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官员腐败是个历久弥新的沉重话题，亦是困扰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累赘与顽疾，贪腐是阻碍中国社会迈向法治与进步的最大绊脚石。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贪官，只不过程度或轻或重而已。历朝历代为制约权力，防治腐败，在制度设计与纠偏上无不绞尽脑汁，也算蛮拼的。经过数千年日积月累，反复试验，然后去粗存精，为后人留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官僚体系与监督机制。历朝统治者从文武两方面着手整饬吏治，用以遏制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设租寻租、巧取豪夺。
在文的方面，一个最主要的举措就是频频颁布“为官注意事项”，也可称为官场“箴言”，告诫官员时时注意谨守底线，做到清正廉洁、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官吏制定的种种警示、劝戒、勉励、奖惩的箴文，最早可至秦代。秦始皇一统山河之初，就颁行了一篇名叫《为吏之道》的箴文竹简，类似于“五要、五不准、五严禁”的官员行为规范的条例。它告诫各级官员必须做到“忠信敬上、举事审当、清廉毋谤、恭敬多让、喜为善行”五项，被称作“五善”。由此可见，短命的秦王朝在立国之初，在整饬吏治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且其标准和今天并无多大不同。
由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之主孟昶亲自撰写的《戒石铭》，被认为是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被历代沿用最多的一篇为官戒律，也可视作苦口婆心的忠告。由孟昶原创的这篇“为官者戒”，被颁发给各州府县主事官员，并要求镌刻在各级衙门口树立的石碑上，以起到提醒、警示、自省作用。这篇颇有力度的“干部行为规定”全文只有二十四句，九十六个字。可谓言简意赅，易读易记，堪称古代官场的“心灵鸡汤”。
后蜀亡于北宋之手后，宋第二位皇帝太宗赵光义对《戒石铭》亲睐有加，他亲自从这篇“为官准则”中甄选了最具代表性的四句话：“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他亲自抄写后命人印发颁给各地方政府，殷殷之意，于斯可见。宋室衣冠南渡后，南宋高宗赵构痛定思痛之余，再次命大诗人黄庭坚亲笔写下戒石铭全文，逐级下发到各州县，并要求勒石铭记，放置在官员“座右”，也就是办公桌旁。“座右铭”一词或许就因此而来，并逐渐成为官场励志的象征。
至五代十国末期起，历经宋、元、明、清四朝近八百年的漫长岁月，这块提醒官员自正衣冠的“戒石”就一直是各级官府衙门大堂中必不可少的点缀。
以上是文治，那啥是武治呢？说起武治，甚至比文治起源更早。武治说白了就是用严刑峻法吓阻官员贪赃枉法之心。据说在渺远的人类文明初始时代，由舜帝首创的五刑中就有“鞭作官刑”，也即对犯事的官员施以鞭笞之刑。秦朝草创初期对触犯刑律的官员惩治极为严厉，只要敢犯禁，那么就基本死定了。两汉时期对贪污十金以上的赃官均处以腰斩、寸桀后“弃市”的严惩。“弃市”即在闹市中将人犯处死后曝尸街头，并立法严禁其子孙永世不得为官。
明太祖朱元璋是执行“武治”最为有名的皇帝，也是手段最为严厉的一位。出身底层的朱元璋深知贪官污吏盘剥欺压百姓、最易激起百姓奋起抗争的道理，亦是导致社会动荡不宁的主因。因此他对这类官员的惩罚极度严酷。元末明初的相关文献记载：“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述，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贪污六十两以上的官员就被斩首示众，而且剥皮充塞稻草，悬于衙门道旁，以儆效尤。朱元璋“文治”、“武治”双管齐下，恩威并施，各级官员无不闻风丧胆，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明初的吏治算是较为清明的。
历代朝廷用软硬兼施的两手整顿吏治的目的，不外乎为了吓阻官员不要过度侵渔百姓，要时时记着遵纪守法；提醒官员敬畏手中权力，不要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还有“忽悠”百姓、闭目塞听的一面，造成“家天下”与“天子圣明”的虚假幻像，言下之意犯错的只是个别贪官污吏，与帝王无涉。 然而，皇帝们的良苦用心，反腐奇招迭出，效果究竟如何呢？其实，不论是帝王还是官僚，他们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方式都建立在压榨草民的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利益并无任何不同，更无实际冲突。因此，数千年封建时期的肃贪运动总是虎头蛇尾，或不了了之。唐宋时就已制定的“弃市”法，基本形同虚设，并未认真执行过，即便判决一两起也旋即特赦了事。北宋时赵匡胤实行仁政，善待官员，于是改“弃市”为流放，将犯事官员充军流放完事。朱元璋倒是认真执行，但其范畴亦不过为子孙“削棘”。而随着这位信奉以霹雳手段才能显菩萨心肠的皇帝死去，他设立的“皮场庙”、“皮囊袋”之类让人惊悚的酷刑也随之一同而去，大明又深陷历史轮回怪圈中难以超脱。建文、永乐年间，让官员魂飞魄丧的严刑峻法已不复存在，仅仅是流放、革职。到了宣德年间，官员犯罪居然可以拿钱赎买了。板子举得高高的，却轻轻地落在官员们的臀上。
而那则流传甚久、被引用最多的《戒石铭》，被后世学者认为“道德感化、劝慰勉励”作用远不如建立一套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机制更为有效，因而很快被弃如敝履。
有学人斥《戒石铭》为儒家、道家与法家混淆的杂种学术，是最大逆不道的歪理学说。官德不能靠感化或说教来扶正，更不能靠培训取得，而是靠无处不在的监督机制与法律约束来扶正祛邪。“治腐先制权”，这已是老生常谈之事，然而却是说时容易做时难的千古沉疴。要让这些手握重权者收敛并收手，只有将权力装进笼子接受监督，才是官风肃然、海晏河清的人间正道。
由此看来，不论是和风细雨的“文治”典范《戒石铭》，还是严厉刚猛的“皮场庙”都流于形式，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无力阻止历朝历代愈演愈烈的统治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