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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9年的杭州，和新中国同时诞生，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被称为最幸福的一代。对出生于黑五类的孩子，却被称为“可教子女”，“可教”的意思就是一出生就带着胎里坏的烙印。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我把家庭历史隐藏得很深，那是我人生最大的耻辱，现在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说出来了。
>>>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673个作品
作者：李玉龙
沧桑
——抗日远征军老战士后代的故事
（特稿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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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史
老家浙江临海，爷爷是地主村里唯一的秀才，除他以外就没有一个识字的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我出生于一个两代黑，黑透了的家庭，那个时代，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1934年父亲临海回浦中学毕业后，回乡下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为乡亲们做点事。他的家乡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落，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百姓流离失所国土沦丧，父亲毅然弃笔从军报考黄埔军校。
他和一个同学坐火车去南京，沿路都是衣衫褴褛拖儿带女逃难的人群。到了南京，日机天天轰炸，住所被震塌，他们从废墟中逃了出来。经过这次危险的经历，那位同学意志不坚，逃离了南京，却更加激起了父亲对日寇的仇恨，坚定了参军的决心。
黄埔军校有一条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录取就去当兵。报名那天有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有一些女生，都是抗日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通过初试、复试、面试他被录取了，他报的是步兵科，却被编入二总队炮兵科，炮兵科对学员的文化程度要求较高，成绩好的都入炮兵科，女生被编入情报科。入学后不久全班同学集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也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南京战事危及军校迁往后方成都，前线急需大量的基层军官，三年的学期缩短为两年，1939年10月父亲毕业于黄埔成都本校十四期。毕业典礼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心中的抗日英雄蒋委员长。蒋校长鼓励他们勇敢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他说: “抗击日寇免不了牺牲，为国家、民族做出的牺牲是最光荣的。你们放心吧，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四川永川第十二补训处训练新兵，渴望到前线杀敌报国，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调入湖北第五战区独立炮兵七团任少尉排长。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分配到嫡系部队官衔少尉排长，为了掺沙子有的分配到地方杂牌军，官衔为上尉连长。他参加了1941年的随枣会战，国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取得了最后胜利。之后调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是杜聿明，国民党的王牌军，炮兵团长朱茂榛是他的堂姐夫，父亲升任独立炮兵团第一营第三连上尉连长。他率领全连130多名弟兄，满腔热血抱着马革裹尸、以死报国的决心，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因后路被日寇切断，按蒋委员长的命令，退入原始森林野人山绕道回国。弹尽粮绝吃树皮、草根、芭蕉叶、受毒蛇、蚂蚁、蚂蟥、瘴气、疟疾的侵袭，无医无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历尽艰辛全连130名战士只有一半回到祖国。之后在昆明整编，军官接受美国军事教练的训练，1944年参加了滇西反攻战，直到抗战胜利。参加了三次大型战役，升任为中校炮兵营长。