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颇能说明我的情感困境、价值困境和文化困境的文章，搜遍了互联网都没有找到。我又很想与人分享，以及我现在也闲得无聊，所以正在手打录入，全文32开书页共26页，目前录到第15页了。
《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是金庸小说中吸引力最大、被人谈论最多、看法和评价的争议也最多的人物之一。倪匡先生品评金庸小说人物，将杨过、韦小宝、令狐冲并列，成为四大“绝顶人物”(1)；项庄先生不同意，认为“杨过应该降为上上，而非决定人物”(2)；吴霭仪女士则品而不评，明白地说她“不喜欢杨过”(3)。陈晓林先生较为理性，他在杨过身上，看到的是“反抗命运的意志”和“人性尊严的浮现”(4)。如此种种，都是一些很好的意见和看法。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丰富了杨过形象的审美、思想和文化意义。
关于杨过，我本人也说到过很多次。只不过，那些说法，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或特定的题目下，只是看到杨过的某些侧影、表象甚至幻象，这里不提也罢。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曾以为自己很理解杨过这个人物，如今看来，其实不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始终没能确定，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杨过、用怎样的价值标准和坐标体系来分析和评价杨过。也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一种共同的、能够被大家所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坐标体系。
现在，我相信，这样共同的价值标准及其坐标体系应该是存在的，那就是西方的人文主义。这一价值标准说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当然也不复杂，我们都知道，人文主义有两个基本层次，或者说是两个重要坐标轴：第一个是人性及其价值的探索，第二是人的个性及其价值的探索——包括对人的个性、利益、尊严的衡量和探索。重读金庸小说，尤其是重读《神雕侠侣》的文本及其“后记”，即可找到大量的事实例证和理论依据。
一
在具体讨论杨过形象和意义之前，我想首先讨论《神雕侠侣》这部小说及其主人公这一想象的创作背景，以及杨过形象与作者金庸先生本人的生平经历和精神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
倪匡先生认为杨过形象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他的反叛性格，进而让读者注意这部小说的创作年份，他之处：“其所以要各位特别注意《神雕》的创作年份，是因为就在六十年代一开始，世界各地，青年人的主导思想，就是叛逆。”进而：金庸所写的叛逆，是杨过和小龙女对当时宋朝社会的叛逆。但在人性上而论，放在任何时代皆可适合这是《神雕》在创作上最大的成功。”(5)这是说，《神雕侠侣》的创作，受到了当时世界社会潮流的影响，当然值得注意，也值得参考。
只不过，杨过的叛逆，似乎还有更加贴近的背景和更加内在的根源。
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金庸先生对自己笔下杨过这个人物形象，似乎特别喜欢，且特别同情和关怀。他曾说：“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我比较喜欢杨过、乔峰这两个人物，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6)每一次面对读者或记者的“你最喜欢你书中的哪个人物”的问题时，金庸先生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每一次，杨过总在“最满意”和“最喜欢”的人物当中。究其原因，当然应该是杨过的形象写的最精彩、最成功，而作者也喜欢杨过这样的性格；但若认真研究过作者的生平，我们就不难发现，作者之所以对杨过最为同情，是因为他本人的人生遭遇与杨过的成长过程有着某些不可轻忽的类似之处。
首先，作者和他笔下的杨过一样，都曾经经历过因“父之过”而受到社会排斥和公众歧视，从而不仅造成了莫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更由此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及其努力方向。我们都知道，金庸先生最早的人生态度是成为外交官，且1950年也曾应著名国际法学家、当时新中国外交部顾问梅汝璈先生的邀请而到北京，但最后却还是由于其“出身和家庭背景关系”而不被接纳(7)。而杨过，也同样是因为其特殊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关系”而遭受到类似的重大人生挫折。因为他是杨康之子，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始终得不到以黄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的信任。二者的经历似乎稍有不同，但同样是遭到血统论者的歧视，且同样深受着不得其门而入的孤独和打击。
