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谈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无理而妙”（二）
二、表意上的“无理而妙”
表意上的“无理而妙”就是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事理（事物的道理）看似无理，实则妙趣横生。《管子·版法解》：“慎观终始，审察事理。”南朝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说：“ 仲宣《七释》，致辨於事理。”在诗歌中，诗人为了更好地抒发情感，表达思想，就违反一般生活常识及人的思维逻辑，对“无理”的东西进行描写和叙述。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在如何做到表意上的“无理而妙”的。
1、主观因素造成的“无理而妙”
由于诗歌受到诗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诗人在创作中，往往会渗透自己的主观情感、思想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从一个更好的、看似不合常理的角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比如，李煜《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亡国后，被羁留汴梁。他的身份是亡国之君，是“违命侯”，眼前的处境，难免产生故国之思，按照常情，诗人就该凭栏远眺“无限江山”，沉浸在“故国之思”之中。可是，诗人在词作中却说“独自莫凭栏”。这看似“无理”之语，恰恰从另一角度道出了词人思国之切，失国之痛。因为，凭栏而远望，远望而生情，生情而伤感。
2、客观因素造成的“无理而妙”
诗人在诗歌中表情达意，往往是含蓄蕴藉的，这主要表现在物象的选择上。我们知道，生活中的物象进入诗歌，就是审美意象，即包含着诗人情感的物象，具有情感性和审美性。对于“无理而妙”来说，诗人所选择的物象来表达情感思想，是有自己独到的特点。
比如，李白《劳劳亭》：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意，不遣柳条青。
我们都知道，“春风”自然之物绝对不知离别之苦，也不能主观地决定柳条发青。但李白却赋予春风以人的情感，让春风来主宰柳条，不让柳条发青。因为柳条中的“柳”谐音“留”，也就是没有发青的柳条，就不能送客了，就留住客人。但实际上，诗人借“柳”这一审美意象所要表现的是怕离别之人所饱受别离的苦楚。
在看贺铸《踏莎行》：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花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词作中，红色的莲花能“嫁春风”，“红花脱尽芳心苦”在生活中看来都是不可能的，看似“无理”，却道出了词人的人格本性。诗人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赋予“莲花”、“春风”、“红花”以人的情感。就前一句来说，所谓的不“嫁”春风就是不与群芳为伍，孤芳自赏，不随波逐流，而终于落得“被秋风误”的悲剧性结局。其实，这句暗含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士子的无限感慨。后一句也是拟人手法，表面是说，花儿凋谢了，花儿内心感受到苦楚。花儿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看似无理，却很厚“理趣”，即表现了词人孤独寂寞的之情。
3、主客观因素造成“无理而妙”
人与物结合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中，情景结合，融情入景，等，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的表现。在诗歌中，诗人情感往往左右对客观物的选择，一旦选择，融情与物，二者达到合一。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如，晏殊《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春到人间，杨树开满了花，可那春风不懂得约束飞舞的杨花，任凭其随风飘舞。杨花一片迷蒙，纷乱地打在行人面上。词人运用拟人手法，把杨花拟人化，赋予物以情感，拉近了“物”与“人”的距离，甚至融合一体，成为人的对象。词人嗔怨杨花不解人意，实则通过杨花的不解人意，把人与物结合起来，共同表达了词人伤春之感，离别之情。
又如，清代的黄任《杨花》：
行人莫折柳青青，看取杨花可暂停。到底不知离别苦，后身还去作浮萍。
诗歌中的最后两句所表现的看似无理，却富有“理趣”。诗人化用了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句子。诗人责怪杨花不晓人情“作浮萍”，勾起行人“离别苦”，故行人不必“折柳”，从而含蓄地流露出离别之哀。
总之，北宋诗词大家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趋。”其“反常合道”，即为“无理而妙”。我们从以上的分析看出，打破通常事理，运用看似不配的词，貌似“无理”，不但增强了诗歌的理趣，而且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