60多年以后当他看到凤凰网纪录片《中国远征军》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又听到了那隆隆的炮火声、冲锋号声、手榴弹爆炸声、厮杀声，又看到了战友们前仆后继一个个地倒下，伤员们痛苦的呻吟，牺牲的战友又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悲愤交加，激动得热泪盈眶，压抑了几十年的自尊心重新涌上心头，又回到了英勇无畏的钢铁战士的身份，他觉得作为远征军的一名战士无比自豪，无愧于我们的祖国。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讲打日本鬼子的经历，国民党官兵在抗日正面战场作出了重大牺牲，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国军阵亡三百多万官兵，将级军官两百多名，并不是所谓的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的谎言。
妈妈祖宗三代北京人，老宅子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二号，祖传的一个四合院，有十多间正房，院子中间有一个假山。京剧老生谭鑫培的儿子叫天谭小培是我家邻居。文革后大舅出差到北京，老宅子已经找不到了。
妈妈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读了四年社会经济系，又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医学营养系，整整念了6年大学，她当时是杭州市唯一正式科班出生的营养医师，营养界的权威，杭州搞营养的专业人员大多数到她这里进修过，培养了许多学生。
老太爷是民国时期北京法院的副院长，他是知书达理之人，对下人很好，每当谁家中有困难，他都是慷慨解囊相助，老太爷去世时，下人们都下跪哭拜 。老太爷的父亲在全国科举考试中，高中第三名称为榜眼。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被亲王聘请为小贝勒爷们的老师，后来被外放任新疆伊犁知府。伊犁是朝廷钦犯的流放地，两广总督官林则徐广州禁烟失败，被撤职流放到伊犁，我太太爷和林则徐成了知交，林成了他府上的常客，谈论诗书字画。期满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两家来往很密切，林则徐家子孙不旺，他的独生孙女生了好几个孩子都没有养活，只剩下一个叫林敏，我妈她们有八个兄弟姐妹我妈排行老五，我家人丁兴旺，林家让一岁的林敏认外婆为干妈讨个吉利，排行老九寄放在我家，于是我们和林家成了亲戚，一直到逃离北平时，林敏才回到林家。太太爷后来又被任命为库伦知府，现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那里驻扎着中国军队防御外来入侵，有二十多万汉人常住居民，其他是蒙古人和苏联人，他是当时在蒙古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也可以证明外蒙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藩国。1924年外蒙宣布独立，大清未予承认，至今台湾的地图外蒙还是中国的领土，新中国在苏联的压力下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此我国的版图从美丽的秋海棠叶变成了一只鸡。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外公是老太爷唯一的儿子，他不像老太爷，是个不求功名，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虽然开有药铺，但是他不务正业，提鸟架鹰抽大烟，整天出入于酒肆茶楼之中，外婆说他是个败家子。外公在妈妈小时候就去世了，抽大烟（鸦片）抽死的。
外婆是续弦，前妻生有四个儿女，老大是湖南长沙市警察局长，老二是国民党团长，后来去了台湾，老三是女儿，老四生病死了。外婆生了我妈，大舅和小舅。
老太爷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七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生。谭小培家的女孩子和妈妈是同学好朋友，她们到高中毕业后就不再念书了。妈妈和谭家的姑娘们经常在一起练功学戏，学校里的年终晚会，妈妈主演的京剧总是获得满堂彩。她喜欢唱戏，老太爷说，学着玩可以，但不能当回事误了学业。说戏子属于下九流，我家书香门第，当戏子有辱门风。
照片中的小生是妈妈
老太爷常说我家闺女出嫁时的陪嫁就是大学文凭，全亏了老太爷的高瞻远瞩，解放后一切财产化为乌有，唯独知识谁也偷不去抢不走，妈妈全凭大学文凭当了医生，如果没有这张文凭，我们全家就惨了，可能被驱赶到乡下，我们也可能是目不识丁的村夫。我家世代书香，到了我们这一代，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文革以前只念到初中毕业就失学了。
妈妈的大学毕业照
外婆出生于北京丰台县的普通农民家庭，她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得很漂亮，是个小脚女人，她跟我们说缠脚的痛苦经历。她妈一走开她就拆，为此没有少挨打，最终还是屈服于封建礼教之下。外婆有男人的刚强性格，说一不二，心里藏不住话，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克己奉家是我家的主心骨，全家都听她的。解放前解放后都是她持家，妈妈一发工资就全部交给外婆，她才不操那份心，所以一生不知柴米贵。外婆用一块小手帕把钱包好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都要数一遍，虽然没有文化，但有一个精明的大脑，是个精打细算的持家人，每笔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下个月工资发下来，再把多余的钱存入银行。
