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阅读姨父：一位老八路军战士的传奇人生 作者：张一弓
引子：姨父是一个谜语(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56516203.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毛主席《水调歌头》手迹。
我的六姨父朱汉雄同志是一个谜语。
他在历史的云烟里匆匆行走，把一个个叮当作响的悬念丢在路上。
姨父把六姨娶走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被日本鬼子夺去了一只左手和半截胳膊的“老八路”。当他骑着一匹枣红骡子，晃荡着一只空了半截的袖筒，以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的身份进驻古城开封的时候，善于捕捉目标的眼睛忽闪了一下，就瞄准了我的六姨。十八岁的六姨如花似玉。她从开封女中高三班投笔从戎，刚穿上军装就受到了众多的单身军官的包围。据说，二十八岁的姨父释放了压抑太久的青春能量，而且表现了善打攻坚战的骁勇，谁也说不明白他采取何种战术突入重围，速战速决地完成了对六姨的征服。
他们燕尔新婚时已经南下到了长沙。时值新中国刚刚建立，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担任了河南省图书馆馆长的姥爷，戴上老花眼镜看了六女婿的来信，抚须而笑说:“文情并茂，笔飞墨舞啊，这个朱汉雄，哪里像一个‘土八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姨父和六姨在武汉工作了十五年。听说姨父的工作很特别，在他长期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同时，还兼任着湖北省、武汉市两边的警卫处处长和省、市两边的外事办公室、接待处、交际处的领导职务，专事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外国首脑及外籍友好人士莅临武汉、湖北期间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接待工作。有人说，如果朱汉雄悄然出现在某个会场的某个角落里，空袖筒一晃荡，就有人嘁嘁喳喳说，快坐好，毛主席来了！
1964年底，姨父奉调到了广州。一年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姨父突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据说，他牵连到一个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惊天大案里，天哪！好像是在毛主席身边安装了什么“窃听器”。
1971年，林彪从天上栽下来以后，姨父又出人意外地出狱了。专案组没有向他宣布任何结论，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说法”和一个像样的微笑，又把他分配到十分陌生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担任副职。这里远离政治中心，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他对自己的过去也守口如瓶。从此，过去那个朱汉雄已经找不到了，如同被飓风抛到海边的一粒沙，在潮起潮落中忍受着海洋的戏弄。
如果不是有人在毛泽东身披浴衣、屹立船头的大照片上，看到一个十分年轻的朱汉雄守卫在毛泽东的身边，谁也不会知晓他曾为毛主席建立并指挥过一支常备不懈的“水上卫队”，并在毛主席“极目楚天舒”的当儿，临危不乱地排除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险情。如果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第三次被打倒以前没有在珠江码头上碰到他，谁也不会知晓他在解放战争中曾担任刘邓警卫团政治委员，在野战军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发挥过独特作用。如果不是有人从周恩来总理在眼下修建三峡大坝的三斗坪视察坝址的照片上看到了他，如果他随远洋航船到达日本港口的时候，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没有送给他一根精致的鱼竿，谁也不会知晓他曾专事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籍贵宾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那个“空着半截袖筒的中国瘦高个儿”，曾以他不动声色的精明干练，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留下了深刻印象。
姨父的人生经历波谲云诡、骤阴骤晴。
姨父离休二十多年了，对于他所经历的一切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曾经辉煌过、曾经荒谬过、曾经快意过、曾经委屈过的一切，都已伴着历史的云烟远去。姨父新结识的“渔友”和“棋友”都不知晓、也无须知晓他的历史，只知道他是一个性情豪爽、争强好胜的“老小孩”。他的一个比较令人刮目相看的最新成果，是娴熟地使用“拖住不放”的游击战术，钓起了一条一米多长、十三斤半重的青鳞鲩鱼;而他的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缺点是，下象棋时可以让他的“别腿马”跳跃自如，老将被吃掉以后，小卒子一如既往地奋勇向前，直杀得片甲不留。
2002年、2003年秋天，我两次去广州看望姨父和六姨，请姨父讲一讲过去的事情。姨父答应了我。我之所以有此幸运，大概是沾了作家叶楠的光。前几年，叶楠要了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期间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战斗英雄被断然处决的情况。姨父是那次处决令的执刑人。他破例接待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叶楠，便感到不应当冷落了我这个外甥。
姨父在正式“开讲”之前大发感慨说，他的生命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构成的。十岁那年，他害过一场伤寒病，棺材都做好了，由于他发现棺材过于狭小而不愿入住，才得以使生命延续下来，乃至于延续到八十岁以后还能嗓音洪亮地用四川方言跟外甥笑谈人生。
那场伤寒病之所以找上了他，只是因为他小时候贪玩，在炎炎烈日下跑出了一身臭汗，又跳到家门前的大水坑里扎猛子，不小心喝了污水，而水里暗藏着伤寒杆菌如今日之SARS病毒。他从水坑里爬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突发高烧、骨节酸疼、肚子发胀、脑袋发蒙，接下来，身上出现了美丽而怪异的玫瑰色斑疹，脸上露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冷漠表情。这一切症状——包括这骇人的表情都是病入膏肓的征兆。
姨父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但在姨父生病以前好多年已先后故去，只剩下设在开江县永兴场街上的一个小小的药房。每逢赶集的日子，从周围村庄前来赶集的乡村郎中都要到药房里小坐，抽几袋水烟，说几句闲话，对已故药房主人的医术和医德表示由衷的感念。姨父生病时，他们就成了前来会诊的专家小组，“望、闻、问、切”过后，各种药方开了一大摞，吃了总不见好。姨父只剩下皮包骨时，乡村郎中都一脸惶恐地望着姨父的母亲，说，给他做点好吃的吧，他要走了。
引子：姨父是一个谜语(2)
姨父不记得他们叫他往哪里走，只记得母亲喂他吃下去的东西都被他上吐下泻了。他软软地躺在床上，用脖子上的两根筋撑起一个大脑壳翻眼望着木匠。木匠正把几块木板合起来，乒乒乓乓地钉起了一个木匣子。他懵懵懂懂地觉得，那似乎是要他住进去的地方。他对那个精致的小木屋颇有几分喜爱，比起他当时居住其中的破屋和破屋中的所有家具，它都表现出无可比拟的高雅，光洁的木板不曾受到柴烟的熏烤，且向他轻吐着属于杨树或是桐树的幽香。当母亲就要让他住进去的时候，他才忽然发现这个小木屋过于狭小，一旦住进去就必须直挺挺地躺着，是不可以伸胳膊动腿的。他必须叫母亲再找个高明一点的木匠，给他做个稍微大一点的木屋，但他发不出声音，只是用尽力气骨碌了一下眼珠。多亏这至关重要的一骨碌，母亲的眼睛也跟着扑闪了一下，急忙向姨父的哥哥叮嘱了什么，哥哥就急匆匆出门去了。
跟哥哥一起回来的是考儿嗲嗲。考儿嗲嗲不会做棺材，他是祖父的堂弟，也是祖父行医时带出来的徒弟，是来给侄孙儿看病的。原来之所以没有请他来看病，是因为母亲讨厌他是“大烟鬼”，生怕请他看病会触了霉气。当别的乡村郎中已无计可施而儿子还可以骨碌眼珠的时候，母亲就只好把考儿嗲嗲请来碰碰运气了。
姨父记得，考儿嗲嗲有一根很特别的旱烟袋，黄铜烟袋锅金光灿灿，斑竹烟袋管有一米多长。他是把烟袋管当成拐棍儿拄着，优哉游哉地走进门来的。他进门以后依旧不慌不忙，抽足了大烟才开始看病;看了病，不开药方，也不说话，先看别的医生开的方子;看完了一大摞方子，天已经很晚了，他又沉思默想着抽了一阵子大烟，才打起精神向姨父的母亲发话:“我给你开个方子，要是治好了，你不要感谢我;要是治不好，你也不要埋怨我。”随即开了药方，配好了药材，让姨父的哥哥熬药;又拿出一小块犀牛角，叮嘱说，药熬好以后，找个粗瓷碗，把碗底翻过来，在碗底上倒半调羹水，把犀牛角在碗底粗瓷上研磨三圈儿，把犀牛角水倒到药里，和药一块儿喝下去。如果喝药后睡着了，明天再去找我。他叮嘱过后，点亮一盏一伸一缩的折子灯笼，又拄着长长的烟袋管急急走了。
姨父说，医生看病下药以后，最忌讳自己还没从病人家里出来，病人就一命呜呼了。考儿嗲嗲这个药下得很毒，要是药不对路，一吃就死，所以他说了就走。姨父的哥哥只比姨父大三岁，那年不过十三岁，不懂药性，只想下药多了好治病，就把犀牛角在碗底上研磨了七八圈儿，犀牛角粉多磨了一倍。姨父喝下去，竟十分安稳地睡着了。
考儿嗲嗲走了不久，姨父的哥哥就跟在后边紧追。考儿嗲嗲家住九间房，离永兴场十八华里。他前脚进门，把灯笼吹熄，姨父的哥哥就后脚赶到了。考儿嗲嗲又马上折回永兴场，看到侄孙儿确实睡得香甜，忙问犀牛角磨了多少圈，姨父的哥哥说磨了七八圈，吓得他大叫一声，啊呀，好险！幸亏药对路，要是药不对路，他马上就完了。考儿嗲嗲怕药毒，没敢放开胆子下药，倒是叫不懂药理的傻大胆儿哥哥给补足了。
姨父说，他正是由于一个个偶然的侥幸才没有钻进狭小的棺材。治好了伤寒以后，好像一下子把身上的“毒气”耗尽了，再没有生过大病，这才使他此后有了投奔延安、搏杀疆场、进军古城、保卫领袖、接待国宾，乃至于娶走了我的六姨、成了我的姨父的可能。
伤寒病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姨父违背了考儿嗲嗲的医嘱，没躺够七天就贪玩下床，因此落下了脚筋会“嘎巴嘎巴”发响的后遗症。姨父扭动脚脖，为我演示了这种类似弹响指或是捏指节的声音，接着又想起了那口白木棺材，好像仍在为它的狭小而不满，他伸胳膊比量了一下说，很小很小的棺材匣子，才一米多长，你说，我怎能心甘情愿地钻进去呢？
我说，是的，姨父说什么也不要钻进去，我还等着姨父讲故事呢！
姨父表示谦虚说，可我不是将军，不是高官，不是英雄，不是模范，不需要树碑立传。我只是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平凡的老兵，有幸活到八十岁开外了，是一个幸存者。我可以给你讲一些我所接触到的领袖人物的故事，还有一些与领袖人物有关的普通人的故事。总之，是常常被历史所忽略了的故事，当然，也要适当地讲一讲我和你六姨谈情说爱的故事。
我发现，六姨向姨父递过去一个“不以为然”的眼神，姨父却视而不见地噙上了烟卷儿，用残臂定定地压住一盒火柴，右手在火柴盒上“嚓啦”了一下，口中徐徐冒出了一缕蓝烟，又说，为人哪，就是处人处事处朋友哇。你这个外甥也是朋友。朋友之交，不亦乐乎！好了，咱们摆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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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里的“八卦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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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毛泽东（右三）与朱汉雄（左三）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合影，1958年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姨父开始给家人讲课。
他说，1956年春天，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秘书给他打招呼说:“在广州、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曾两次向王任重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任重同志要我通知你，你要有所准备。”姨父感到毛主席游长江事关重大，立即向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作了汇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怎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扑通”一声跳进长江，风里浪里游水呢！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出了意外怎么办？第二反应是，毛主席讲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他老人家坚持要游，怎么办？当即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要赶快写报告，说明长江不能游;第二，还必须抓紧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准备工作。以上两项任务都落在姨父的肩上。
姨父立即带人考察长江，接着就写了报告，说明长江水深流急，沿岸浅水处不仅布满瓦砾、石块、破碗碴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铁桩、铁支架、铁丝网等等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江防工事的残迹，布满了不安全因素，因此，长江是游不得的。这个报告经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领导审阅后，报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看了报告，也认为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情，立即向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主席下长江游水，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接着就听说，毛主席为此发了脾气，坚持要游。中央常委会没能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人闻讯，也就不敢再坚持不同意见了。姨父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一切准备，比如，毛主席住在哪里、走哪条路线、乘哪条船、在哪里下水，还有毛主席在陆地、水上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等等，都要作好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姨父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公安系统内部挑选若干名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建立一支绝对信得过的水上保卫队伍，但又不可以泄露毛主席就要游长江的机密。他便以武汉市公安局举办游泳比赛的名义，动员全局范围的游泳能手报名参赛，在上万名公安干警中进行选拔。初赛时报名三千人，经过多次淘汰赛，只剩下数十人，又在其中挑选出生在水乡的、会划小划子的，在江河、湖区打过鱼的，最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加上从体委挑选的一名游泳教练员、一名游泳运动员、一名救生员，全部调到警卫处进行集中训练。
“水上卫队”的训练方案经过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主要领导的批准后，警卫处就从武汉市水上公安分局调来了一艘小汽艇，又找到四个小划子。每天早上，小汽艇都要拖着四个小划子逆江水而上，到达汉阳的鹦鹉洲，洲上边有个地方叫沌口，在这里下水练兵。之所以要有小划子参加，是因为小划子行动灵活，可以近身，机器船是不能贴近身体的。
姨父已经在纸上画好了一个外方内圆的图形，把四个小划子安排在一个长方形的四个角上。长方形的中心是空的，假定为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游泳位置。水上卫士们在小划子圈起的方阵里摆成环状队形，围绕着中心位置不停地划水游动，要在游动中保持队形的稳定。一开始演练，大家都感到奇怪，七嘴八舌地问，练这个“八卦阵”有什么用，要参加什么比赛、打破什么纪录、争夺什么冠军呀？姨父绷着脸说，不要问，我叫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
春寒料峭。一大早天气很冷、江水很凉。大家都要穿着大衣上船，还要提着篮子，带上馒头、包子、咸鸭蛋和御寒的烧酒。开始演练时，一跳进江水，人就被江水冲散了，保持不住队形。姨父只有一只手，不能下水指挥，那时没有电喇叭，他只能守在小汽艇上扯着嗓子喊叫，要形成圈子，要稳定位置！一遍遍地喊下去，竟然渐渐游出了队形。每游完一次，还要用小汽艇把小划子从下游拖上去，再练第二遍。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终于在江水中形成了稳定的队形。省、市公安领导看了都很满意，又特意请来深谙水性的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观看演习。他看到四个小划子如同钉子一般钉在江面的四个角上，标志出一个无形的方阵，无论方阵在江水中怎样移动，四个小划子在四个角上的位置纹丝不动;方阵内是一个旋转不已却又不散不乱的的人圈，不由得连连称奇。
姨父不敢松劲。他说这是天大的事情、天大的责任啊！如果毛主席游了长江，还要游汉水怎么办？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叫龙王庙，那里的水流更加湍急。他又带着“八卦阵”进了汉水。游出龙王庙以后，河道上大小船只很多、情况复杂，又增加了出现复杂情况的应急措施。
这时候，毛主席派一个姓韩的警卫队长来察看江水。韩队长沿着江岸看了水情，姨父又向他演示了“八卦阵”。韩队长却始终表现出心情沉重的样子一言不发。他回去向毛主席汇报说:“浪太大，不好游。”毛主席问:“你下水试过没有？”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把他从身边调走了，又派卫士长孙勇来武汉察看江水。孙勇不敢怠慢，一来到武汉就下水，还讲了韩队长没有下水试游被毛主席从身边调走的事情。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不敢怠慢，都急忙跟着孙勇下水试游。孙勇回去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大家无从知晓，但此后就有了未被披露过的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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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绞尽脑汁的三套方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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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1949年，中原军区警卫团进驻古城开封后，朱汉雄（左）与警卫员王乃仕（右）合影留念。
我催促说，该讲毛主席游长江了。
姨父说，不要急，我们还要解决主席到武汉住在哪里、乘哪条船、在哪个码头下水以及用什么样的舷梯的问题，这都是在形成“八卦阵”的同时必须解决的。
他们为毛主席准备了两个住的地方:
一个地方在汉口，住惠济路十六号。这是外国人和官僚资本家留下的老房子。武汉刚解放时，是林彪、邓子恢、李雪峰等中南局老首长住过的地方，过去没有院子，现在抓紧修了院墙，把三栋房子围成一个小院，简称“十六号”。后来又拆了几栋房子重建，保留了原有的一部分房子，改名为惠济饭店，现在叫迎宾馆，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接待高级宾客的地方。
另一个地方是武昌东湖客舍，即现在的南山宾馆。这里修建了两栋房子，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冯绩宗先生精心设计的，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和中国民族建筑的特色。东湖客舍又分甲、乙两所，还有车库、厨房和服务人员居住的附属建筑。
可供毛主席选择的两个住地确定下来以后，还要准备好与住地相配套的下水码头。汉口有一个军用码头，在江汉关的外边，叫江汉关码头。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汉口“十六号”，就把江汉关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武昌东湖客舍，则把武昌造船厂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
毛主席乘坐什么样的轮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时候没有豪华轮船，挑来拣去，只有武汉轮渡公司的“轮渡二号”客轮比较好一些，但它是每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摆渡乘客的“班船”。毛主席游长江时，必须把它从航班上撤下来，执行“专船”任务。
我又说，主席可以下水游泳了。
姨父说，还不行，还要设计加工下水的梯子，那是毛主席从“轮渡二号”下到小木船上、再从小木船上下水的梯子。不能叫老人家从大船上直接跳下水呀，要从大船下到小船上，再从小船上下水。游了水，还要从小船回到大船上。主席怎样上、下呀？这就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梯子。为了弄好这个梯子，真是挖空了心思。开始，我们把自来水管焊接成梯子，把它挂在“轮渡二号”上。船体上宽下窄，下边是收进去的，梯子挂在上面是空悬着的。怎么把梯子牢固地支撑到船体上去就成了我们技术攻关的专项课题。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梯子。我们做了一个又一个，把大船开到江里作试验，岸上的人、船上的人都在看“稀罕”，谁也不知道我们鼓捣这样一个梯子是干什么用的。一截一截的铁管，东焊一下，西焊一下，总算解决了梯子的支撑问题。但是，这个家伙很长、很笨重，两个人也抬不动它，挂上去、收起来很费力气。甲板上空间有限，收起来以后，也没有放它的地方，又失败了。最后，有人发现飞机上用的梯子很轻。于是找空军，在军用飞机修理厂找到了铝合金管，又请飞机修理厂的技师帮助加工，把梯子做成可以伸缩、折叠的。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工业产品，没有标准设计，但梯子终于做成功了，一个人扛起来，放在吉普车上就拉走了。
我又说，该讲毛主席下水游泳了吧？
姨父说，是的，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被我遗漏了。我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也想不起遗漏了什么。我不停地吞云吐雾，用烟头在烟灰缸里堆积出一个个小山，真的是苦思冥想啊！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毛主席的性格特点，他老人家是不大听别人招呼的，也是不大按照常规办事的，一般说来，他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那么，除我们已经想到的两个方案以外，他老人家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又从主席住的地方想起，汉口、武昌都准备了住的地方，他老人家任选一个就是了，武汉也没有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了。主席无论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来，从机场或是从火车站到汉口或是到武昌，任走哪一条路线以及路线上的安全保卫等等，都作了两套准备。比如说，从机场到汉口可以坐汽车直达住地，从机场到武昌还要先到码头上坐船过江，然后才能到达住地。总之，两条路线都已经作出了周密安排。但是，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忽地想起，如果主席一下飞机，不到住地，就说要马上游长江，这两套方案中的码头、路线和安全保卫，不就一下子全乱套了吗！不是我朱汉雄心慌意乱哪，是我们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啊！
于是，姨父又开始设想第三方案，要作好毛主席一下飞机或是一下火车就要游长江的准备。无论从机场或是从车站出来，都要更换路线，直接到江汉关的军用码头。不仅路线要增加一条，随之而来的码头、乘船以及船上的服务工作都要提前做好第三套准备，还要增加船上的工作量，解决在船上吃饭、饮水的问题，还有躺椅。是的，老人家游水以后、去住地下榻以前，是要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方案得到了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处、交通大队，落实新增加的路线保卫和环境保卫任务;通知接待处，要组织好厨师、服务员，准备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务;通知后来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武官、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汉关军用码头的准备;通知武汉市轮渡公司，“轮渡二号”立即从客轮班次上撤下来待命，准备执行“专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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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绞尽脑汁的三套方案(2)
刚刚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应急准备，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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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里长江横渡(1)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从王家墩机场直接到江汉关码头的路线已经排查过了，沿路有哪些制高点、有什么不安全因素，都已严加控制。相关社区的警卫任务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准备。姨父在机场下达了只有一句话的命令:“到军用码头。”警卫和接待系统都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毛主席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毛主席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里，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挤挤扛扛、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还来不及思考，如果对领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进入宗教的狂热，还会在保卫工作的范围以外带来怎样的灾难。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
3.万里长江横渡(2)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3702441625.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特意带到船上来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我对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是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至于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姨父让我少安毋躁，他将在下一节为世人下一点考证的工夫。他当时的任务只是照料毛主席吃饭，主菜是清蒸鳊鱼。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4.“又食武昌鱼”考
1957年春——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次年，《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诗作，其中一首是:
水调歌头
游 泳
一九五六年六月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世人看了这首诗，才知道毛主席在武汉游了长江。
姨父考证说，毛主席诗中的“长沙水”是有具体含义的。毛主席的随员告诉我，毛主席来武汉那天，先在长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青年时代跟他的夫人杨开慧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时候，又特意喝了这眼井里的“长沙水”，然后从那里乘汽车直奔机场，登上伊柳14型飞机，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姨父掐指计算，毛主席从长沙坐飞机到武汉，途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从机场到江汉关码头上船，用了半个小时;下水游长江用了两个小时，从离开长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鳊鱼，相隔五个多小时，所以说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那么，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呢？姨父说，这要感谢香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是他替我们下了一番考证的工夫。不知道这位记者通过何种途径得知他是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当事者，就带上毛主席的诗词找他“抢新闻”。当时，毛主席游长江属于内部机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没有通知他接待这位记者，他就毫不客气地“无可奉告”了。记者却一头钻到湖北省博物馆里查资料，还作了实地考察，一个月以后又来找他，喜滋滋地宣布考察成果说，“又食武昌鱼”的“武昌鱼”应为樊口鳊鱼。樊口古为鄂城管辖之地，鄂城古称武昌，故而樊口之鳊鱼亦即武昌鱼也。
