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意识中的“隐”———《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3
梁永佳
提要:费孝通先生在
《皇权与绅权》中,的消极态度。这是一种社会意识,以分为“绅”的消极和,,,使得士既可“修身”的“士志于道”“的关系,使“隐”异于印度和欧洲,“绅”一起,互补地支撑了“士”与“皇”的关系结构。:社会意识 隐 士 绅
1948年,费孝通与吴晗将他们组织的“中国社会结构”讨论班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皇权与绅权》。在这本书中,费先生回到古代经典,指出士大夫为了找到“逃避权力的渊薮”,创造了“消极”的社会意识。“绅士”已成为海内外中国社会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检讨费先生回到经典的原因及其启示。笔者认为,费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中,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士绅视为一种观念中的范畴、一种社会意识,并指出,绅士的社会意识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态度。费先生不仅详细讨论了士大夫退休为绅的消极,而且提出了士大夫的另一种消极态度———“隐”,但未做进一步论述。本文将尝试按着《皇权与绅①权》的思路,从社会意识入手,透视作为隐之士的消极特征。笔者提出,绅的消极是为了回避皇帝,隐的消极是为了拒绝皇帝,这两种消极态度构成互补关系,使得士大夫在社会意识上有两种面向:既可以入世为官绅,也可以出世为隐逸。由于世间与超世间的“不即不离”的关系,所以入世与出世都是“士志于道”的途径,并通过修身实现。 本文观点得益于同多位学者的讨论,笔者尤其感谢王铭铭教授的指正和纪仁博(DavidGibeault)、赵丙祥、吴飞、张亚辉、曾穷石的意见。当然,错误由笔者负责。① 这本书在首次出版的时候,同时收入了其他作者的文章,但本文仅讨论费先生撰写的部分,即“论绅权”“,论‘知识阶级’”“,论师儒”。本文所说的《皇权与绅权》,也仅指这三篇文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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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拟对士、绅、隐的概念做总体研究,而是希望在《皇权与绅权》启发下,提出一个目前社会学鲜有论及的“隐”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士”与“绅”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化。笔者对于士、绅、隐、皇等概念,既不拟以演绎的方式预先定义,也不是以历史的方式分别追溯,而是将其放在彼此的关系中逐步透视。
一、费先生有关“绅权”
,主要体现在和之中(梁永佳,),前者属于,。费先生认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
(费孝通,1999Π,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948:336)。中国大一
统社会能够绵延数千年,不可能是一个任由皇帝为所欲为的制度,虽然正式的制度似乎如此。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应该存在其他非正式的权力形式,绅权就是其中之一。与西方用民权控制政府权力相仿,中国靠政治哲学中的无为主义和绅士软禁皇权。无为主义的目的是“软
(费孝通,1999Π禁权力,使它不出乱子,以政治的无为主义来代替宪法”
1948:337)。绅士则在县衙到家门的区域内实现地方自治。他们不直接听命于官吏的差人,而是凭着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私人关系出入各级衙门,甚至可以直通皇帝本人,从而达成协议,修改政令。因此,绅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皇权的作用。这个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就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
(费孝通,1999Π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1948:340)。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费先生在总结三部著作的时候,区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四种权力: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其中,帮权和民权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皇权也是个令他不太满意的概念,①而绅权则是费先生最重视的概念,也是引起最多讨论的问题,更“是个值得从
(费孝①费先生将“皇权”定义为“秦统一以前一直到现在那种不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权力”
通,1999Π1948:430),但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出更合适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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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99Π长商榷的题目”1948:432)。费先生认为,绅权大体上外
在于皇权,它“与皇权的来源不同,绅权是社会经济的产物,握有传统的
(费孝通,1999Π势力”1948:432)。说它是社会经济的产物,是指绅权的工具性,即一种经济基础较好的人家面对专制皇权的自保手段;说它握有传统势力,是指绅权的影响力,即绅士用“规范知识”服务于皇帝并驾驭或影响皇权,同时,也包括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这种“规范知识”称为“道统”。道统将规范、传统、文字三者结合,规范知识的特殊人物,称之为君子,,(费孝通,2007Π以”1948:105),别在《乡土中国》:、教化权力、,而绅权则主要是一种教化:6070)。
