏,那就是他曾经通宵达旦地读过二三百本书。”
高尔基说,“我读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费尔巴哈则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古人也最崇尚读书,认为人是有类的,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坐中多是豪英”!
古往今来,大学问家学富五车,哪一个不是皓首穷经?民国时期的北大,哪一个老师不是学贯东西?辜鸿铭,一辈子深谙九个国家的语言,取得十三个博士学位,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留着小辫子。走进课堂,学生嘲笑他,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可是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学生都哑然失笑了,不得不佩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几乎可以和阅读划等号。
我个人以为,老师读书的意义,首先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我以为是表明一种态度,呈现一种状态。具有一种标杆的意义。试想,校园里教师是不是捧着一本书走过校园,走过教室,走进同学们中间,甚至和同学时不时交流一番,那是什么?那书籍是供奉,是崇拜,对孩子是怎样的影响?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老师有一种读书的情态,校园就增添了一种隐性课程,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课程的意义。今天我们讨论学校的意义,至少表达两种意义,第一层是课程意义,其次是文化意义。
社会越是浮躁功利,教师越要有一点古典的心情,“另类一些”。这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打群异类,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是代表民族文化的。沉静读书,博览群书,优雅生活。一个民族几千万教师“博雅”了,这个国家就博雅了。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博雅精神。
如果一个民族的书店教辅资料占据了全部空间,如果教师都不读书了,这个民族距离灭亡就要加速度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阅读是一种救赎,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