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
《申报》（香港版）报道：“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
花园口决堤的支持者称，当时的形势，中国面临艰难的选择：一是中原沦陷、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亡国；二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在这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做出选择，只有“两害取其轻”。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
改道后的新黄河成为中日双方东西对峙的分界线。直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才攻入新黄河以西地区，占领河南中西部。黄泛区确实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的进攻。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
有日军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但他们关于安徽死亡人数的推算存在疑问，因为安徽的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受灾人数都比河南小，但其测算出的死亡人数却比河南死亡人数还要高8万人，这有些夸张。至于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法查实。而1938年当年因黄河决堤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于当时调查环境所限，更是无法查实。
花园口决堤，国民政府认为是“功在国家，害在地方”。决堤时，蒋介石称，“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做，克竟全功”。
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由于安徽省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所以他们在书中根据河南与江苏的灾区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
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
决堤前，国民政府对百姓虽然也进行了疏散，但疏散力度有限，搬迁补助较少，杯水车薪。郑州市勒家堤村民张广和回忆，“记得那时小麦还没收割完，国民党军新八师蒋师长派人给我们家5口人送来十块大洋，把我们赶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我带着老婆和大儿子、闺女和刚出生的小儿子一家5口踏上了逃荒路程，这一去就是六年”。
而质疑者认为，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的困难只能称一般，日军的战略部署并未因此打乱，武汉到底也没能守住。与豫、皖、苏人民因决堤而蒙受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比，这点作用微不足称道。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
“那时逃难的人慌不择路，没有吃的，人饿得昏昏欲倒，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倒在了路上。沿途一路死尸，我的大儿子、闺女相继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和得病去世。我把他们扔在路旁，带着家人继续在黄河沿岸的五个地区流浪”。
花园口决堤确实给日军带来困扰，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记载：“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花园口决堤，日军14师团在水中作战，步兵跑步运输炮弹。
花园口被炸后，黄泛区的国民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