进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金庸在青少年时代，就曾有过多次反叛冲动和“叛逆”行为，并且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是在中学时期，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学校寻到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学校开除，从而成为金庸先生“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8)。第二次，则是在大学时期，因为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9)，这是金庸先生人生中的又一次严重危机。有意思的是，杨过的“学生时代”，也先后经历了两次因“叛逆”而被开除的重大人生危机。而且，第一次被开除，也是因为他公开辱骂师长，即与祖师爷柯镇恶发生冲突，气极之下，大骂柯镇恶为“老瞎子”，以至于被郭靖、黄蓉逐出桃花岛。第二次重大的人生危机，亦正是杨过在比武场上与同门师兄发生冲突，进而打伤师兄鹿清笃所致。
如此看来，即使不能说小说《神雕侠侣》就是坐着的自叙传，这少也可以说，杨过的这种痛苦的人生遭遇，应该有作者早年经历及其心态的一些影子。多年以后，当池田大作先生称赞金庸先生青少年时期的“反叛行为”，说“此后在《明报》上大加发挥的‘反叛’精神，原来在十几岁时已见端倪”的时候，金庸先生却说：那“只是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而已。”(10)这样说，固然是出于客气，却也是实事求是。然而不难想到，这样的行为既属鲁莽，当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传统观念之中，又属于“不光彩”的人生经历，势必成为当事者的一个长期的心灵隐痛。对于一个敏感、自尊且具有灵性的人而言，这样的心理隐痛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容易引起心理恶化的病灶——除非找到一种治疗的灵药；或是找到一个高明的心理医生对此做出疏导，即对此经历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或是患者自身找到一个合理的渠道，将此长期积累的抑郁苦闷彻底宣泄出来。
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金庸先生的宣泄渠道就是他的小说创作。对上述心理情结的解脱和宣泄，具体说就是《神雕侠侣》的创作。在醉酒金庸到底找到了何种灵药或心理疏导方式之前，应该先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庸先生又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也可以称为又一次反叛行为。即在1959年，金庸本人离开了长城电影公司，开始创办《明报》，而他的小说《神雕侠侣》则正是《明报》的开山树旗之作。多年以后，金庸对记者说：“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特别是在‘长城’此等左派公司，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比如他们很注重思想教育，当然，我不是否定他们，但自己的艺术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11)在这里，金庸说得相当含蓄，但却也相当明确。实际上，到了1959年，长城公司的拍片方针越来越严格，对金庸的创作束缚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与金庸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情趣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从而终于造成了金庸的“反叛”和离开。金庸这一重大人生转变，不仅是对电影行业的舍弃，甚至也不仅是对左派的长城影片公司以及包括《大公报》系在内的整个左派阵营的反叛，实际上还是对左派公司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传统的叛逆。【这点我觉得作者过度诠释了，金庸是离开，离开与反叛包括叛逆是很不同的词汇，更不是对对面的投诚，我觉得金庸是想走独异的路，这路也许更符合他离开的阵营的初衷。】
我想说的是，1959年，乃是金庸一生至关重要的一年。即不仅是他独立创业开始的一年，也是他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立场发生重大调整和转变的一年，更是他摆脱身心枷锁和树立新的价值体系的一年。证据之一，就是他所说：“‘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明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不过在《明报》写社评、坚持编辑方针，是有意的反抗不合理现象。”(12)这意味着，金庸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证据之二，则是他在小说《神雕侠侣》的后记中所说：“《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进而“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意味着，金庸先生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对人性及其个人性格和情感的发现、尊重和探索，不仅成了金庸自我宣泄或自我疗救的灵药，而且，在金庸小说创作和中国武侠文学史上，也有着重大的革命意义。它意味着，金庸先生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意发挥出自己的“反叛精神”，并且还为自己找到了反叛的理论依据，即第一次有意识地将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及其艺术经验引入传统武侠类型文学的创作，且为我国的武侠文学树立了全新的价值坐标。所以，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3)而小说《神雕侠侣》就是这一成功的第一个里程碑，其中主人公杨过的形象，也就是金庸的文学改造及其价值观念转变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