外婆的大腿上有一个紫色发亮深凹的大伤疤，小时候我常把手指伸进去抠着玩，她从来不说伤疤的来由，问多了她不耐烦地说，“生下来就是这样”。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在外公病危时一个游方道士对她说，用活人肉做药引可救外公一命。其它药引可找，哪里能买到活人肉，这个老道真是信口雌黄，只听说过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没听说人肉也能救命，外婆没有文化她还是信了。她找到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坐在板凳上，撩起灯笼裤腿，左手在左腿上捏住腿面上的肉往上拎起，右手持剪刀一咬牙一剪刀下去，就这么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在自己的大腿上剪下了一块肉来，血流如注，她疼得昏了过去，这是何等的勇气，再狠的硬汉未必也能做到。外婆是一个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刚强的女人，这件事震动社会，《北平日报》报道了此事，标题是“剐己救夫”，称外婆为三从四德的忠孝烈女子，但是还是没有救了外公。这张老报纸原来藏在家中，文革中害怕烧了。
外婆抱着我姐
妈妈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老太爷的掌上明珠，她乖巧很讨老太爷的喜欢，年幼丧父，老太爷对她倍加疼爱。她爱吃冰糖葫芦，老太爷每天回家都买一串。每当老太爷在书房办公时，妈妈就在一边给老太爷磨墨，老太爷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所以妈妈的字功底很深，写得一手漂亮的颜真卿体，她的字浑厚有力，别人都不敢相信出于一个纤纤女子之手。大院门口停着一辆黄包车，拉车的是一个三十几岁壮实的河北人，接送老爷上下班和妈妈上学放学。男孩子就没有这个待遇，走着去学校连零花钱都不给，所以大舅二舅小时候总是跟着妈妈转，她买零食给他们。老话说男孩子穷养女孩子富养，这样女孩子才能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培养男孩子从小吃苦的精神。妈妈长得很漂亮，看照片就知道了。除了读书，她什么事都不会做，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解放后也是如此，外婆伺候了她一辈子。
妈妈北平时的照片
三姐是家中的叛逆者，她是北大学生，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上街示威游行、贴标语、喊口号，遭到军警镇压和搜捕。她带了几个学运领袖，在我家躲了一个星期，她的未婚夫是其中之一。风声松了一点以后，他们准备去延安，老太爷不准她去，把她反锁在闺房内，其他人都去了她没去成，结果被逮捕入狱，受到了严刑拷打，上过老虎凳，打折了一条腿。她只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不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知道党的组织关系。老太爷通过关系花钱把她保了出来。未婚夫一去音讯全无，她后来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她的丈夫抛下她逃往了台湾。解放后她又受到牵连被管制，她是全家最不幸的，认错了两次人。她的未婚夫在文革中被审查，专案组来杭调查他在我家避难的经过，才知道他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老太爷临危时把妈妈叫到跟前，妈妈泪眼汪汪地跪在床前，拉着老太爷枯瘦的手，老太爷支撑着说：“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心太善太相信别人，性格懦弱，‘人弱被人欺、马弱被人骑’，世道险恶我不能再呵护你了，你的路还长着呢。”妈妈泣不成声，老太爷接着说“任何事都要听你妈的，她是穷苦人出身，她有一个坚强的男子汉性格和一颗慈母的心。”正因为是老太爷的临终嘱咐，妈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外婆，在外婆的眼里，她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抗战胜利后父亲调防到东北锦州，布防于锦西葫芦岛一带，驻扎在双树铺村。任第五十四军五十七师炮兵独立营中校营长，经师长的介绍与母亲结婚。师长朱茂榛毕业于保定军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父亲的堂姐夫。按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母亲是下嫁给父亲的，母亲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亲出生于乡下地主家庭，本人仅仅是个军校生，相当于中专毕业生。