。因此,在《乡和《乡土中国》中
,有关绅权的论述各自与其他同样基于经验观察而写作的章节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但是《皇权与绅权》,的情况则有不同。在这本书里,费先生的文章一共有三篇“:论绅士”“论,‘知识阶级’”“,论师儒”。除了“论‘知识阶级’”中“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小节之外,讨论的基本是相当“非经验”的内容,尤其是后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多建立在对于古代经典的把握上,且集中于《论语》,也提到了《史记》《、春秋繁露》《、汉书》《、前汉纪》等著作。说这些内容是“非经验“的,是因为它们既非基于实地调查而对当代社会进行归纳,也非基于阅读史料而对古代社会进行还原,而是基于引用经典(主要是)而对社会思想进行解读。换句话说《皇权与绅权》《论语》,超越了那种将全部知识的获得建立在经验材料基础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而是致力于解读经典思想家的“社会理论”。笔者认为,这种回到经典思想家的研究方法,是费先生特有的、与今天主流社会学方法不同的研究法,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弥足珍贵。
要理解费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就应该将该书
(对与《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放在一起考虑。在《乡土重建》的后记“
)中,费先生申明了这三本书的关系。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乡土中
(费孝通,1999Π国》的任务是“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
1948:418)《皇权与绅权》;则专注于中国社会结构“更具体把这结构,,
(1999Π从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1948:418)《乡土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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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8.5任务则是“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
(1999Π问题的解决”1948:418)。在《皇权与绅权》中,费先生更进一步说
明了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目的是“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连串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
①(费孝通,2007Π的说法”1948:124)。可见《皇权与绅权》,图是要将《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的实地材料配合,在逻辑上的过渡,那么,?笔者认为“,。“非经验”的社会意识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包
(费孝通,就是认为应当如此的态度。它支持着那种结构”
2007Π1948:110)。而且,这套意识同样来自于结构本身。这里,个别思想家的论述,是认识社会意识的关键,也是回到思想家讨论的原因:
我并不愿意把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归原于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观点,他们不过把已经由客观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罢了。在封建过渡到皇权时,最能反映出这趋势的思想家是儒家。儒家最后能超过百家而成为皇权时代最有力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因为它所表达出来的观点是最适合于皇权时代政治结构中所需的意识形态。(费孝通,2007Π1948:111)
由此可见,费先生回到经典的理由是,社会意识来自社会生活本身,经过思想家的总结和全社会的实践,为后世建立了所谓“社会行动”的意义基础。这个社会意识是非经验的,甚至是“反经验”的,例如被认为总结了社会意识的孔子,并非那个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而是汉儒所说的、理论化的孔子“,是个传说或神话性的孔子,正是这个孔子象征①从《皇权与绅权》的内容看(如对孔子的态度),费先生此处所说的“历史”,并非仅指经验
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而是将史书上的观念视为一种真实,并认为这些观念具备社会功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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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了皇权时代士大夫的表率,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的模型”
通,2007Π1948:112)。费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社会生活固然不是古代学说的傀儡(那些思想家大都清楚这个问题),但社会生活却是靠它们获得意义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将非经验的“、一二思想家的言行”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
《皇权与绅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构成了费先生所期望的效果,达到将历史的著述“的目的。此,经典中表达为社会意识的“绅”的概念得了方法论的一席之地。如果说“观察而提炼的一个模式,那么出了“绅权”,二、绅的消极和隐的消极
那么,绅士的社会意识有什么特点呢?中国思想家对此的讨论浩如烟海《皇权与绅权》,则提纲挈领地直接从中国本土社会意识的奠基文献即《论语》入手。费先生认为,有关绅士的论述,都突出了“消极”二字。