金庸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把西方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及其叙事模式引入现代武侠小说的叙事中。这一引进是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神雕侠侣》才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射雕英雄传》讲述的是侠的成长，而《神雕侠侣》讲述的则是人的成长。这一点区别至关重要。
从作者的自叙中可知，《神雕侠侣》一书，是有着重对人的个性与情感的书写，主人公杨过至情至性，或如曾昭旭先生所说：“他的独立自主只是意气的刚猛，他的爱也只是情绪上的风流，这全不是理性与道德，全只是浮动的也起。”因而“使得一切受压抑委屈，而生命中有缺憾、有伤痛、有沉郁、有渴求的人，为之痴醉癫狂。”(14)这也使得陈沛然先生认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是儿女私情”(15)，林燕妮女士感叹书中诸多女性“一见杨过误终身”(16)。
我想说的是，杨过形象不仅具有突出的个性风采，同时还具有丰厚的人性内涵。因此，这一形象不但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在这不小说中，杨过的形象由诸多元素组成，而且一直处在流动、发展和变化之中，因为他一直没有定型，所以我们也就不宜对他过早进行见简单定性。实际上，对杨过这个“对自己激烈易变的性格非但管制不住，甚且自己也难以明白”的人，想要做出简单的定性或概念界说，又谈何容易？——要观察和谈论杨过这个人，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角度和切入点，但要想把握这一形象的整体，则必须建立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坐标系。
杨过是一个孤儿，这是他性格形成的核心元素。首先，因为他是孤儿，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处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这使得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往好处说，这让他的人性本能获得了某种自然生长的条件，同时也使得他的生命力变得更加顽强；另一面，则是他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式于正常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和冲突。其次，作为孤儿，不仅意味着正常的家庭生活的缺失，更意味着一系列严重的心理缺失，诸如母爱/情感的缺失、父教/价值的缺失，心理健康及其自我尊严的缺失等等。这不仅使得杨过的行为与命运充满变数，而且使他的心理伤痛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再次，由于他是著名恶少杨康的儿子，所以对于正常的社会而言，他几乎生来就负有血统伦理上的“原罪”，这与他对父亲的想象及其为父报仇的欲望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使他所受到的外界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冲突和压力也格外强烈，他的命运变得格外坎坷，他的人生成长的曲线也格外诡异，从而自然也就会使他的个性形象变得格外复杂。
伴随着杨过的孤儿身份而来的，当然就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的、宿命般的孤独，以及心理上的孤独感。这包括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他的实际生活历程中的孤独。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不但没有父亲、没有了母亲，而且也没有同门师兄弟——桃花岛上的郭芙和武氏兄弟，以及全真门下的鹿清笃等人都对他白眼相对——当然也就更没有朋友。
第二个层面是他的心理深层的孤独感。这有包括母爱的缺失/童心孤独、恋爱的危机/青春孤独、父教的缺失/成人的孤独等不同的层面。我们看到，小说《神雕侠侣》的情节叙事，就是对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依次展开，也就是把主人公杨过的成长过程按照童心孤独、青春孤独、成人孤独的主题分段叙述。
如前所说，杨过的童心孤独，原因在于母爱的缺失。但他的母亲穆念慈已经逝世，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在这一阶段中，最有可能满足杨过的母爱渴望的人是黄蓉，而杨过也在无意识之中把黄蓉当成了母亲。最好的证据是，杨过从华山归来，明明学得了一身本事，但却故意撕破自己的衣衫、打肿自己的嘴脸，装成一付潦倒不堪的模样，前往黄蓉夫妇的所在之处。表面上看起来，杨过似乎脾气古怪、故意恶作剧，此时恐怕他本人也未必真正明白，之所以要如此做作，在其潜意识之中，正如浪子回乡，是故意想要引起黄蓉的怜惜，进而“考验”黄蓉对他的真实感情。因而，我们看到，当黄蓉仅仅是平生第一次对他和颜悦色，且以一个长辈亲属/母亲的口吻对他说话的时候，人高马大的杨过“从未听黄蓉如此温柔诚恳的对自己说话，只见她眼中充满着怜爱之情，不由得大是感动，胸口热血上涌，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假如这时候黄蓉当真以慈母之心相对，杨过一定会扑向她的怀中，掏心掏肺，从此彻底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改变杨过的一生。只可惜，在这关键时刻，黄蓉并没有起码的耐心继续扮演慈母的角色。而且，在此之前和之后，黄蓉对杨过从没有过真正的慈母之情，反而总是对他冷淡、怀疑和厌恶，而杨过的母爱缺失始终无法弥补，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而改变。
