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车兵的夷矛 先秦时代的造车与修路



【 提要】中国的马车应该是中国本土发明的。在殷商时期,双轮车就被制造出来了,东汉发明了独轮车,但由于车轮转向装置技术问题,直到近代,中国都没有制造出四轮车;在晚商,战车已经是军队的主要兵种。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马车最盛行的时期,已经是无车不成军。步兵取代车兵之后,战车开始衰落。但民间运输使用车却日益普遍。在先秦时代,牛车已经很普遍。以车代步充分体现了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的国情。

在人类定居农耕之后,修建道路一直是国家基础建设的重点。国家修建国道、省政府组织修建省道、县政府组织修建县道,在新的形势下,应该严格按照PPP模式,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准确把握未来人口的流向,提高投资效率。




鲁迅先生于1921年发表的小说《故乡》曾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故乡》是我中学时代“语文”课本的重要篇章,也由于这句话充满哲理,不仅是我,大概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今天我们翻开历史记载,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这句话既包含着真理也包含着谬误。它包含的真理是:路是用来行走的,没有人走的路就不是路,即使用价值无法实现的物品就是废物;它包含的谬误是:路并不完全是人走出来的,而是修建出来的。修建出来了路,人们才可以行走。

 现代社会,修路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这一点不会引起什么异议。实际上,古代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造车造船、修路修桥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

 道路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具体取决于交通工具的发展、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社会公共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本文重点对先秦时代和秦朝造车与修路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一、车的起源与发展


     (一)车的起源问题

《说文解字》:“车,舆轮之总名”。 《书·舜典》:“车服以庸”。《易·大有》:“大车以载。”宋代邢昺《论语疏》:“大车,牛车,平地载任之车也。小车,驷马车、田车、兵车、乘车也。”

 

根据考古资料,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郑若葵,1995)。斯塔夫里阿诺斯(2012)认为,殷商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炼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Barley, Robert(1999)认为安阳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产于北部的战车残骸、金属刀斧和产于西部的铜镜, 表明商朝至少和熟悉这些东西的人类有过间接的接触;海耶斯根据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人类头盖骨,认为早在殷商时期, 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及欧洲人的往来。欧洲人和中亚人的到来被有的学者认为参与了中国政体的形成过程。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龚缨晏,2003)。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翟德芳,1988)。

关于中国本土的车,是由谁始造,存在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黄帝作车,昊始驾牛、奚仲驾马。《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谯周(199-270年)《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黄帝作车,故称黄帝为轩辕。


第二种说法:奚仲造车。《苟子·解蔽》:“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汉书·地理志》不同意“黄帝作车”的说法,认为“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山东《滕县志》:“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服大夫”(也称“车正”)。

是否有奚仲这个人呢?《山海经·海内经》和南宋罗泌撰《路史》上都有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由此可见,“奚仲作车”说的其人其事更具体。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4)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两辙间的轨距约为100厘米。这两条车辙的发现,表明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可推至距今年4000多年的夏代。


(二)殷商车的制造与运用

   殷商时期,车的制造和用途得到了大的发展。车的甲骨文有多种写法,象车形。实际上,由于缺乏车转向装置技术创新,中国古代没有四轮车,先秦时代都是两轮车,到汉代才发明人力推的独轮车。



 

殷商时期,车用于统治者代步、运输、战争。但车主要用于战争,由两马或四马拉。牧野之战,武王与商纣王交战双方都以兵车为主要兵种。吴晓筠统计了截止2008年考古发掘的商周马车211辆,其中属于晚商的35辆(吴晓筠,2009.pp.211-231)。


(三)西周、春秋时期车的发展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马车最为盛行的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车的用途主要还是用于统治者代步、运输、战争。用于农业和工商业运输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周礼·考工记·匠人》规划,田间道路按照规制建设,以便于车辆通行(我们在下文细讲)。

   西周春秋时期,兵车是军队的主要兵种。“军”字是由“冖”和“车”构成的,无车不成军。军队的基本单位是“乘”。按照周礼规定,天子万乘,大国千乘,次国700乘、小国500乘。《孙子兵法·作战》杜牧注引《司马法》:“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王晓卫,1998.p.411);《周礼·地官·乡师》引注《司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王晓卫,1998.p.411)。近几十年,考古挖掘了大量西周、春秋时期的马车。2014年陕西周原遗址发现青铜马车(图1-2),1990年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文化遗址发现的春秋殉车马规模最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大量用车,使得车的制造成为了重要的行业。《考工记》:“周人尊尚制浩车舆之工”。实际上,《考工记》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工艺官书。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规范。虽然涉及32个工种,而关于车的部分就占其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一,因而,也有专家把其视为我国第一部论述车的制作的专著。