姨父说，还真叫这位记者说对了。当时，他只知道樊口鳊鱼最好吃，因为樊口是江、河、湖交界的闸口，里湖外江，此鱼在闸口上进进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养，练就一身肥而细腻的好肉，特别是鱼头靠肚皮之间、脊背上的那块肉格外鲜嫩好吃。所以要去买最好的樊口鳊鱼做给毛主席吃，不料想从此成就了“武昌鱼”的历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四十六年以后的2002年秋天，姨父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新闻，忽然想起了这位香港记者，他说，我很想念这位记者，却忘了他姓甚名谁、不知他身在何方。如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一定要把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具体经过告诉他。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就是后来建成、眼下还在使用的长江大桥，当时刚刚冒出来两三个桥墩。毛主席正是在桥墩下游下水的。“高峡出平湖”就是现在的三峡库区，首期蓄水高度为一百三十五米，这不就是“高峡出平湖”了嘛！不过，旅游者不必担心，神女峰没事，库区淹不住她。所以老人家说“神女应无恙”啊！老人家游着水，还想着长江大桥、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想着不要淹了神女峰，这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所以要“当惊世界殊”了。
姨父的考证并未到此结束，他又大发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诗句如今已得到历史的验证，樊口鳊鱼何以称为武昌鱼也已得到了有心人的考证，但是，是谁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又是谁给毛主席把做好的武昌鱼端上餐桌的呢？这两个历史的空白只好由他来填补了。
姨父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记住，是厨师杨纯卿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是清蒸。杨纯卿还带着一个打杂的下手，可惜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空白姑且存疑待考。杨纯卿的下手把鳊鱼开膛剖肚，拾掇得干干净净。杨纯卿再撒上一些姜丝，放上几颗豆豉，再放上一些不能为世人所知、具有极高的知识产权价值的上等作料，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的适当火候蒸好以后，用椭圆形的盘子装上，把汤滗掉，再浇上一点点油，撒上一点点葱花。这时候，管理员金文俊、服务员吴素英已经把桌、椅、台布摆好、铺好了。给主席端盘子上菜的是吴素英，她做事手脚麻利，沉得住气，走路如一溜轻风。切记，摆台子、铺台布、端盘子是她和金文俊共同完成的历史使命。
姨父夸说，金文俊和吴素英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大概就是在他们上“专船”为毛主席服务的时候，两个人眉来眼去地产生了感情，私订了终身，后来就喜结良缘，又被调到武汉附近的应山县工作去了。“文化大革命”后，金文俊当了副厂长。我和你六姨去武汉，又和他们见了面。他们两个已变成老头子、老太婆了。我说，眼下没有过去那样的光荣任务了，你就给我找个地方钓鱼，好吗？金文俊说，好，我包了。当然，这是后话，不在考证范围了。
5.厨师杨纯卿事略
姨父说，杨纯卿是值得立传的。他不止做了那一条载入史册、进入诗词经典的武昌鱼，每当毛主席跟其他中央首长来武昌东湖小住，或是来了军队、地方的高级干部，乃至于毛主席在武汉举办国宴或便宴，常常要由杨纯卿担任主办厨师。总之，厨房里的“红案”、“白案”，诸如杀鸡拔毛，剖膛破肚，全得听他的。
杨纯卿是湖北汉阳人。俗话说，“湖北厨师出汉阳”，长江中游做饭的、开馆子的，大部分是汉阳人。但他不是大馆子里的学徒出身，没有拜过名师，不是科班里讨教来的本领。按湖北厨师的行话讲，他是“剽手”，“剽”而能称之为“手”，足见其“剽”不凡，乃至于没有门户之见、打破清规戒律地“剽”来了十八般手艺，且都是从食客口中“剽”出来的。
抗战期间，杨纯卿逃难到云南、贵州，在路边小饭店里打杂，而后又自搭茅棚、另起炉灶。那时的云南、贵州是大后方，云集着从沦陷区各地逃到这里来的异乡人。他的小店接待过来自各个地方、各种身份、各种口味的客人，或富商巨贾，或贩夫走卒，或侠客名士，或将校军官，都曾为其座上客。他人缘好，悟性高，生xing爱做又爱吃，就在路边店里做遍、吃遍了世上各种美味，苦、辣、酸、甜各投所好，烹、炒、煎、煮兼收并蓄。但我忘了问姨父，他的“路边店”是否开在著名的国际公路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滇缅公路上，从而把美国远征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及其麾下迎进小店而“剽”之，乃至于“剽”来了美国烧烤的绝活呢？待考。
解放后，杨纯卿到湖北省公安厅机关大食堂当了炊事员，对于供给制的“大锅饭”，也能变出一些别有滋味的花样来。公安厅领导奇其才，要他到小食堂里做菜，果然出手不凡，竟成了厨师的中坚。姨父主管对外接待工作时，厅长就推荐他做了“火头军”。他的厨艺又大有长进，几年下来，便奠定了“领衔”厨师的地位，成了湖北省厨师界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
杨纯卿最拿手的绝活不止是清蒸武昌鱼，还有毛主席最爱吃的湖南“烧方”，亦即呈四方形的大块红烧肉，每一块重约一两，不可少于七八钱的重量。毛主席改善生活或是请客吃饭，第一个要点的菜就是“烧方”。杨纯卿摸清了毛主席的口味，一定要用猪脖子下边、前腿上边的前胛肉，带皮红烧。红烧肉就是红烧肉，除了配烧少量的板栗、萝卜或小芋头以外，不要添加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只是红烧肉的周围要摆上虎皮蛋——过了滚油锅的鸡蛋、鸽蛋或鹌鹑蛋。毛主席宴请几位客人就配上几个虎皮蛋。
杨纯卿得知他做的武昌鱼出现在毛主席诗词里以后，就珍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不再轻易做武昌鱼。但凡有朋自远方来，才必做此鱼。姨父离开武汉多年，“文化大革命”后，又作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带着香港远洋公司的几位老板参观三峡，然后去了武汉。此时，武昌东湖宾馆已揭去神秘面纱，对外营业了。他们就住到东湖宾馆，特意吃了杨纯卿主厨的武昌鱼。姨父跑到后厨房，恭而敬之地请他出来跟大家见面，向大家介绍说，是这位杨纯卿师傅给咱们做的武昌鱼，他就是当年给毛主席做武昌鱼的“大作家”。大家热烈鼓掌。
姨父离休后，再次去武汉时，杨纯卿已经退休。姨父打听到他家住在一座楼房的第九层。晚上，姨父跑去看他。大楼没有电梯，楼梯上没有电灯，楼道里黑黢黢的，两边放着单车，堆着煤球和蜂窝煤，左一筐、右一摞，磕磕碰碰，刚刚能挤过去一个人。姨父好不容易爬上九楼，到了杨纯卿家，却碰上他的老伴过世，他刚刚把老伴送走。他也变得苍老了。姨父说了好多安慰的话。他只是木木地坐着，呆呆地望着姨父。姨父好言宽慰了几句，就告辞了。临别时，杨纯卿仍旧木木地坐着，忽地露出感伤的表情说:“书记哇，我不行了，我的腿不能动了。”没过多久，姨父就听说，杨纯卿也跟着老伴走了。
长江水不舍昼夜地奔流着，樊口鳊鱼别来无恙否？
1.“陀螺”爆炸了(1)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军出动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其沿线两侧据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连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缴获武器五万八千多件，破坏敌占铁路线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日寇受到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接下来，就要听姨父讲他怎样负伤的故事了。我曾想像，这个故事应当发生在枪林弹雨、奋勇搏杀的战场上，让我看到一幅壮怀激烈、撼天动地的图画。姨父却用平淡的、甚至是不值得与人道的口气开始了叙说。
1942年秋天，日寇结束了“秋季大扫荡”以后，隐蔽在山上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师生又回到了驻地——河北省灵寿县东、西石门。那时，姨父已经从抗大毕业，担任抗大供给处文书。他回到村中时，老百姓也刚刚回来。村子里满地都是鬼子留下的秸草、马粪。供给处人员放下背包，会计就忙着接待前来报销的人。姨父走进来，看到桌子上放着老百姓刚刚送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是铜的，样子像抽着打转转的陀螺，陀螺上边有一根小指头粗的尾巴，尖尖地向上翘着。这是鬼子留在老百姓屋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家伙，就送到这里来了。姨父拿起它问:“这是什么东西？”会计说:“你看看上面是什么？”姨父念着“陀螺”上的号码说:“八八四。”“八八”与“爸爸”谐音，会计故意“嗯”了一声，好像当了一次“爸爸”，占了姨父的便宜。姨父用“陀螺”向会计后背上敲了一下，“陀螺”就“轰”地一声爆炸了。后来才搞清楚，它是鬼子“八八四”山炮炮弹上的引信。会计的棉衣背部炸开了花，却没有受伤。姨父的手上鲜血淋漓，左手的三个指头、连带着大半个手掌都被炸掉了。姨父用右手托着血淋淋的左手向卫生处奔跑，跑了一里路，血也流了一里路。医生用止血带把他的左小臂紧紧扎起来时，他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姨父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表现他对鬼子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表现自己使鬼子预谋得逞的气恼和屈辱。姨父鄙视卑劣的小伎俩，他说鬼子显然是有意造成这次爆炸的，他们把山炮和炮弹都撤走了，把这个只有炮兵才认得出来的东西丢在老百姓家里，是要加害于中国老百姓的。姨父和供应处的人没有见过山炮和炮弹，不知道那是一个能够爆炸的东西，上了鬼子的当。姨父好像看到了小鬼子藏在仁丹胡子下边的坏笑，心有不甘地说，鬼子大“扫荡”屡次扑空，才这样使坏，狡猾地留下了这个东西。
抗大的医务人员摘下门板做担架，民夫抬着姨父往后方医院送，整整走了一夜。他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到了后方医院时，却不能马上抢救。因为这里也在反“扫荡”，医护人员隐蔽了，东一个、西一个;医疗器械也埋到地下了，要这里挖、那里找。医生在山这边的村子里，护士在山那边的村子里。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再把手术器械从地下挖出来，放在农民做饭的锅里煮，消毒。再把骡子背上运东西的两个木驮子放在地上，架起一个门板，门板上铺了一块黄色的油布，那是平时搭在骡子背上防雨的雨布。姨父就躺在这样的“手术台”上，接受了截去左手的手术。
那时没有麻醉药，既没有整体麻醉,也没有局部麻醉。所以，姨父十分清醒地记住了一个黑色的瓦盆，那是老百姓家里最常见的没上釉子的瓦盆，应属于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发明的烧陶工艺。他甚至清醒地看到了瓦盆上的尿渍，说明它是一个尿盆。只剩下两根指头的残手、从断肢茬口里汩汩流出的鲜血和沾满血污的纱布，纷纷掉落在黑色的尿盆里。当剪子咔嚓咔嚓地咬着烂肉、啃着神经，锯子嘎吱嘎吱地锯着骨头的时候，他始终紧咬着牙齿，强忍巨大的疼痛而没有叫出声音。他设想自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开江县永兴场的关帝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时候是下着象棋的。他试图像关云长那样露出微笑，却想起关云长毕竟没有失去他的左手或右手，便没有笑出来。
手术完了以后，与他朝夕相伴二十二年之久的左手已经彻底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没有消炎、止血、止疼的药品，手腕断茬上的伤口迟迟长不好。由于止血绑带扎得太紧、扎的时间过长，小臂肌肉正在坏死。医生建议，立即把小臂锯掉。姨父却不能容许自己再失去半截胳膊。只有在失去左手之后，他才深刻地感觉着身上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的存在，它们都属于自己的生命。但是，医生能够提供给他的全部药品只有“二百二”和偶然出现一次的碘酒。蛆，好大好肥的蛆，像蚕蛹一样的蛆，一条、两条、三条，正络绎不绝地从绷带的缝隙里爬出来。两个半月过去了，残臂还在向肘部腐烂。医生断然说，小同志呀，不能再等了，鬼子的“冬季扫荡”又要开始了，再耽搁下去，肘部以下的整个小臂都会烂掉的。姨父咬了咬牙，向医生伸出了残缺的左臂。
在肘下约十厘米处再次进行了截肢手术。仍旧没有任何麻醉、止血、消炎的药品，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姨父咬着牙在地铺上打滚，单子滚到了一边，地铺上没有床板，他就钻到了谷草里，残缺的左臂却从谷草堆里举出来，残茬上裹着的绷带像一个硕大的圆球。他咬牙挺着、受着，牙关一松，就会“啊啊”地号叫，没有词语、没有眼泪。
1.“陀螺”爆炸了(2)
门口出现了房东大娘。姨父说，他怀念这位房东大娘。后方医院的一部分病房就是设在大娘家里的。她时常端来一筐花生、柿子或是煮好的红薯，悄悄守着他、默默望着他，暗暗擦着眼泪，像是望着自己的儿子。
半个月后，姨父耷拉着半截空空荡荡的袖筒，走出了农家小院。他记得，在他的身后，一个伤员正在哭喊着白求恩大夫。他的肠子被打断了，白求恩给他做了第一次手术，在腹部留下一个排大便的漏管，要等肠子的伤势好转后，再做第二次手术，把肠子和肛门接起来。第二次手术还没做，白求恩就不幸牺牲了。伤员躺在地铺上哭叫，白大夫，白大夫，我还在等你呀，你咋就走了！
姨父落泪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这个伤员。他庆幸自己左臂肘部以下还留着十厘米左右的小臂，这一截残缺的“肉骨朵”还可以伸展、弯曲，那是他今后托起枪支、瞄准射击的地方。
2.用一只翅膀飞翔(1)
姨父回到了抗大，而他的左手和半截胳膊不会跟他一起回来了。
在姨父失去左手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识和感觉都不能接受失去一只手的事实。失去的左手也不愿离开他，仍旧顽强而悲伤地存在于他的感觉当中，甚至天天来梦中找他。姨父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心里还是两只手，做梦还是用两只手做事情。梦醒以后，却要重新面对一个冷酷的事实，哦，我永远失去那只手了，我是一个残缺的人。
从他失去左手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想，我该怎么活着？
我能回家当老百姓吗？姨父跟自己商量，不能，一回家，国民党就会抓你杀你。我能在河北、在山西、在陕西——我们的根据地里找个地方住下来，种庄稼、娶媳妇，或是让媳妇“娶”了你，当人家的“倒插门儿”女婿，当咱根据地的好百姓吗？不能，这里没有你的亲人侍候你，这里的头几斤重，你一只手举不起。你去犁地时，只有扶犁杖的手，没有拿鞭子的手，没法赶牲口，牛也不听你的。姨父又提醒自己，你投奔延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你在抗大上课、出操、训练、演习，学单兵怎样动作、班排怎样动作、大部队怎样运动，都是作战和指挥作战的知识，都是为了打鬼子、为了打完鬼子还没有打到底的革命战争。一只手走了，还剩下一只手哩！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导师都没有讲过，一只手的人不可以打仗、不可以革命。姨父又命令自己，你必须用一只手支撑起一个生命，而且，必须是一个战士的生命，必须像两只手的战士一样面对战争。
朱汉雄同志，你别无选择。
姨父开始摆治他的裤腰带，是的，他刚刚失去左手的第一个早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系上自己的裤腰带。姨父开始调侃，他说，革命战士的最低要求，是不能叫自己的裤子掉下来，你说是吧？这个要求高吗？我看不高。他说的不是军裤上的裤腰带，军裤上的裤腰带是皮带，把皮带头塞进皮带扣里，拉紧，扎到皮带孔里就是了，这是一只手可以办到的。使他作了大难的是内裤上的裤腰带，那只是一根细细的线绳，一只手没有办法打结，而每天都要上几次厕所，总不能叫战友天天跟着你，替你系裤腰带。他就试着侧下身子、弯下腰，用半截残疾胳膊压住裤腰带的一头，一只手抓住另一头，五个手指头瞎扒拉、乱动弹，折腾了大半晌，总算把裤腰带系上了。但是，他在想，这不行，如果发生了敌情，必须立即投入战斗，而他在裤腰带上耗费了宝贵的时间，那就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他为了解决每天都要数次遇到的一个难题费尽心思，终于发明了一个“单手快捷束腰法”，首先改进了裤腰带的结构，在裤腰带的一头挽了一个皮带扣一样的圆圈，保留这个圆圈，每次提裤子时，只用一只手把裤腰带的另一头从圆圈中间穿过去，拉紧，绕两下，掖起来就行了。八十岁以后的姨父还在享受单手系裤腰带的喜悦，他骄傲地说，我的裤子始终没有掉下来。
还有一只手怎样系鞋带、怎样打绑腿、怎样打背包等等一系列琐碎烦人而突然变得无比巨大的难题，都像打掉敌人一个个碉堡那样一个个地解决了。比如打背包，他必须先用一只手把背包叠起来，把背包带子放好，再叫他的膝盖和牙齿参加进来，用膝盖和半截胳膊压住背包，一只手捆上绳子，最后打的一个结要用牙齿紧紧咬住，再用一只手牢牢系上。
我问，还有风纪扣呢，它实在太小了，怎样系呢？
不就是环套环嘛。六姨替姨父回答说，我们刚结婚，到了武汉，你姥姥带来一双银筷子，筷子后端有链子相连接，环子开了，链子断了。环子太小，我用两只手也捏不住，接不起来。他说，我来试试，就把筷子放在膝盖上，眼也不看，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连轴转地捏呀捏，不一会儿，就套上去了，用牙一咬，好了，接上了。你姥姥原来对他只有一只手心存忧虑，后来又夸他这只手巧，他要是有两只手就更加不得了啦！
姨父为得到丈母娘的首肯而得意洋洋。他说他最拿手的活计是打草鞋，这是他在行军途中从一个四川老兵那里偷来的本事，接着就像要开办“打草鞋”训练班那样，指点我说，你记着，你首先要准备一条麻绳，一条一庹（音tuo,两臂平伸为一庹——笔者注）半长的麻绳，吊在你的皮带上备用;再找一件破衣裳，撕成一指半宽的布条条，要避开衣服接缝处的线疙瘩，能撕成条条的都要撕下来，也扎在皮带上备用。还要找到一双破袜子，从袜筒上抽出线线，搓成纳鞋底那样粗的线绳子，做“耳子线”。如果没有“耳子线”，你就把布条撕细一些，搓一搓也可以用。好了，你可以开始打草鞋了。你腰里有皮带，正面拴上打草鞋的绳子;还要有一根棍子，绳子另一头拴在棍子上，用脚蹬着棍子，把绳子绷紧，好了，开始打吧。草鞋底用六股麻绳，到脚后跟合为四股，收下来，变成两股，最后剩一股，拉死，好了，你打成了。因为是用布条和线绳按照草鞋式样打的，所以叫“布草鞋”。你要是有一条破皮带，事先剪下一小块，把它垫在鞋尖上，你这双“布草鞋”就有了一个皮鞋尖，不怕踢石头。你不要怕累，行军休息时，你用一个午睡的时间准能打出一双“布草鞋”。你还要记住，最好的材料是破被单，“哧啦”撕下一长条，一条破被单可以打两双半“布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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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一只翅膀飞翔(2)
姨父又用比较谦虚的口气说，我这一只手，打草鞋要比人家慢一些，所以我一有空，就不敢歇着，要抓紧打草鞋，打成了，先穿一穿，踩一踩，踩合脚了，再串在皮带上备用。后来到了鄂南，我把所有的破衣服都打成了“布草鞋”，两双、三双地串在皮带上打提溜，就觉得自己如腰缠万贯般的富有。再后来，到了中原军区，在宣化店受到重重包围，没有鞋穿，不仅打了好多双“布草鞋”，还发明了用麻打的“麻草鞋”，还有一半用麻、一半用布条打的“麻布草鞋”。后来又打出了新花样，把破皮带剪出不同式样的小块块，夹在鞋掌、鞋跟、鞋尖上，你就穿上了轻便结实、走路带响、令人刮目相看的“八路牌”皮草鞋，走起来简直就是“草上飞”，空袖筒也“呼啦呼啦”地飘起来。
1943年夏初，当姨父用一只手刚刚把一度被打乱的生命状态侍弄得井然有序的时候， 抗大决定把他送回延安上党校学习深造。从此，他结束了四易寒暑的抗大生涯，与晋察冀根据地两百多个同赴延安的年轻人编队上路，奔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
这是对他的生命质量的一次检验。一个肢体残缺者要跟两百多个肢体健全者一起，进行一次同样艰巨的长途行军，要多次穿过敌伪封锁线和敌占区，要负重奔跑，要晓宿夜行，有时要匍匐前进。在跑步前进的时候，他背上的背包、肩上的挎包、挂在裤腰带上的塞满米饭的瓷缸子，都在颠簸着、摇晃着，向他缺了半截胳膊的一侧倾斜。还有一件平时令人称羡不已的棉大衣，那是对残疾军人实行优待而破格发给一个排级干部的原属于连以上干部的细洋布大衣，也被他卷成了包袱卷的形状，把两条袖子接起来一捆，就作为额外的负担斜挎在肩膀上了。这件大衣也参加了对他的摇晃。别人的背包也摇晃，但可以用两只手在两面扶一下背包，保持背包的稳定。唯独这个一只手的只能扶一边，不能制止背包向左边倒伏，只好用左肩和半截胳膊挡着、撑着，时不时地用力甩一下，把背上和肩上的重量甩回到原来的位置。他就这么一甩一甩地行军，冷不丁把自己甩了一跤，一只手的人不能爬，只能硬撑，是偏着身子硬撑，把重量甩到有胳膊、有手的一边，像蚂蚱一样地用力蹬腿，好，终于直起来了。他羡慕有两条胳膊的伙伴，他们甩着两条胳膊行军如鸟儿扇动翅膀。他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鸟，但他不是啼叫长空的孤雁。他没有掉队。
那天晚上从山西定襄出发以后，姨父就这样扑棱着一只“翅膀”，一歪一斜地、张口大喘气地跑着。他们必须在夜幕掩护下，穿过同蒲路，穿过敌占区，在拂晓以前赶到游击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里隐蔽，待到天黑时再次上路。他们遇到了汾河。他和大家一样地脱了裤子，撩起上衣，蹚水过河。水深齐腰，河底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一个战士踩着了鹅卵石，滑了一下，枪就丢到了水里，伸手没有抓住，又不能弯腰打捞，眼看着枪在水上打旋儿，沉入水底。他不能让自己踩上石头，不能让自己打滑。他要是栽到水里，就不好爬起来了。他和大家一样地用一只手撩起上衣，却没有另一只手像别的人那样扬起来，一摇一晃地寻找平衡。他只能用脚小心翼翼地探索，用腰部和腿部的力量抵御河水的流速。他没有倒下去。
冷风飕飕。他终于踏上了河岸，又和大家一样地光着屁股向前跑，不能停下来穿衣服，一停下就会冻出毛病来。等到跑出汗来的时候，他才和大家一样地穿上裤子、打上绑腿、系上鞋带接着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了一个村庄。那里有打前站的，路边放着几个水桶，还有小米干饭和烙饼。他又和大家一样地站着喝了一碗稀饭，拿起一张烙饼吃着继续跑，又跑了好远的路，才到达一个山窝子里隐蔽下来。这时，他却不敢和大家一样地卸下背包、解开绑腿、脱掉鞋子，得到急行军后的放松。如果要他把这些动作重复一遍再恢复原样，那就实在太困难了。他不敢让自己放松。好比紧锣密鼓都忽地停下家伙的时候，只有他的弦儿还是紧绷着的。他产生了说不明白的直觉。进山窝时，天蒙蒙亮了，好像比拂晓以前到达的预定时间晚了一些，因此，在半透亮的曙色中似乎笼罩着某些不安和不祥。当大家横七竖八就地躺下时，他不敢躺下来。他坐着，背包还在背上背着，还要把绑腿带重新绑结实，把有些松动的鞋带紧一下，什么东西也没有放下，只是靠着背包闭上了眼睛。
忽地响起了震耳的枪声。向山顶布置警戒的警卫部队刚刚爬上山头，突然遭遇正对我实施紧缩包围的日军，双方激烈交火。枪一响就炸了锅。警卫部队往山头上冲，占领制高点。山下刚刚躺下的人爬起来就跑，刚放下的背包来不及背起来，刚松开的绑腿、鞋带来不及扎起来，一切东西都丢光了。只有那个一只手的没有丢东西。
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大家撅着屁股整整跑了一天，跑到黄昏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袭，钻到了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里。大家都饿得顶不住了。村庄里煮了几锅香喷喷的小米干饭。吃饭却成了难题，除了那个一只手的人以外，东西都丢光了，没有几个人还有盛饭的洋瓷碗。村里只有三两家老百姓，一下子来了二百多口人，找不到那么多的碗筷，只好各自扯起衣襟、摊开毛巾、摘下帽子当碗，随便撅一根树枝当筷子。只有那个一只手的人啥也没丢，只有他和很少几个人还能用洋瓷碗盛小米干饭。他用两个膝盖的内侧夹住瓷碗，一只手舞动着一把精致的小调羹，以完美无缺、令人惊叹的方式狼吞虎咽，还不时地咬一口咸菜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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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一只翅膀飞翔(3)
大家惊奇地说，他怎么啥也没丢哇？
他说，因为我只有一只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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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救”运动(1)
姨父到了延安，一住进西北局招待所就盯上了大伙房里的“列宁饼干”。“列宁饼干”是他对小米锅巴的“爱称”。在敌后吃了过多的黑豆，而且熬过了连黑豆也没得吃的艰苦岁月之后，黄焦酥脆的小米锅巴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炊事员虽然都是来自四川的小鬼，却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军的老资格，姨父说，连他们嗷嗷叫着骂人的声音都是久经锻炼的，要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挖走一小块“列宁饼干”是绝对办不到的。姨父以四川老乡的身份跟他们套近乎已初见成效，眼看就要把“列宁饼干”搞到手的时候，“抢救”运动却像是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就开始了。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在杨家岭大礼堂作报告时宣布，延安“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各单位要人人过关，清查特务，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当场就有一个从甘肃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的张克勤接受“抢救”，站出来坦白说，他就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红旗特务”，甘肃工委是国民党一手组织的假党叫“红旗党”。从此，自抗战以来奔赴延安的青年都成了清查对象。
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证实，张克勤当年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是用“逼——供——信”的非法手段连吓带哄制造出来的一个假特务，却成了推动“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例”。康生这样做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国民党西安“###救国队”队长梁干乔制造混乱的一个假情报，谎说每一批青年到延安去时，他们都派了特务进去，已经派去了多少多少人。康生如获至宝。毛主席也听信了康生的汇报。一时间，所有从蒋管区经西安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已经为抗战失去了一只手的朱汉雄同志也不能例外，他是在1939年由四川家乡经西安投奔延安的，是高小毕业的“知识分子”。
姨父也去大礼堂听了开展“抢救”运动的动员报告。听了报告，却不准离开会场。每个人发给两个烧饼，还抬去了两大锅稀饭，让他们填填肚子，当场坦白交代。已经有了四年军龄、三年党龄的姨父，对自己突然变成了审查对象满不在乎。跟他一起听报告的，有来自敌后的青年，还有从河南、山东来的地下党员，他们都在一惊一乍地犯傻发愣。姨父吃了烧饼，喝了稀饭，而且打了饱嗝儿，却丝毫没有产生坦白一点什么的愿望。他们被带回招待所，立即打点行李，又被带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一百多人被编成若干个班，分别关在十二个窑洞里。每个班都派来一个统领“抢救”运动的班主任，不准互相串门，不准交头接耳，在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看守下，开始了“抢救”运动的“车轮战”。
对姨父的审查是从他的出身和他怎样投奔革命开始的。
他要感谢祖父和父亲，因为这两位老人家都是悬壶济世的乡村医生，在姨父出生以前或是在他的幼年时代已先后去世以后，只留下一个无人支撑的药房和一个装着药草游走四乡的破褡裢，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任何值得怀疑的经济或政治问题。
他还要特别感谢开江县永兴场高小的宋更新老师。宋更新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跟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王维舟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被捕入狱。永兴场开明绅士丘树勋想方设法把他保释出狱，他又秘密潜往西安，会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以后，又来到由丘树勋担任校长的永兴场高小，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把包括姨父在内的一大批学生送到了延安。
姨父良好的记忆力和他善于讲故事的才能，使得宋更新老师在他的“坦白交代”中栩栩如生。他说，宋更新老师四十多岁了，身穿丝绸长衫，脚登礼府呢布鞋，嘴边虽有一个伤疤却没有妨碍他发表声遏流云的抗日演讲。他还用令人称羡的颜体、柳体、隶体书法，在校园的墙壁上写下了大大小小十几块“校训”，把永兴场高小侍弄得焕然一新。校园里还栽种了一行行柳树，建起了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还开垦了一个苗圃，种上了桃、李、菊花、金银花。足球场后边涌动着含翠欲滴的竹林。永兴场高小拥有了开江县中学也比不上的校园风景。
负责“抢救”的人说，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扯远了。
姨父说，不要急，我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宋更新的小屋里有很多禁书和报纸、刊物。大家可以走进他的小屋，随意读书看报。我们正是在他的小屋里读了《陕北动态》和《抗大动态》、《大众哲学》和《游击战术》，才发现世上还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那里讲平等、讲自由、有饭吃、有衣穿，还有教你怎样打鬼子、求解放的大学校。因此，我们高小毕业后，就拿上宋更新写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介绍信，把它藏在一条破棉被的棉絮里，直奔延安。宋更新老师就是我们参加革命的介绍人。此人的情况和我们经由西安投奔延安的情况，你们找林伯渠、王维舟去，他俩都可以证明。
