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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所以毁灭，主要就是由于华人资产阶级爱国者团体的缘故；而香港之所以没有毁灭，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汉奸团体积极地维护了大英帝国。
本文为2016年3月12日阿姨上海讲座的录音整理稿，全文五万余字。阿姨在此次演讲中讲述了“自由宪制在远东”的故事，深入剖析了香港和上海何以走向不同命运。冬川豆在此发布精校注释版。感谢场记三马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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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做横向比较，同样是二十年代，香港和上海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英国在上海的驻军比在香港的驻军要多得多，皇家海军的主力舰是经常出入黄浦江的；但在香港顶多是过路，香港的正规的英军也就是几百人，而且是属于那种老弱病残性质的，基本上是治安维持队那种性质的。在这期间，香港的治安基本上是由华人汉奸人士组织的自卫队和治理团来维持。正因为有这些治理团存在，蒋介石在粤东搞出来的革命组织才没有越界。这个没有越界也是差一点点，国民党有两次差点把香港和澳门拿下：一次是北伐战争前夜，广东革命根据地刚刚建立的时候；另一次是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当时那些比较激进的将领，像张发奎这种人，都已经做好了军事准备①，认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驻军就驻了这么点儿，我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把这两个殖民城市拿下来，完成反帝的任务，这跟收回上海租界和汉口租界是一回事儿。如果我们自己过去不方便的话，还有共产国际教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有革命群众过去~
1、1945年，蒋介石在接到盟军的一号受降令后，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命令张发奎的新一军和十三军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张发奎将部队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作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英国不能接受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强烈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杜鲁门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蒋介石只得退让。
1945年8月底，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行将收回澳门。张发奎趁着政府未明确表示澳门循香港例的机会，策划以武力收回澳门。张发奎策动国民党澳门支部组织集会游行，反对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澳葡当局关闭了关闸，不许内地人员进入澳门；又严禁游行集会，取缔了国民党支部等多个团体。张发奎借机发表谈话指责澳葡当局敌视中国，剥夺澳门华人自由，还隐藏庇护日本战犯和汉奸，声称中国军队有进入澳门搜捕战犯汉奸之自由。在张发奎的命令下，刘绍武团并炮兵一个营进驻前山边境，对澳门实施边境封锁，炮口瞄准澳葡军事要地。葡方求助于美国，美国表示支持葡萄牙继续占领澳门。蒋介石被迫令张发奎撤除了对澳门的武装封锁。
周恩来同志在沙面租界就是这么干的(1925年6月23日)。他的办法是这样的：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军官也可以算是学生，所以他让他们脱下军服穿上平民的服装，组织游行队伍，冲击沙面的英租界。如果他们冲击进去了，这个英租界就是国民政府的了；如果冲击不进去的话，我们是学生呀~我们是平民呀~这事儿很好办，你们万恶的帝国主义者难道敢枪杀学生和平民，在进步的国际舆论面前当坏人吗？量你们也不敢吧~但是这一次他们算错了，英国人居然真的敢了。他们冲进去以后，英国人居然真的开枪，对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开枪，子弹从他身边穿过，把他左面和右面的两个军官都给打死了，他及时地逃了回来，没有在这个阶段送命。所以我有点怀疑，他后来对香港的统战政策，一直主张保住香港，但对上海就不一样，是不是因为受了这次刺激的影响。