如果说黄蓉是杨过一生中第一个能够改变其命运的关键性人物，那么小龙女就是第二个这样的人物。杨过对小龙女的爱情，一向是金庸迷及其金庸研究专家们的热门话题，但一直很少有人能够明白杨过对小龙女的情有独钟，而且终身不变的真正原因。这原因，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在杨过的心目中，小龙女的身份和形象，首先是姑姑，即母爱的替代；其次是师父，即父教的替代；最后才是情人，即青春孤独的解药。【我在我的高中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对自己的情感困惑做了总结，神奇地得出了类似前述的原因。然对我来说，还有一种，即友情的需求】证据是，当小龙女第一次对杨过投以青春热烈的目光之际，杨过“尚是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对小龙女又素来尊敬，以致全然不知其中含义，但自下得山来，与陆无双共处几日，此刻又与完颜萍耳鬓厮磨，蓦地里心中灵光一闪，恍然大悟，对小龙女这番柔情蜜意，方始领会。”这也就顺便说明了，为什么杨过先后有过陆无双、程英、完颜萍、公孙绿萼等红尘知己，但却始终无法改变他对小龙女的情感态度，这是因为在杨过的心目中，小龙女乃是母爱、父教、恋人三位一体的情感想象与寄托【对于我，需加友情/知己，四位一体的情感想象与寄托】，而陆程萍萼等少女则不过是单纯的青春少女，只不过是小龙女的影子或暂时的替代对象。问题是，杨过对小龙女的这种奇异的爱恋，却有恰恰违背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准则，堪称乱伦灭礼，大逆不道，当然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更大的问题是，小龙女从此对杨过逃避再三，表面的原因固然是不愿杨过成为名教的罪人，深层的原因则是知道自己不是、也不可能是母爱、父教、恋人的三位一体，因而不可能满足杨过的所有情感欲望。而杨过在没有心理上长大成人之前，就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情侣或夫妻之间的男欢女爱。而最大的问题是，总有那么一天，杨过会发现，他与小龙女之间，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心心相印。例如小龙女和一灯大师见面并就“雪下、雪化”的话题而展开充满禅机的对话之际，杨过就感到“似乎她和一灯相互知心，自己反而成为外人，这情景自与小龙女相爱以来从所未有，不由得大感迷惘。”这一时刻，深深的孤独感必然会涌上杨过心头。
能够影响杨过一生的第三个关键性人物，当然是郭靖。小龙女虽然是杨过的师父，但只能教授武功，却不能教授人生的经验，因为她本人对古墓之外的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进而，将小龙女当做父教的替代，只是杨过的一种不得已的心理想象和寄托，而小龙女又怎能当真担负起父教的重任、扮演好师父加父亲的角色？这一角色只能是郭靖才能胜任。郭靖早已在杨过的生活中出现，且始终真挚地关怀和爱护杨过，何以成为第三个关键人物，而不是第一个？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黄蓉的心机，不让郭靖担当杨过的师父；而郭靖也却是“不善教诲”，只怕反而因此耽误了对方，只好将杨过送到全镇门下求学，从而大大延缓了杨过求教于他的时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过生性敏感、情感冲动且行为偏激，以至于离郭靖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前，一直受到母缺失和青春孤独的困扰，没有意识到父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然也会延缓并影响他和郭靖的关系的正常发展。这使得杨过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只能独自寻觅，且孤军奋战，非但得不到父教的支持和帮助，反而与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杨、郭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关系演变，乃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叙事主题。对此，在后文中我还要专门讨论。
三
杨过的孤独、孤独感及其孤独形象，有着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文化意义。
这首先可以求证与他的独门武功。金庸小说有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是独门绝招，就是为他的小说主人公专门设计符合其性格与心理的独家武功，作为其人物性格的一种延伸或证明。杨过的武功来源甚杂，但真正让他自成一家的绝世武功，一是来自独孤求败的遗教，一是他自创的“黯然销魂掌”。很明显，独孤之姓用在这里，自然是孤独的写照，而求败之名，则是直说想要寻找敌手、却没有敌手。进而，“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杨过之所以将这套自创的武功命名为“黯然销魂掌”，那是因为他失去了小龙女这个唯一亲密的伴侣。 杨过身负这两套绝世武功，自然也就进入了没有对手、也没有伴侣的孤独之境。真正常在杨过身边的，只有那只神奇的大雕。而这只雕，也曾是独孤求败的遗物。既可以说是一个亲切的伙伴，更可以说是孤独者的标志。【想起鲁迅喜欢猫头鹰的意象了。】