但是，有人问，你们来延安的路上，谁能保证没有特务钻进来呢？
姨父说，可以查点人数嘛，我们原有十三个同学来延安，到延安时，人数没有增加，倒是少了三个。
3.“抢救”运动(2)
怎么少了三个？
姨父说，我有一个同班女同学，原来是十三个同学中的一个。她事先把衣物、钢洋，还有可以变卖成现钱的大烟土，统统放在一个同学家里。出发前一天的下午，她假装去同学家里玩耍，从前门进去，又从后窗跳出来。我在窗外等着她，为她雇好了滑竿儿。她翻窗而出，就坐上滑竿儿，一溜烟地到了太和场，到我姐姐的婆家藏起来了。同学们次日出发时要经过这里，届时再接她一起上路。不料当天晚上，这个女同学家里的人发现她不见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灯笼、火把，满街找人，永兴场如同炸了窝。我气也不敢出地躲在家里。
次日，大家若无其事地上路了，刚刚离开永兴场，就迎面碰见这个女同学被家里人押着，用滑竿儿把她抬回来了。她哭哭啼啼地坐在滑竿上，跟大家擦肩而过，互相眼巴巴地望着，谁也不敢说话。原来昨天抬滑竿儿的挣了钱，就去大烟馆里抽大烟，一个烟泡抽下去，就晕晕乎乎地泄露了机密。她家里的人就把她抓回去了。所以说，刚刚上路，就少了一个。
班主任问，这跟“###救国队”是什么关系？
姨父说，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救国队”，只是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六大爷……
班主任点头说，好，你说下去！
姨父说，我们越过两三个县境，来到一个名叫固均坝的地方。大家必须在这里停下来，找到固均坝的帮会头子六大爷，得到他的名片，才能通过固均坝和前边另一道关卡两河口。六大爷外号“青胡子”，残害过很多经过固均坝到延安去的青年。他的儿媳妇就是从他原要杀害的女学生中选出来又被霸占了的。
六大爷早年倒霉时曾逃到永兴场避难，受到永兴场联保主任王守敬的款待。大家就让女同学魏光碧冒充王守敬的女儿，拿上王守敬的名片，还带上联保处证明他们是去西安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假公函。这个女同学聪明伶俐，有表演天赋。她扮演的“王守敬的女儿”口齿伶俐，楚楚动人。六大爷对恩公的女儿不敢怠慢，却又怀疑他们是到延安去的，表示为难说，眼下形势吃紧，走的人太多不好办，让他们大大减少人数。大家硬着头皮在固均坝苦撑了一个星期，“王守敬的女儿”说尽好话，六大爷才给了面子，同意只减两个人。减去谁呢？大家都不愿回去，只好用表决的方法，让两个家境较好的同学为大家作出牺牲。这两个同学都是毅然打破家庭阻挠，决心到延安去的，但为了大家能通过关口，就不得不含泪返回了。所以说，过了固均坝，又少了两个人。走到西安、再到延安时，只剩下十个人。
姨父表现了讲故事的高超才能，他讲的故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他还郑重说明，剩下的十名同学中，除一人已经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其余九人都可以对此作证。
他感到，对他的审查可以到此结束了。
4.摸了摸铁轨的后果(1)
姨父高兴得太早了。他没有想到，在他怎样从敌后根据地回到延安的问题上，竟有人提出了疑问，你是怎样越过公路的？公路上有鬼子的碉堡，鬼子是怎么让你过来的？姨父说，有部队掩护呗，我跟着部队走就是了。又问，同蒲铁路是日本鬼子占领的，你怎么能通过同蒲路？姨父恼火地说，我们跟着部队，瞅个空子钻过来就是了。姨父为了表现我们的部队是多么的值得信赖，又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深更半夜，我跟着部队过了同蒲路，又回转身摸了摸铁轨。
话一出口，就被抓住了“辫子”。
什么，你又返回去摸了铁轨？
是的，夜晚看不见，我就返回去摸了摸铁轨。
你为什么摸铁轨？
我没有见过铁轨，我要摸摸它是啥样子。
它是啥样子？
好凉好凉的，细长细长的，一节一节的。
你想要它怎么样？
我不想要它怎么样，我只想摸摸它。
你为啥对铁轨有这么大的兴趣？
啥也不为，只为我没见过铁轨。
在场的一位牛同志，是四年前姨父从西安来延安时由八路军办事处指派的领队。他当即喊叫起来，他妈的，你说你没有见过铁轨？四年前，我们一起经过西安火车站，你敢说你没有见过铁轨？
可我当时不晓得那是火车站，不晓得那是铁轨，我没有在意。
这一次，你为啥这么在意？
不为啥，我只是有点好奇。
那么，你为啥只是对铁轨这么好奇，为啥不摸别的东西？
我不晓得……我不明白……总而言之……
姨父已经领略到了“车轮战”的威力，它周而复始地揪住一个问题团团打转，转得人头昏眼花，任何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变得十分棘手。经过三天三夜的“车轮大战”，他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在深更半夜、又是通过封锁线的紧急时刻，却返回身去，弯下腰来，用他仅存的一只手向冰凉的铁轨上触摸一下的合理性了。他已经被逼得无话可说、无路可走，就忽地站起来，挥舞着半截空袖子大声喊叫，老子没吃过国民党一粒米，没喝过鬼子一滴水，没在旧社会做过一天事，老子自从参加了革命就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部队，老子就是想摸摸同蒲路上的铁轨是个啥样子。你们想把老子怎么办，随你们怎么办就是了！
朱汉雄为什么摸铁轨的问题暂时“挂” 了起来，窑洞里的斗争继续进行。主持“抢救”的人又逼着一个从河南来的党员承认河南地下党是“红旗党”，他本人是“红旗特务”。他历尽艰辛从白色恐怖中跑到延安找党，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对前途绝望了，想上吊自杀，裤腰带和背包带都被收走了，挂蚊帐的钉子也被拔去了，没有可以上吊的东西，他就把墨水瓶砸碎，大口大口地把碎玻璃吞了下去。幸被发现得救。
姨父的愤怒再次爆发了。他冲着班主任大喊大叫，老子不干了，老子没学过吞玻璃，老子要走人。你给我一张条子，我眼下就拿上条子走人！
你要到哪里去？
你管不着！我死到哪里你也管不着！我只要你写一张条子，说清楚我是不是蒋介石派来的，我是不是投机革命，我眼下就走人。我就是一头撞上胡宗南，死到他手里，也不用你管！
跟姨父一起接受“抢救”的有音乐家、木刻家、话剧演员、报纸主编，还有一个穿着一件破西装刚刚来到延安的艺术家。一群面色苍白的“小资产”蜷缩在土窑洞里还要鼓鼓捣捣地进行艺术创作，唱起了他们改编的《抗大校歌》，原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却唱成了“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十年以后的1955年，乘飞机去印度采访“万隆会议”、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中因公殉职的新华社记者沈建图也是“倒霉子孙”中的一员。他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进步青年，中文还没有学好，首长报告可以听懂，却只能用英文记录，谁也看不懂他记的是什么。仅此一点，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革命警惕了。冬天，延安天寒地冻，他还穿着木板拖鞋，坚持要冲凉水澡。革命的同志们啊，难道说这样稀奇古怪的行为还不触目惊心吗？还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我为姨父和一切被“抢救”的“小资产”感到庆幸，因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这是从《###回忆录》中看到的，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窑洞的看管也日渐松动了。姨父当时并不知道，党中央已经下文件通知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运动被搁置下来，被“抢救”的“失足分子”还都“挂”在那里。
窑洞前边没有把门的了，“抢救”对象可以离开窑洞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跳到延河里洗澡，心里的窝囊和气恼却怎么也洗不干净。伙食大有改善，不是炖猪肉，就是炖羊肉，大馒头随便吃。姨父历来表现良好的胃口却跟他闹起了别扭，总也吃不出“列宁饼干”的味道。鲁艺的演出队、秧歌队前来演出，叮叮哐、叮叮哐，演的是《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姨父心中的荒草却在疯长着，不行，他对“抢救”人员说，我得要个说法，要个两指宽的纸条，必须给我写上:现已查明，朱汉雄同志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或是不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均与蒋介石、与鬼子冇得一点关系，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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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摸了摸铁轨的后果(2)
姨父没有得到这张纸条，行政学院已经开始了正规课程:乡村政权建设、经济和文教政策，怎么搞互助组、合作社。周恩来、刘少奇、周扬都来作过报告。一张张条子递到了台子上，要求给“抢救”运动一个说法，给“抢救”对象一个结论。首长们都带着一大摞条子回去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朱汉雄同志的条子。
一天早上，忽然让大家紧急集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听报告。大家散漫地走在路上，忽听马蹄声响，姨父看见一群白马、红马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大家进了礼堂，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来作报告。姨父说，那个礼堂很简陋，只有很薄的墙，有不大的窗子，若干根细细的柱子撑起薄薄的屋顶，前边是舞台，屋梁都看得见，梁上有好多家雀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简陋的礼堂里。毛主席一上台讲话，全场寂然无声，只能听见家雀在屋檐上啾啾地叫。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对不起，“抢救”运动搞错了，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向大家赔礼道歉！说着，就脱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姨父一提起这件往事就激动起来，他说，毛主席话一讲完，会场上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跳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没有不哭的，没有不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不知道唱了多少遍，谁也制止不下来。他看见一个长期住过敌人监狱、来延安又受到“抢救”的老人，泪珠挂在花白胡子上，沙着嗓子痛哭失声。毛主席神情肃穆地站在台子上，多次举起双手做手势，礼堂里才安静下来。大家一肚子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这件事对姨父的一生都十分重要。在他看来，领袖能公开、坦诚地站在台子上向大家认错赔礼，这是一个政党具有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可以向它托付生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姨父说，亲临其境、亲眼看见毛主席向大家脱帽赔礼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是其中的一个。知错就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这是党的优良传统。那个时候，毛主席是带头做到了的;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下了此生跟定毛主席的决心。
六姨说，姨父离休以后，又跟她一起随旅游团重返延安。姨父对导游说，他要看看边区政府礼堂。导游说，没有这个礼堂。姨父惊诧地说，怎么会没有了呢？有的，一定有的。旅游车从延安南关经过时，他大喊，停车，停车！我要下去，边区政府礼堂就在这里。汽车没有停下来。他又大喊，停一下，停一下，你们就是丢下我，我也要看看礼堂。汽车只好停下来。礼堂却找不到了，他向路人打听，都说不知道这个礼堂。这时碰到一个白发老汉，老汉说，哦，有这个礼堂，在后边。地点没变，环境变了，边区政府礼堂被遗忘在一座座建筑物的包围中。姨父重新找到了它，围着它看了又看，像阅读一本被遗失多年的老书。他说他不能忘记这个地方，这是领袖表现了高尚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的地方，是使他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心的地方，是他后来遇到类似的荒谬和委屈就要时时想起的地方。
当年，姨父走出这个礼堂、拿到“甄别结论”的时候，中央正以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为基础，组建抗日南下支队。他不顾组织部门为了照顾他的伤残而让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安排，毅然报名参加南下支队，上前线，打鬼子。据说，在组织部门的同志面前，他用仅存的右手，在臂肘、膝盖以及牙齿、脚丫子的帮助下，表演了作为一个战士必须做好的全部动作。他打的绑腿、他捆的背包、他束的皮带、包括他用四个手指头一捏合就扣得严丝合缝的风纪扣，都符合“军风纪”的严格标准。他用两个膝盖夹着茶缸吃饭的特殊姿态以及吃饭的速度和质量都令人刮目相看，乃至于令人感到，一个战士需要完成的全部动作本来就像是为朱汉雄同志的一只手设计的。他还十分迫切地需要一支枪，最好是一支有快慢机装置的驳壳枪，当然，如果能搞到一支“三八”大盖，那也是他乐意侍弄的。他左臂肘部以下大约十厘米长的一截可以弯曲的残肢，就是为托起步枪而保留下来的。他有理由请组织部门的同志相信，他瞄准他妈的鬼子的心脏或脑壳，完成“三点成一线”的要领再抠一下扳机是冇得一点问题的。
中央组织部毅然把他送到了南下支队，编入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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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胡子(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2656556051.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1944年11月19日，在延安东郊飞机场举行阅兵式。毛主席在贺龙、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就要出发南下的抗日支队全体官兵。这次阅兵式的照片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报纸、杂志和战史纪念册上。遗憾的是，姨父所站的位置不在镜头的取景方框之内。他在靠边靠后的位置上站得笔直，再次感到领袖的目光如春风拂面一般地从他脸上掠过。他还清楚地记得，贺龙讲话说，毛主席给了你们一杆红旗，朱总司令给了你们一支令箭，任弼时同志给了你们一支铅笔。红旗是要插上罗霄山脉的，令箭是要有令必行的，铅笔是要画好根据地的地图，创建湘赣根据地，向南打通与东江纵队的联系。姨父感到，他是在领袖目光的注视下奔向了战场。行军途中，他又被调到南下支队保卫部工作，任务是保卫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安全、执行战场纪律，成了那些最忠诚、最果敢、最聪明、最守纪律的革命军人才能胜任其事的“一只手的特派员”。
王震是声名显赫的战将，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姨父对自己能够置身于王震将军麾下而感到无比的荣幸。王震一打起仗来，就不刮胡子、不洗脸、不脱衣服、不睡觉。每打完一仗，都要留下一脸络腮胡子，因而都叫他王胡子。他率领三五九旅，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也立了大功。那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就是歌唱三五九旅的。今日歌坛之“大腕儿”仍在传唱这支歌儿，还给它配上了西方的摇滚乐，又成了新世纪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
姨父看到过，三五九旅的士兵背煤炭，一块煤炭几十斤重，士兵背上没有垫的，就把裤子下半截撕下来垫到背上，因此，三五九旅的好多战士都穿着式样别致的半截裤，看起来格外的英武剽悍。一时间，这种不修边幅的半截裤，引领了延安时装的新潮流。在南泥湾开荒以后，姨父又看到三五九旅的大马车特别漂亮，骡子马个个膘肥体壮，遇到兄弟部队的马车，他们总要抢先，大扎鞭一甩，骡子马跑得哗哗响。而且，姨父还听说过，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多次到南泥湾慰问演出，王震将军却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对他身边的同志说，不敢叫女演员再来表演了。大家问，怎么了？王胡子说，我们的战士受不了哇，夜里“打手冲”啊！众皆大笑。王胡子不笑。
王胡子也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陕甘宁边区召开参议会时，把门的是三五八旅的战士。一天有晚会，三五九旅王震警卫排的战士去看戏，被三五八旅的战士拦住了，没票不能进。警卫排的战士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就骂，他妈的，今天算是把咱三五九旅的人给丢尽了！大家一听就火了，说，走，咱们非进去看戏不可！又结伙来到礼堂门口，一方要进，一方不让进，就打起架来了。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在参议会上问，王胡子来了没有？王胡子站起来说，来了。毛主席说，你王胡子的兵打鬼子很厉害，打同志也那么行啊！王胡子受了批评，气鼓鼓的。会议到了休息的时候，他饭也不吃，就拍马返回营地，紧急集合，问，你们干了什么事情？你们哪些人动手打人？都给我站出来！大家知道他在气头上，不管他怎么发火，只是硬着头皮挨熊，没人站出来认账。他熊人熊得天昏地暗，直熊到他又要回到参议会上开会的时候，才不了了之，拍马而还。姨父说，三五九旅的人不怕王胡子熊人，就怕调离，一听说要调离三五九旅，好汉也要哭鼻子。三五九旅的“帅哥儿”后来对兄弟部队的同志格外地彬彬有礼，可能是受到了调离的威胁。
姨父站在三五九旅的队列里接受了领袖的检阅以后，就开始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用脚底板丈量战争。他一上路就毫不心疼地扔掉了“延安造毛呢大衣”，那是陕北大生产运动中唱的“捻线陀儿吐噜噜噜噜转，毛毛里头抽出线”的“麻袋呢”大衣。南下支队像远去的疾风，出陕北、过太行、飞渡黄河、横穿中原，长驱四千里，进入大别山，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后，小歇数日，抓紧打了草鞋，又挥师南下，直抵长江。
姨父的直接上司、特务团团长徐国贤是王震麾下的战将，全国解放后曾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脖子上受过伤，脖子是歪着的，大家都叫他“歪把”或“歪把机枪”。行军时正值农历正月，村庄里都在“叮叮咣咣”敲锣打鼓玩龙灯。部队起早贪黑地急行军，走得人困马乏。“歪把”团长坐在路边休息时，王震从后边走过来。他往王震跟前一站，也不看王震的脸，脖子一歪，就瞪着眼睛说:“天天这么赶路，又没有什么敌情，赶得累死人了！”王震也不朝他看一眼，骂道:“狗压的！你‘歪把’不愿走你就回去，你给老子回去，回延安去！”把“歪把”晾在路边，犟犟地走了。姨父和士兵坐在田埂上目睹团长受窘，气鼓鼓地下不了台，不知该怎样劝他。他脖子一歪，发火说:“司号员，吹号，你给我狠吹前进号，使劲儿吹，吹！”发了火，又倔倔地带着大家行军，不多时就超过了王震。姨父说，“歪把”也是老红军，是王震的老部下，他两个吵了架也翻不了脸，照样执行命令。眼下不打仗了，这样没有顾忌的上下级关系很难找到了。
南下支队渡过长江以后，在一个名叫大田畈的地方打了一个大胜仗，日军遗尸四百余具，我军缴获小炮七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百余支。接着是夜行军中的一场遭遇战，日军抢先占领了阵地，我军打得很苦。八团团长陈宗尧壮烈牺牲。有一个负伤的班长，腿肚下边打飞了，撤出战斗时来不及把他带下来。鬼子追过来时，他钻到草棵里隐蔽起来，只靠一条腿爬了一个星期，终于爬回部队。新任团长和他抱头大哭。姨父讲着，眼圈也红了。
1.王胡子(2)
那是一场夜晚遭遇战。王震打红了眼。鬼子甩过来一个手榴弹落在他身边，滴溜溜地打转，眼看就要爆炸。一个外号叫“大洋马”的警卫员猛地把他推到水沟里，趴到他的身上，手榴弹才没有炸着他。另一个警卫员却不幸牺牲了。跟在王震身后的作战科长，也被炸掉了脚后跟，以后就只能一颠一拐地走路。
“大洋马”身材高大，在陕北练兵中投弹最远，选来给王震当了警卫员。王震对“大洋马”的欣赏是不动声色的。“大洋马”除了背驳壳枪以外，还背着一把大砍刀，背着王震的望远镜和一个装文件的皮挎包。王震从来不让他背别的东西。他的背包也享受营以上干部待遇，是让牲口驮着走的。他随身护卫在王震左右，走起路来威风八面，驳壳枪上的“枪缰”一甩一甩的。
姨父岔开话题说，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好多导演不懂得驳壳枪上要带“枪缰”。什么叫“枪缰”？驳壳枪把上有一个环子，环子上边有一根皮带，这就叫“枪缰”。战斗的时候，要把“枪缰”挂在脖子上。骡子马不是有缰绳吗？这个“枪缰”就是给枪套上“缰绳”，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枪也掉不到地上。现在的一些军事影视片里没有“枪缰”，驳壳枪就在手中掂着，一甩一甩地很好看，只是演军人不像军人，演战斗不像战斗。
姨父一提起驳壳枪就如数家珍，说他过了长江，到南下支队保卫部当了特派员以后，才有了属于他的第一支枪，是“偏开门”的驳壳枪，简直是一块铁，很沉很笨，后来换了一支比较轻便的“三八盒子”。不久，又有了一支有快慢机——可以点发和连发的驳壳枪。姨父说，这些枪都是从鬼子手中夺过来的。
我问，一只手怎样拉枪栓？
姨父好像听到了一个多余的问题，回答说，把枪管放在锁骨下边一顶，枪栓不就拉开了嘛;或是把枪管夹在腿弯里，腾出手来拉枪栓、装子弹。
当姨父终于有了一支驳壳枪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南下支队在湘南立足未稳，蒋介石以数倍于我军的兵力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两个整编军都是美式装备，从赣州、韶关那边压过来。南下支队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隔六十里却接不上头，部队疲劳，减员很大，弹药不足。奉中央电令，回师北返。
姨父说，那是蒋介石用大炮、机关枪把我们送回来的呀！日夜追着屁股跑，我们一家伙跑了四十天，南瓜、红薯都煮不熟，想洗洗再煮的时间都没有，不管熟不熟，一个人挖上一茶缸，一边吃，一边跑。所有要用扁担挑的东西都扔掉了，骡马也没有了，因为没有时间钉掌子，骡马蹄子跑烂了，走不了路。战士除了枪支、弹药，别的东西都丢了。鞋烂了，脚也走烂了。那个只有一只手的人常存“忧患意识”，他感到势头不对，就早早地撕了破衣服，提前打了“布草鞋”，只有他的脚未受皮开肉绽之苦。别的人只好一边跑、一边把裤子撕半截下来，上半截成了短裤，下半截拿来包脚，一瘸一拐地赶路。
战士们心里窝火，看见王震就叫:“王胡子，你老叫人家追，你叫不叫老子打呀？天天叫狗日的撵着走，又没得鞋穿，怎么个走法？”王震说:“同志们哪，要骂就骂蒋介石，不要骂我王胡子呀！是蒋介石追着我们跑，打不赢就跑，不跑，他就要消灭我们哪！”当兵的没得话说，又咬着牙向前赶路。姨父感叹说，都说王胡子火气大，他骂得“歪把”团长拉不下脸来，可是当兵的骂他，他不发火，还讲不完的好话。他懂得当兵的心里的委屈。这就是那时候的官兵关系。
南下支队一口气跑到了长江以北，一踏上新四军五师的大别山根据地，全体官兵一下子软瘫了，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拿脚踢都踢不起来。五师的同志叫大家起来吃饭，扶都扶不起来，都躺在那里不能动了。王胡子说，不要叫醒他们，只要天不塌下来，就叫他们好好睡一觉吧。一觉醒来时，当兵的找不到班、排长，这个连和那个连也分不清楚了。三天以后，当班长的才找到各自的兵，才搞清楚各自的建制。军号又“嘀嘀嗒嗒”地吹响了，大家又“刷”地站起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那支打不烂、跑不垮的队伍又有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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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淮阳的插曲
姨父谈到他作为特派员的战时生涯时，一开始仍然采用自嘲的方式，首先讲的是打淮阳。因为我这个外甥是河南人，所以他说，我给你讲一讲打“你们淮阳”的故事。打淮阳，我可是出尽了洋相。
那是在1946年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河南的月饼跟天上的月亮一样是好大好圆的，像宝塔一样摞起来，上边放一个寿桃，像放火一样“呼隆”一下就把我们的食欲给点燃起来了。可我们只顾得行军打仗，无暇享用这大好的月饼，至今我还觉得对不起你们河南的大月饼。
打淮阳，我是作为七纵保卫部的特派员，带着三个侦察员组成的工作组，跟随突击队打进去，检查战场纪律。那时候，对于“土八路”来说，城市还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语。第一天，误把淮阳南关的栅子口当成城门打了。叮叮咣咣打了一夜，以为进入城区了，天一亮，才看见城门还在前面，只是进了南关。城墙上，敌人的火力封锁很厉害，攻城部队的伙夫担子上不来，没有饭吃。商店里的老板、伙计都吓趴下了，动也不敢动。守敌封锁了马路，马路两边可以说话，但不能通过马路。战士们在墙上打洞，把房子打通，一间房子接着一间房子地穿过去，靠近了城门，才找到了一个咸菜铺。平时，不管老板在不在，吃了人家的东西是要把钱留下来的，可是拿钱的后勤供给人员没有跟上来，哪里有钱？大家就不顾战场纪律，抓起咸菜，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咸得龇牙咧嘴。接着又找到一家卖皮蛋的，姨父又背了一挎包皮蛋，顾不上搞干净皮蛋上的泥巴，剥了皮就吃，吃得满嘴是泥巴、石灰，胃里硬硬地发胀。
晚上攻城时，敌人乱套了。敌军士兵从一块低洼地突围逃跑，却不知他们的指挥机关为了阻止我军攻城，已经向洼地里放满了水，洼地变成了湖泊。敌军士兵纷纷落水。天亮时一看，满湖漂的是军帽、死尸。一个晚上就把守敌五千人干光了。
姨父率侦察员进入淮阳，就到大街上检查战场纪律。商店都没有开门，拐到一个小巷子里，却看见一个大门洞开着。他感到稀罕，这户人家怎么如此胆大，是否有人违纪闯入？他就留下一个侦察员在门前站岗，带着一个侦察员进了院子。一进门，就有一个搽胭脂抹粉的女人迎上来，头发油光水亮的，穿着缎子衣服，却不像别的老百姓那样露出害怕的样子，倒是赔着笑脸，一口一个“长官”，把他迎进屋里，就忙着倒茶。姨父记得，那个十分精致的细瓷茶杯属于景德镇的产品，还有漆木茶托似乎是福建漆器。他道了谢，却无意饮茶。不料又有几个女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都是搽胭脂抹粉的，嘴角、眉梢上挂着毫无来由的媚笑。姨父觉得她们笑得蹊跷，跟她们没有话说，就领着侦察员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人来这里违犯纪律，才走了出来。不料一出大门，就有人在门外嬉笑着喊叫，哈哈，特派员跑到妓女院里去了！姨父大吃一惊地说，啊呀，那就是妓女院哪！嗳嘿，我正犯嘀咕，谁家有这么多的内眷，一个个油头粉面的，还敞开着大门，咋不怕咱们当兵的呀！
惹了一场笑话以后，又感到饿了。在一个大仓库里缴获了好多金属桶，有小汽油桶那样大，装满了又白又细的洋面粉。好哇，再搞点油啊、盐哪、五香粉什么的，烙油饼吃。可是伙夫说，这洋面粉咋个闹不团结呀？缺少黏性，还跟芝麻香油闹别扭。你知道你们淮阳的“小磨油”吗？那是我此生享用过的一等一的芝麻油，可这一等一的洋面粉硬是跟一等一的“小磨油”团结不到一块儿。这油饼吃到嘴里生扎扎、甜不哧的，不是面粉味儿。敌人自周口方向增援的一个军就要到了，吃了洋面油烙饼就赶紧转移。我军出了北关，敌人就进了南关。淮阳北边有个大庙，走到庙门前，菩萨就不愿意了，洋面粉在肚子里造反，集体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干脆提着裤子急行军。这样严重的后果不可小觑，是炊事班不小心叫大肠杆菌、虎列拉钻了空子，还是万恶的敌特下了毒药？是必须立即调查清楚的。幸好还剩下几桶洋面粉没舍得扔下，找到懂洋文的人看了金属桶上的说明，原来这是联合国救济总署送来的奶粉。从此，姨父就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漫长历程。
姨父又露出一脸的严肃说，离开淮阳时，我们发现一个骑兵通信员严重违犯纪律，他半夜闯进钟表铺，拿走了一块手表。钟表铺老板向部队告发了他。队伍集合转移时，让老板在队列里指认，他指认了这个骑兵通信员。我们又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块手表，人赃俱获，就当场把他拉出队列，枪毙在淮阳大街上了。姨父记得，这个通信员骑的是一匹雪白的战马，枪毙他时，白马还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枪声响起时，白马发出一声长啸，接着便忘了它的主人，静静地跟着队伍走了。
我对姨父说，“我们淮阳”是我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建立大陈国都并从此走向腐败、顷刻灭亡的地方。在两千二百年以后，它需要听到这样一声枪响。
3.惨烈与震撼
姨父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体验是从张封集战斗开始的。
1946年秋冬之间，七纵在鲁西南大平原上受到强敌的尾追。蒋军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加强团，约七八个营的兵力，紧随我军之后观察虚实，被我军抓住不放，把它包围在一个名叫张封集的土寨子里。寨墙外有外壕，壕里放满了水，易守难攻。我军没有大炮攻坚，却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猛烈炮火的阻击。一个排炮打过来，弹着点像切豆腐一样方方正正，间隔是一样的。每发射一通排炮都有一定的距离。我攻击部队被敌人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没办法挖掩体，只能趴在地上蹬几脚土，付出极大的牺牲，才攻到村边坟地，又几进几出，才把敌人压缩到寨子里。
战斗中，我军一个营打进了张封集，敌人又反过来把我军营部包围在一座房子里，机枪打得像刮风，喊话叫降。一个副营长用枪托把白衬衣挑起来，正要从窗户里伸出去。营部通讯班长拿枪指着他喝叫:“你敢投降我毙了你！”当即夺了他的枪。战斗一结束，这个副营长就被抓起来了。他是带着民兵参军的区干部，不是行伍出身，遇到恶战，骨头就软了。姨父以纵队特派员的身份前来处决他，他却在夜晚破门逃跑了。姨父说，战争淘汰软骨头，可惜我没能毙了他。
姨父没有透露这场战斗的伤亡数字，只是描述了这场战斗怎样改变了村庄的环境。他说，张封集所有树木都被打成了光秃秃的“帚把”，所有土墙都被子弹打坍了，所有砖墙上的每块砖头上都有弹痕，找不到一块囫囵砖，外壕里的水变成了血水。敌人受重创后突围逃跑，留下了一批肚子胀起来比牛还要大的怪物，那是死去的骡马。