当时父亲的政治地位很高，是抗战胜利归来的英雄，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1948年辽沈战役中，林彪的25万大军包围了10万锦州守军，父亲所在阵地遭到东北解放军第四纵队两倍半的兵力包围，担任掩护炮兵营的三营弃阵逃跑了。因为不愿打内战，没开一枪一炮他命令全营向解放军投降了，锦州守备司令中将范汉杰被捕。大多数士兵们加入了解放军，父亲在军官教育班学习了两个月。解放军进军东北时毛主席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加强炮兵建设。解放军要父亲留下来当教官，生活上优待享受团级待遇，行军时骑马，每月香烟一条。他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生，又在昆明干海子军官培训团受过美军教官正规训练，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样样精通。但是他看不清形势，儿女情长选择了回家。他是个正直的职业军人，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解放军发给了路费和通行证，带着一身虱子回到了北平。
老太爷和外公已去世，大树已倒，家境开始衰败，前妻的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相继出家了，只剩下外婆带着三个子女，孤儿寡母守着一个大院子，靠北平郊区丰台的佃租过日子，时局很乱，佃农们来交租就收一点，不来交也不敢下乡去催，时而变卖一些古董补贴家用。东北已解放，解放军逼近北平风声很紧，有钱人个个人心惶惶举家外逃。房子地产根本卖不出去，外婆把祖宅和郊区的田地托付给了表侄儿照看。解放后凡是有十五间房子以上的住宅一律收归国有，田产在土改中也被分了。还好全家逃离了北平，否则的话外婆会被戴上地主婆的帽子，不知要遭多少罪。全家带着十几根金条逃离北平，去长沙投奔当警察局长的大哥。先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坐海轮去上海，海上风浪很大，全家人呕吐不停。到了上海在旅馆休息了一个礼拜，然后坐长途汽车，千里迢迢受尽了颠簸，好不容易到了长沙。哪知老大已弃官经商，开了个飞鹏运输公司，经商途中货物被土匪抢走人被打死。长沙住了三个月，不适应当地的闷热气候又回到了上海。
国民党的轮船正在黄埔江码头接运官员去台湾，师长也在上海，约好和父亲同行拿到了船票，市面上连黄金都换不到去台湾的船票。临行的那天，因我大舅和小舅是住校生在北京念大学，外婆舍不得两个儿子，临时改变了主意不愿去了。任凭父亲怎么劝说都没有用，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去请师长。师长和太太都来了，师长对外婆说:“共产党来了，你家不会有好果子吃，义彭跟了我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就如我的亲兄弟，到了台湾我不会亏待他的，只要我有官做就少不了他。”外婆无理地说“除非现在你把我两个儿子接来我就去。”“船就要开了，北平已经沦陷，怎么接？”师长太太说。她和妈妈是密友，北平时经常一起打牌。妈妈一贯是听外婆的，从小到大没有违背过外婆，也没有和外婆顶过一句嘴。妈妈说:“妈去我就去，她不去我也不去。”师长见说不动外婆，对父亲说:“她们不去，你跟我去，给她们汇钱就是了，你留下来只有凶多吉少，我不愿看你往火坑里跳。”那年头独身逃亡台湾的人并不少见，三姐夫就是如此，父亲不愿抛弃家人留了下来，可见他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因为外婆的固执，给父亲带来了以后的牢狱之灾。当初没有留在解放军当教官和没有跟师长去台湾使他悔恨终生，许多事往往都是一念之差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师长朱茂榛去了台湾，在蒋经国执政时期当了高雄市市长。朱茂榛和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苏联进行肃反运动时，因为“浙江同乡会”事件，蒋和朱等四位骨干分子被逮捕入狱，蒋经国差点被枪毙，这个历史百度中就能找到。朱晚年全家移民美国安享天伦之乐。父亲却锒铛入狱，尝尽人间苦难。几十年以后，那些当年逃离大陆的国民党人士，返乡时都受到当地政府英雄般的欢迎，在这拜金主义的时代，有钱就是大爷。
大舅从北京来信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安家还是杭州好。全家来到了杭州，一下火车妈妈就要分娩，在劳动路租了间房子生下了我。就这样我成了杭州人，而不是台湾人。
父亲买了一辆卡车，在缅甸时他学会了开拖炮的卡车，做起了贩卖蜜橘的生意。从临海老家买进贩卖到杭州，头两次赚了一些钱，这时他的副营长穷困潦倒一文不名来投靠他，父亲视战友为兄弟收留了他，说只要我有饭吃，你就不会挨饿。副营长不是父亲缅甸时的战友，是在东北时收编的杂牌军。那天父亲又收购了满满一卡车的蜜橘，准备第二天一早开回杭州，没想到半夜里副营长偷偷起来把卡车开跑了，车货都被他卷走，血本无归。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竟栽在自己的战友手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全国如此之大何处去找？父亲沮丧地回到了杭州，被外婆骂得狗血喷头。
