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如嘉庆在训谕八旗时所言，“最可恨的就是聚赌”，但对那些久疏战阵安逸已久的八旗子弟以及臣子们来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对他们来说，赌博比披甲上阵更安全更刺激，因而他们对赌博的热情远比冲锋陷阵高涨。
所谓怕什么就有什么，还真是这样，刚刚训诫完毕。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御史韩鼎晋密奏嘉庆，说内城有人开场聚赌。接到密奏，嘉庆很是生气，这也太不像话了，赌场都开到内城了。这些大臣真不拿我皇帝的话当回事了，难道他们已经忘记9年前的那次整治了。
其实，赌博这事不光大清朝有，不光嘉庆皇帝主政时有，其他时候也有，而且有的皇帝本身就是好赌，诸如刘邦及其子孙、李隆基以及明朝的多数皇帝。也正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所以几千年来，赌博之风世世不息代代相传。
有句话说“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在赌博这事上真是如此，尽管历朝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喜欢赌博，但历朝历代都禁止民间赌博。比如汉朝的律令中已有赌博罪。唐朝就不用说了，所以《唐律杂律》规定：博戏、博财物，各杖一百。作为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宋朝的赌博之风肯定不输于汉唐，因而宋太宗御令：凡坊市有赌博者，俱处斩。邻比匿不闻者同罪。元朝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照样有赌博，故而元世祖也下令：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据记载，为了禁赌，明太祖朱元璋造一座“逍遥楼”，专门拘禁赌博的、养鸟禽的游手好闲人士，让他们尽情在楼里赌、玩，但不给吃喝。后来，朱元璋再下诏：凡赌博者斩断手腕。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也就实行了三十多年，准确地说是三十七年，皇帝便又带头赌起来，带头人就是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以至于后来明朝的不少皇帝都嗜赌如命。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制度上基本仿照明朝，所以《大清律》关于禁赌的内容，与《大明律》的规定基本一样。尽管清朝《大清律》明确规定满族比汉族享有司法特权，但在赌博处罚方面对满人比汉人严厉，而且还取消了赌博的“折赎”(花钱消罪)特权。
这一点，应该说清朝的皇帝做得还是值得赞赏的，有清一朝至今没发现有好赌的皇帝。皇帝是带了好头，但下边的人并没有以皇帝为榜样。其实在乾隆时期，赌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汉人就不说了，旗人就非常厉害了，什么斗鸡、什么斗鹑、什么斗蟋蟀……其中又以赌博为害最深，许多旗人都因赌博而债台高筑、卖地卖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在嘉庆看来，旗人赌博不是小事，事关整个大清朝的存亡，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就有了嘉庆七年(1802年)的那次抓赌行动。
嘉庆七年(1802年)初，袁锡等人在家斗鹌鹑聚赌被查获，所有参赌人员都受到严肃处理。嘉庆在处理这起赌博案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根源，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有官员包庇，就是有保护伞。嘉庆知道后，非常生气，决定对其中涉案官员给予严肃处理。
于是，步军统领明安就进入了视野，“步军统领”简单地说就是卫戍部队，身兼公安和国安职责，权力可想而知。还有就是明安的叔叔颜达赉可是嘉庆面前的红人，正是有这层关系，嘉庆才重用提拔明安，可以想象他们家的实力和影响。
嘉庆六年(1801年)底，内廷卿员鄂罗锡叶勒图拜见步军统领明安的时候，说自己的朋友袁锡在家斗鹌鹑聚赌，手下兵役想敲诈袁锡，请求明安给予关照，事后报谢。明安应允默许。鄂罗锡叶勒图随即到袁家，指着自己的亲戚说，这是步兵统领明安的家人，我们都要明安大人罩着，只要明安大人高抬贵手我们就有饭吃。袁锡经常在道上混，当然明白这其中的道道，二话不说，立马从家中取出一千两银子交给鄂罗锡叶勒图的亲戚。
这个时候，应该都是鄂罗锡叶勒图的问题，和明安关系不大。但明安后来的行为，的确让人大跌眼镜，鄂罗锡叶勒图从袁锡家索取银两还没到家，明安就遣家人刘升到家等候，于是就把五百两银子让刘升带回，其余的自己留下。看来这明安更高，肯定是敲诈的老手了，太熟悉程序了。
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久麻烦就来了，嘉庆七年(1802年)初，明安听到皇帝要抓赌的风声，于是将原银退还，但鄂罗锡叶勒图并没有把银子还给袁锡，还挪用一百五十两。在这个案子中，明安对自己辖区内聚赌之事毫无所知，有失察之责;事后经鄂罗锡叶勒图牵线，让家人刘升出面接受袁锡的五百两银子，只是获知风声太紧，才把贿银交出。
出了这样的事情，嘉庆很没有面子，自己看中的人才，堂堂步兵统领竟成了赌局保护伞，而且收保护费。但也没办法，只能下令将明安革职拿问。嘉庆帝正月二十七日指出：明安听情受谢，虽先侵后吐，实与得赃无异，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鄂罗锡叶勒图身列卿员，供职内庭，竟为开围聚赌之袁锡请托，索贿银一千两，先截留一半，其后明安吐出的五百两，亦蓄意侵吞，情节尤为严重，实属卑鄙无耻，著于刑部内先枷号两个月，满日发往伊犁赎罪。除了明安和鄂罗锡叶勒图，嘉庆也对失察的左右翼总兵恭阿拉和国霖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