打聊城一战，姨父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现代工业的杀伤力。发起攻击之前，姨父又去作战部队突击营检查战场纪律，已经走近了突击营地，远远看见营教导员正站在品字形队列的中心进行战斗动员。这时，天边飞来一架体积很大的黑飞机，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B29重型轰炸机，大家都叫它“黑老鸹”。它在天上转了一圈。用肉眼看起来，它飞得很高很慢，没有做俯冲动作。姨父与离他不远的突击营都没有在意它。突然间，天上传来狂风呼啸的声音，接着是“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突击营阵地上猝然爆炸，爆炸声如天崩地裂，顿时浓烟滚滚，血肉横飞，树木拔地而起。姨父站在离突击营地一百多米的地方，也被震得跳起来。转眼一看，营地上血肉模糊，整个突击营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又临时换上了预备队。
我军攻城时，决定使用鄄城战役中刚刚缴获的美式榴弹炮攻击城门。由于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榴弹炮，把炮位挖深了，炮口伸不出来，又临时把炮拉到平地上，在离城两三百米的地方，瞄准聊城东城门便打。炮弹穿过厚厚的沙袋，又在城门上射穿了一个大洞，却没有把炮弹引信撞开，不见炮弹爆炸，不知它飞到哪里去了。事后，炮兵寻找那颗炮弹的下落，才发现它穿过东城门以后，又飞过聊城上空，越过西城门和西城外我攻击部队的头顶，最后，把我军靠近前方的一个包扎所炸了个稀巴烂。我军西城外的攻城部队还在纳闷，不知道这颗炮弹是从哪里打来的。
姨父说，另一场异常残酷的战斗，却是由我军自己的失误造成的。
那一仗，我军两个团的兵力把一个团的敌人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在下着暴雨的夜晚，我军两个团从两个方向呈对角向守敌发起了猛攻。打进村子以后，都遇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对打了半夜，仍然像两头抵架抵红了眼的犟牛在激烈搏杀。两个团的指挥员都感到纳闷，敌人怎么这样顽强啊？一直打到天快亮的时候，号兵一吹号，才发现对方是自己人。敌人在我军发起攻击之前，发现了我军的接合部，就利用夜色和大雨，乘隙溜出去了。我军两个团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自己打自己，损失惨重。
打完了那一场窝囊仗，姨父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打扫战场。只有特别坚强的神经系统，才可以面对由于一个“顽强的误会”所留下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去揩干净留在大地上不应有的血迹。深夜，又打雷，又下雨，天上猛地扯起一道闪电，就猛地看见，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肢断臂，血淋淋地散落在花生地和西瓜地里。借着闪电的光亮就地挖坑，掩埋了一个个破碎的生命。每一道撕开黑夜的闪电，每一个轰然爆裂的炸雷，都使人汗毛倒竖、骇然心惊。
姨父说，使他难以接受的是，他所看到的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后果，竟是自己打自己造成的。从此，他懂得了，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是政治上，自己人对自己人造成的伤害，超过任何来自外部的杀伤力。这是敌人最快意的事情。打扫了战场，他感到自己的神经系统经受了一次猛烈的震撼和锻造，世上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使他骇胆裂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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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急处决(1)
姨父神情冷峻地告诉我，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军内的“执刑人”，曾按照上级命令，在三次相类似的情况下，先后处决了敌军的三个情报官。
第一次，是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的中原解放军打桐柏战役，在一个名叫丁爬山的地方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准备总攻时，抓到了敌人一个谍报科长，他交代的情况与我军侦察的情况相印证，确认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数倍于我的增援部队正迅速形成反包围。我军在危急中撤出战斗。
姨父说，这个谍报科长活该被抓住。他耀武扬威地坐在滑竿儿上，戴着大盖帽，穿着锃亮的皮鞋和笔挺的校官服，在我们眼皮底下晃晃悠悠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的侦察员就把这个老兄拽住了，带到司令部一审，他就忙不迭地交代了。我军撤出战斗时，周围都是敌人，要是带着他走，一个班也看不住他。放了他也不行，他被我们折腾了一趟，还在司令部里待了半晌，我们当官的怎么样，当兵的怎么样，装备怎么样，司令部里怎么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很重要的情报，所以必须把他“处理”掉，但不能开枪，枪一响，暴露了目标，事就大了。
姨父时任中原解放军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处理”这个谍报科长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一天暮色初降，不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射击声。谍报科长被五花大绑着，姨父带着看守班的战士把他推了出去，两个战士架着他跑，紧随其后的一个战士已经在枪筒上上好了刺刀。姨父说，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把他推到一个荒草坡上时，他扭头看了看我。我们离得很近，我能看见他木木地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恐怖和绝望。我一闪开，战士就把刺刀捅上去了。他只哼哧了一声，就一头栽下去，大盖帽滚到了草棵里，他蹬了蹬腿，就完事了。
我问，刺刀是捅到心脏上了吗？
姨父说，从背后捅刺刀是不能往心脏上捅的，因为后背被肋骨护严了，搞不好就把刺刀卡住了。
我问，那么，是往哪里捅呢？
姨父说，你不要问这个，太残酷了！
我说，但我需要细节。
姨父说，要往右边软肋底下捅嘛，那里没有保护，是肝脏所在的地方。唉嗨，你是要我讲人体解剖学呀！你看过战士练刺杀吗？刺一下，喊一声“杀”，再把枪扭一下，必须扭一下，很残酷啊！可这不只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任何军队的步兵都要公开演练的动作要领， 战争专门钻研这种学问。
我问，这样刺，能一刀刺死、没有痛苦吗？
姨父被我问烦了，没好气地说，你不要写这个，太残酷了！
姨父第二次处决敌情报官，是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已在野战军政治部担任保卫部特派员。敌人数十万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情况十分紧急。原来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情报队长成了累赘，像上次一样，他目睹了我指挥机关的活动情况。当时，我军团以下干部都不知道指挥机关下一步的战略意图，而这个情报队长所看到的情况是可以使他猜得到的。黄昏，就要开始行军的时候，姨父又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这个情报队长推了出去。姨夫唯一的人道主义考虑，就是看见棉花地里有一个下雨冲出来的大坑，准备在这个大坑里结束他的性命，然后就地把他掩埋在大坑里，不让他暴尸旷野。不料刚刚把他架到棉花地边，身后就“砰”地传来一声枪响。姨父以为发生了敌情，来不及跑到坑边，就命战士把情报队长捅死在棉花地边了。司令部和驻在周围村庄里的直属部队听到了枪响，都立即集合，开始了“挺进大别山”的紧急行军。次日一早才查清，司令部的两个通信兵跑着去各单位送达出发令，在昏暗的暮色中忽望见一群人急匆匆地往棉花地里跑，以为发生了敌情，就“砰”地放了一枪，为我军“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战略行动造成了持续一夜的虚惊。
我问，敌情报队长面临死亡时是什么表情？
姨父瞪我一眼说，顾不上看这些了。
姨父第三次处决的还是敌军的情报官。
我问，为什么又是一个情报官？
姨父解释说，因为作战双方都要搞情报，对方的情报官总是最好的“情报源”，双方的情报官就成了对方“抓舌头”的第一选择。在挺进大别山的行军途中，我军又抓住敌师部的一个情报官，司令部情报处挤干了他的情报，又把他交给保卫部“就地解决”。
姨父记得，急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正是中午，旷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叫。大家都忙着找锅煮饭，吃了饭还要行军。司令部把敌情报官押来时，姨父本来是要让他吃了这顿午饭再叫他“走”的，却一时找不到煮饭锅，就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再等这顿饭了。但也不能把他带到村外去“处理”，说不定敌人也在村外设下了埋伏，盯准了他这个“一只手的特派员”呢！姨父就在村内找到一块隐蔽的地方，那里有一片蓖麻地、半截土墙、一个土坑。姨父四顾无人，就让战士把情报官架到蓖麻地里，悄没声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没有挣扎、没有叫喊，把他埋进土坑里的时候，旷野照旧静悄悄的，知了一如既往地用叫声呼唤着夏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问，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4.紧急处决(2)
姨父说，还要借锅煮饭吃呀，吃了饭还要急行军。
我总是试图了解——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生死交替的临界线上，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反应呢？姨父说，在战争环境中，一把他们拉出去，他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结局是不可改变的，因而都没有叫喊、没有哭泣，只有由绝望产生的任人摆布的麻木。
我还试图了解，姨父“处理”敌情报官时，有没有产生过悲悯之心。姨父说，我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作为指挥机关的一个保卫干部，我的使命就是干净利落地结束这些敌情报官的性命，而且不要发出声音。军情紧急呀！在特殊情况下，如不这样特殊处理，又能怎么办呢？我们的人要是叫他们抓住了，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战争。
但是，我知道，这三个情报官是姨父记忆中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姨父一再叮嘱我，不要谈这些了，这实在太残酷了！可是不一会儿，姨父又提到了被处决的第三个情报官。姨父说，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很英俊的，还只有三十岁左右。虽然把他埋到土坑里了，雨水一冲或是农民掘地时，迟早还会暴露出来的，到那时，他已经是谁也说不清楚来历的一副枯骨了。
姨父还说，在丁爬山“处理”敌谍报科长那一次，捅刺刀的是个安徽籍的老兵。他捅了刺刀以后，心里很不安宁，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就爬起来要酒喝。我充分理解他为什么要喝酒，这是一种心理需要，就对他说，你喝吧，我给你发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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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枪决赵桂良(1)
刚刚进入大别山时，刘邓首长严令: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弓虽.女干妇女者，枪毙。恰在三令五申严格纪律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违犯纪律事件。发现赵桂良违犯纪律的，是当时担任保卫科副科长、全国解放后曾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的张之轩。赵桂良路过乡下的一家路边店，那只是一间不像样子的茅草房，老板平时种地，农闲时才来店里做生意，当时不在店里。赵桂良带着通信员进去了，出来时，手指上挂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耍弄麻绳，被张之轩碰上了，张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警卫团的。”张说:“你违犯了纪律。”当即下了他的枪，把他关起来了。
赵桂良被关押不久，保卫部长刘秉琳就下达命令:“首长决定，赵桂良违犯纪律要枪毙，朱汉雄，你去执行。”姨父怦然心惊。他知道赵桂良打仗勇敢，在不久以前的崔桥战斗中，他率领全排战士率先打进崔桥，立了战功，刚刚由排长提为副连长。现在只因为拿了群众一根麻绳就要枪毙他，这是姨父没有料到的。他愣了半晌，说:“枪毙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你光说说不行，何况这个人还是个副连长，我要看到文字命令才能执行。”刘秉琳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了文字命令:“朱汉雄特派员:首长命令，对赵桂良执行枪决，由你执刑。刘秉琳。”遂从笔记本上把纸撕下来递给他。
姨父说，他作为特派员，是保卫部长刘秉琳的直属部下，保卫部长有权向特派员下达命令，他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命令。他接过“书面命令”，就只好跑到警卫团执行命令去了。
枪决赵桂良时，野战军参谋长李达通知警卫团召开军人大会。会场就设在村外山坡上。姨父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赵桂良押上了会场。他此时并没有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他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执刑人”，因而没有责任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警卫团只有团长、政委两个人事先知道要枪决赵桂良。他们想不通。警卫团团长噘着嘴，不出声。赵桂良被押到会场上时，也没有想到就要枪毙他。司令部直属机关负责人在会上宣布处决令时，全团战士和赵桂良本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会场上一片愕然、哗然，接着是死一样的寂静。团政治处主任是老红军，他表示不满地说，怎么，只因为一根麻绳，就把人给毙了？但他懂得军令如山，不能对抗，便不敢说下去，只是在口中嘟嘟噜噜地表示不满。
处决令一经宣布，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姨父作为“执刑人”，已经没有理由磨蹭时间了。他始终注视着被他押上会场的赵桂良。他看到，赵桂良在听到处决令时表现出惊骇的、不能置信的样子，随即又露出茫然、木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姨父望着赵桂良的军帽，感到行刑的子弹不应该从戴着这顶军帽的头颅上穿过，但他保护不了这颗头颅，只能面无表情地摘下了军帽，让战士架着赵桂良，向会场外边走去。赵桂良好像还没有从一个巨大的惊骇中清醒过来，神情茫然地走着，没有忏悔、没有反抗、没有求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匆匆走完了他一生最后一百多米的路程。架着他的战士闪开了，沉闷的枪声响起了。战士们都垂下了头，山坡上寂无人声。
我问，有没有老百姓在场？
姨父说，山坡上有好多老百姓为他说情，哎呀，只拿了一根绳子就枪毙，太可惜了，不要枪毙了！
我问，战士们呢？
姨父说，战士和警卫团团长一样，低着头，不吭声。
我问，姨父心里怎么想？
姨父瞪我一眼说，我杀了三个国民党的情报官，都是口头命令，为什么唯独处决赵桂良我要文字命令？就因为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希望把时间拖一下，或许有改变决定的可能。处决以后，我就给赵桂良买了一口棺材，叫他“入土为安”了。
我说，如果我是赵桂良，我就说，我错了，但我罪不当诛，请首长给我一个炸药包，叫我到战场上去死，我一到战场上就不回来了！
姨父又瞪我一眼说，那只是你的想像。
姨父的思绪重新沉浸在遥远的岁月里，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是为了大局呀，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嘛。当时是在鄂东靠近安徽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怕我们，见了我们就跑。麦子长得好高了，麦地下边掏了大坑，坑里埋着粮食，队伍却没有吃的，牲口也没有草料。我们十几万人哪，不执行纪律，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怎么得了啊！
我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看到一段记述，跟姨父讲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书中说:
“对于群众纪律，父亲是严厉有加，从不苟且的。
“他说:‘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
“一次，邓政委发现，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便立即叫查。结果查明，此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邓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必须严肃纪律。
“枪毙了一个违纪的副连长，赢得了一大批当地商贩和群众的欢迎。这一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大别山区，人们奔走相告:红军真的回来了！”（571~ 572页）
我给姨父念了上述一段话，试图对事实作一些订正。我说，按照毛毛所写，事情不是发生在姨父所说的“乡下的一家路边店”，而是“黄冈的一条街上”，“刺刀上挑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不是只拿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书中虽没写赵桂良的名字，但也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警卫连副连长”。
5.枪决赵桂良(2)
姨父断然地说，我说的没错。叶楠采访我的时候，我向他讲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讲的。是张之轩让叶楠来找我的。我和张之轩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但我没有说过这是邓小平政委给我下的处决令。
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命令。
姨父说，你不是说过，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每一个首长的每一次命令都那么准确无误;也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按照事先精心测算出来的轨道，打在应该打的地方而不发生一点偏差吗？你能这样想，我是很赞成的。好了，应该换换话题了。
姨父却又延续这个话题说，后来，调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处决赵桂良造成的巨大震动。警卫团有个连长叫段炳礼，是山西人，“老西儿”，抗战初期的老兵，一打仗就嗷嗷叫着往前冲，不怕死，几乎每次打仗都受伤，身上有七八十来个子弹打的窟窿。也怪，子弹都长眼，都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照吃照喝照打仗、小毛病照犯。他的通信员捡了一双国民党军官穿的大皮鞋。他问:“你从哪儿弄来的？”“战场上缴的呀！”“脱下来！”他把自己的布鞋脱给通信员，换上了皮鞋。土包子开洋荤，走起路神气十足。农村那个泥巴路，再下点雨，滑呀，皮鞋磨脚，一行军，他的脚上就打泡，他把皮鞋脱下来，大骂:“狗日的皮鞋。”又把皮鞋扔到了稻田里。就是这个老兄啊，我刚到警卫团，他就以惊人的坦率对我讲，哎呀，政委呀，你枪毙赵桂良好吓人哪！你不知道，你们抓了赵桂良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违犯了纪律的呀！姨父说，妈的，你这是向我表功啊？他说，真的，我只是没有被你们抓住，好险哪！姨父说，下次抓着你，照样宰了你！他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
姨父担任警卫团政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违犯纪律的事件。侦察排副排长走在前边搞侦察，一个老百姓见了他就跑。他就追着喊叫，老乡，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是解放军。他越喊，人家跑得越快，东西撂了一路。副排长偷偷捡回了几件衣物，藏起来了。有人检举了他，就把他五花大绑着，拉到全团军人大会上去了。因为刚刚枪毙了赵桂良，全团官兵一片肃静，都大气不出地站在雪地上。大家看到新上任的政委黑丧着脸、瞪圆了眼睛，以为肯定要枪毙这个副排长。没想到，团长夏云超却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撤销了他的职务，罚他做劳役，到团部当了炊事员。
我问，为什么没有像枪毙赵桂良一样枪毙他？姨父说，我跟夏云超商量了，枪毙人的权力在司令部，我们警卫团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姨父又骨碌一下眼珠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处理了，我们有这个权力，不必向司令部报告。此人后来表现很好，又先后当了班长、排长、副连长。不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见了我就像老鼠见猫。
姨父特意告诉我，不要以为邓小平政委只有威严、刚毅的一面，平时，他对下级是很宽厚、很幽默的。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总部进驻邯郸时，通信队一群娃娃兵强占一所房子，却不知道邓小平政委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下了。警卫员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拿着机关枪，爬到房顶上争吵，非要住进去不可。邓政委指着头顶问，上面闹闹嚷嚷，是怎么回事？警卫员说，通信队要占这个房子，爬到房顶上了。邓小平没有发火，只是说，我都住下来了，他们还跟我争什么？你找军政处长杨国玉，叫他做娃娃们的工作。警卫员找到杨国玉，让他去做说服工作。杨国玉是从四方面军过来的老资格，正忙着别的事情，头也不抬地说，那是一群娃娃嘛，大人不管小孩儿的事情！警卫员如实向邓小平作了报告。邓小平还是不着急，又让警卫员叫来杨国玉，也不向他发脾气，只是说，啊，杨国玉，你原来是杨大人！你说说看，大人怎么不管小孩儿的事情？通信队的娃娃在房顶上听见了邓政委的声音，都从房顶上跳下来逃之夭夭。杨国玉却惶惶然乃至于欣欣然地接受了邓政委送给他的外号，此后，大家都叫他杨大人，他声叫声应，露出怡然自得的样子。到了大别山，大家还是喊他杨大人。建国后，他担任了北海舰队副司令，一次到了广州，姨父一见他，张口就叫杨大人，两个人哈哈大笑。
6.讲不完的夏云超(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1064865034.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1949年6月，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右）与政委朱汉雄（左）摄于南京蒋介石官邸。
姨父多次提起他的老搭档——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一说起夏云超就没完没了。他说，夏云超从小当红军，一打起仗来，眼睛都要鼓起来，杀气腾腾，样子很凶，看他一眼，也会骇死人。我牵着骡子去警卫团报到的时候，夏云超正叉着腰，看队伍集合，理都没理我。我是来当政委的呀，他连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有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队伍开拔了。我牵上骡子，就跟着警卫团走了。
他不是对我当这个政委有意见，他从小当红军，打仗打出来这么个做派。我急行军跑过三个“一百八”——从黄昏到天亮，行军一百八十里。其中的一个“一百八”，就是跟夏云超一起跑出来的。那是在1948年2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邓小平走出大别山，跟刘伯承会合，准备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地方是河南商城，从头一天下午太阳没落开始走，走到第二天早上###点钟过淮河，到达豫皖苏根据地的息县。两头见太阳，中间走一夜，走了一个“一百八十里”，走出了敌占区。
姨父想起了什么事情，笑起来说，就是在这次行军路上，夏云超被邓小平政委熊了一顿。他带着警卫团主力走在司令部前头，我带着一个连走在司令部后头，再后头走的是大部队。到了从商城至潢川的公路线上，李达向夏云超下令，根据敌情，可以选择三条路，你们要侦察一下，看哪条路好走。夏云超让警卫团在路上停下来，司令部首长和后边的大部队都跟着停了下来。他带着侦察排到公路上两头一卡，向当中一收，把来往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国民党军官、坐在滑竿上的军官太太抓了一大堆，经过审问，弄清前边没有敌情。他骑马返回时，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正坐在稻田埂子上急等。他下了马，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前边没有敌情，三条路都可以走。”邓小平政委早就等急了，说:“你这个夏云超，你是把时间留给自己，还是留给敌人？”夏云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邓小平又说:“既然没有敌情，你为什么不叫前边的部队赶紧走？”夏云超站得直直地挨熊。李达有鼻窦炎，一着急，鼻子就发出“吭吭”的声音，说:“你还在愣啥子，还不抓紧走？”夏云超急忙上马，猛甩一鞭，跑到前边就急急喊叫:“司号员，快吹前进号！”
姨父又忍不住笑起来说，1990年，夏云超去蛇口看儿子，一到蛇口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和你六姨去蛇口跟他见面。我有事离不开，他一天打了五个长途电话催人，张口就骂，他妈的朱汉雄，你是怎么搞的，老子在蛇口等你，你看着办！我和你六姨不敢怠慢，急忙丢下手上的事情，跑到沙头角跟他见面。哪壶水不开我提哪壶，问他，老伙计，从商城到潢川的公路边边上，“三号”首长训你，你还记不记得？他故意绷着脸装糊涂，说哪有这个事？我说，我亲眼看见你挨熊，你像根木棍儿直直地竖在公路边边上犯傻，你咋会不记得？他就闭上眼，不说话。惹得他儿子、儿媳妇忍不住笑。
那次见面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他们去沙头角看了“中英一条街”，中午在沙头角的饭馆吃饭，一碗面条没吃完，夏云超心疼不已，连面条汤也要打包带回去。儿子、儿媳轮番说面条汤不好带，不必这样艰苦奋斗了。谁说他，他跟谁急。姨父忍不住说，他妈的，哪有跑到沙头角来打面条汤的？汤怎么带得走，洒得满汽车都是！好说歹说，他才舍了汤，把面条捞出来，打包带走了。
姨父又忍不住笑着说，他这位老伙计是战争年代饿怕了。解放初期，他在南京担任江防司令，硬把中央常委陈云同志调运上海救急的十几船粮食扣下了，捅了娄子他还不认账，振振有词说，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搞的嘛，见了粮食就要扣下来，不能叫战士饿肚子。上级撤了他的职，又叫他回到警卫团当了团长，他还不服气。后来才调到装甲兵部队，任副参谋长。
六姨插话说，那年他来到广州，临回北京时，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冷不丁儿跑到家里来了。中午，我刚刚下班，还没有做饭。他进来就说，孟敏，我要吃红豆汤，你赶快给我煮;我还要吃北京酱菜，你想办法给我买。我给他煮上红豆汤，又搭车坐了四个站，把北京酱菜买回来了。他吃了，就露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完成了任务，一擦嘴说，孟敏，我走了，如果《战士报》上没有夏云超坐飞机失事的消息，那就是我还活着，我就不给你们写信了。我说，你怎么乱说呀？他说，哎，这些事儿随时都是可以发生的。说罢，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姨父大笑说，他就是这个做派！
我提醒姨父，他今天本来要谈的话题好像是走出大别山。
姨父对我的提醒不予理会，又夸奖他这位老战友多么多么的粗中有细，爱读书，酷爱艺术。在大别山行军时多么艰苦啊，可这个老伙计的马袋里边还装着《红楼梦》、《三国演义》。一住下来，就要翻上几页，为林黛玉发不完的愁，替诸葛亮担不完的忧。打到南京以后，他弄了一个留声机还不算完，打到重庆，又弄了一个。路过武汉时，非要送给我一个。我说我不要你这些鬼玩意儿。他就骂我，他妈的，朱汉雄，这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老子送你，你敢说不要！他硬是留下了，还有百代公司的唱片，有梅兰芳的、尚小云的，四大名旦的都有。六姨插话说，你姥爷来这里，还听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你姥爷还夸你姨父重视文化呢，可真是谬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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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讲不完的夏云超(2)
姨父说，夏云超现在实行了“四不”，一不写回忆录，二不接见记者，三不参加会议，四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以保持心境的安宁。他整天读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八十八岁了，身体仍然很好，只是听说他耳朵聋了。我对他儿子说，他给我通电话很好哇，我没有发现他聋。他儿子说，你们是老战友呀，他知道你们通话都要说些啥，他听不清，却假装听到了，“哦、哦”地应对自如。但他真的聋了。他儿子给他买了个蛮大的电视机，配上两个大音箱，放大音量，他才听得到。他又喜欢看打枪打炮的战争片，看电视时，一放大音量，房间里雷声滚滚，如万炮轰鸣。他神态庄严，独自稳坐其中，美美地感受战争。