   战车上的三名甲士是贵族,从小就学习射箭、御车和搏斗。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始建公元前1046年,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四)秦朝造车与使用的情况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接受了周天子的赐命。公元前376 年,韩、赵、魏三分晋地,进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前340年-前295年)胡服骑射,由此车兵不再是军队的主要兵种。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全国建立秦朝(前221年至前207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实际上,《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也讲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而引起人们理解上的混乱。因为《礼记·中庸》的写作时间早于秦国统一全国的时间。实际上,中国历史朝代更替,一个朝代一套规制,一朝天子一朝臣。《礼记·中庸》讲的是周礼,秦始皇定的秦制。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其中“舆六尺”是指两轮压在路面的辙之间的距离为六尺。所谓“车同轨”的“轨”,《说文》释为“车辙”,是指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后引申为车辙。“车同轨”就是要求所有的车“舆六尺”。据对秦陵兵车马车部件的测量,其轨距大多在130-150厘米之间(邓学忠.2008),按照1尺等于23.1厘米计算,换算为5.6277-6.4935尺。

在先秦时期,“寸”、“尺”、“步”等长度单位都以人体为标准的。《大戴礼·王言》:“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但这些长度因人而异。各个朝代或诸侯国的标准往往不同。殷商1尺等于15.8厘米,战国、秦汉1尺等于23.1厘米。《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谯周说:为步以人足,非独秦制。《礼记·王制》曰:“古者八尺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为步,步之尺数不同。”《管子》《司马法》都是以六尺为一步。《周礼·考工记·车人》:“彻广六尺,鬲长六尺。”,即指轨宽六尺,轭长六尺。

根据吴晓筠所统计的、截至2008年考古发掘的商周211辆马车,晚商时期,共有35辆马车资料,提供轨距信息的有20例。轨距在220-240厘米的有16例,约占80%,小于220厘米的有4例, 约占20%。西周时期,共有35辆马车资料,提供轨距信息的有16例。轨距在220-240厘米的有10例,占62.5%,小于220厘米的的6例,占37.5%(岳洪彬,岳占伟.2011)。 按照战国和秦国标准,1尺等于23.1厘米计算,那么,220-240厘米为9.5238-10.39尺。同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各国车轨有一定差别。因此,秦始皇“车同轨”的昭令是具有意义的。

秦始皇时期,战车这一兵种让位于步兵、骑兵。但兵车还是存在的,运送粮草和军用物质等还需要兵车。同时,民间运输需要大量的车辆。根据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信息,驾车不仅用马,也用牛(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p.29;p.33)。都、县领导干部的“专车”是牛车,驾车的司机是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pp.58-59)。

 

二、路的起源与发展


     (一)路的起源问题

人类定居农耕之后,才出现所谓的路。在游牧部落时代,足下都是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人类定居农耕之后,居住区、农田、牧场、林地、果园都是相对分隔开的。人们进出农田、牧场、林地、果园都有固定的行走线路。聚落之间也是有固定的道路。所以,人类定居农耕之后,路是修建而成的,是指定的。


(二)周代道路的建设

周人的祖先是黄帝曾孙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即后稷,是周朝始祖,曾是尧舜时期的农业部长。因此,重视农业是邦周的传统。

周文王在歧下时就建立了一整套“沟洫制度”。周朝建立后,在王畿地区建立“沟洫制度”。并向各诸侯国推行。关于“沟洫制度”,我在《西周社会经济状态》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在此,结合道路的建设作些简单的介绍。

周朝的土地实行的是国有制。在王畿地区,国家直接对国人和遂人“授田”,对大夫以上爵位的官员实行分封。所有的土地建立沟洫体系。

在西周时,政府规定每五口之家授田100周亩。900周亩为1井,井是田地的基本单位。周代1里为300步,100周亩为方百步,1井田为1里见方的面积。田地需要排水防涝。《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负责开挖沟洫。道路是有等级的:

1.径。100周亩的四周挖有沟洫,纵向的为畎(甽),横向的为遂,畎(甽)、遂旁的小路叫“径”;

2.途。900周亩的四周挖有小沟,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沟旁的小路叫“途”;“途容乘车一轨”;

3.道。9000周亩的四周挖有小沟,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洫旁的小路叫“道”,“ 道容二轨”;