嘉庆第一次抓赌，干脆利落，赢得了不少掌声，也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照嘉庆皇帝的观点，以后谁还敢再次赌博呢？可就是有不怕事的人，这不，韩鼎晋又密奏赌博之事了。
嘉庆获悉后，当即命军机大臣询问韩鼎晋，密奏中聚赌都是一些什么人。
于是，韩鼎晋再奏一折，原原委委把内城有人设局聚众赌博之事告诉了嘉庆。嘉庆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立即密令分管此事的大学士兼步军统领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
按照韩鼎晋的举报线索，果然一查一个准，这次行动先后拿获赌局十六起，让人蹊跷的是其中有八起提前散局。也就说，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参与行动的人中有人泄露，二是有人获悉韩鼎晋的密奏内容。
其中，当场抓获杏花天赌场那一起，经审讯，获悉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居然是赌场的股东之一，再就是看场子的居然是衙役，这些衙役还收受保护费，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事发时有明亮家人去现场通风报信。
又有官员涉案，上次是步兵统领做保护伞，这次是兵部尚书，而且级别更高。
有人在玩无间道，这胆子也忒大了吧，竟然敢在皇帝面前耍花枪，后果很严重啊。获知此事后，嘉庆真是龙颜大怒，竟然有人当着自己的面耍花枪，看来事情绝对不止轿夫聚赌那么简单，幕后肯定有文章。嘉庆愤怒地对内阁大臣们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近日探听朝政之风甚烈，令人痛恶。这种人如不改过，决不轻恕。”
嘉庆皇帝决定亲自过问此案，遂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
在明亮看来，不就是赌博嘛，至于吗？一看皇帝来真格的，明亮的确很害怕。所以明亮虽然一方面表示认罪，但另一方面并不以为然。关于如何获知抓赌消息的，明亮狡辩说，他对御史参奏轿夫赌博之事，是在朝房窗外听人传说的，具体是什么人的声音，没有能辨清。
嘉庆没问出什么实质性东西，于是就让军机大臣再度传讯。这个时候，明亮终于扛不住了，说出了原委。原来，最早开场聚赌的是禄康的轿夫，而明亮的轿夫是被禄康的轿夫给带坏的，问题在禄康轿夫的身上。
军机大臣把结果告诉了嘉庆。这就让嘉庆坐不住了，禄康也有问题啊？嘉庆还有些怀疑，他知道这事如果不迅速查个水落石出，确实难以服众。于是不再让禄康负责此事，而是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负责查办，先把开局轿夫头徐四调查清楚，查明确有其事，嘉庆感到大为震惊。
朝廷官员的轿夫开局聚赌，算不上什么大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对身边的人管教不严，谁犯事惩治谁就得了。但这次开局赌博的不一般之处是，涉及了明亮、禄康这样身居朝廷高位的大员、要员，他们竟然把皇帝的禁赌令当耳旁风，任凭身边的人开局聚赌，而事发后又千方百计予以掩饰、包庇，这是嘉庆绝对不能容忍的。
事实摆在那儿，还什么好说的？明亮还百般抵赖，嘉庆很不高兴，认为明亮陋态未除，授意军机处革去明亮所有官衔，只保留军功所得爵位。嘉庆在惩处明亮时讲得很清楚：“若仅止失察轿夫聚赌，自行据实陈奏请罪，不过交部议处，即议革职，亦必加恩留任。乃于轿夫开场聚赌，得信后竟授意家人进城送信，致令该轿夫等闻风逃逸，种种回护欺饰，殊失大臣之体，已不胜协办大学士、尚书之任。”
关于禄康的问题，嘉庆认为你禄康一个大学士，同时又兼任步军统领、专司缉捕，而在查办京城开赌事件时，仅把杏花天赌棍及明亮轿夫两起案件上报朝廷，但隐瞒了自家轿夫开赌之事。经过英和、桂芳查实，禄康家轿夫头徐四很早就开局聚赌，而且供认每天分给禄康管门家人张四、内监杨二等人几十千钱的好处费，这些事禄康竟然一无所知，没有管好自己身边的人，所以嘉庆认为禄康“无能已极”。如果禄康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是管教不严，议处时充其量是革职留任。问题是，禄康知道后并没有如实上报，而是文过饰非，说已将徐四看押审办，英和派人将徐四押走云云，所以嘉庆很不高兴，指斥禄康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
所以，嘉庆决定革去禄康所有职位，而且投去花翎，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接着，嘉庆乘胜追击，明令英和进行彻查，又连续查获十三起赌博案件。英和查办赌局，虽然表现不错，“但他系户部诗郎、京营左翼总兵，而所获赌犯却以左翼地面者居多，故难辞平日失察之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此外，嘉庆对所有涉及赌局的有关大员进行了处理，诸如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右翼总兵本智等，都受到降革的处罚。在大清朝，为了赌博集中一次性地处分这么多大臣，在嘉庆之前还是鲜见的。
官员处理之后，嘉庆又把所有做赌场的房屋棚座全部收归官府，并规定此后若再有以开赌场赚钱者，不仅没收房棚，还治房主的罪，如果用公家的房屋开办赌场，则要查明经管之人并严厉惩治。
最后，嘉庆处理了聚赌头号人徐四、张三，对他们除了永远枷号，而且游示九门，警戒赌博之人。禄康的管门家人，因受贿包庇赌博，被处以三年枷号。其他所有参赌人员，枷号一年，之后发配边疆从军。
这样，嘉庆的抓赌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嘉庆为了抓赌，风风火火忙了一阵子，撤的撤、关的关、流放的流放、枷号的枷号……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涛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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