7.李达将军的命令
姨父说，他们经过艰苦的急行军，从大别山里走出来时，有的战士没了帽子，头上就裹着一个头巾;有的战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两三颗，是半敞着怀的;都顾不上洗脸，一张张脸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脸和脖子上爬着一条条“蚯蚓”。
警卫团四连在司令部站岗放哨。李达参谋长来了，看了看四连的军容，就喊叫四连连长:“戚德林，你带着队伍，围着水塘转圈儿！”戚德林莫名其妙地发了口令，四连战士就围着水塘齐步走，转起圈子来。李达又亲自发令:“立定，面向水塘蹲下！”大家都面向水塘蹲下来，立刻从水中看到了各自的尊容。李达又下令:“都给我洗脸、洗脖子。”全连战士哈哈大笑地洗起来。
姨父说，只有这位参谋长才会下这样的命令。
姨父还说这位“五号”首长具有准确、敏锐的判断能力，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刘邓在大别山分兵时，在一个名叫砖桥的地方，比较好走的路都让给了战斗部队，上万人的队伍、成百的牲口驮着机枪、大炮，把道路占严了。指挥机关也要抓紧转移，却是无路可走了。李达对地形学很有研究，察看了山势，就下命令说，从山上走。侦察员报告说，山上没有路，不能走。李达说，怎么不能走？走！他请一位老人当向导，老人沿着他年轻时放牛、放羊的小路，果然走过去了。
姨父又一下子说到了1955年。他说解放军授衔时，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当过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还当过国防体委主任。他的职务很高，下级见了他照样敢说敢讲。为了开展军事体育，他组织生产了第一批国产猎枪。他陪同外宾到武汉，姨父去看他，他问:“我们中国的猎枪怎么样？”姨父知道老首长想听老部下夸奖国产猎枪，却据实相告说:“这个猎枪真不怎么样。”李达大为扫兴，说:“怎么不怎么样？”姨父说:“不如英国的松帽牌双管猎枪，人家的钢材好，轻。我们的猎枪太沉了。”老首长好像被泼了一瓢冷水，不服气地说:“沉也是咱中国自己造的！没有沉的，哪有轻的？”
我提醒姨父，刚才说了走出大别山，下边该走到哪里了？
姨父说，又到了河南的方城、叶县。那天拂晓，警卫团正在出操，突然从拐河方向传来隐约的炮声。李达打来电话说，那里原来没有敌人，现在怎么有了炮声？要警卫团马上派侦察排摸清敌情，中午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天哪！姨父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拐河六十里，五六个钟头要往返一百二十里，还要摸清敌情，这个任务怎么完得成！
侦察排正在操场里跑步。姨父相信侦察兵有用不完的鬼点子，几乎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马上向侦察排长下达命令，让他带上一个班马上出发，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敌情。
侦察排长就带着侦察兵跑步上路了。他们一气跑到公路边，看到从叶县、方城方向有骡子、毛驴络绎不绝地走过来，驮子上夹着装煤的筐子。他们二话不讲，就把缰绳夺过来，把筐子卸下来，来不及作解释，骑上牲口就跑。老乡在后面喊叫着要牲口，跟头尥蹶儿也撵不上。牲口跑不动了，就把牲口一撂，换上另一头牲口接着跑。就这样跑一截路、换一个牲口，一口气跑出去几十里，把情况搞清楚了。拐河方向确实出现了敌人，但没有向我军进击的任何迹象。他们又按照老办法，抓牲口、换牲口，赶在十二点以前向李达报告了侦察情况。
侦察排完成了任务，才给赶牲口的老乡作解释，给了“赶脚”钱。老乡说，哎呀，你们早说，我也不撵你、不骂你了嘛！你们啥也不说，就把筐子掀了，把牲口抢了，打着就跑，我们能不急嘛！我们说，没时间给你说呀！老乡说，这叫军情急如火，妥了，俺不生气了。
侦察员为这次侦察付出的意外代价是，一个个屁股都磨烂了，血把裤子都沾在腿上了。姨父说，驮煤的驮子都是木头做的呀，颠了六七十里路，就是铁屁股也会有所磨损、有所变形的。完成了李达下达的命令以后，他又给侦察员下令，马上到卫生队上药、休息，免去三天的出操任务，务必修理好每一个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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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1)
姨父感受到征服者的权威，是敌高级将领成为战俘而失去威风，惶恐地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居高临下的审视、听候发落的时候。
第一次是在1947年5月，豫北战役打下了汤阴，抓获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殿英。姨父作为七纵的特派员，把他押送到了河北省冶陶镇附近的一个看守所。姨父说，孙司令站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稻草人。这位老爷是个“大烟鬼”，瘦得皮包骨，黄蜡蜡的面皮，一脸的天花后遗症。把他交给姨父的时候，他的烟瘾上来了，又是打哈欠，又是流鼻涕，走起来东倒西歪，大盖帽和军大衣都在他身上晃晃荡荡。
押送孙殿英的汽车是刚刚缴获的美国“大四轮”，汽车有四个轮子，一个轮子有一米一二高。把孙司令押上汽车时，姨父带上了孙司令两件护身的宝贝:一件是一块布上画的“太极图”，有五十五厘米长、四十四厘米宽，上下有两根棍子撑着，平时是挂在墙上的;另一件是一把古代的双刃剑，长约四十五厘米、宽二指，剑上布满锈斑，据说是他用炸药炸开慈禧太后陵墓盗得的宝贝。这两样护身符都没有保护他不做解放军的俘虏。在押送他的“大四轮”上，他忽然“呀呀”地惊叫起来。姨父从驾驶室里伸出脑袋，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大四轮”碰上了鹅卵石，把孙司令抛起来、又跌下去。一个坐在汽油桶上看守他的士兵也被颠下来，正好砸在他身上，他就苦不堪言地大叫起来。
开车的是一个俘虏兵。他在石头疙瘩路上表现他效力于解放大军的真诚，车开得卖力而且无比的勇猛。姨父就叼起一根烟卷儿，用残臂压着火柴，划火点着了烟卷儿，塞到了只顾开车腾不出手来的俘虏兵的嘴上。俘虏兵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一路小心地开到了目的地。他说那是他当兵以后长官递给他的第一根烟卷儿，而且是“喂”到他嘴上的。孙殿英却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软瘫在汽车上了，押送他的战士把他抬下车来，往地下一放，他一动不动。姨父说，这么大一个俘虏，他没有要一张收到条，便就地交差了。
另一个高级俘虏是康泽。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主力发起襄樊战役，歼敌二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这是解放军抓获的第一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六纵派了一个连，把康泽押送到宝丰刘邓司令部警卫团驻地，交给了姨父。警卫团在村庄里找到一个密闭的小院子，把康泽关押在院子后面的房子里。
康泽与孙殿英大不相同。他白白胖胖、文质彬彬，穿一件美式短袖军衣。有点煞风景的是，光秃秃的脑壳上没有戴帽子，只缠了一条纱布。他见到姨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指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问:“我头上不要紧吧，是不是找一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姨父叫卫生员给他看伤，只是蹭破了一点表皮，是轻微的“破皮伤”，给他敷了药，重新包扎起来。他又不放心地问:“我这个伤口不要紧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姨父没想到一个特务头子会这样娇气，没好气地说:“不要紧的，用一点点红汞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野战军正在召开高干会。刘伯承、陈毅、李达和纵队司令员陈赓、杨勇、陈载道、王近山等高级将领，在会议之余结伴前来看康泽。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还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康泽:“你认不认得我？”康泽胆怯地摇摇头。陈赓说:“我是陈赓，当年我当过你的教官。”康泽“啊”了一声，点头哈腰之后，又急忙立正。
姨父记得，陈毅穿皮夹克，戴鸭舌帽，看了康泽，又来到院子里，用四川乡音叮嘱他说:“你负责押送康泽，第一，不准他逃跑;第二，不准他自杀;第三，不准特务把他暗害;第四，不准飞机把他炸死炸伤;第五，不准汽车出事。”
姨父带上一个随身警卫员，又让一个副连长带上一个加强排，找到汽车大队长，选了两部汽车，向石家庄押送康泽。汽车队经常到邯郸拉东西。为了迷惑敌人，姨父要求另外七部车一起行动，以扰乱敌人视线。押送康泽用的是缴获国民党的道奇车。姨父坐在驾驶室里。康泽被警卫战士包围着坐在车上。一路上，这辆车有时走前边,有时走后边，不时变换位置。
第一站到了洛阳。兵站的同志说:“司令部命令你们，不可在洛阳市区逗留，要你们马上离开。”他们当即把汽车开到黄河边上的一个留守处。事后得知，要他们火速离开洛阳，是提防敌特暗害。
第二站到了长治。姨父说，康泽这个老爷嘴馋了，问我们的战士，能不能买一只鸡吃。战士向我请示，我说可以。战士想不通，这是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呀，怎么还让他吃鸡？磨蹭着不肯去买。我就吼了一嗓子说，你只要看好他，不要他调皮捣蛋，不要管他吃不吃鸡。战士这才去买了一只鸡。康泽吃了鸡，有了要说点什么的兴致，又表白自己说，我本来是个穿长衫的呀，在蒋介石那里坐的是冷板凳，早就没有实权了等等。姨父冷冷地不搭腔，他便自觉没趣地不再讲话。
过了第三站——邯郸，汽车被敌人的飞机盯上了，在天上跟着汽车打转转。康泽一看见飞机就胆战心惊，认为飞机是蒋介石派来诛杀他的。姨父趁机让康泽领教了游击战术，一听到飞机哼哼着飞过来，就指挥汽车钻到树林里隐蔽下来;飞机在天上转圈子，找不到目标，就只好飞走了，汽车再钻出树林子猛跑。就这样跑跑停停，一直跑到了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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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2)
到了石家庄，又押着康泽上了一列轻便小火车，这是特意为康泽准备的小“专列”，在夜幕笼罩下到了野战军后方社会部看守所，把康泽交给了看守所所长李广祥。李广祥随手找了一张纸，“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就算是收到条，遂把康泽带走了。姨父抱怨说，送去好大一个俘虏呀，他只给了我一张纸！
姨父回来时，还喜滋滋地给两个战友——警卫团团长夏云超、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带回来两个新媳妇。两个新媳妇都是根据地的小学教师。刚刚结婚，新郎官就跟随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新婚别离，红烛落泪。姨父押送康泽出发前，经上级批准，让他捎带着把两个新媳妇带到宝丰驻地来。姨父返回时途经邯郸，就把两个新媳妇接上了汽车。
队伍里陡然出现了两个年轻女子，跟士兵们扎堆坐在汽车上，就成了一道咋看咋不顺眼的风景。士兵们的心态也发生了隐秘、微妙的波动。大多数士兵都没来得及娶媳妇，一旦看见别人的媳妇就暗生嫉羡之心，却又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说起了怪话:他妈的，哪儿来的官太太呀？当官的好幸福哇！吃饭时，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瓷碗，像小老虎一样抢着吃饭，故意把新媳妇晾到一边。姨父就呼叫战士，给她们找个碗、找双筷子去。新媳妇害羞，给她们找了碗筷，也不会挤上去吃饭，端着碗，干等着，那羞赧无措的样子又是战士们非常乐意看到的，都假装看不见，在一边看笑话。姨父又喊叫，喂，给她们打饭。在路上过夜时，当兵的集体睡地铺，却要给她俩单独找房子、架铺板，房门外还要派一个站岗的。当兵的心里更加不平衡，心里想入非非，口中却嘟嘟噜噜说，官太太千里寻夫，还得咱当兵的侍候呀！姨父又在吼叫，是谁说怪话，你往后娶不娶媳妇？当兵的又在嘀咕，咱政委吵个啥劲儿，他也是光棍一条嘛！
姨父回到驻地，把两个新媳妇交给了两个苦熬了两年的新郎官。两个老伙计都高兴地跳起来，直伸大拇指，哎呀，你朱汉雄真够朋友！姨父骄傲地告诉我，夏云超眼下的白发老伴，就是我当年给他捎回来的新媳妇。
押送康泽还留下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姨父的警卫员开了小差。警卫员家在河北临城县，那里是根据地，参军时已经分了土地、娶了媳妇。去程中经过临城，他提出能不能回家看看。姨父答应了，说定三天后仍在临城会合。回程时，警卫员按时回来了，又跟着姨父经邯郸、过长治、回宝丰。不知是不是两个新媳妇在邯郸上车以后也让他受了刺激，在高平过夜时，他留下一张字条，趁黑夜开了小差。姨父说，他留下了驳壳枪，公家的东西一样没拿，“规规矩矩”地跑了。这是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经不住“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诱惑而离开队伍的第一个士兵。姨父没有骂他，只怪他过早地娶了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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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胜利者的婚礼(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1884625751.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朱汉雄（右）、孟敏（左）新婚纪念照。1950年1月摄于长沙。
姨父给战友带回两个媳妇的时候，才忽然感到，自己也应该有个媳妇了。当他又作为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进驻古城开封时，已经过了二十八岁生日，有了十年军龄，是团级干部，超过了结婚所必须具备的“二五、八、团”——二十五岁、八年军龄、团级干部的三项指标，结婚指标却被他无所事事地浪费着。
那时候，六姨作为开封女中高三班的学生，在二野创办的中原大学修业期满，恰恰分到警卫团实习。于是，姨父在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端庄、靓丽的女兵——据可靠情报，她刚刚过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十八岁生日，只见她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装，跟在男兵队列的尾巴尖尖上气喘吁吁地跑步，姨父就怦然心动，感到已经到了必须动用“指标”的时候。
紧接着，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朱汉雄同志就在战友郭占元的家里，跟女兵孟敏同志“不期而遇”。这次见面被安排成事出偶然的样子，好像完全是月下老人的意思。郭占元夫妇不时提出一个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并能激起谈话兴致的话题。正当大家由谈得自然发展到谈得和谐、继而迅猛发展到谈得热烈的节骨眼儿上，郭占元夫妇都忽然产生了必须离去的理由而相继离去。
姨父说，他们一个个地溜了，只剩下我和你六姨两个人，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们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把手放在炭火盆上摸来摸去地取暖，一边磕磕巴巴地说战争怎么样啊，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怎么样啊，开封的胡辣汤和五香花生仁怎么样啊，没话找话，只差没有问她，孟敏同志，你见过老虎吗？就这样烤了半天火，才忽然发现炭火盆里早就没有火了，冰凉冰凉的，这就失去了继续坐在炭火盆旁边烤手的理由。你六姨要走了，我就不老实了，痛下决心了，搂着她就要接吻，给她她不要，我就抱着不放，最后她就要了，投降了，知道我这一条胳膊的厉害了，也把她的给了我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姨父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不敢抬头看六姨。
六姨冷冷地打破了寂静，“你说的这些事，我怎么不知道？”
姨父说:“你怎么会不知道？”
六姨脸色微红，稳坐不动，“总之，我毫无记忆。”
姨父说:“哎呀，那怪你记性不好。”
六姨绷着脸说，根本没有单独谈话这件事，在开封，使我有感觉的就是郭占元的爱人张克，她一天到晚说朱汉雄这好那好，简直是天花乱坠。我毕竟年龄太小，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后来我就南下了。六姨又百倍警惕地叫着我的小名，张斑，你姨父胡说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我说，六姨和姨父对你们第一次见面各执一说，是两个版本。我看，这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留给后人考证好了。
姨父快意地笑着，又说，我们在开封谈上朋友以后，又分别从开封南下，你六姨南下武汉，到四野直属政治部当了干事;我南下长沙，又成了湖南省委警卫团的政委，一度搞不清你六姨的下落，好心焦呀！多亏我路过武汉时找到了黄兴正，通过他，才在四野找到了你六姨。这次见面是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屋里，没有板凳坐，只有一个没有网子的乒乓球台，屋子外面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我是不可以有任何小动作的，就和你六姨分别站在乒乓球台的两边，像打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那样，你把话撂给我、我把话撂给你，往返数十回合，没有比赛结束的意思，可把那些追求你六姨的光棍嫉妒死了！
六姨说，我在宣教科管理图书。一些单身军官又都成了图书爱好者，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我正在读《鲁迅全集》，可他们并不阅读图书，要跟我聊天，打断我的阅读，我心里实在烦透了。有一天，有人又来聊天，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了。又问，谁呀？我就说，是警卫团的朱汉雄。这样，他们就不来找我了，我才读完了《鲁迅全集》。
我替姨父感到委屈。按照六姨的表述，她之所以选择了姨父，好像只是为了读完《鲁迅全集》。我质疑说，我记得，我在开封打开姥爷的抽屉，偷看过六姨新婚时写给姥爷的家书，在提到新女婿朱汉雄同志的时候，在平实的叙述中也不时跳出滚热发烫、使我这个当外甥的也要怦然心跳的词句，好像跟《鲁迅全集》是没有关系的。
六姨的脸微微发红了。她说，我那时确实看过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我爱上了他的伤疤》，一个女护士爱上了卫国战争中的一个伤兵。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七十岁的六姨十分年轻地笑了一下，又说，所以，就这样了。
姨父笑嘻嘻地说，所以，我又去武汉开会时，就跟黄兴正密谋，会还没开完，就给你六姨办理了调动手续。开会一结束，我就把你六姨带到长沙了。
尽管六姨分辩说她跟姨父走，只是为了培养感情，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50年1月3日，姨父和六姨在长沙结婚了。
姨父说，我是在1949年12月27日写的《结婚申请报告》，一送上报告，我就掰着指头过日子，哎？报告送上了好多天，就是批不下来，新媳妇都来到屋里了，结婚的事情拖不得呀！直拖到1950年1月2日，才批下来了。
9.胜利者的婚礼(2)
我插话说，1949年12月27日写报告，1950年1月2日批下来，猛一听隔了一年，再一算，只隔了五天，批得够快的呀！
姨父摇摇头说，度日如年哟！
姨父说，那个时候没有钱，结婚也请不起客，反正警卫团的食堂里有的是肉吃，我再搞点酒喝就是了。正是阳历新年，战士们敲锣打鼓踩高跷，踩到我屋里去了。那么长的木腿，一伸手就摸到屋顶了。叮叮咣，叮叮咣，甩着长袖子，胡闹一气。喝酒，非叫孟敏拱酒碗，趴在地上用头拱那个装酒的洋瓷碗。
六姨心有余悸地说，地下摆了二十个搪瓷碗，叫我趴下来，一个一个地用头拱;多亏副参谋长的警卫员小郭富于同情心，把地下的酒碗一脚踢了。要我拱碗的副营长没有面子，拔出枪，向小郭大喊大叫，我毙了你！闹得我一夜没敢睡。
姨父说，这个副营长就是那个身上叫子弹穿了七八十来个窟窿眼儿的山西“老西儿”段炳礼呀，就是叫国民党的皮鞋在脚上磨出了血泡就把皮鞋撂到稻田里骂娘的那个宝贝，他在发酒疯啊。孟敏憋不住，要发火。我小声说，不行，咱惹不起。再说，当兵的也难得跟当官的闹一回，下级也难得跟上级闹一回，人生在世也难得叫人家这样痛痛快快地闹一回呀，就叫他们闹嘛！直闹了一个晚上。段炳礼又跑到新房里撒野要水喝，他挖了半碗白糖，冲了一碗稠糊糊的糖水，捧起来就喝。
六姨说，闹得你姨父半夜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两三点钟才回来。
姨父开怀大笑。你们不知道呀，段炳礼闹房之所以这样“无恶不作”，是因为他自己想媳妇想急了。我们结婚时，他刚刚发生了一件窝囊事: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高级干部从东北带过来的一个小保姆。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等不到见面就通过介绍人送给人家一块手表。见面时，人家害羞呀，扭扭捏捏不讲话。这个老伙计心里一急，就把脸一扭，背对着女人说:“喂，你干不干呀？要干就干，不干拉倒！”吓得人家站起来就跑，一回去就把手表退回来了。我们结婚那天晚上，他是有气没处使了，找茬儿出气撒野。后来，我们又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女人很年轻，一谈就成，以后可就成了他的宝贝疙瘩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地下怕丢了。他的古怪脾气也从此变好了。十几年的老兵啊，子弹钻了他十几个枪眼儿也没有打死他，就是叫他活着娶媳妇的呀！媳妇怀孕了，想吃橘子，他就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地给她买。都说段炳礼“孝敬”老婆“五体投地”。他就是这么个宝贝，后来当了长沙市公安大队长，怕老婆绝对是天下第一。
我必须把话题拉回到主题上来，问姨父结婚时住的是什么房子？姨父说，是一座小洋楼，可能是国民党哪个大官住过的，有一个小花园，有一棵“痒痒”树。这棵树怕痒痒，一扒拉它，它就浑身打哆嗦。屋里还有浴缸、厕所，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来水就不能用马桶。当时自来水厂还没有恢复生产，没有自来水，我却不知道抽水马桶跟自来水有何种关系，照样往马桶里屙尿。多么好的新房啊，搞得臭烘烘的，这抽水马桶真不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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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明饭店(1)
新中国刚刚建立，姨父奉调由长沙到了武汉，在中南公安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同时，又接受了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签署的两个任命，兼任中南局接待处、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副处长，从而把安全保卫工作与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统管起来。
姨父上任伊始，就把交际和接待工作的重要活动放在大名鼎鼎的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德明饭店是1931年建造的法国式建筑。抗战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马歇尔将军参加的“三人停战小组”的多次谈判，都是在德明饭店进行的。周恩来在这里举办过酒会、记者招待会。新四军五师驻武汉办事处也设在德明饭店，李先念跟国民党进行的停战谈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德明饭店是西方式样的一颗明珠，点缀着武汉三镇的都市文明。
姨父却对外来文明怀有戒心。李先念在德明饭店跟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姨父是李先念麾下的中原军区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1946年5月，姨父随我军一批伤病员，按照谈判达成的协议，由中原解放区通过蒋管区北上，向我华北根据地转移的时候，曾受到西方文明的折腾。
那一天，他跟伤病员从宣化店出发，来到了平汉铁路线上的广水车站。他甩着空袖筒，一路潇洒地走向站台，就要第一次坐上火车，却被一群来历不明的洋女人拦住了去路。据说，她们是美国军调处执行部派来的美国或是加拿大的女人，一律的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穿短袖上装，胳膊上的金汗毛闪闪发亮。她们设好了关卡，坚持要对这批“土八路”进行严格的消毒，袖筒和裤裆里的细菌也决不放过。姨父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种人而且是白种女人，戒备的目光从那些高高的眉棱骨和鼻梁骨上“咯里咯噔”地扫过去，对她们是否别有企图保持着百倍警惕。他看到，她们每个人身边都放着一个圆筒筒，手里拿着一个管子带着一个花洒头，像给果树杀虫一样对准了每一个“土八路”，接着便把温柔的雾状液体喷将过来。姨父接受了雾状液体从头到脚的喷洒，想对洋女子说，谢谢，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裤裆里是没有细菌的。洋女子却坚持不懈地伸着花洒头，盯着裤裆。姨父渐渐发现，她们似乎没有恶意，倒是表现出白求恩大夫那样的“极端地负责任”的样子，就只好豁出去，毅然解开了皮带。不多时，他听到了一声很好听的“OK”。
姨父第一次坐上火车，开始在他曾经触摸过一次、因而也被“抢救”了一次的铁轨上享受“工业文明”的时候，却发现刚才经历的消毒程序纯属多余。国民党给他们提供的是拉煤、拉骡马的敞篷车，积满了骡马的粪便和煤灰，车厢里散发着被初夏阳光蒸发得十分成熟的臊臭味。一节车皮挤上来百十个人，都必须接受粪便、煤灰和臊臭气味的熏烤。他们颠儿颠儿地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在安阳北边一个小车站下车时，姨父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的兴致已经荡然无存，他感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文明还不能属于自己，只是使“土八路”们受到一次羞辱和戏弄。
还有电灯。他们下了火车，在行军途中住进了煤矿的宿舍，一个吊在宿舍中央的大灯泡正在放射着刺目的光芒。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吹灭它，大白天也亮着，睡觉也亮着。有人被电灯照得睡不着觉，就把烟袋锅凑到灯泡上，想借个火抽袋旱烟，怎么也对不着。早就听说电灯好，可它老是这样亮着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吧，眼睛再大再亮也不能老睁着不是？离开那里时，大灯泡照样瞪着眼没有眨巴一下。有人发话说，叫它睁着吧，反正这灯不用油。
仅仅过去了四年，姨父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霓虹闪烁的德明饭店，他必须继续完成对霓虹灯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的征服。
姨父要把德明饭店变成一个具有高雅艺术气氛的迎宾场所，就用工字钢换下了旧木料，更换了舞厅顶上的三根横梁。建筑物焕然一新，就是客厅里空着一面墙壁，需要挂上一幅与德明饭店的重要地位相适应的国画。中南军政委员会曾向艺术大师齐白石老人求画，他画了几只螃蟹，挂上去以后，民主人士说，此画甚好，但不合适，螃蟹是横行霸道的呀！工作人员连忙取下了此画，客厅里就空着一面墙壁，像悬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客厅另一面墙上挂着徐悲鸿大师画的一幅马，是交际处前处长史林峰用钢洋六十元求得的墨宝。内行人看了，都啧啧称奇说，徐悲鸿画的多是奔马，唯有这幅画是一匹俯首于溪上饮水的马，马在溪边饮水的神韵真是画到家了，你能感到马的肚皮在动。有了行家的高度评价，这匹马虽然瘦了一些，却没有从墙上拿下来。但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史林峰却因此受到了革命同志的严肃批判:六十块钢洋只换了一匹瘦马，还只能看见三条腿，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史林峰再三检讨，迟迟不能过关。一天，途经武汉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来到了德明饭店，他在客厅里坐下，一眼就盯住了这幅画，目光霍然一亮，说:“好，好画，听说只花了六十块钢洋，值得！”史林峰得以化险为夷、平安过关。
从此，艺术家的劳动在革命同志心目中的价值大为提高。姨父让拿出人民币六百元向白石老人再次求画。白石老人收下了润笔之资，却迟迟没有作画。多次好言相求，只是没有回音。姨父说，哎哟，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日没夜为全国人民工作，一个月也拿不了这么多的工资呀！可敬的艺术大师为何迟迟不肯付出相应的艺术劳动呢？德明饭店虚壁以待久矣，叫人心焦火燎呀！
1.德明饭店(2)
姨父侦察得知，齐白石老人脾气很倔，要在高兴的时候即兴作画，一挥而就，画了就走;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是送上千金重礼、向他磕头也求不动。姨父决定走一走“统战”路线，正好被恳请的民主人士、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先生已到了北京。又从中央统战部了解到，白石老人很信任自己的一个儿媳妇。据说，白石老人有一个锁起来严加保管的柜子，他把钥匙系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只有这个儿媳妇可以使用这把钥匙。因此，要打开白石老人的锁，也必须向他这位儿媳妇讨要“钥匙”。
姨父请孙耀华先生出面，通过中央统战部介绍，找到了齐白石的儿媳，向她说明了原委，取得了她的支持，并按照她的建议，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桌酒席。为了避免有催讨画债之嫌，姨父躲在一边，由孙耀华出面宴请白石老人，由他的儿媳作陪。白石老人喜欢吃什么菜的菜单都是由他的儿媳提供的。白石老人款款坐下，向桌上一看，是他爱吃的湘味菜，两眼就倏地一亮，长长的寿眉也颤颤地挑了起来。另一边，已按照白石老人画室里的阵势，摆好了画具和文房四宝。宴会结束时，白石老人吃得高兴、喝得舒服，活跃的艺术思维在微醺的状态下呼之欲出。儿媳搀扶着他，似乎在不经意之间走过画案，放缓了脚步。老人看到了笔墨纸砚，眼睛又陡地一亮。儿媳说:“爹爹，咱收了人家的钱蛮长时间了，给人家画吧！”白石老人驻足案前，拈须沉思片刻，随即挥毫泼墨，刷刷刷，残破的荷叶、盛开的荷花、戏水的鸳鸯，顷刻间流泻而出，跃然纸上。白石老人把笔一放，扭脸就走。被绘画界称之为白石老人晚年巨作的《残荷》就此诞生了。