4.路。90000周亩的四周挖有小沟,宽二寻(八尺)深二仞(周尺八尺或七尺)称为“浍”, “浍”旁的路叫“路”,路的宽度能容三辆车并行。

1 井田,三家建一屋,九家建三屋,共负担赋税;9000周亩,其中,6400周亩田承担赋税,2600周亩田负责缘边一里治理洫(田间水沟)。90000周亩为一同,其中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理浍(田间大水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水沟和道路的网络系统。

周代城市的道路建设有严格的礼制。《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都城的礼制是:面积九里见方,每边三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诸侯的国都,大国相当于天子所在的王都的一半,次国、小国依次缩减,不得越礼。

周天子所在的王都和畿(县)内外的诸侯的国都都有道路连通,或称之为国道。以便于诸侯按礼制向天子朝拜、运送贡赋和天子巡守。《礼·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实际上,道路或国道是国家统治的基础。西周在镐京驻有“西六师”,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屯驻“周八师”,只有通畅的国道,这些军队才能随时征伐平叛,稳定局势。

先秦时代车兵的夷矛 先秦时代的造车与修路

同时,西周就开始设立驿站,以便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驲(rì)为传车,驿为马骑。”《正字通》按六书故:“置马代驰,取疾也。以车曰传,以骑曰驲。”

 

(三)秦朝道路的建设

从西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其间有几百年的历史。西周中期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农业革命直接导致人口的增加,有更多的人从事非农工作,尤其是文化事业暴发式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的。但这个时期也是乱世,天下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各诸侯国不断兼并,国道基本荒废。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各诸侯国国内的道路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是“治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应勋说:“驰道,天子道也。” 实际上,驰道就是国道。《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道广五十步”即道宽69.3米。按照现在汽车标准每车道宽为3米计算,道宽69.3米是23个车道,接近于三条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八车道)的宽度。长度达几千公里,就是在今天,也是超巨大的工程。而秦始皇修筑驰道工程是依靠征劳役的方式进行的。


三、结束语


第一,中国的马车应该是中国本土发明的。

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讼诉纷纭。有本土发明说,也有的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的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代晚期时传入中国。如果双轮马车是由西亚所传入,为什么四轮马车就没有传入?实际上,直到近代,中国还没有四轮马车,四轮马车转向装置技术一直就没有被制造出来。

 


中国发明的独轮车。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将其归功于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描绘并记述了南北方独轮车之驾法:北方独轮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南方独轮车,仅视一人之力而推之。独轮车,除由人推畜拉之外,更有在车架上,安装风帆以利用风力推车前进的发明。这种车称为“加帆车”,大约创制于5世纪。

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既是指的这种手推独轮车。


第二,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马车最盛行的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车兵是军队的主要兵种,兵车是军队的基本单位。一个诸侯国有多少乘车,是其军事力量的标志。战车上的甲士都是贵族。步兵取代车兵之后,战车开始衰落。

但民间运输使用车却日益普遍。拉车的畜力有马、牛、驴、骡,甚至还有羊。在先秦时代,牛车已经很普遍。


 第三,以车代步充分体现了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的国情。

在西周春秋时期,贵族都是坐马车的。关于政府高级官员及诸侯国君坐马车、用马车迎送,《周礼》规定了繁琐的礼节。到秦朝,政府低级官员开始配备牛车作为专车。但秦汉还是崇尚马车。汉代车舆制度曾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续汉书·舆服志》)。由于乘坐马车,礼仪繁缛,政府官员们逐渐喜好牛车。牛车兴盛之风,直至隋唐五代未发生大的变化。《新唐书·车服志》:“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朱里通幰,朱丝络网。二品以下云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牛车也有等级。自南宋开始,政府高级官员喜好乘坐人抬的大轿,大轿有四人抬的大轿,有八人抬的大轿,依官员的级别不同而定。《明史》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yú:抬)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而政府高级官员乘轿的恶习在民国时期方才结束。


第四,修建道路一直是社会公共部门基础建设的重点之一。 

在人类定居农耕之后,道路的修建就一直不断。西周时期,通过免除道路两侧的耕田农民的赋税,由他们修建道路和水渠。秦始皇修建国道是采取征劳役的办法来进行的。但一次性上的项目太多太大,引起农民不满,当有人举起反秦大旗,农民们都踊跃响应。

道路是一种公用物品,但其公用性受地理范围的影响。而有效提供这种公用物品,必须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规划。国道由国家修建,省道由省政府组织修建,县道由县政府组织修建。大概世界各国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按照这种方式,就不太可能出现修建的道路没有人走车跑的问题。目前我国面临的挑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所带的不确定影响。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有的乡村会消失,有的县城、乡镇会因人口流失而衰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严格按照PPP模式,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准确把握未来人口的流向,提高投资效率。

(2017年2月9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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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J].浙江大学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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