《皇权与绅权》有关消极的论述集中于两处。第一处在“论绅士”中,为了找到“逃避权力的渊薮”,绅士一方面给皇帝服务,一方面清楚地告诉皇帝,自己决不觊觎皇位,自己的理想是“告老还乡”:
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这种人就是绅士。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费孝通,2007Π1948:97)
第二处在“论师儒”里。费先生认为士的消极出自他们对自己政治地位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一种维持传统结构,那种‘朕即国家’的政治
(费孝通,2007Π结构”1948:110)。儒家尊周公、封素王、创师儒,都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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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8.5了将道统与政统分开,建立事归政统,理归道统的格局“:在儒家道统是一个‘理’,一个应当这样做的规范,一个依着这样做就能王天下的路子,并不是‘事’,因为按不按理做和有没有理是分得开的。事归政统,
(费孝通,2007Π而理则归道统”1948:114)。因此士大夫不要求得到政权
来推行道统,而是消极地等待与皇权碰面的机会,像孔子那样“,一方面
(费孝通,2007Π要有耐心的等待,一方面要不辞劳苦的游说”1948:116)士大夫就是这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卫道者”:
依孔子的看法,,
。皇权,,师儒退而守。所,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费孝通,2007Π1948:115)
可以看到,两处有关消极的论述是有不同的。“论绅士”中,消极的人指“出而仕”的人,费先生称他们为“官”和“绅”“;论师儒”中,消极的人是“退而守”的人,孔子称他们为“隐”。仔细辨析,会发现“出而仕”与“退而守”并非都可以全由绅士担当,后者从汉代以来发展成另一种人,他们拒绝做官或弃官不做,所以不同于志得意满、告老还乡的“绅”。而且,从《皇权与绅权》的论述出发,前者可解释为“富人自保”,但后者却不能。因为“隐”不仅回避权力,而且连特权也不要。但“隐”显然是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意识,也是费先生谈及却没有展开的思路。笔者认为“,绅”与“隐”虽然都属于士,①但“出而仕”的消极与“退而守”的消极却需要区别对待。战战兢兢为皇帝服务的绅士,只是“士”这枚铜钱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特立独行不事王侯的隐士。换句话说“绅”,“隐”互补,才能让我们看到完整的“士”。
绅的消极正如《皇权与绅权》所说,在于士大夫决不觊觎皇权,在于①近60年有关隐逸的研究不多,但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隐是可以做官但拒绝做官的士。
(1947:1)的说法。后蒋星煜曾详细追溯了有关“隐”的各种名称,提出隐即“士不见于世”
人基本持同样看法(高敏,1994:2;韩兆琦,1996:1),认为隐士具备出仕为宦的素质,却主动疏离政治(胡翼鹏,2002),隐与仕是士大夫的两种生存方式(梅斌,2005)。张立伟的观
(1995:1)。点具有代表性“: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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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社会意识中的“隐”告老还乡的理想。退任之后,士大夫享受皇帝的关照,获得免役免税的特权,接受族人的拥戴,掌握地方事务,成为制约皇权的绅士。他们为皇帝服务,并不与皇帝对抗。这种消极以积极为前提,即做官,或者考中功名,或者有个做官的亲戚。这些条件是做绅士的资格。官和绅的消极,属于“出而仕”的消极,是士之入世所崇尚的消极。
隐的消极则不同。隐并非退任为绅的士,而是拒不出仕的士没有告老还乡的理想,,务、制约皇权。多数隐者不仅拒绝出仕,消极比绅的消极彻底得多,,视皇帝。
。多数隐士并不存。但有关隐与皇帝的论,且极为重要。据蒋星煜统计,中国史籍中的隐士有万余(蒋星煜,1947:2)。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帝国的书写体系的重要文献中占据重要位置。《论语?微子》《、孟子?
万章下》都专门讨论隐者。《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置于列传开篇。《后汉书》更创制“逸民”传。此后,有十五部正史设有隐逸传、处士传,地方志中的隐逸传记更是不胜枚举。此外,士大夫的其他著述也一向重视隐士,孔、孟、老、庄、刘向、嵇康、皇甫谧、韩愈、苏轼、朱熹、龚自珍,都十分崇尚隐的价值。姜子牙、范蠡、陶渊明、阮籍、陶弘景、孙思邈、王维、李白、陈抟、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数不清的隐士塞满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各个角落。且不论他们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成就,仅仅把“隐士所写的诗,和其他人所写的与隐士、或与隐士生活有关的诗加
(韩兆琦,1996:107)。起来,其总量恐怕要占到古代诗歌史的三分之一”
隐士显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意识。
如果说绅的消极仅仅是让皇帝放心,那么隐的消极则让帝王无奈。以最受推崇的伯夷叔齐为例《史记》,上说,他们扣马而谏,批评周武王不孝不仁,可是武王不能惩罚他,只能由姜太公“扶而去之”。“武王全夷齐之志”从此成为隐士的基本含义,正史中但凡有隐逸传,几乎都会提到这一点。这个样板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意识:帝王有义务成全隐者的志向,甚至要对隐者低眉顿首。
这样的帝王不胜枚举。尧让天下于许由而遭到许由嘲讽;文王要搀姜子牙走路;晋文公“以绵上为之田”,追悔自己对介之推犯下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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