但是无论结果是怎样的，基本模式是一样的：如果化了装的革命群众冲进租界的时候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那就会像是上海和九江英租界一样，以后条约就作废了，这块土地我们收回，你们滚蛋吧；如果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比如说是吃了子弹，那他们就不进去了，这个问题留到革命下一阶段再解决~总而言之，香港的自卫队在这个时期组织起来，实际上是起了这个作用：如果化装的革命群众闯进香港的话，他们实际上首先就要跟地方绅士组织的治理团打一仗才行，打这一仗在政治上应该是相当不正确的，所以他们最终没有进去。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香港的汉奸传统比我们大家的想象要更早一些，他们积极地维护了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统治开始动摇的时候，至少在香港那个码头把大英帝国留下来了。其实大英帝国当时对香港的重视是远远不如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总之大家要明白，它跟周恩来同志在沙面制造的那个程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是，搞一帮化装群众进去，你打不打，打了你是万恶的帝国主义暴徒，不打我们就进去了。英国人当时也是决定打了，所以才会有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
以后，英国人一直到1926年，还是一连几次派出巨舰驶向黄埔江头，保卫上海。但是我们要注意，哪怕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打得最惨的时候，哪怕是在沙面惨案已经发生，革命军随时可以冲进香港的时候，哪怕是在省港大罢工的时候，皇家海军从来没有把它的主力部队派到香港。加强香港防卫，一向是英国总督和香港地方绅士合作的产物。而香港的中文教育起步也跟这点有关系，因为地方绅士既然给英国殖民统治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那么香港当局自然也要给点回报，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重新建立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书院。在这以前，在一九二零年代以前，香港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用英文进行的，华文很少有人用；以后，香港的中文教育就顺利地展开了。其实这种事情可以看成是一种不成文的交易，英国人感激广大汉奸对大英帝国秩序的维护，同时在文化上给予汉语文化以充分的回报。
但上海的故事不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皇家海军的主力一次又一次地开进上海，从五卅惨案到北伐时期，皇家海军每一次都来到上海，有好几次都差一点决定开打了。蒋介石的部队在南京制造南京惨案①的时候，英国政府实际上是已经决定开打了但是他要跟列强协商一下。美国人第一个跳出来表示，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最好是和平解决；而日本的田中义一也跳出来说是，蒋介石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他周围混进了坏人，我们应该给蒋介石一个机会。但是后来这种做法没有得到蒋介石丝毫的善意回报。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内部的记录，双方的记录都拿到我们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是一方面田中义一在英国人面前苦苦哀求，请求他不要干掉蒋介石，我们跟国民党的老前辈毕竟是一起干过革命的，阶级感情还在那里，而且蒋介石不是这种人，一定是周围有人使坏；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他跟周围的自己人谈话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相信田中义一，他说日本人无论干了什么，我们都相信他绝对不会容许中国革命成功，他干的这些事情一定是缓兵之计，我们应该利用他搞缓兵之计的时期，赶紧大干特干。②这就是双方对同一场革命的看法。我想如果田中知道蒋介石是怎么看待他的话，可能一转眼惨案就要在南京发生了。而如果日本人当时配合一下英国人，英日联军进了南京城，1928年的国民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毛泽东、周恩来永远不会有机会登上舞台的。
1、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实际负责人）兼政治部主任为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林伯渠）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学校、医院。英领事H. Giles受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美国人）及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等遇害。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报告外务省：“昨日（即24日）自上午7时至11时30分，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所属中国士兵约150人在准备了驴车、马车等搬运工具的情况下，身着军服，携带步枪，络绎不绝地闯入领事馆，随即开始了武装抢劫。……现场有士兵高呼：‘中苏一家，日英是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人，他们的财产自然就是我们中国的啦！’”