值得注意的是，独孤求败这个闻所未闻的人物，在金庸的小说中居然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这部《神雕侠侣》中，成全了杨过；另一次则是在《笑傲江湖》中，成全了令狐冲。这就是说，杨过和令狐冲成了同门，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身世和精神上的孤独；而他们共同的命运，则是要面对父权文化传统和群体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改造。也就是说，杨过、令狐冲的孤独，是一种近代——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价值确立——意义上的“个人的孤独”。这种个人的孤独，显然有一种抽象意义和普遍价值。
在金庸的小说中，大多数主人公的武功成就都只是对前人的武学博采众长，然后加以发扬光大，像杨过这样自创一套武功，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杨过的这一套“黯然销魂掌”，如同独孤求败的武学遗产一样，不仅代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武学构想，同时更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价值准则和精神境界。首先，杨过之所以要创造这样一套武功，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杨过的这一套”黯然销魂掌“，如同独孤求败的武学遗产一样，不仅代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武学构想，同时更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价值准则和精神世界。首先，杨过之所以要创造这样一套武功，是“只因他单剩一臂，是以不在招数变化取胜，反而故意与武学道理相反。”这不仅表明杨过能够从自身的特点出发，能够大胆的逆向思维；还表明他敢于向传统武学挑战，建立自己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其次，从心惊肉跳、杞人忧天、无中生有、拖泥带水、徘徊空谷、力不从心、行尸走肉、倒行逆施、废寝忘食、孤行只影、饮恨吞声、六神不安、穷途末路、面无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鸡、等等武功招式中，我们不难想到，与其说是一套武功，不如说是杨过对自己一生遭遇的总结和感慨，更不如说是作者对杨过的性格、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精神境界的总结和写照。再次，这一套掌法还有一个更加奇妙之处，那就是并非所有的时间和场合都能施展，而是要以“身与心合”为基本前提。即只有在真正的心理/精神孤独之际，才能如意施展，并且发挥它的最大威力。亦即，这套掌法，也只有这套掌法，才能真正显现心里孤独和个人存在的价值。
吴霭仪女士说他不喜欢杨过，明显是因为不喜欢他的“自我中心与感情用事”（17）。以常情而论，当然不难理解。只不过，吴女士似乎没有想到，杨过的自我中心，是来自个人的孤独感，来自个人意识或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人的觉醒、个人/个性的觉醒、自我的觉醒，无论是对武侠小说创作欣赏还是对中国文化历史传承变革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对杨过形象的塑造，是将传统的武侠小说，发展成了真正的“人的文学”，不仅在于它着重于人的形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用现代人文价值观念及其标准来观照、理解和描绘人物形象。人文主义的真义，就是要让人类学会理解和尊重人性，进而理解和尊重不同的个性，理解和尊重他人的个性、利益和尊严。而自我中心与感情用事，固然是杨过的个性特征，其实也是人性的一种常见现象。也就是说，作为正常现象的自我中心与感情用事，正应该得到现代人的理解、宽容和尊重。【自我的觉醒的意义，是让个人和集体的二位一体的个人的一环的意义得以彰显。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存在和延续，而集体的意义在于保护保障个人，集体本身不具有价值。我觉得我会认同“个人价值取向的集体主义”（姑且这么表达）】
杨过的自我中心与感情用事，是他的孤儿身份和孤独心理的产物。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非得依靠自我的力量不可，从而自我中心和感情用事也就在所难免。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用事的行为方式，是他的一种生命本能，而不是一种新的理性价值指引的结果。所以，他的个性于自我的觉醒，只能是一种本能的直觉，而不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这不难理解，杨过毕竟只是一个江湖人，而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杨过的年代，非但没有文艺复兴的迹象，反而是礼教桎梏最为严重的时代。正因如此，杨过自然的生命状态及其本能的行为方式与他的社会生存环境及其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格外的明显且复杂，他的成长就变得格外艰难，而他的人生命运也因此格外坎坷。好在，此时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人文主义观点，和鉴定的人文主义立场，对人性本能、个性价值乃至个人主义精神都能够予以恰当的理解判断和道德评价。