此画装裱后，悬挂在德明饭店客厅。一位摄影记者闻讯而来拍摄了此画，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引起了中外画界的轰动。此画在德明饭店悬挂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在，后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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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套乐谱(1)
德明饭店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每周举办一次有高级干部和高级统战人士参加的高规格舞会。德明饭店的舞池是法国古典宫廷式的，有光滑的地板，有明亮的顶灯和光线柔和的壁灯，吊顶是六角形的。冬天有壁炉和供暖的气塔。
建国初期，领导圈子里的重要交际、娱乐活动就是跳交际舞，据说这是美国一位思想进步的女记者访问延安时带到延安去的，属于西洋文化，中国红色革命者对此种文化采取了乐此不疲的开明态度。姨父说，他们被关在窑洞里接受“抢救”的时候，延安就时兴跳舞了。“抢救”松下来以后，他们看到延安礼堂灯一亮，就跑去看人家跳舞。没有电灯，也没有马灯、罩子灯，只有几盏陶制的油灯碗，灌满了灯油，灯油里浸着一根粗大的棉花捻子，高高地吊起来，大家就在扑扑闪闪的油灯下，享受西方文明之乐趣。会拉二胡、板胡、三弦的，凑起来就是乐队。只有鲁艺文工团才能看到长号、小号、小提琴、手风琴这些西洋乐器。而且，那时跳舞已经有了个“四步曲”:“一边站，试试看，一身汗，死了算。”
建国之初，交际舞又大大地发扬光大了。
姨父颇有些自豪地说，别看我是个“土八路”哇，我管的舞会可不是一般的舞会，是毛泽东的舞会、刘少奇的舞会，周恩来、朱德的舞会，陈毅的舞会，还有江青的舞会。我有自己的乐队，有自己的舞厅，有呼之即来的保卫人员，还有政治可靠、舞也跳得很好的舞伴，只要有人说首长要跳舞，我说，好，三下五除二，我一句话就到位了。为了办好舞会，我还跑到很多地方观摩，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紫光阁，还有北京饭店和外交俱乐部的弹簧舞厅，光北京饭店就有三个跳舞的地方。除了北京，只有上海、天津有弹簧舞厅。上海的弹簧舞厅是鸭蛋形的。这些地方我都进去观摩过。
中共中南局设在武汉的时候，中南各省的省委书记，如湖南的周小舟、广东的###、广西的刘建勋，他们来来往往，都喜欢在武汉跳舞。姨父说，有一次，我送毛主席到河南，河南要为毛主席举办舞会。我在大厅里碰到了已经调到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他说，朱汉雄同志啊，老中南的交际处长你干了多少年了，你要给河南的舞会提提意见哪！我接过姨父的话题说，是的，我听说，五十年代，毛主席到河南，是冬天，在省委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为毛主席举办舞会，一位副秘书长亲自操办，在跳舞的地方生了一个大煤火炉。毛主席在这边跳舞，他就在那边攥着一根铁火柱大捅煤火炉，直捅得火星四射、煤灰如蘑菇云腾空而起。姨父说，怪不得刘建勋指着我，对你们的交际处长说，你们要向他学习。
后来，在广东召开中南五省、自治区旅游工作会议，广东省省长陈郁专门搞了一次舞会，是假定毛主席参加的舞会，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人都找好了、请来了。除了毛主席没有到会以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等于彩排，特意请姨父去提意见。姨父以权威人士的口气说，说真的，他们的演习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没有提意见，因为我不能提意见，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在广州指手画脚的权力。
姨父说，开始举办舞会时，他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毛主席和江青喜欢的音乐不一样。毛主席喜欢我国的民乐，如他家乡的《浏阳河》;江青却喜欢西洋音乐，伦巴、探戈、华尔兹，都是带洋味或是上海外滩味的音乐。这两种音乐都需要一个演奏水平很高的乐队。武汉交际处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乐队，却是旧社会留下的老班底，一些人在解放前的夜总会里干过，不敢起用他们，要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乐队。武汉人艺的前身是中南军区文工团，是四野留下的老底子，集中了一批政治上可以信赖的艺术人才，比如，在当时的流行程度绝不亚于时下“妹妹你坐船头”或是“抱着妹妹上花轿”的一首歌，名叫《三套黄牛一套马》，就是武汉人艺音乐家的创作。姨父还特意提到一位吹笛子的艺术家，说他真是把《林中鸟》吹到家了，好像有一群小鸟在树林子里唧啾唧啾地乱吵架。我插话说，《林中鸟》好像不是在吵架，只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耍一点小性子而已。姨父没有兴趣探讨鸟儿发出何种声音的学术性问题，他说反正给毛主席跳舞伴奏的，就是包括这支笛子在内的高级乐队。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有艺术身份的、经得起审查的、也是好难侍候的、要派车接送的、要请吃夜宵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为群众演出，群众是买了票的，他们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叫群众退票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姨父大胆、破例地起用了交际处的乐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他们不就是在夜总会里给洋人、给阔人、给达官贵人伴奏过吗？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艺术劳动者，为什么不能为人民领袖和中央首长伴奏？
这个乐队一旦受到了信任就表现了不同凡响的聪明，他们拿到了中南海乐队的录音带，就把乐谱全部抄下来了。哪些是毛主席喜欢的舞曲，哪些是江青喜欢的舞曲，哪些是其他中央首长喜欢的舞曲，都分得清清楚楚。谁来跳舞就用谁喜欢的舞曲伴奏。朱老总的舞步很简单，是散步式的，对舞曲没有特别的要求，不要用快步圆舞曲逼着朱老总转圈圈就是了。毛主席跳舞喜欢走大步，从来不按音乐节奏走。这个乐队就学会了让音乐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乐队指挥始终瞪着眼，盯着毛主席的脚。可能因为喜爱的乐曲不一样，毛主席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跳舞，常常是毛主席走了，江青来了，乐队就马上换曲子。这个乐队成了姨父手下一支不可须臾缺少的“王牌”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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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套乐谱(2)
二十年以后，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姨父从广州出差到了武汉的时候，禁止多年的舞会开禁了，面向社会的营业性舞厅纷纷出现。姨父与一起出差的同事走在江汉路上，同事们拉着他说，走，到璇宫饭店跳舞去。他排队买票时，被饭店里一位老职员看到了，哎呀，你不是朱书记吗？老职员赶快找到经理说，朱书记来了。经理是过去的大堂服务员，票也不让买了，拥着他们就上了电梯、进了舞厅。还是过去的舞厅，却已经变成了只要花钱买票就能通行无阻的地方，不需要进行政治审查就可以进入舞厅的人民大众正在那里跳舞。他看到，过去的乐队队长苏醒仍在指挥乐队。苏醒一眼看到“外办”老书记来了，向乐队作了一个手势，乐曲戛然而止。全场哗然，这是怎么回事？倏尔，乐声又起，是一支欢快、热烈的曲子。姨父听得出，这是过去多次用来迎接中央首长和外国贵宾的《迎宾曲》。他怦然心动，百感交集，静静地等到乐曲结束，急忙走向乐池，向苏醒、向乐队表示他由衷的谢意。
乐队还是他五十年代大胆起用的那个乐队，演奏员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又重新穿上了夜总会的演出服，洁白的衬衣领口上打着黑色的蝴蝶结。在他们曾经为之奏乐助兴的领袖人物和不少高级干部已经辞世，曾经为之急管繁弦、迎来送往的胡志明主席和英迪拉·甘地夫人、施特朗和路易·艾黎、蒙哥马利和西园寺公一都已成了古人以后，他们正在为大众服务，并把久置不用的音符送给了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付出辛苦、并把尊敬和信任交给了他们的“一只手的老八路”。
姨父说，苏醒在解放前也是夜总会的乐手，是拉手风琴的。那天演奏了《迎宾曲》以后，他还小声告诉我，当年给毛主席、给中央首长演奏的舞曲，还有给江青演奏的舞曲，他都小心保存着，一张也没有丢失。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2281638961.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姨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参加舞会的高级干部提供“安全保护”。所谓“安全保护”，就是要提防不三不四的女人进入舞厅，防止个别首长发生罗曼蒂克的越轨行为。
对于经历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而终于占领了城市的“老红军”、“老八路”来说，必须加以警惕的都市文明的一个诱惑，就是能够在如此豪华的舞厅里、如此绚丽或是如此朦胧的灯光下、如此“哧溜打滑”的木地板上，在翻着乐谱操作的管弦乐加上打击乐的伴奏声中，每周一次的“嘣嚓嚓”或是“嘣嚓嚓嚓”。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舞会上“呼啦”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令人目不暇接、年轻美貌的都市女子，构成了都市文明中一道靓丽、炫目的风景。这就提醒姨父，要时常温习毛主席的教导，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不要重演闯王进京的悲剧。
姨父对首长的“安全保护”是从发放舞会入场券开始的。他还在中南公安部先后担任边防科、警卫科科长。他说，我这个科长权力大，先是管辖着靠近香港、澳门边界的两个边防团，后来又使他拥有了对每一个参加舞会的“舞伴”进行政治审查的权力，这就使得跳舞也具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意义。不管你是哪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你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你是哪个企业的职员，你是哪个学校的教师，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都要一个个地审查清楚，认定没有问题，才能把舞票发给你。你要是歪门邪道、社会关系复杂，对不起，我不把舞票发给你，你来了也要把你挡回去。
有不少喜欢跳舞而没有进入审查范围或是没有通过审查的姑娘，挤在德明饭店门口，等首长来了就一哄而上，请首长把她们带进去。姨父对此早有防范。他手下有一个特别的卫队叫“政治保卫队”，简称“政保队”，是佩带短枪的便衣警卫。有一位首长一下小汽车，就披着大衣走过来，对女孩子招手说，来来来，跟我一起进去。把门的“政保队”员就按照姨父的命令，上前拦住说，有票的准进，没有票的不准进。首长丢了面子，发火说，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政保队”员却毫不让步，不给面子，照旧像门神一样堵着大门。首长没有办法，只好面红耳赤地独自进去了。
姨父说，这是中南局的一位常委呀，是省委书记一级的大干部，照样得遵守跳舞的规矩。姨父为了“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这句话耿耿于怀达十年之久。十年以后，那位首长早已离开武汉，从一个省调往另一个省走马上任，路过武汉是姨父接待的。姨父对他说，首长晚上有空吗？我到房间来看你。首长说，好呀，好呀！他找这位首长只是为了清理“旧账”，说明十年以前发生在舞厅门口的事情。首长道歉说，我错了，你们做得对呀！姨父才消了气。
德明饭店楼下是舞厅，楼上是客房。首长们跳了舞，有人还要上楼洗澡，然后坐车回去。姨父发现了漏洞，立即派“政保队”员把守楼梯口，下命令说，首长上去理发、洗澡，或是带着老婆、孩子上去，可以;带着姑娘上去，不行，你们必须给我拦住，不准任何一个姑娘上楼。 姨父说，不要以为我多事呀！建国不久的时候，个别带兵打仗的老爷呀，说实在话，是不大检点的。他们跳了舞，就拉着舞伴，“喂 ，小李，跟我上楼，那儿有糖果。”到了楼梯跟前，姑娘就被“政保队”员拦住了，“对不起，首长能上，你不能上。”那些老爷有苦说不出，干瞪眼儿。一楼是舞厅，你跳舞就在舞厅里好好跳嘛，我的舞厅里，茶水、毛巾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带姑娘上楼干么事？楼上就是旅馆，推开门就是床，你说说笑笑，把姑娘拉到屋里，门一关，谁也看不见，你是不是“周吴郑王”，谁能说得清楚？你要晓得，我是在保护你呀！所以，楼梯口必须把住，保护了官位很高的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点了。
舞会上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学会跳舞就成了姨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第一要务。在延安的窑洞里，他曾惊讶地发现，是人都有娱乐自己、宣泄情感的天性。那些受到“抢救”而没有作出结论的人，等到看管稍微松下来，也在窑洞里跳起了交际舞。姨父说，挨整的人中，会吹、拉、弹、唱的人才有的是。还有从河南、陕南来的女学生。他们弹起三弦、吹起口琴，就在窑洞里跳起来了。只有姨父是寂寞的，他少了一只与舞伴相握的左手，只能站在一边，欣赏别人的快乐。
站在德明饭店法国舞池旁边，姨父朱汉雄同志跃跃欲试。他必须为自己设计一种特殊的舞姿，但他遇到的麻烦是，女伴的左手是搭在他右肩上的，但他没有左手，女伴的右手也只好像左手一样地搭在他的肩上了。他大为惶恐说，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你想想，那像个什么样子？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容易发生“失控现象”呀！所以，我仅存的右手不能放在女伴的背部或腰部，而是把女伴的左手托起来，女伴的右手也要架在我的残肢上。姨父着重指出，这种特殊姿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优点，就是不仅避免了过分亲近而可能带来的“失控现象”，跳起来也特别轻快、潇洒，是进、是退、是转圈，我的右手会“告诉”她的左手。开始，有人看我一个爪子，根本不理我，看我跟熟人跳了几个曲子，又觉得那样跳得蛮好，就跑过来跟我试跳，接下来，就成了我的舞伴。须知，鄙人跳舞是十分挑剔的，对舞伴是有严格要求的。姨父夸口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在欢迎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晚会上，王树声大将跟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歌唱家一块儿走过来，王树声叫我和女歌唱家跳舞，可我婉言谢绝了。为啥？因为我不跟演员跳舞，包括歌唱演员和戏剧演员，尤其是舞蹈演员，我不乐意跟她们跳舞。姨父摇了摇脑袋说，她们善于表演哪，她们那个腿呀、脚呀，动作大得很;她们那个扭腰哇，摇摆幅度惊人，和我们跳交际舞是不大一样的。我指挥不了哇，跳起来弄得我一身大汗，我就不干了。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2)
我听到过别人夸姨父音乐感觉好，舞步轻灵、潇洒，步步踩到点上，空袖筒一如戏剧表演的水袖随风飘荡。大表妹夸说，爸爸还跟江青跳过舞呢！姨父露出不屑的神气说，我怎么会跟她跳舞，她跳舞有“上海滩”的味道，我是跳不来的。
德明饭店的高级舞会在健康的思想轨道和高雅的艺术氛围中兴旺发展，姨父的空袖筒威严而得意地随风飘荡。可是姨父说，我没有料到哇，一天晚上，我刚刚回家上了床——姨父指着六姨，我这个老伙计呀，就“咚”的一脚蹬过来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她不理我，“咚”的又是一脚。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哇！后来才弄明白，有人跑到我家里，装出十分正经的样子挑拨说，老朱跳舞，把人家搂得紧紧的。你考证一下，我只有一只手，还从来不放在对方的背上或腰上，怎么“搂”呀？我的一只手还要托着对方的手，就是随时准备起一点推挡作用的呀！我白白挨了两脚以后，武汉市旅游局副经理陈平晖就站出来为我辟谣，好多人都站出来骂那个家伙卑鄙，说压根儿没有那回事。太婆，你踢的那两脚好厉害呀，你要给我平反！
六姨瞥了姨父一眼说，反正，我特别讨厌跳舞。
姨父得理不饶人，又说，保卫、交际和外事接待工作可都是注重外部形象的“门面活儿”，富得流油，也忙得要死，为什么叫我这个“一只爪子”的干这些事？不就是看上我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嘛！我刚刚上任，就对下属发表演说，第一，不要贪财。我们国家穷，可是让我们支配的物质丰富得很，想弄个沙发要个地毯，手一伸，东西就捞到了。我要告诉你，你要管好自己的爪子，不要往自己的窝窝里扒东西，东西会咬手的，不信你就试试看。第二条，不要贪色。搞交际、接待的环境里，献花的、跳舞的、演戏的，两条辫子的、一条辫子的、搽了口红的、穿了布拉吉的、穿着高跟儿鞋的漂亮女人有的是。在必要的场合，也要热情寒暄、真诚交往，适当的面带微笑，落落大方。但是，你们务必记住，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跟年轻漂亮的女人是不可以有私交的。你见了漂亮女人是不是暗自动心，那我是管不住的。可你要管住自己，不能动口动手，千万不要沾边儿。那些双辫子呀、单辫子呀，向你一甩，你就想着去揩油，那迟早是要栽跟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关起来，搞了那么多年，说我对毛主席搞“窃听”，说我是大土匪，说我是谁谁谁的死党，他们随便发挥就是了。但是，说我贪财的，冇得;说我好色的，冇得。我冇得这些事情，心里安稳，吃得下，睡得好。姨父望着六姨喊道，太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六姨翻他一眼说，谁说这是假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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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蛙,你不要叫(1)
使姨父费尽心思的，还有怎样为领袖创造良好的居住条件。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来武汉时，住在汉口惠济路十六号。那时的十六号只有一道竹篱笆墙，墙外就是稻田，稻田里的青蛙从早叫到晚。虽然在篱笆墙外增派了哨兵，但哨兵也改变不了青蛙大声鸣叫的爱好，特别是夜晚，青蛙“咕哇咕哇”地叫得更欢。姨父生怕毛主席休息不好，就找到中南警卫团团长刘敬修，请他务必解决“他妈的青蛙乱叫唤”的问题。刘敬修虽是打锦州火车站的主攻营营长，却从来不曾把青蛙作为作战对象。他风风火火地带着战士在田埂上走了一趟，一走，青蛙不叫了，可他们一停下来，青蛙又变本加厉地叫起来。为了制止青蛙的叫声，战士要不停地在田埂上“齐步走”，走过来，走过去。这就成了别人看不明白的一道风景。后来，刘敬修发明了“打草惊蛙”的战法，给战士们一人发一根棍子，让他们分片包干，蹲在田埂上敲几下，休息一会儿，再敲几下，终于制服了青蛙的叫声。刘敬修说，老朱，你真行，我从小当兵，打了一辈子仗，没想到你会叫我跟“他妈的青蛙”打仗。
姨父的谈话是跳跃式的，刚谈了青蛙，又突然问我，你知道毛主席住室里的温度是多少吗？又替我回答，这是有规定的:走廊为二十摄氏度、室内为二十二摄氏度、卫生间为二十四摄氏度。
武汉是著名的“火炉”。毛主席后来在武汉的住地——东湖南山甲所也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吊扇，吹起来的是热风，室内温度降不下来。姨父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在屋子里置放冰块。冰块是装在脚盆、水缸里的。所以，一到夏天，毛主席一来武汉，他居住的房子里就到处放的是水缸、脚盆。另一个降温措施却表现了姨父和他的同事们的奇思妙想，就是在屋顶架起一排自来水管，水管上钻了好多窟窿眼儿，像洗淋浴的花洒喷头，不停地向屋顶洒水，用流动不息的水帘形成隔热层。1959年，“梅岭一号”建成以后，毛主席来武汉才用上了空调。
毛主席怎么吃的问题似乎比住的问题省心。姨父说，毛主席从来不吃山珍海味、生猛海鲜，因此，我们更应该把毛主席爱吃的家乡菜、家常菜做好。好多人只知道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但是，他老人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辣椒、怎样吃辣椒呢？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要吃湖南、广东的辣椒，炒辣子鸡用的是干辣椒，如果是炒小鸡，一定要用新鲜辣椒。好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不知道毛主席也喜欢吃腊肉，但必须是湖南腊肉。湖南腊肉跟四川、贵州的腊肉不一样，是用稻壳、花生壳子熏出来的，是红黄色的，要先腌后熏，要在冬至以后加工，春节时候正好吃，过了端午节以后就不好吃了。叶子龙是从江西中央苏区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红小鬼，据说，他在中央苏区时，不管跟着毛主席走到哪里，都要掂着一盏小马灯，因为毛主席一住下来，就要读书、看文件。同时，他还学会一手爆炒辣子鸡的绝活。进城以后，他当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室主任，还时常下厨给毛主席炒一盘辣子鸡。
毛主席还保留着农村和战争年代的生活习惯，爱穿布鞋，只是在跳舞或是接待外宾时才换上皮鞋。有时，皮鞋是由卫士随身带着的，需要穿皮鞋了，就随时在汽车上“一脚登”，不用系鞋带。
我问姨父，你跟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很多吗？毛主席跟你谈过话吗？
姨父说，近距离接触太多太多了，却只有过一次最简单的谈话。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又食武昌鱼”以后，我正在“轮渡二号”驾驶台上坚守岗位，卫士长李银桥陪着毛主席走过来，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这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警卫处处长。”毛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朱汉雄。”毛主席又问:“哪个朱？”我说:“朱总司令的‘朱’，武汉的‘汉’，英雄的‘雄’。”毛主席笑着说:“哦，你是武汉的英雄哇！”可我当时有些紧张，后边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又像是说“汉朝的英雄”。总之，老人家说我是英雄，我绝对不当狗熊就是了。
我看到一张姨父与毛主席的两人照，毛主席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儿，面带微笑地望着他，像是跟他谈话。我指着照片说，毛主席这不是正在跟你谈话吗？
姨父说，这是在武昌东湖南山甲所的斜坡上，主席夹着一支烟正在散步。我和卫士们跟在主席后面，远远地护卫着他。卫士说，主席，给警卫处长老朱一起照个像吧。主席把脸扭过来看我，好像要跟我说话的样子，可我没有福气呀，主席还没来得及说话，专给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就“嚓”地照下来了。（见本书封面照）照相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又考虑别的事情去了。
我还看到几张照片，是毛主席跟他身边的卫士和机要秘书、或是跟一些地方首长的合影，其中都能找到姨父。姨父说，除了随大流、扎堆跟毛主席照的集体照以外，我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很少，因为我给我自己和下边的工作人员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在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身边抢镜头。主席身边不能随便出现这样那样的人，有了多余的人，侯波没办法按快门。我瞪着眼睛，不许我下边的人乱跑乱动。我无论陪同毛主席或是别的中央首长看戏、看电影或是跳舞，我的位置不是这个边边，就是那个角角。在所有领导同志出现的地方，我都是靠边的，要做到不动声色，不表现自己。我是搞警卫、搞服务的，不是来出风头的，挤到中间干什么，有了什么事情，里外活动也不方便。所以很少有我的镜头。在主席住地，我时时守在离主席很近的值班室里值班，只要主席出来散步，我就要马上出来为他警卫，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干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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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蛙,你不要叫(2)
六姨委屈地说，毛主席来了，你姨父从来对我严守机密。有一次，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在洪山饭店值班，我去向他汇报一个案件的情况，才知道毛主席在洪山饭店会见国宾。我找到你姨父说，我想看看毛主席。你姨父绷着脸说，这事你不要找我。还是谢滋群找到警卫处的人，叫我站在一条布幔子后边，趁毛主席经过布幔子那边去吃饭，叫我偷看了一眼。
姨父瞪了一眼说，毛主席不是随便叫人看的！
姨父又讲了他终身难忘的两件事:
一次是毛主席在武汉举行国宴，招待朝鲜金日成首相。姨父作为警卫和接待工作的操办者，也意外地收到了毛主席署名的请柬。姨父说，我哪里会想到有我的请柬呀，我只是一个为领袖服务的小角色，一到宴会上，只顾得一心一意地保证老人家和金日成的绝对安全以及宴会有序地进行，怎敢把自己也当成应邀嘉宾的角色呢？连那张具有保存价值的请柬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另一次是在1962年12月26日晚上，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昌“梅岭一号”操办“家宴”，祝贺毛主席六十九岁生日。姨父以发布新闻公报的语言向我报道，参加这次“家宴”的有: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还有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处长。
我问，这最后一个就是姨父吧？
姨父说，好像是我吧。接着又说，参加这次“家宴”的还有卫士长李银桥、秘书林克、医生###、护士长吴旭君。最后又叹了一口气，说，唉，没有一个是毛主席自己家里的人！
我问，江青不在毛主席身边吗？
姨父说，我很少看到江青跟主席在一起。她单独到武汉的次数也不少，是秘密来的。我从主席的随员那里听到江青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主席的卫士、秘书，差不多都在江青身边工作过，但都干不长，说她难侍候。上汽车、下汽车都要关车门，本来轻轻一碰，门就关上了。但她怕受震动，怕听关门的声音。你只能捏着门把手往里边推。你说话的声音不能大，走路也不能跑，要轻手轻脚，一不小心，走路带风，她就不高兴。她戴的是坤表，表针噌噌走动的声音，她也嫌吵，还要对坤表发脾气。她很怪，很挑剔，很难侍候。
1964年，姨父接待过江青。她是从上海飞来的，住在梅岭。她来时，没想到她的照相器材会有那么多，满满地装了一卡车。她要照柳树、照荷花。但她怕风吹。在湖边，她觉得风大了，就不照了，赶紧回去了;刚回去，风小了，她又要出去照。姨父说，她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侍候就是了。
有一次，江青在野外照完了荷花，觉得不理想，又要在室内照荷花，还要照出野外的效果。于是乎，在主席住地的一个会议室里，在好端端的地毯上，让我们摆满了脚盆、水缸，把湖里的荷花挖出来，有开花的，有没开花的，有似开似不开的，插在脚盆、水缸里，东插西插，后来果然照出了野外的效果，可我们知道是假的。我去梅岭看望她，问她生活上还有什么问题，她说，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了，送给你一张照片吧，是我给毛主席拍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照片。
姨父说，我庆幸自己没有摊上江青让我倒霉的事情，而上海公安局的警卫处长王吉普却不幸摊上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电影的时候叫蓝苹。“文化大革命”时，她叫上海公安局搜集三十年代有关蓝苹的资料，其中有她在那个时候的绯闻。上海搜集了，王吉普坐飞机送到了北京。但他到了北京，一交了资料，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姨父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倒了霉，住进了粤北监狱。他出狱以后，第一次去上海，就特意去看王吉普的家属。王吉普已经不在人世，死在秦城监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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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锅肉的哲理与吃的感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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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你知道宴会怎样操办吗？
作为许多次高级宴会、包括若干次国宴的操办者，姨父对外甥开始了启蒙性谈话。他说，宴会之前，你必须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排名单、发请帖、摆席次卡，主客和别的客人各自坐在哪个地方，写上名字，把卡片摆在桌子上，要是摆错了地方，那就乱套了。二是按照宴会的规格确定菜单，大致有三种标准，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是一等标准;中央的部长和省一级领导人宴请外国名人，是二等标准;厅局一级的领导宴请客人是三等标准。三是要摆好餐厅的桌子、铺好台布、摆正椅子、窗明几净。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宴会标准确定菜单，这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菜单确定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采购和加工。厨房里有“红案”、“白案”。“红案”是案板上的功夫，就是切肉、切鸡、切鸭。什么样的鸡、鸭可以用，身上哪一部分的肉能用，哪一部分的肉不能用。肉是切成片、切成条、切成块，还是切成丝，这是第一道工序，是“红案”师傅的事情。接下来是灶上的“掌勺师傅”，他在厨房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红案”上切割好的东西都要交给他，烹、煮、煎、炒就全靠“掌勺师傅”的本领了。“白案”是做面食的，擀面条、烙饼、做点心，这是“白案”师傅的事情，跟“红案”上的鸡、鸭、鱼、肉要严格分开。打下手的把面揉好、擀好、加工出各种点心的形状，端到炉子旁边，交给“炉灶师傅”加工。