2、1927年11月5日，蒋介石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说：“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主义如果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日本绝对没有支持张作霖，不用说物质，就是替张说话都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李华译：《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纪录》，第218-224页）但蒋介石私下认为，“（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二卷，第111页）
这个时候的上海就只有一件事情跟香港不一样，就是上海的资产阶级。这件事情就是1869年的致命伤所造成的。上海的资本家在上海发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比起二十世纪初叶的香港市民在香港发财，那绝对是要大得多得多。远东的经济中心不在香港，而在上海：上海住的大资本家比起香港住的大资本家要多得多；上海的生活水平比巴黎更高，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更高；英国只要出了伦敦，绝大部分英国乡村的生活水平是赶不上上海的；全世界房价比一九三零年代的上海更高的地方，数来数去也数不出几个，如果数的出来的话，也肯定就是伦敦、巴黎、柏林这些大城市；哪怕是欧洲一般的二线城市，论繁华、论发财的机会的话，都绝对不能跟上海相比。上海的华人资本家在这方面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香港的华人市民。
但是他们跟工部局不是一条心。我们注意，工部局是一个完整的自治政府，但是香港的立法会不是自治政府。上海的工部局是由纳税人选举出来的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自治政府，而且经过二十世纪初叶的几次改革以后，它已经不像是开始的时候那样，局限于由英国地主和商人选举，而是把所有人，只要是有钱人，能够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工部局的日董华董问题：日本人只要有了钱，他照样要选举上海自治市的市政府；华人商人有了钱，当然也要选举上海自治市的市政府。上海市的华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而且以后是日益增加的。你只要顺着这个趋势搞下去的话，自治权肯定会不断扩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1869年那个协定，大多数租界的华人居民不向工部局纳直接税。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宪法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拿破仑是收盐税的，但英国不收。专制国家一般是依靠间接税的，因为间接税跟纳税人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纳税人产生不出政治责任感；而自由国家一般是收直接税的，钱是直接问你要的，你很清楚政府拿了你多少钱，你自然会想到拿了这些钱以后应该给你办多少事情。其实别的国家也是照样要交税，只是交了税他自己不知道。我买盐的时候已经给拿破仑交了盐税，但我自己不知道，因为这笔钱不是由我交的，而是由盐商交的，我还认为拿破仑只拿了盐商的钱没有拿我的钱，其实盐商还不是从我身上找补回来的，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去关心拿破仑他老人家干了什么了。而英国人不纳盐税，他纳土地税，他很清楚威斯敏斯特拿了他的钱，他非要追问一下这些钱干了什么用途不可。这两件事情宪法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在诡辩说是，我们也是纳税人，因为我们纳了消费税，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就纳了多少多少税。这完全是扯淡。你通过消费交的那些税，那顶多叫做贡赋，不能叫做税。
税收是什么意思？税，就其本意来说，是自治团体一个凑份子形式的协商，它就像工部局建立前的那个道路码头公司一样，它是什么？我们一人出一点钱，把路修好，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我们自愿出钱，谁也强迫不了谁。这个不能强迫的性质是由司法机构制定的，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英国商人，他说你们在乎路修得好不好，我不在乎，你们喜欢有好路的人，你们自己去凑钱修路，我就是不给钱，你拿我怎么样？于是工部局不得不去打官司，官司一直打到英国枢密院去，连续打了几十年。我不知道这个官司最后打成什么结果，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官司打的结果，基本上相当于是不了了之。最后打官司的费用比打官司目的所在那笔钱都还要多，就像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写的那样，我们本来只打算让你凑二百英镑出来，大家一起修路，你死活不交，结果害得我们打了几十年的官司，这几十年中间，律师费都有上万英镑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工部局当时最初的性质是什么？它就是英国那种自治团体，税收是自治团体的成员自愿凑出来的。但是贡赋不一样，贡赋是征服者强加了，也就是说，什么是贡赋呢？就是你的买命钱。蒙古人征服了你，本来你应该去死的，但是我们蒙古人宽大为怀，准许你交一笔钱，留下你的老命。你要么交钱，要么交命，交钱就是贡赋。贡赋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不交，不交钱就交命。你要是既不肯交钱又不肯死的话，这不是让我们为难么~