在小说中，杨过最容易引起读者震惊、担忧、或误会和反感的行为，当时刺杀郭靖。而在此过程中，最不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则当时杨过曾有过如下的念头：“管他什么襄阳城的百姓，什么大宋的江山，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之外，有谁真心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这个问题，我曾有如下考虑，人所求这长存，若人移民海外，而中华灭绝，其人将来之血脉中将稀释消散，为人所忘，也即死亡。除非有英雄壮举，而此举被人记忆，也在其抗争，可为后人存己之励。我们的这个文化，即使孔儒到后来被发展为僵化的杀人的礼教，然而之初，确有爱及每一普通人的因子，这就是我们不背弃中华的缘由，因为它曾爱过我们。我们的杨朱也曾发现了个人的价值，而道家庄老乃至墨家孔儒也有这样的因子，虽不如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那样沛然成体系，然终究在，终究说得也不差。】看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读者为杨过的行为和心理担忧，并且会认定，这一时时刻，乃是杨过一生最“危险”的时刻。有人甚至认为，“他打算采用的手段，从国家从个人的观点看，都是卑鄙之极的。”(18)这样的评价虽然过于苛刻，，却也不难理解，因为不论公私立场，杨过都不该刺杀郭靖。好在杨过最后也并没有把他的刺杀行为进行到底，想必能消除不少反感和误会，好心的读者，肯定愿意“忽略”杨过的上述想法。【小说中杨过的这个心理转化，写得也太过草率简略了，中国文字果然是不擅长心理描写的！父者，不过生儿而已，欲儿生是父之为父的第一前提、根本条件也是主要条件，郭靖舍命相护杨过，那一刹那，杨过得到了最最真切的父性的关怀。而那个虚无缥缈的生父却从未给过他这种关怀。】
我想说的是，对这一段，决不应该忽略，否则，就不能理解杨过形象的更深刻的人文价值。理由是，一，这是杨过的真实想法，不这样想，那就不是真正的杨过了。二，这是杨过一生中最尖锐、甚至是最偏激的思想，但也是最尖端、最值得研究的思想，因为其中包括一份个人主义的宣言，和一份博爱的呼吁。自古以来，在中国，个人主义从来就没有市场，甚至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杨朱可能是，但思想湮灭。老庄里颇多因子。另外也基本没有一个成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家，陶渊明算一个】，因而也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个人价值与集体、民族、国家价值孰重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大逆不道、且明显不得人心的理论命题。【片面的就理论谈理论不会有什么大价值，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延续，一在治河，二在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二事都非个人之力可为。而耕作也需要协作劳动。个人和集体是辩证统一的】在中国人心中，这是一个根本不用考虑的问题：集体、民族、国家的价值当然远远大于个人的价值，进而，为了集体、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价值、生命和尊严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因而几乎从来就没有人去想抽象寓于具体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道理；集体、民族、国家这些概念恰恰是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在治河御敌是你就知道不是抽象的了】，集体、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实际上必须是以个人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的；假如一个民族总是轻视、忽略、抹煞甚至否定个人的存在及其价值那么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道德价值要么是空论，要么是虚伪和欺骗。中国古代圣贤虽然也曾有过“仁者爱人”的说教，由于始终缺乏对个人存在及其价值的思考和认定【这是客观情况，也许曾有过，但被湮没了】，因为始终不能建立起以个人存在为基础的人际间真正的博爱【hoho，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发生革命，就不会凭空建立。坛经算有点萌芽】，存在的只有三纲五常之类的礼教传统。从而，杨过在激愤之中提出的“大宋并不关心我，我何必关心大宋？”【这是我竭力去中华文化中去寻找其爱人因子的缘由，否则我就变成硕狗了】和“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这两大疑问，就显得意义非凡。沿着这样的疑问追寻，就能找到、并且真正理解欧洲文艺复兴及其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内容、意义和价值。反过来，则能加深对杨过形象及其思想意义的理解：杨过的孤独，正是个人的孤独，也是人的孤独；而杨过的激愤，则正是个人的激愤，和人的激愤。【所谓的复兴中华，如果还延续“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老套路，那是复辟不是复兴。至少文化方面需要有绝对的新气象，文化的复兴绝不是独兴一木，必须是重建森林，譬如被湮没在吕览等典籍中的杨朱的个人哲学必须得以整理和宣扬，以此为契机，才能真正的整个中外古今，毛泽东秦始皇加马克思是一个路子】
四
吴霭仪女士称杨过是反叛少年的英雄，并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发现他的青春期的冲动和内心的自卑，堪称卓见。“父母不爱我，没有人了解我，世人都欺负我、都欠我，但我不会低头，我要反抗到底，宁死不屈。”进而“细心看《神雕》，不难发现杨过的自卑和反叛，正如一般少年人深信父母不爱他们、世人都看不起他们一样，大部分是出于他们的想象，与事实想去深远。”（19）这就是说，杨过既是一个反叛英雄，也是一个“问题少年”。这当然也是一个认识和研究杨过形象的很好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