一提起灶上的“掌勺师傅”，姨父就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他说，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掌勺师傅”做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1958年，大跃进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一片繁荣景象。在武汉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还特地从成都带来了两个厨师和一个老迈年高、眼睛失明的烹饪顾问，来会上帮厨。他们做回锅肉，要求采购只有八十斤重——最多不要超过一百斤重的猪，只要猪后腿拐脚骨那一部分的肉，半边猪只可以切下来一公斤。两个厨师煮肉的时候，老顾问眼睛看不见，就把他领到锅跟前，拿一根筷子给他，他在煮的肉上边插一插，凭他手上的感觉说可以了，那才算可以了，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还要讲究刀工，回锅肉炒出来以后必须像瓢一样卷起来，所以叫“瓢肉”。还要用甜面酱、豆瓣酱做配料。他们用的豆瓣酱也跟别人用的不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在砧子上用刀切碎了才下锅。与会的中央委员们都吃到了他们精心炮制、令人回味无穷的回锅肉。而且，叫你吃到什么程度也是很有讲究的，不能叫你吃一回就三年不想吃了，那不行！吃了以后，还得叫你老想着它。这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圆”，要的是一个“欠”。
可是，在战争年代，我们都吃些什么呢？
姨父自嘲地笑着，我可以告诉你，那也是你绝对没有吃过的。比如，我上抗大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艰深的科目就是吃黑豆，真的，你必须动员牙齿和肠胃的全部能力征服黑豆，是那种在山西北部靠近内蒙古的雁北地区才能生长出来的坚硬如铁的黑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紧缩包围，根据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军民和抗大师生都面临严重饥荒。粮站只供应黑豆。黑豆本来是喂牲口的饲料，这时就成了人畜公享的口粮，人吃的和牲口吃的都是从一个粮食堆上挖下来的。人的供应标准却比牲口低了一大截，牲口的标准是一天五斤，人的标准一天只有一斤半。黑豆面窝窝头像一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起名叫“钢盔”，很难咬得动它，隔着院墙扔出去，“咚”的一声，地上能砸个小坑。抗大师生开展科技攻关，钻研怎样吃黑豆的学问，比如用黑豆做豆浆、做豆腐，发豆芽，磨豆渣，发明了领导食品新潮流的“黑色食品”系列。莘莘学子的消化系统也由此得到了锻炼，对于坚不可摧的黑豆产生了惊人的杀伤力和吸收力。最后只剩下一个难以攻克的课题，就是无法消除黑豆由腹内排出的有害气体呀！
在开发肉食来源方面，我们也屡屡作出颇有才气的发现。比如，在行军途中到了一个村庄，忽见满天飞着野鸽子，领队老兵的眼睛就霍地一亮，感到满天飞的都是肉食。村庄后边有一道陡峭的土崖，土崖上有很多窟窿是鸽子窝。一到黄昏，野鸽子成群结队地飞回窟窿里歇宿。老兵就叫大家找来柴草，堆在土崖下，天黑时把柴草点着，不出明火，只叫它冒烟，熏到崖上的鸽子窝里，鸽子就“扑扑棱棱”地飞出来，争先恐后地栽到柴火堆里。大家在崖下支起一口大锅，都在忙着捡鸽子、拔鸽毛，美美地吃了一顿清水炖鸽肉。
还有好酒喝呢！姨父得意地说，在抗大，我们行军过了汾阳，在一道山沟里宿营，我跟通信员、司号员一起分到一个大屋。满屋都是接近一米高的大缸，缸挨缸、缸摞缸，缸上的盖子都是用泥巴糊起来的。大缸就成了行军床，三四个缸盖上睡一个人绰绰有余。大家爬上缸倒头便睡。老号长一躺下来，就开始用鼻子不停地深呼吸，哟，好香啊！他在大缸上逐个儿地搜索，发现一个缸盖上糊的泥巴掉了一块，丝丝缕缕的酒香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冲着他的鼻子冒出来。他拿起吃饭用的搪瓷碗，毫不客气地揭开缸盖，大碗大碗地舀酒喝，暗自过足了酒瘾;又找到一个脚盆，把酒舀到盆里，盆下生火，煮热了酒，用热酒洗脚，还叫醒了大家，都照此办理。果然消痛解乏、活血通络。次日上路时，老号长又在行军壶和茶缸里装满了酒，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喝酒。他那天吹出来的号音伴着酒香在天空中忽忽悠悠地缭绕，军号上的红穗穗也喝醉了似的一摇三晃。姨父暗自纳闷，这酒怎么钻心的香呀？刚上路就到了一个镇子，在一个青砖大门楼上看到了三个大字:“杏花村”。这才知道，昨晚是钻到杏花村的酒窖里了。就是唐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姨父问道，你们都知道这首诗吧，但是，有谁能像我们这样亲临杏花村以亲尝其美酒、而且在其酒缸上睡过一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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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锅肉的哲理与吃的感悟(2)
姨父还夸说，在南方山区打仗，只要季节合适，搞吃的就比较得心应手。比如抗日南下支队到了湘北山区，山里的农民很少很穷，部队没有粮食吃，可是不要紧，满山都是竹子。正是竹笋疯长的季节，你蹲下拉屎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东西一拱一拱地从地底下拱出来直顶屁股，那就是你要吃或是主动要你吃的竹笋。接着又忽地发现了天然的、自带油盐的肉食。就派一个人在山上放哨，其余的人都下到河沟里捉虾，是手指那么长、没有见过人的大虾。大家站在深水里围追堵截，虾就游到浅水滩欢蹦乱跳地当了俘虏。把虾放在锅里慢慢焙熟，虾皮里就“”地冒出油来，虾肉和虾皮都是咸的，大家就美美地分享了自带油盐的美味。那是战争年代的宴会。
总之，姨父由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的回锅肉说起，一发而不可收地讲了与饮食和美酒有关的一部内容驳杂的历史， 而且不回避与吃有关的历史教训。比如南下支队占领了湘南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基地，他搞到一只老母鸡与大家共享，鸡肉却嚼不烂，还吃出了木头的味道。后来才弄明白，那是一只正在孵鸡娃的“抱鸡婆”，“抱鸡婆”的肉是吃不得的。接着，他们又把点灯用的桐油当成猪油吃了。姨父夸说，桐油放在油罐里的时候，跟猪油一样是雪白的;在热锅里化开以后，跟花生油一样是橙黄的;吃在嘴里的时候，跟一切食用油一样是香气扑鼻的，问题全出在吃下去以后，妈呀，那是要上吐下泻的。
姨父在吃的文化上跟“野战”时代告别的一个标志，是进入武汉以后又以战争的方式吃了最后一顿狗肉。1950年春天，姨父和六姨刚刚调到武汉，就一眼盯住了一条高大壮硕的狼狗。这是抓获国民党宪兵队的一条警犬，我警卫团战士都不会使用警犬，就把它拴在一个营的营部里养尊处优。姨父几乎可以肯定这条狗曾与人民为敌，就对一位营长说，你养它干啥，我瞧着嘴馋！营长就派了两个通信员，一个牵着狗，一个赶着狗，把狗从营部送到一个闲置的足球场上。姨父让警卫员把它拴在球门架的横梁上。狗往球门下边一蹲，就露出一副“确保球门不失”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好，今天天晚了，你先神气着，等到明天再整你。第二天，警卫员大叫，哎呀，狗不见了！姨父往营部打电话说，妈的，你那条狗是怎么搞的？它跑了！营长说，它记路，昨天半夜就咬断绳子跑回来了。营长又把它送回来，仍拴在球门架的横梁上。有人对姨父说，吃狗肉不能出血，要把狗吊起来，用水把它灌死，那样做出来的狗肉最好吃。姨父就叫警卫员把狗吊在球门架的横梁上，用铜壶给它灌水。狗很大很重，吊不起来。警卫员就用绳子拴着狗的脖子把它拉上去。狗拚命挣扎着张开嘴来，警卫员就用壶嘴对着狗嘴灌凉水，一边灌，狗一边猛烈地蹬腿甩脑袋，球门架也吱吱嘎嘎地摇晃着。狗被灌水灌急了，一口把壶嘴咬瘪咬透了，水从壶嘴旁边喷出来。咣当，铜壶跌了下来。姨父在球门架旁边立着，面对着一场屠狗的战争。他说这是他最后一个对手。狗终被整死了，就那样湿淋淋地吊在球门的横梁上。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清楚地记得，那只壮硕的黑狗用它尖锥形的牙齿和鹰勾般的利爪，拚尽全力作了剧烈而无望的搏斗。姨父冷冷地说，他从此再不吃狗肉。
鉴于姨父在吃什么和怎样吃的问题上积累了过于庞杂的记忆，当他终能在金碧辉煌的大餐厅里操办各种高级宴会的时候，就绝不掩饰他对烹饪艺术和烹饪哲学的敬仰。他说，我从来不敢在厨房里瞪眼睛，我特别关照后厨里的人。他们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总要到厨房里看望他们，辛苦你了，坐一坐、歇一歇呀！我抓一大把茶叶，开水一冲，再给厨师们递上烟、点上火，让他们喝杯浓茶，他们就好高兴。干革命要首先搞清楚谁是你的主要依靠力量，厨房里的这些人就是我操办宴会的主要依靠力量，还有服务人员、接待人员。大家都忙活起来的时候，我啥都不是，什么局长啊、处长啦、书记呀，我啥都不是。等宴会完了，所有客人都走光了，我在宴会上也吃过了，但我不能走，我要等厨房里忙完了以后，陪着大家坐下来“扒渣子”。湖北人说吃剩饭是“扒渣子”。我喜欢跟他们一块儿吹牛“扒渣子”。有一位名叫刘大山的厨师，是数十次高级宴会的主厨。他为刘大山斟上酒说，刘师傅，你帮我大忙了，有多少次高级宴会，包括毛主席主持的国宴，都是你领着搞出来的呀，离了你，我就冇得办法了。
姨父又露出少有的感伤表情说，如今这批人走的走了、老的老了。前几年我又到武汉去，有个老太婆大老远地跑来看我，她问，你还认得我吧？我看了好久，哦，你不是那个小“淘气”吗？她是原德明饭店的餐厅服务员，姓陶，外号叫“淘气”。国家领导人或是重要外宾来了，都要她出面服务。现在她也老了，她说，我当奶奶了。我赶紧打听，刘大山呢？她说，唉，没有他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刘师傅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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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1)
在绚丽的霓虹灯下，在对领袖和高级干部的迎来送往中，姨父曾毕恭毕敬地接待过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贵宾，就是把他和一批批的同学送往延安、交给革命的宋更新老师。
宋更新送走了学生，自己却遇到了一场灾难。十多个同学的出走，在家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民党县党部把他抓起来，决定用“黑拳”——暗杀的办法除掉他。黑夜，特务们一边架着他往稻田里跑，一边喊叫:“宋更新跑了，抓住他！”接着，“叭叭”打了两枪，一枪蹭着头皮打飞了，一枪从脖子后边打进去，从腮帮上穿出来，把右边的牙床打碎了。宋更新栽到稻田里装死。特务又“叭”地补了第三枪，却又打到了田埂上。特务走后，宋更新从稻田里爬出来，爬到那个冒充王守敬女儿的魏光碧同学的家里。魏光碧的父亲是开明绅士。他家后山沟有一块种花生、番薯的偏僻地方，有一个看庄稼的窝棚，就让宋更新藏在窝棚里，用中草药为他养好了伤。他又逃出四川，隐藏到陕西教书，一藏就是十年。
解放战争期间，贺龙、王维舟率十八兵团从大西北向四川进军。宋更新在布告上看到了王维舟的名字，大喜，写信与王维舟接上了关系。王维舟立即回信，叫宋更新去重庆找他。宋更新带着王维舟的回信，沿途受到军政部门的热情接待，一路顺风地到了重庆，通过王维舟，恢复了党的关系，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从一个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一跃而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姨父感叹说，宋更新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他虽是红军初创时代入党的老党员，却没有经历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也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多少年没有老婆了，儿子、女儿跟红军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只剩下他孤苦一人，在白色恐怖下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高兴了，年近半百的宋更新焕发了青春，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如火如荼地谈起恋爱来了。组织上一调查，他的女朋友加入过三青团，制止他谈下去。他大为吃惊地说，怎能剥夺我的恋爱自由哇？这个女朋友交给我，你们就不要管了嘛，出不了问题的。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讲到过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坚持自由恋爱，更加如火如荼。经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批准，成全了他的恋爱和婚姻，却撤销了他的职务，开除了党籍。宋更新十分庆幸能以此种方式获得了婚姻自由，立即跟女教师喜结良缘，又带着新娘子打点行装，乐颠颠地跑到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告诉我，宋更新与新婚妻子的感情可以说如胶似漆，但为了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独立价值，钱却是各管各的，只是对夫妻共用的财物实行股份制原则。据说这也是来源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家庭经济模式。宋更新就在这种模式中积攒了几个“体己钱”，每当学校放假，就要到南方或北方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地的大好风光。他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妻子无此兴趣，他一如既往地按照尊重夫妻双方“独立价值”之原则，独来独往，乐此不疲。
1959年，他去北京旅游，找到了他送往延安的学生、当时在公安部工作的王恩眷，在那里小住数日，回程经过武汉就找到了当年的学生、投奔延安时特意请他起了名字的朱汉雄。姨父把他安排在毛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元帅的胜利饭店，知道他爱喝酒，就把茅台酒交给服务员，随时供他饮用。宋更新见酒大喜，白天去东湖、珞珈山游玩，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晚上则由弟子作陪，必饮四两老酒，作彻夜谈。他对自己送走的大多数学生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感到无比的欣慰，对自己以丢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官、失去本已失去一次的党籍为代价，换得今日之幸福生活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张开嘴来，让姨父和六姨欣赏他牙床上的残缺，用手指比画着，说明子弹是怎样乖巧地绕过了要害部位，从一个无关大局的地方穿过去的，从而对国民党打了他三枪的拙劣枪法进行了轻蔑的嘲笑，并谦虚地表示，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几颗牙齿而已。
姨父掐指计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师已经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健壮，笑声依旧爽朗。他在武汉玩了数天，忽然说，啊，就要开学了。姨父给他买了车票，他又乐呵呵地告别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时常怀念宋更新老师，他觉得，江城有一盏霓虹灯是属于他的。
姨父又摇头叹息说，掩护宋更新、支持学生投奔延安的丘树勋校长就大不一样了！
解放后，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乡永兴场，就特意看望了丘树勋。那时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丘树勋在旧社会当过联保主任，只是挂名，没有恶迹;曾经是地主，却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经没有土地了。他醉心于乡村教育，为乡亲、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众都没有跟他过不去。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惊肉跳，如临深渊般地战战兢兢。姨父说，我要替他说话，让他把腰杆直起来。
区委书记邀请姨父去区政府吃饺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树勋。解放后的区政府设在刘备庙，这是国民党区公所的老地方。丘树勋一走进刘备庙就怵然心惊，像耗子一样缩在昔日弟子的背后如影随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请他坐上席，他怎么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说，学生请你坐你就坐呀，这个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来，屁股却没有完全落实在椅子上，只是挂在椅子边边上，神情惶怵，如坐针毡。姨父一边吃饺子，一边为他评功摆好，说，你虽然当过联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挂个虚名。解放前几年你已经没有土地了，家里是个空壳壳。你两次解救、隐蔽宋更新，还营救过别的党员。我们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树勋还一个劲地表示谦虚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他总算安下心来，吃出了饺子的味道。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2)
姨父离家前，又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讲了丘树勋对革命、对家乡的贡献，县政府就安排丘树勋当了民政科科长。姨父大发感慨说，这个老先生呀，他不敢当官儿，也不会当官儿，一当上科长，手脚又没处放了，只干了几天，就自动辞职了。县里给他发了退职费，他很快就用完了，没吃没喝，他只好炸油条、油果子卖。他炸的油条是死疙瘩，几乎可以当棒槌用，卖不出去的呀！他又尝试过贩卖草鞋，把一二十双草鞋挂在门口，却不会吆喝，草鞋老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意，草鞋发了霉，也没人要他的。看来，这位老先生只能当个好绅士，只能穿上长袍大褂，文质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会，绅士不时兴了，脱了长袍马褂，干啥不像啥，他就六神无主了。
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
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问，考儿嗲嗲呢？
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
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
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1481088708.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只有省里的头头答得上，我答不上来呀！”周总理大笑。
到了武昌东湖南山甲所，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就踮着脚尖轻轻跑过来说，主席睡着了，主席等着总理，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周总理连忙示意保持安静，让汽车缓缓地开到甲所，又问:“我可不可以吃你一顿饭哪？”姨父说:“冇得问题。”他知道，总理只吃一碗面条。面条是现成的，炉子也是捅开的。三下五除二，服务员就把一碗面条、一碟小菜端到了桌子上。等到主席睡醒了，总理也吃好了，就向主席汇报去了。姨父说，周总理的工作是最辛苦的，而他的生活却是最简单的。
那一天，姨父跟我谈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悄然打开了电视机。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成功、龙口合龙的盛况。姨父看了大卡车在截流龙口上投下的最后一块巨石，拿出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在野外跟一群人的合影，姨父就站在周总理的身旁。 姨父说，这张相片是在1958年照的，地点就是眼下正在建设三峡大坝的三斗坪。
1958年3月，周总理去参加成都会议，从武汉乘“江峡号”到重庆这一段水路上，姨父随船护送。他记得，与周总理同行的有一批水利专家，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共四十多人。他们到了船上还在开会，在应不应修建三峡大坝以及如果修建大坝、坝址选择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在周总理面前进行着自由的、毫无政治顾忌的争论。争论到宜昌，争论到南津关，又争论到了三斗坪。“江峡号”在这里临时抛锚，送周总理上岸。周总理之所以要在这里上岸，是因为当时在选择坝址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解放前到三峡作过勘察的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和解放后来过的苏联专家都选择南津关为三峡坝址，中国的水利专家却选择了三斗坪，认为三斗坪的地质条件优于南津关。
上岸不远，就看到了几棵小树和树下的茅棚。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钻探队正在这里钻探。周总理看望了钻探队，又踩着鹅卵石，走了一段路，来到一片沙滩上。那里铺满了钻机从地下取出的岩芯，还有许多箱子摆在那里，岩芯编了号，装了箱。周总理跟地质专家一起，仔细察看了岩芯。周总理问，往下打都是这样完整的岩芯吗？地质专家说，是的，这里的岩层很完整，没有岩溶洞。总理又问，我能带走一块岩芯吗？按照规定，作为地质标本的岩芯是不可以带走的，地质专家因而犹豫了一下，问，有什么用处吗？周总理说，我要带给毛主席看的呀，毛主席一直为三峡大坝的事操心哪！地质专家说，行，行，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接着就在岩芯箱的记录牌上写，1958年3月某日，取走了多少米至多少米之间的一块岩芯。周总理问，取走岩芯还要办手续吗？地质专家说，是的，总理，这是纪律。周总理连忙从专家手中把笔拿过来，说，那我也要遵守纪律。随即在记录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不多天以后，成都会议开完了。姨父又随“江峡号”去重庆迎接毛主席到武汉。再次从三斗坪经过时，“江峡号”放慢了速度。周总理拿走的那一块岩芯，这时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一张桌子上。船在江面上缓缓地移动着。毛主席在船上久久地望着三斗坪和那块岩芯。
在三斗坪留下的这张照片，成了姨父的一个温馨、美好的记忆。在经历了漫长的蹉跎岁月，经历了人们不曾预料到的坎坷和挫折之后，三峡大坝在三斗坪那个地方截流开工了。这使他理顺了一度变得千头万绪的思路，看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为今天付出的心血，看到今天的事业毕竟是包括他们“老八路”在内的几代人的延续。在三峡大坝截流开工的时候，他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宜昌的报纸。他说，报纸上发出的照片不够清晰，正像历史常常不那么清晰一样。
令姨父不能忘怀的是，他在北京参加警卫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警卫九局通知他，周总理请他和广东公安厅的警卫处长苏汉华到总理家里做客。他和苏汉华既高兴又不安。总理只约了我们两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哩？哦，可能是总理去的较多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是广州、武汉，因此，才叫我们到他家里坐一坐。他们如约来到了中南海西华厅总理家里，总理夫人邓颖超出来接待说，很对不起，总理原本在家里等你们呢，可刚刚接到电话，临时有紧急事情，又匆匆走了。他让我代表他陪陪你们。客厅里已经摆上了水果和糖果。姨父说，虽说没有见到总理，但是总理的情意我们领了，总理对下级的体恤和尊重我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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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恩来与三斗坪(2)
姨父告诉我，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好长的诗，流着眼泪写着，写了两三个晚上才写出来。但他接着又自嘲说，哪里是什么诗哟，不过是“顺口溜”罢了。我要求看看这首诗。姨父说，我的诗不愿见人，冇得了，找不到了。
2.胡志明的外衣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3121383891.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1956年，越南胡志明主席（中坐者左四）在武昌东湖休养时与接待人员（后排右二为朱汉雄）合影留念。
在姨父接待的外国来宾中，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越南胡志明主席。
他说，胡志明主席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系亲密，是老朋友，解放后曾多次秘密来华，总是用围巾围着他的胡子，不叫别人把他认出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不像对别的外宾那样安排到北京饭店，他一来，就住在北京中南海，有时也住在中央组织部一个小招待所里，像对待自己人一样。
1956年下半年，他在武昌东湖休息了一个多月。一到吃饭的时候，他都要一脸无奈地望着餐桌，用中国话说，菜太多了，吃不了，浪费了。后来，一餐只上四个小盘，荤素搭配好，每盘只有一点点。他吃得很高兴，每餐饭都要尽量吃完，吃不完时，就要批评人，又多了，又多了！从不给我们讲客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咖啡，而且必须喝他的警卫员为他烧的咖啡。警卫员跟他多年了，他来中国时也要带着这个警卫员。警卫员也要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枝很笨重的法国手枪，另一样是烧咖啡的工具。胡志明只喝他烧的咖啡。我们烧的咖啡，他一闻，就放下了。
胡志明主席作为国宾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时，曾经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下榻在胜利饭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曾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胡志明的一张照片，他头戴很像博士帽的葵叶帽，身穿很像中山装的灰白色制服，面带慈祥的微笑。 那一天，他白天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和长江大桥，晚上睡觉时，饭店的服务人员就好心好意地把他那件灰白色制服拿去洗了。但是，姨父说，谁也不会想到，胡志明主席只有这件制服，每天都要穿这件制服。第二天早上，他起床了，要穿衣服了，衣服还没有拿来。糟糕，衣服洗了，还不干。他穿着汗衫，怎么出去呀！他老人家只好坐在床上，抱着膀子，盘着腿等着送衣服。那一次可把我们急坏了。他老人家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吃了早饭就有重要活动，每一项活动都是不可以穿着汗衫出现的呀！他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件衣服。我们让洗衣房赶快把衣服熨干送了上去，他才得以从房间里走出来，脸上照旧露出慈祥的微笑。我们出了一个大洋相啊！我们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地方上的外办主任、交际处长、饭店经理接待过很多国家首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国家的首脑会如此简朴，竟然没有替换的衣服。
胡志明主席很重友情，也很幽默。他来中国休息时，照料他的总是中央警卫九局的张文鉴。有一次，张送胡志明回国，送到南宁机场为止。分别时，张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跟胡志明握手，胡志明却拉着他的手不放，把他拉上了 飞机。张说，我不能上飞机呀，飞机一起飞就飞出国境了，飞到越南去了。我没有护照、没有签证，这怎么行！胡志明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没有关系，我就是护照，就是签证。硬是把张拉到越南，玩了两三天才让他回来。张回来时，带着胡志明送给他的水果和鲜花，路过武汉，还送给了姨父一束漂亮、鲜艳的剑兰花。
胡志明送给姨父的是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狱中日记》。
我对姨父说，我看过我国驻越南记者写的一篇文章，说胡志明访问中国后，对他讲，中国同志的宴会太铺张浪费了，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吃得完呀？革命刚胜利，国家还很穷，不能这样浪费呀！我还说，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对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现象也是很有意见的。