贡赋是来自于被征服者的交纳；而税收呢，则是来自于征服者和自治团体的协商。我们大家都是封建骑士，你约翰王也是骑士，我也是骑士，你哥哥理查德和你爸爸亨利虽然英勇善战，但是你约翰却谈不上英勇善战，我服你哥哥，服你爸爸，但是不服你，我给你爸爸交了钱，给你哥哥交了钱，我就是不给你交钱，你如果不服的话，跟我打一架啊~你还打不过我。这就是骑士交的税。骑士交的税是同侪跟同侪凑的钱，所以他是自愿的，商人跟骑士交的税是各等级间的协商。你要注意，税收，直截了当地说，从宪法的意义上来讲，它是统治者内部的协商。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谁也强制不了谁，所以才会有“没有代表权我们就不给你纳税”，意思就是说，我不给你纳税你也拿我没办法，我才能说出这句话。如果我不给你纳税我就应该死，我自然就说不出这句话来。这两种人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英国人是征服者的后代，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你可以让我死的问题，我跟你谈判税收，是我们这个征服者团体内部之间考虑谁该多出一点，谁该少出一点，你打了仗就少出一点，我没有打仗就多出一点，是内部协商的问题。
而你这边的贡赋呢就是，你本来应该死的，让你活着就是我们的恩典，你连点钱都不肯交，这太让我们为难了。第一，大清帝国的所有臣民，本来就是早就应该在扬州十日那时候就死了，你们居然能够活到现在，都是大清赐予你们的恩惠，你们当然是应该交贡赋的；第二就是，上海这些居民，你们本来在太平军打过来的时候，你们早就该死了，按说的话，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进租界的，我们挡在门口，不准你进来，那是自然而然的。这个道理就好像说是，我租了这间房子，如果说流浪汉跑来说：“你不让我进来我就要冻饿而死”，我会面不改色地让他就到大街上去冻死，除非你给我交钱，你不分享房租，我就是不能让你进来，你冻饿而死那是你自己没出息，我反正不理你。这一点，如果有人来骂我心肠冷，那是没有依据的。当时工部局那种人就处在我这种状态，我完全可以把你挡在我修好的那条沟渠外面，用火枪把你挡在外面，太平军杀了你，那是太平军的错误，不是我的错误，你打不过太平军，找我什么麻烦？就像现在叙利亚难民一样，波兰人是这么说的，阿萨德把你赶出来，你去找阿萨德算账啊，你如果枪不够的话，我们给你点枪不就行了么，你带着枪回去打阿萨德啊，你找我的麻烦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你赶出来的么？当时就处在这种情况。租界的华人居民都是这种人的后代，原则上讲，他们是没有资格谈纳税不纳税的问题的，他们交的钱是贡赋性质的，他们没有进入这个共同体。
本来他们在1869年有这样一个机会进入共同体，但这个机会由于大清方面的错，由于租界纳税人方面的错，由于外交官方面的错，没有搞成，以后就渐渐形成路径依赖了。他们变成了一种当代爱国华侨的典型：我一方面在美国红脖的保护之下，住在美国，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发财；一方面我当爱国青年，在美国高举五星红旗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我可以一面做爱国者，到中国领事馆去捞点好处，一面继续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这样就能够很鸡贼地两面占便宜。我们可以注意到，吴越人特别喜欢搞这种鸡贼的两头占便宜的事情，他们跟比较野蛮而老实的南粤人在这方面的德性上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869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内，上海租界产生了强大的华人资产阶级爱国者团体，上海之所以毁灭，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华人资产阶级爱国者团体的缘故；而香港之所以没有毁灭，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汉奸团体的缘故。虽然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需要考证，但是总体上讲，从政治上讲和从宪法上讲，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二、三十年代的华人社会的主力，包括那些最重要的，从资本主义社会中间得利最多的资本家，包括那些从帝国主义殖民秩序中得利最多的资本家，坚定不移地首先支持了蒋介石的北伐，其次支持了反帝的收回地权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分三个阶段波动性地结束了普通法对上海的统治，最终使上海市议会遭到了撤销。