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没有工作，一家老小坐吃山空也不是一回事。父亲还天真地相信国民党能够守住长江以南，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父亲在杭州郊区留下买了几十亩地，以种地为生，不久杭州也解放了。有一天父亲要把我带到乡下去，我只有六个月，他说找个奶妈，外婆不同意妈妈同意了，外婆也就没有坚持。到了乡下父亲抱着我东奔西跑就是找不到奶妈，讨了几口奶水。晚上我哭的不行，父亲熬了碗米汤，没有奶瓶用手指蘸着米汤喂我，我吃了几口就不肯吃了又不停地哭，父亲抱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急得没办法，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父亲赶上头班车把我送回了杭州。妈妈解开衣襟赶紧给我喂奶，外婆心疼的说“我不让带你偏要带，才去了一天，孩子就瘦了一圈。”这件事外婆一直耿耿于怀，我懂事后外婆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
土地改革开始了，稻子都没收，父亲只身逃回杭州。土地改革血腥恐怖，打土豪分田地，强行没收了地主的全部财产，镇压了300多万地主份子。同时台湾也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台湾百分之五十六的土地掌握在百分之十一的地主手里，台湾政府采取了温和政策，政府用国家企业股票换取地主的土地，以长期贷款的方式发放给无地农民，没有批斗一个人没有枪杀一个地主份子，使台湾的农业快速发展。大陆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把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了回来，使他们白欢喜了一场，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
父亲分文不名，买汽车买地用的是外婆带来的黄金，这些黄金够我们全家花上好多年，当初外婆就不同意这两次冒险的生意，但经不起父亲的百般纠缠，结果钱财被父亲折腾一空，只剩下一两黄金，成了彻底的无产者。由于这个原因，外婆记恨了父亲一辈子。此时全家生活陷入绝境，我家订有两磅牛奶，是为我和我姐订的，外婆说再苦不能苦孩子不肯退掉。房租已经欠了两个月了，请求缓期，房东是个心地慈善的大娘，她很喜欢我，经常有事没事的来抱我，见我家确实困难，又都是诚信之人，也没有为难我们。从北平的知府宅院，到流离失所寄人篱下，苦难历程泪湿巾衫。全家天天以稀饭咸菜度日，父亲和外婆扛得住，他们都是从乡下出来的，妈妈大小姐出身，哪里受过这种苦，要将最后的一两黄金卖掉，外婆不同意，说万一孩子生病有个三长两短，这是救命的钱，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卖。父亲想回临海老家，乡下来信说千万不能，不但要连累家人而且肯定会被枪毙。父亲起先不敢去找工作，怕暴露身份，到了饭也吃不上的地步了也顾不得了。父亲名叫李义彭，化名为李义鼓，找到一份会计的工作，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不久在劳动路的陆军96医院征聘营养医师，全国十分缺少知识分子，妈妈凭着北大燕大文凭，隐瞒了父亲的身份，顺利进了96医院，全家搬入了医院，住在一栋小别墅内，围墙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暂时有了安稳的生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舅参加了志愿军，他是大学生分配到团部当文书副连级，外婆成了光荣妈妈，一块刻着“光荣之家”红底金字的木牌挂在我家堂屋正中，街道里经常敲锣打鼓的来慰问，我家也风光了一回。好景不长，全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中央文件指示要将镇反对象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 、反动门会头子等范围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员、普通国民党军官包括在内。但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程序，再加上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千分之一的杀人指标，造成了镇反运动的扩大化。凡是国民党少校以上军官全都判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少校以下军官监督劳动。全家过着提心吊胆日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厄运終于降临，外婆在昏黄的灯光下做针线，父亲和母亲在读书学习，孩子们已经入睡，突然来了两个公安局的人，对父亲宣布你被逮捕了，全家人一下子惊呆了，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将父亲戴上了手铐。他们认为家中有手枪，翻箱倒柜把我家抄了，一个红色的绒布包啪的一声掉在地板上，一阵惊喜他们以为找到手枪了，打开一看，原来是那最后的一两黄金和一些首饰。公安人员毕竟不是红卫兵，一样东西也没拿，地上一片狼藉，就像鬼子扫荡后一般。北平时家中确有一把手枪，我妈胆小不让放，一定要父亲拿走，否则又要增加一项窝藏枪支罪。