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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明朝为何要定都北京，实行天子守国门的国策？
文/霍真布鲁兹老爷
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问几个问题：
1、朱元璋为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南方统一中国的皇帝？
2、明成祖朱棣何以成为第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
3、同样是割据关中，李自成和刘邦何以下场完全不同？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史书，会看到大量诸如，龙蟠虎踞，关河形胜，王业之基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神神叨叨的词到底在说什么。
正当壮年的九五之尊缘何吊死煤山，正当壮年的屠龙勇士惨死团练之手，年近古稀的藩王为何造反，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天命的昭彰，欢迎收看本期走进科学，哦不对，《屠龙技术纲要---国都篇》。
地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而言，是自西向东转移的。朱元璋能够自东南逆取天下，因他已经占据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在一个王朝的国都选择上，其实只有一个条件，要么你接近经济中心，要么你能控制经济中心。
在秦汉时期奉为真理的经验，到了明清，很可能就沦为教条。
对于秦汉而言，把长安和洛阳之间连成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就构成了权力的中轴线。长安---洛阳这条中轴线构成了屠龙者们争夺权力的角逐场，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中国的核心区域，能上这个牌桌玩牌的才是vip玩家。
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周亚夫率军平叛，一听到吴楚联军不占据洛阳，就知道天下可定。叛军势力再大，也不过是不上台面的玩家。
秦汉第一帝国倒塌之后，表里山河的山西耸起了肩膀。权力的中轴线逐渐演变成平城（大同）/太原---洛阳/大梁（开封）。北魏前期都定都平城，北齐定都在邺城，但是几代皇帝增修晋阳，晋阳身为陪都比首都还要富丽，主要活动也都放在晋阳（太原），是所谓的霸朝所在，王命是基。。
隋文帝杨坚虽定都长安，但长安已经显示出以它作为国都的弊端，不但关河悬远，不利于军事行动，而且无自由达，交通和很不方便，所以花费了大精力营建东都洛阳，同时派忠臣镇守太原。
唐朝虽然也延续了定都长安的方针，但起家却自山西，决定唐王朝命运的重要一战就是虎牢关之战，与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争夺中原，而来自河北的窦建德援助王世充，他的天才谋士凌敬提出直驱并州的方针，可谓高瞻远瞩，若窦建德能采纳，则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可惜窦建德最终南下，落得一败涂地。
唐王朝统一之后长安这个名副其实的国都，很多时候反倒像是洛阳的陪都。
而到了五代时期，这条中轴线上的争夺达到顶峰，分别以太原和大梁为根基的武人集团的战争成为历史的主流。
元代以后，经济重心继续东移，权力的中轴线变成了北京----南京模式。朱元璋能自应天起兵混一天下，朱棣起兵北京最终从侄子手里夺回江山，除了个人素质的原因，也离不开对核心区域的争夺。
所有试图在明清时期还要定都关中或河南，以关中河南为根据地的屠龙者们都是在开历史倒车，这是分辨对历史认知水平的绝佳试金石。
试图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李自成失败了，而三藩之乱中的吴三桂，在大军进入湖北之后，却痛失好局，试图入巴蜀，据关中，坐拥淆函之固，试图复制刘邦的成功，简直是食古不化，与朱元璋父子的战略眼光差距，又何止以道里计。
而另一个军事天才，烧炭工人杨秀清却洞察了这一点，夺下武昌之后，全军夺取南京，终于奠定太平天国的基业，若不是运气不佳，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则清廷覆灭是意料之中。
所以明人选择国都，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
2、
古来中原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猎手们的战争大致沿着北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也是农牧分界线，（东北地区在后面讲）这条漫长的防线上，有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其他知友也提到过，一曰陇右（河西走廊），二曰云中（大同代北一带），三曰幽燕（北京）。对应的三个防线是，祁连山，阴山，燕山防线。
中原王朝能全部占据这三个地方，就处于绝对优势，而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只要三者据其一，就能成为心腹大患。
这三个地方在不同时期重要性略有差别。
秦汉时期，陇右最重，此时的敌人主要来自于西北。所以我们看秦汉定都，其实也是“天子守国门”，定都关中，逼近三大冲突区中最重要的陇右，同时增修驰道，自关中至云中建设高速公路。
这是自秦始皇起就定下的防御匈奴的方略，秦直道就是连接甘泉宫和九原郡的军事高速公路，汉代不但保留了这条公路，还多次加强了基建，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卒治雁门阻险”；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河归”。东汉建武年间，由于进兵需要，又“从番须、回中”、“伐山开道”、“径至略阳”。这两条道路，都因军事需要而开，尤以前者为最。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作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此时的幽燕地区虽然也是重要地区，但相对地位较低，不过汉帝国并没有忽视这里的防御，李广就是在这里刷出来的声望。
汉匈战争中，重要的几次战役也都与前两个冲突地区有关，公元前127年，汉军出云中，夺回河南地，匈奴人失去阴山，史载匈奴人”过阴山，未尝不哭也“；公元前121年，汉军夺回陇右，至此汉帝国取得对匈奴的全面优势。匈奴人也多了一个流行歌曲，“失我祁连山，是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匈奴人的哀鸣和眼泪，也正说明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云中最重，大同/太原虽然没有上升为国都和陪都的地位，但历来都是以重臣或名王镇守，隋炀帝杨广封号就是晋王。唐太宗让后来的太子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而被他得意洋洋的宣称倚为长城的李绩，正是并州实际的军事主官。这样的名将镇守，唐太宗才能得意洋洋地宣称，“朕委任李勣于并州,胜数千里长城耶。”
唐灭东突厥之战，也是从定襄（代北一带）出发。
明清时期，则以幽燕最重。除了中原王朝经济重心的东移以外，游牧和渔猎民族也存在一个力量中心的东移问题，从契丹人开始，所有崛起的民族，都是来自于东部，所以争夺燕山防线和关外的辽河平原就尤为重要，这是明清定都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所以明代其实有两个选择，要么定都南京，以太子重兵镇守北京，要么定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相比较而言，占据军事中心北京，经济中心南京还可以控制，而以南京为都，就面临北京失控的风险，增加了统治的变数。
历史惊人的相似，明代的辽东就是汉代的陇右，明清的朝鲜，就是汉代的西域，所以明人可以放弃西域，但绝对要臣服朝鲜，明清乃至共和国，都要争夺朝鲜，其性命攸关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