故事的第一波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了，就是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政府用刚才我描绘的那种流氓手段去给租界的华人居民收税，严重地削弱了公共租界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基础。第二波是由伟大的爱国者汪精卫和伟大的泛亚主义者大日本皇军进行的。他们认为他们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他们绝对不会说日本也是帝国主义者的一部分，不是这样的，西方人，英美才是帝国主义者，日本人是打倒帝国主义者的亚洲解放者，他们哪怕行为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立场的不同，一方是革命者，一方是反革命者，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照他们的历史解释，蒋介石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者，辜负了孙中山先生中日提携、共同反对白种帝国主义、实现亚洲人民共荣大团结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现在只能由汪精卫同志来实现了。所以汪精卫的做法就是成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共租界，无论华人还是洋人的居民，在租界以外都拥有物业，对这些物业征收重税。这些做法表面上是经济的，但是它的动机是政治的，效果是宪法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租界只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而且是开发最早、建设最早的地方，因此租界的地皮比华界要贵得多。地价的昂贵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秩序的好坏，而不是取决于土地本身，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房价能够值钱是因为美国的法律秩序能够贯彻，大马士革的房价如果不值钱那是因为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已经丧失了作用。租界的富人一般来说，要在租界本身买房建房，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跑到地价廉价的华界来建房那是很容易的。所以不仅租界的富豪在华界拥有大批的房产，而且就连租界本地的中产阶级，有了急需以后，不在租界本地买房，而是在华界买房，是一个很适当的做法。比如说我可以在香港工作，但是住在深圳，因为深圳的房租比较便宜，我同样的钱在香港只能住小房子，在深圳就可以住大房子。当时上海租界的许多居民，甚至大多数中产阶级，就在打这种主意。到租界里面去挣高工资，就相当于到香港去挣高工资，然后回华界来买房或者是成家，就好像是回深圳来，住深圳的房子，在深圳安家，这对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是极端必要的。
但是汪精卫和他的政府要打击的就是这种现象。只要切断了租界和华界之间的经济流动，就把租界内的大多数居民放在一种人质的地位上了。因为租界的大多数居民可以像工部局申诉，工部局无法忽视他们的申诉；而无论是蒋介石政府还是汪精卫政府，对于那些倒了霉的居民都可以面不改色，让他们去爱怎么死就怎么死。因此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所罗门效应。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故事，两个妇女争一个孩子，都说是她亲生的，然后所罗门让她们抢，于是亲生的母亲害怕伤了孩子，一拉就放手了，不是亲生的母亲不怕伤了孩子，就使劲儿的抢，结果把孩子抢到手了。近代的反帝运动者就是这样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这种前提上的：尽管我打不倒帝国主义，但是我比帝国主义更心狠手辣，我可以把租界的华人居民统统坑死，坑到一定程度，帝国主义就觉得文明人干不出这些事情，心就软了，而我是心狠手辣到底的，你们就是全都饿死了我也不在乎，我们为了驱除帝国主义，已经有无数革命烈士在北伐的战场上牺牲了，你们出点钱还有什么要紧的，就算你们全都因此而饿死了，那也无非是跟我们北伐军的革命烈士一样牺牲了，未来的革命史会隆重地记你们一笔，承认你们作为爱国者的贡献的，所以你们好好去死吧~运用这种人肉盾牌的政策，如果帝国主义狠不下心让你们去死的话，那么他就非滚蛋不可了。
四十年代的工部局进入了苟延残喘的阶段，主要就是由于这些财政措施。工部局能够把租界治理得比其他地方好，就是因为它的自治政府，资本家自己出钱来修桥补路，钱是他自己出的钱，他当然要管好；而县官用皇帝给他的钱去办事，那他当然要首先考虑贪污三分之二再说，然后再把自己的小舅子安排到重要的职位上诸如此类的。租界能够治理得好，就像欧洲人能够比亚洲人治理得好是一个道理。但是钱是要自己出的，税源问题是财政问题的关键，而财政问题又是宪法问题的关键。租界遭到这样的封锁以后，就发现它处在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它必须承担租界几百万华洋人口的一切社会责任，但是经过这么一搞以后，它只能向为数不过几万人的欧洲人居民征税，用几万人身上征来的税款去养活几百万人，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先不要考虑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技术上就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他能够狠下心把租界的华人居民统统赶出去，我们几万欧洲人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可以，但这一点实际上又做不到。