父亲知道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家人，请求再看一眼孩子，他们不容分说就将父亲拉走了。那年我只有两岁，弟弟刚出生不久，父亲流着泪撇下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第二天公安局和医院保卫科的人又来了，要将我们全家扫地出门，驱逐到临海农村老家监督劳动。外婆是小脚女人，走路都困难，母亲手无缚鸡之力，捏笔的手怎么拿得动锄头把子，到了乡下无疑是死路一条。外婆流着泪苦苦哀求，陷入了绝望之中，这时他们看见了挂在堂屋正中的光荣之家的木牌。那时正在拥军爱民的风头上，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家属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外婆拿出了军属证，在军属证面前他们犹豫了，志愿军在前线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他们没有胆量把志愿军家属驱逐到乡下，就这样大舅的军属证就像一把保护伞救了我们全家，使全家绝处逢生，脱离了险境。
抗日战争时，父亲风华正茂扛着枪穿着草鞋唱着军歌，在老百姓的夹道欢送中走出国门奔赴战场。抗战胜利后，他扛着枪唱着军歌身着全套美式军服，以抗日英雄的身份又在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中回到了祖国。解放后没有想到等待他的竟是手铐和监狱，真是应了师长的那句话“自己往火坑里跳”。
父亲在小车桥监狱关了几个月交代罪行。在放风的时候没想到碰到了副营长，他也被关了进来。父亲怒火中烧，一步上前当面一拳，鼻血淌了出来，正要揍他个满地找牙，被看守阻止，说父亲不服管教，兹事斗殴，关了他一个星期的黑屋子。再次碰见副营长时，他立刻跪地求饶。父亲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念你是战友把你当兄弟看待收留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开走了我的车，劫走了我的货，陷我于倾家荡产之地，杀你不解我心头之恨。”副营长不停地磕头求饶。父亲也无可奈何，都成了阶下囚，他也赔不出来。后来听副营长说，那天半夜里他醒了，见父亲鼾声大作睡得正香，忽然起了黑心，他偷偷地起来装作去解手，从父亲挂在墙上的裤子的兜里掏走了钥匙把车开跑了。天亮时到了杭州，不敢在杭州兜售，想开到上海去，过了嘉兴因为做贼心慌，一不小心撞上了一棵大树，车翻了橘子撒了一地，当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了。三天以后找到出事地点，橘子被抢光车已不知去向。副营长后来被镇压了，此人土匪出身，当过还乡团有血债，恶人自有恶报。
父亲没有向解放军开过一枪一炮，是一个职业军人，经历了八年抗战，参加了三次重大战役，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抗日将士，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找不到任何罪名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彭”和“鼓”这一字之别，未经正式审判，以“化名潜居”之罪判了五年徒刑，没有接到判决书，押往金华钱江建筑公司劳改队修路当苦力。三年以后公路完工，调到杭州闲林埠钱江劳改农场继续服役。
他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却进了新中国的监狱，他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死在战场上。他经历了漫长的五年牢狱生活，劳改农场管制11年，再加上文革中10年农村监督劳动，整整26年的非人生活，一直到1983年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才摘除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健在的抗日老战士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他坚信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但是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子女，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刺伤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使他们蒙受耻辱，毁了子女的前途。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全国有无数个抗日老战士，有着和他一样的命运，现在有谁还记得李义彭这么一位抗日老战士悲惨的一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难道不觉得有愧于他吗？现在人已去，屋已空，一切都没有意思了。
（未完待续）
责编：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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