你如果去查看二十世纪初叶租界的纳税记录，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时的上海租界像八十年代的香港一样，尽管英国人还很有钱，但是绝大多数百万富翁都是依靠英国人保护而发了财的华人百万富翁；但是征税的话就不一样了，绝大部分税收，至少土地税这一块，欧洲人和华人居民交纳土地税的比例是150:1，就是说是，欧洲的业主和地主交纳150两银子，大清臣民的后代只交纳1两银子。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由于我刚才介绍的那个1869年的致命妥协造成的，这个妥协使上海市议会没有办法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可以说是农民工后代征税。我们要明白，目前的所有上海人，无论他多么歧视苏北人，你记住一件事情，你们全都是农民工的后代，上海的主人就是绝大部分英国人和欧洲人，你们都是，要么是以农民工的身份进来给他们打工，拿着暂住证进来的，要么呢就是像叙利亚难民一样，是被太平军杀得走投无路，人家可怜你们，放了你们一条生路，你们不是难民的后代就是农民工的后代，不要以为苏北人是农民工，你们自己才是。要弄清楚上海的本质，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洋人大慈大悲地救了你们先祖的命，而且还特许你们，给了你们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是你们连税都不用交。工部局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直接税征不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各种各样的消费税，你要办洗脚城办一个执照，开妓院也要办一个执照，卖鸦片叶也要办一个执照，诸如此类的。反正凭执照费消费税这种方法，好歹能把财政收入拉平。但是国民党一搞，在租界内征税这种把戏，消费税就很难重复征收了。因为国民党可以不讲道理，而普通法的法庭却不能不讲道理。如果一个纳税人说，我已经交过税了，这个税已经通过蒋介石的法庭交给蒋介石的政府了，我不应该重复征税，那么工部局很难对他重复征税的。汪精卫政府断绝了租界和华界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后，进一步地征收消费税变得不可能了。
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的几年之内，上海租界不断地爆发财政危机，纳税人会议重新开启了。我们要明白，纳税人会议就是选举人会议，它是只有在非常时期才开始的。比如说美国从古至今，它只开过一次制宪会议，但是国会是每年都要开的。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议会，又名工部局，在管理体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工部局或者上海市议会就把所有事情都办完了，纳税人只在选举时管这些事，平时不用管的。上海不得不再次召开纳税人会议，这就是相当于发生了宪法危机。上海市的议员，也就是工部局的董事，作为代理人，已经不敢管这件事情了，这些事情关系极为重大，我这个当管家的已经不敢替你作决定了，我必须把主人本人请出来，让主人自己拿主意。拿主意的结果就是加钱。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纳税人会议四次提高了税率，以涸泽而渔的方式，耗尽了自由港的潜力。这件事情的意义，只有丘吉尔政府征97.5%的遗产税，在几年之内把大英帝国的海外资产全部卖光才能相比。大英帝国就是在这个时期毁掉的，上海自由市也是在这个时期毁掉的。
影视作品中上海爱国资本家形象
日本人一投降，蒋介石派兵进驻租界没有受到丝毫阻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租界居民已经不想做任何抵抗了。战争一旦爆发，大多数欧洲居民，能回国的都已经回国了，回不了国多半都是混不下去才留下来的。纳税人也很有限，经过四次大加税，几倍几倍地加税以后，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富裕阶级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上海，最富裕的人当中，已经很少有英国人和欧洲人了。那些人如果还存在的话，已经早已回家了，留下来的一般是一些浪人、冒险家、文人诸如此类的人。这时候的上海，最富有的人已经全都是华人资产阶级了，而这些华人资产阶级，已经在最近二十年内长期被爱国者的组织把持，不能做任何抵抗。而且由于长期没有参加上海自治市的自治工作，他们的自治能力比起江苏、苏州和扬州的居民没有明显的差别，他们没有能力像香港的居民那样组织自卫团体。因此这座城市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落入了蒋介石的手里面，然后又像腐烂的果子一样，从蒋介石的手里面落进了陈毅的手里面。
这就是上海自治市产生和灭亡的历史。它给人类提供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一个宪法性的教训。有很多人，我想，会把上海倒霉的日期放在1966年，也许是1953年三反五反的时候，最明智的人顶多也就是放在北伐战争反帝的时候。但是，这些因素都是从外部考虑的。从上海自治市和一个可能存在的上海共同体角度考虑，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在1869年那个致命的选择上面。谢谢。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