姨父没有对此表示意见，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么，我给你讲讲，我们是怎样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的。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参加“八大”的各国兄弟党代表团到我国各地参观。罗马尼亚代表团由罗瑞卿大将陪同，来湖北参观。他们到了黄陂县的一个生产队。按照过去的做法，还要把他们送到县城或是赶回武汉吃饭，那要跑好远的路，所以改为在村子里招待客人，还为此带去了厨师、服务员和高级餐具，麻烦透了。我想，为什么一定要用城市里、宾馆里那一套规矩招待外宾呢？到农村就要有农村的特点。我就把原来准备的一套撤下来，只留下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作指导，请来当地会做菜的巧手媳妇掌厨，就地取材，做当地农村请客吃饭的拿手菜。芋头呀，红薯呀，莲藕呀，都端出来了，还做了狮子头、粉蒸丸子、粉蒸排骨、烧鱼、烧鸡、莲藕汤。当地原来也要学城里的洋派头，准备了一套精致餐具和高档台布，也统统拿掉了。宴会就设在普通农家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堂屋里，用当地老百姓用的白底蓝花粗瓷碗盏、毛竹筷子，由漂亮、利索的农村姑娘端盘子上菜。罗马尼亚的朋友们觉得很新鲜、很家常、很亲切，吃得非常高兴。特别是那种事先未被看好的小芋头，外宾们特别喜欢吃，干脆撂下筷子，手拿芋头，蘸上白糖，一边吃，一边嗍指头。他们吃了大丸子——狮子头，还要再吃小丸子——粉蒸丸子，吃出了中国农村的真味道。只是筷子用不好，那就当场教给你，用起来别扭，才显得有趣。饭场上的笑声此起彼落。刚吃完别开生面的“农家宴”，罗瑞卿大将就高兴地叫我，说:你怎么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挺好哇！
姨父又郑重地告诉我，1964年，越南的黎笋来武昌五里界参观访问，他又在五里界用“农家宴”招待了黎笋。听姨父的口气，好像是要让黎笋给胡志明老人捎个口信，他已经接受了胡志明对中国宴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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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314522019.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刘伯承元帅手迹。
1957年岁尾，姨父的一件大事是接待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是他的老首长。在挺进大别山前后的严峻岁月里，姨父曾担任刘邓大军政治部保卫部特派员兼任司令部协理员，就在这位“一号”首长的身边工作。他把刘帅安排在南山甲所下榻后，又陪他在东湖岸边散步。遥看天际，往事如烟。他感到，他又回到了一位慈爱长者的身边。
姨父说，进军大别山，真苦了刘帅了。特别是过黄泛区，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不能骑马，每一脚踩下去都要陷进没膝深的泥沼里，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把腿拔出来。有时，在大雨之后的泥泞中行军，成千上万人踩来踩去，泥巴地一塌糊涂。刘帅块头大，又是一只眼睛，拄着一根棍子走路，实在难走啊！大家给他搞了一副担架，他坚决不坐。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抬着担架跟着他走。
刘帅骑牲口，身体重，马也驮不动他，就为他准备了两匹马，换着骑。后来，六纵王近山司令员特意送来一匹很高很壮的马，这匹马本来是专驮大炮的，除了身架大、气力大以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四平八稳地走路，正好成了刘帅的坐骑。大家都舒口气说，好，这下子解决问题了。可是，刘帅心疼他的马，马背常常磨烂，一到宿营的地方，刘帅就说，不要忘了用盐水给马清洗伤口哇。在山路上行军，白天还好办，前边有人牵马，旁边有警卫员照料。最难的是夜晚行军，老人家骑在马上，眼睛不好用，前边有了树枝，警卫员就要喊:“低头！”老人家才知道低下头，把身子伏在马背上。没有树枝了，他也不晓得直起来，还要向他喊:“抬头！”他才知道把头抬起来。
刘伯承酷爱读书，但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看书很吃力，却又不知道休息，周围的人都拿他没办法。他的爱人、孩子和警卫员拖着他，才能叫他出去散散步。大家说，总得想个办法，叫老人家活动活动啊，就一起起哄，拉上他打麻将。他不会打，怎么“吃”，怎么“碰”，他都不会。他身边的人乱叫，哎，该吃了！哎，该碰了！打了两三把，他就站起来说:“哎呀，这比打仗还难啊！我不干了。”
刚到大别山，在安徽搞“急行土改”、搞粮食的时候，还搞到了一些古书、线装书。有人拆散这些古书包东西，他看到了，就心疼地说:“同志们哪，这是中国文化呀！你们赶快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别的书，帮我把书收起来，带得走的带走，带不走的要找个地方存起来，不能糟蹋文化。”他还说，我年纪大了，打完仗以后，我的愿望就是搞搞军事教育。在战事频繁的岁月里，他还翻译了苏联的军事著作《合同战术》。
有一次，从宿营地出发以前，司令部各部门都在忙着打扫房子，把铺地用的稻草送还给老百姓。刘伯承的警卫员雷保生忽然跑来说，“一号”叫你。姨父急忙跑去了。刘伯承正坐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石礅上，看到他来了，就指着地上的稻草对他说:“特派员同志呀，你要去管一管，要大家心疼稻草，不要走着撒着，把稻草撒了一地，老百姓要用稻草喂牛的呀，牛没有草吃，怎么耕田呢！”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记得刘帅当时说话的口气、表情和他注视着稻草的忧虑。姨父说，这个时候，一点也看不出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1947年1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又面临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围剿。大别山区回旋余地太小，供应问题严重。刘邓决定，邓小平与刚刚回到大别山的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参谋长李达，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刘伯承率其余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
刘伯承率总部大部分人员，随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夜行军时与敌人搅到了一起。到了一个村子，刚刚住下来，刘伯承听到旁边村子里传来狗叫声，就让参谋王文贞快去看一下旁边是哪个部队。王文贞带着三个通信员到了那个村子，对方哨兵问:“谁？”王文贞反问:“你是谁？”敌人就打过来一阵排子枪。一个通信员牺牲了，一个通信员受伤了，一个通信员跟着王文贞跑回来。
枪一响，就开始了一场混战。敌我驻扎的村庄犬牙交错，到处都是枪响。刘帅带着身边工作人员迅速离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纵一旅旅长尹宪斌急红眼了，他的任务是保护刘帅，刘帅却悄然不见了。他只身掂着驳壳枪，抓到一个营是一个营，抓到一个团是一个团，向刘帅转移的方向猛冲猛打，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不缴敌人的枪，不抓俘虏兵，逢村过村，遇水过水，棉衣都湿透了，向刘帅去的方向疾进。敌人也搞不清这支队伍是怎么回事。尹宪斌从夜里一直冲杀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个干部急急跑过来。尹宪斌问，你是谁？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长张涛，“一号”命令我来和你们联系。尹说，废话少说，你马上带我走，我要亲眼看到“一号”。他拉着张涛疾走如飞，到了一个村庄，见到刘帅平安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首长！”身子就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
刘帅爱兵如子，下级对他，也就敬其若父了。
刘伯承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姨父没有跟他走，而是由司令部调到了警卫团，跟随邓小平政委留在大别山上。十年以后，姨父终于在东湖见到了当年的“一号”首长，“一号”首长还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和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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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2)
汉雄同志：
您说：要我写几个字在这里作纪念。特如命写上。请收。
刘伯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纸又写：
游览武汉长江大桥
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
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
刘伯承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信封上写：
送陈
朱汉雄同志
刘伯承肃
姨父指点着说，刘帅写的字，我不敢拿出去呀！刘帅那样高的威望、那样大的年纪，遇到我这么个小萝卜头，信封上还写“送陈”、落款后写“肃”，那是“肃立”、“肃静”的“肃”吧，这可使不得啊！信中还称我为“您”，还说“特如命写上”，我心里直敲鼓哇！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建议我把刘帅的墨宝送到中央档案馆，我正要办理这件事。
4.“么罗儿”现象之解析(1)
姨父在接待工作中发现，曾长期担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跟许多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老红军，一见面就喜欢说粗话，张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就连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见了昔日在他麾下担任特派员兼保卫队长的朱汉雄同志，也要亲亲热热而又骂骂咧咧地打招呼:“罗儿的”老特务，你还没有死呀！
一次，二炮部队政委、中将李仁林来到了武汉。他是张体学在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张体学工作忙，没能及时去看望他，他就在宾馆的楼梯上大发其火:“罗儿的”张体学，你算个“么罗儿”哇？架子那么大，一个萝卜刻两只眼睛！姨父深感事态之严重，急忙给张体学打了电话，提醒他快来看看这位老战友。张体学已经知道李仁林骂他，也在电话里发火说，他说我“么罗儿”呀，他算个“么罗儿”呀！不料想，张体学放下电话就跑去看望李仁林，两个人一见面，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开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互相拍打肩膀，哈哈大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姨父觉得自己上了“么罗儿”的当，好像这是他们老战友之间特有的套近乎的语言，“罗儿的”愈是骂得响，愈是说明感情深，有点像俄罗斯人互相使用“阿廖申卡”或是“娜塔洛契卡”那样的“爱称”。我以“罗儿的”以及“么罗儿”之准确定义问题就教于湖北籍的朋友，朋友笑道，“罗儿”本应是“卵儿”，念转了，就成了“罗儿”，这是分泌雄性激素从而产生男性刚健、威猛之特征并为人类的繁衍提供种子、名叫睾丸的东西呀！“么罗儿”的“么”是“什么”的意思，“么罗儿”可用于质疑——你算个“什么罗儿”呀？亦可用于感叹——你是“多么的罗儿”啊！
“罗儿的！”也成了上下级之间进行率真的交往而不必虚拘礼仪的一种语言方式。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战争中，李先念是张体学的老首长。李先念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以后来湖北视察，张体学又陪他到革命老区大悟县了解民情。一到大悟县，张体学张口就是“罗儿的”，跟大悟县县长吵起来了。他说你该缴的粮食为啥没缴够？县长说你要的粮食太多我缴不起！省长跟县长吵得不可开交，把副总理丢在一边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朱汉雄同志插不上嘴，不好劝架。没想到，副总理十分平静地等他俩争吵结束，也跟老部下算起了旧账:“罗儿的”张体学，你的老脾气改不了哇？你记不记得打仗的时候，你一来见我就骂老子“罗儿的”，一骂骂了十几里路！
张体学向徐海东大将表现红军时代的幽默感的时候，也充分带有“罗儿的”文化特征。徐海东在战争年代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七处伤疤，还少了两颗门牙。他骑着战马驰骋沙场的时候一头撞在树上，就把两颗门牙不可挽回地嵌在树上了。在鄂豫皖苏区，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张体学是徐海东的“手枪队”队长。徐海东住在东湖百花二号养病时，张体学一有空就来看望徐海东，跟老首长逗乐。他说，嗨呀，“罗儿的”，我们那个时候哇，妇女不能进营房，也不能进入军部首长的住地，这是有严格规定的。我们“手枪队”站着岗，不叫她们进去。手枪队就是警卫队，火力很强，都是驳壳枪、快慢机，哪个敢进去呀！何况这是我们军长亲自立下的规矩。可是，我们军长没想到自己也要谈对象呀。一天，军长从外边回来时穿着大衣，把大衣一裹，就把他的对象裹到大衣里面了，大衣上面只看见一个头，大衣底下能看到四个脚，那四个脚走着走着就走到军长睡觉的房间里去了。徐海东笑得喘不上气来，赶紧插上鼻管吸氧。徐海东当时的对象就是现在守在身边的老伴周东屏。周东屏笑弯了腰说，张体学，你瞎说！张体学说，“罗儿的”，么儿子瞎说，是哨兵向我报告的。哨兵说，报告，首长大衣底下有四个脚！张体学说得活灵活现，周围站了一圈服务员，都笑得前仰后合。
姨父非常欣赏这种毫无顾忌地使用粗犷、率真的语言进行幽默表现的上下级关系，好像是在血里、火里一起滚爬出来的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关系。他说，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也是李先念在红军时代的老下级，一次，李先念离开武汉，韩东山到车站送行，和李先念握手时，李先念就顺势把他拉上了火车，韩东山就跟着他走了。韩说:“罗儿的，你也不事先讲一下，我没带衣服，也没给老婆汇报哇！”与他们的语言风格相适应，韩东山还有一根不可须臾离开的旱烟袋，是竹根做的烟杆、黄铜包的烟锅。“文化大革命”时，他给红卫兵作报告，就是摇着这个旱烟袋，骂了一百多个“罗儿的”。他去世那年，姨父又去看他，他的病已经很重了，还叼着旱烟袋说，“罗儿的”，你还没有死，我不行了呀！
但是，“罗儿”得太过分也就变成耍蛮了。姨父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给张体学开车的司机从来不把他手下的交通警看在眼里。姨父说，他算个“么罗儿”呀？他以为给省长开车就不得了喽，不管到了哪里他都是天王老子，车子想停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交通警管不了他。好吧，你开到省政府大院、开到省长家里去我管不了你，你到了我管的地方，我就要管管你。可管管他的决心也不是好下的。张体学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视若兄弟，只要大节牢靠，小事情是不管不问的。你要管要问，说不定他会偏袒身边的人。比如，张体学亲口讲过，他在鄂东根据地时，他的警卫员年轻英俊，且穿得干净体面，背着驳壳枪十分神气。一进村，他去借锅借碗，姑娘、媳妇们都喜欢跟他打交道，又说又笑。张体学放心不下，担心这小子晚上出去犯错误，铺稻草睡觉时，就对警卫员说，你给我睡里面，叫我睡外面。心想，我把着门，你小子出不去。可他一觉醒来，伸手一摸，警卫员没有了。张体学大笑说，妈的，还是叫他跑了。他回来时，张体学问，罗儿的，你跑到哪里去了？警卫员说，我屙尿去了。张体学就不再追究，一翻身，我睡我的觉。姨父认为，你那个警卫员是不是屙尿去了我管不了，你这个司机我得替你管着。一天到南湖机场迎接客人，眼看着张体学坐的汽车开过来，司机照旧不听交通警的指挥，直奔他自己挑拣的位置。姨父说，好，我来治他，就凛然站在省长汽车的前边，把眼睛瞪起来，打着手势指挥他，往后倒，再往后倒;不行，往前来，再往前来，好，停车。张体学在车上稳坐不动，直等到姨父把汽车折腾到正当位置，才若无其事地下车。好，这表明张体学认可了他对司机的管教，你再“么罗儿”也得叫规矩管着。司机却向他瞥了一眼，表示不服。下一次相遇，司机照样不听指挥，姨父照样冷冷地板着面孔走上去，照样打着不容置疑的手势，照样瞪着寒光逼人的眼睛。省长照样在车上稳坐不动。姨父说，好了，这个司机老爷再不敢那样“么罗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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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么罗儿”现象之解析(2)
丹江水库截流的时候，姨父遇到一次意外的考验，这是一个“老红军”对一个“老八路”的考验。截流成功了，张体学好高兴地发表他兴修水利的重要体会，啥是截流啊？就是这边把石头填进来、把丹江挤到那边去呀！副总理李先念要带着水利部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客人，还有丹江源头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和湖北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工地慰问丹江水库的建设者，庆贺丹江截流的胜利。张体学把他的接待总管朱汉雄和丹江水库行政处处长周发田叫到工地上，下命令说:“你们就在这里给我搞一百桌酒席，酒席完了，就在这里跳舞。”姨父一看，这里是一片山坡，只有湿漉漉的收割后的稻田，没有一间房子。他问:“省长啊，是在这里吗？”省长斩钉截铁地说:“就在这里。”这要现平土地，现修房子，而且地是软的，踩上去忽悠悠的，设宴、跳舞怎么行？可是他知道，对于任何一个老红军来说，建设也是打仗，下了命令是不能有二话的，只能“罗儿的”横下一条心，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他惶惶然望着荒野嘀咕说:“只有你带过兵的省长才会下这样的命令，只有我这个老兵冇得办法也得执行你的命令！”
姨父说，“罗儿的”，我也毅然决然地采取军事手段，吼了一声，我的“喽啰”们都刷刷地跑来了。我带上搞接待的那班人马就开上去了。没有房子，周发田就让施工机械开上来了。稻田不平，就叫推土机推;推了以后再用拖拉机轧;轧了以后，打桩的就在稻田上打窟窿，把几根柱子砸进去、竖起来，上边盖上卷筒瓦，“吭咔扑出”，一座“宴会大棚”就像一个稀有动物一样从软塌塌的稻田底下拱出来了。桌子、凳子不够用，就用木板钉;桌子上没台布，周发田就跑到百货公司，拉来了一卡车台布。我又吼了一声，名厨周大山和他的“火头军”就带着鸡鸭鱼肉冲锋陷阵来了，服务员来了，几十个圆桌拉来了，杯盘碗盏也带来了。
高级厨师大显身手，宴会如期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在几根木棍撑起来的“宴会大棚”里高举酒杯，向浑身是土是泥是水是汗的丹江水库建设者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舞也跳得别具一格，脚底下软塌塌的，跳起来颤悠悠的，乃至于跳出了据说是英国皇家舞厅弹簧地板上的生动感觉。
我问，那个“宴会大棚”用了一次以后还有没有别的用处，如此兴师动众在荒野上举办宴会、舞会，是否有铺张浪费之嫌？姨父对我的疑问感到不快。也许，对于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走出来的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来说，庆贺胜利与经济核算是没有关系的。姨父说，“宴会大棚”肯定不会浪费。张体学在工地住的是破茅棚，工程技术人员根本没有地方住。我们一走，他们就可以搬到大棚里住了。宴会开得很成功啊，皮鞋、布鞋、沾着泥巴的鞋都来了。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劳动模范，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说有笑，高兴得很。我从武汉带来厨师做美味佳肴，招待辛辛苦苦的劳动者，这是我从事外事接待工作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是一个当过军事指挥员的省长给一个当过兵的下达的一个少见的命令，效果是很好的。
开完了宴会、跳完了舞，姨父问道，首长，还有任务吗？张体学一抬下巴颏，说，“罗儿的”，带上你的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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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省长火了(1)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763155762.jpg" border=1>
<p align=center>1962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中）及夫人何莲芝（右）与朱汉雄（左）合影于武昌东湖。
实际上，张体学对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到武汉，张体学陪他到鄂城视察，又是由姨父全程跟随，做安全保卫工作。到了鄂城，县委书记、县长急忙出来接待。张体学看到鄂城县委、县政府修了一个大院子，垒了高高的围墙，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和董老下了汽车，一进接待室，他又当着董老的面把县官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们搞什么衙门哪，修这么大的院子，垒这么高的院墙，老百姓谁还能进得来，还敢不敢找你们，你们这些县太爷了不起呀！张体学只顾发火，又把董老晾在一边了。姨父看他训得有理，好像还要大训特训下去，就给董老咬耳朵说，董老，咱们走吧，莫管他，他爱怎么发火就让他怎么发火，我送你到房子里休息去吧。董老含笑点头。姨父就送董老休息去了。省长训完了县官，又问，嗳？你们把董老搞到哪里去了？
姨父大笑说，这个张体学呀，他在董老面前就像在慈祥的长辈跟前的一个晚辈一样，是没有客套的，非常随便的，带兵打仗的人就是这样的秉性。其实，他是很怕董老发脾气的。他说过，抗战胜利后，董老和周恩来一起，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以后又转移到南京梅园新村。李先念率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时，留下了张体学的独二旅。独二旅本来是可以突出重围的，中央叫它留下来在鄂东坚持游击战争。那是蒋介石卧榻之侧，国民党大军压境，到处是敌人，到处是围剿，部队损失惨重。周恩来要他化装到梅园新村汇报。他去了，就没有再让他回来。董老给他讲，蒋介石要用五千块钢洋买你的人头哇，你不能乱跑。张体学呆不住，打游击跑惯了，老觉得呆在梅园新村憋得慌，就偷偷摸摸跑出去买烟。周围都是特务，可他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晃来晃去。董老知道了，向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你张体学要是出了事，怎么得了？你出去跑么事，你要把你的头送给蒋介石呀！多少年过后，张体学还嘟嘟囔囔地直抱怨，哪个“罗儿的”打我的小报告，叫董老狠狠熊了我一顿。他说，董老的胡子本来是向下垂着的，那一天把胡子气得向上翘哇，熊得我一声不敢吭。
张体学也有过让姨父笑不出来的时候。姨父说，不晓得哪个老爷告了我一状，张体学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作报告，狠批“外事办”胡搞，说我铺张浪费，向财贸部门要副食品、要鸡鸭鱼肉，竟然还伸手要布票。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他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批得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听说是财贸系统有人告了状。可我想不通啊！我们的服务人员不能没有工作服，接待客人的饭桌上不能没有台布，我不能不找他们要布票。招待客人也不能没有鸡鸭鱼肉，也得找他们要哇。我说，省长是怎么搞的，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也不了解一下情况，就在大会上吼了这么一通，是什么人给他弄的稿子？走，找省长去！
姨父见了张体学，开门见山说，省长啊，你别在大会上吼我嘛！你在大会上这样吼我，我以后还怎么办事？他说，怎么啦？姨父说，我接待的都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没有一个是我朱汉雄的客人，我不找他们要鸡鸭鱼肉、不找他们要布票，我到哪儿搞去呀？你在大会上一吼我，我以后要不到东西了，客人来了，服务员的工作服上打不打补丁、桌子上铺不铺得上台布还不大要紧，要是端不出东西来，你可莫吼我，我慢待了外国的客人你也莫怪我，这可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还有国家的客人。
张体学用一种奇特的姿势蹲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夹着烟卷儿抽烟，板着脸不说话，只是用鼻子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他在听着呢。这就大大鼓舞了姨父继续雄辩下去的勇气。
他又说，整个外事接待系统里面，我用的是八百人，与全国各省、市相比，编制是最少的，我们把中央领导、高级干部和外事接待任务全部执行了。请首长查查看，哪一个省、加上省会城市在外事接待上所占编制低于我们湖北省、武汉市，如果有低于我们的，你吼我也就吼我了，我认了，这是第一。第二，我盖房的面积也是最少的。解放以后，有哪个省在外事、接待方面盖的房子少于湖北省，你也可以批我。第三，湖北省外事、接待每年花国家多少钱，也请首长查一查，各省、市都有这个开支，可以比较一下，哪个省、市的支出低于我们，你怎么批我都行，可我在全国范围里花钱是最少的。第四，全国各省和省会的外事接待工作都是两套班子各管各，湖北省和省会是一套机构，全国只此一家。省、市两大块，这个单位跟那个单位、这个接待任务跟那个接待任务所有扯皮拉筋的事情，都在我们这里调解综合了，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一天到晚去找你省长的麻烦，我都给你挡了驾了，你省了事了。你还在大会上吼我，我搞不通啊！
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张体学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既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发出“嗯嗯”的鼻音和“哦哦”的喉音，表示他实在不愿听却又不能不支棱着耳朵听得很耐心。姨父告诉我，领过兵、打过仗的官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想听他对下级讲自己一个“不”字是办不到的，只要他“嗯嗯、哦哦”地不吼你，不骂“罗儿的”，那就是他听进去了。后来，该要的东西我照要不误，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5.省长火了(2)
接下来，姨父就听说张体学在他的“省长官邸”后边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小麦、棉花。他坐着小汽车回家时还是省长，一下汽车，中山装一脱、皮鞋一脱，只留下一条短裤，就像一个“老庄稼把式”，挑上粪桶，侍弄他的“自留地”去了。如若此时又有了接待外宾一类的紧急任务，他丢下粪桶，又当省长去了。姨父大受感动，带着外事接待系统的科以上干部，后来还领着正在东湖休养的董必武老人，趁省长不在家的时候去看省长的“自留地”。只见麦子、棉花苗长得绿油油的，出现了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省长官邸”都难得一见的田园风景。董老的胡子又高兴得翘起来。
姨父没有想到，他的出生不久的三女儿毛妹竟能享受到省长在小片地里的劳动成果。那时，生下一个孩子只发给五尺布票。毛妹的衣服烂得穿不得了。六姨上街买布，被小偷掏了口袋，把钱包和布票全偷走了。姨父正在东湖忙着接待毛主席，突然接到了六姨的告急电话。正好张体学在场，他当即从兜里掏出数量十分惊人的一丈零几尺布票，一股脑儿地塞到姨父手里，“拿去！”他颇有些自豪地说，“这是我种棉花、缴棉花，国家给我的奖励！”
6.梅岭轶事(1)
岁月逐着江水远去了。使姨父感到欣慰的是，在武昌东湖岸边名叫梅岭的那个地方，他毕竟为岁月留下了不曾磨灭的痕迹，那是在他亲手操办下建成、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几幢建筑物——梅岭一、二、三号和百花一号、二号，还有一条由他操办拓宽了的从东湖通往洪山饭店的马路。这些建筑物与原有的南山甲所、乙所组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用一个大院圈起来，占地一千一百多亩， 有可供召开中央全会的会场，有举办宴会的大厅，有可以演戏、跳舞的小礼堂，有毛主席的住所，也有随员住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湖北省、武汉市接待中央首长和重要来宾的地方，是东湖风景区的一部分，已经对游人开放。
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的时候，梅岭的房子还没有建成，毛主席还住在东湖南山甲所。每天后半夜，姨父看到南山甲所的灯光熄灭了，毛主席已经入睡，他都要和警卫科长申兴国放轻脚步，直奔梅岭工地。为了给毛主席做好警卫工作并使他很快地住进梅岭一号，他们泡在工地上两个多月没回家。六姨说，他回家时，脸颊陷进去了，满嘴牙都是黑的，那是吸烟熏出来、喝浓茶酽出来的牙锈。我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旗手就是毛主席。我给毛主席值班、盖房子，很幸福，不知累。”六姨又说，你听听，我一点没有夸张，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思想感情，在自己家里说话，也是满口的豪言壮语。
毛主席再到武汉时，就住进了梅岭一号。那里已经有了那个年代鲜为人知的“中央空调”，已经不需要在脚盆里放置冰块，不需要污染环境的大锅炉了。但是，由于姨父为领袖服务时表现了竭尽全力和异想天开的积极性，反而为日后埋下了一个天大的祸祟。这要留在此书后边的篇幅里告诉读者。
古怪事！姨父望着窗外的天空说，东湖大院有不少古怪事！
比如，梅岭的房子建成以后，又修了一个游泳池。游泳池旁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玻璃墙。姨父要保护游泳池，又要保留天然风景，不让损坏原有的花草树木。玻璃墙是透亮的，隔不断绿色的风景。树木依旧葱茏，树林里产生的负氧离子依旧清凉地湿润着人们的呼吸。一只野鸡依旧在它绿色的家园里翩跹飞翔，却“砰”的 一头撞到了玻璃墙上，它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拖着五彩的翅膀一头栽到了地上。姨父说，这是一只昏头昏脑的野鸡。但他那时还不会想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着看不见的玻璃墙。
还有另一只不幸的野鸡。董必武老人住在东湖百花二号休养时，董老的随员和姨父手下的警卫员时常聚在会客室里吹牛。警卫员谢光才隔窗看到，一棵树的树枝上有一个野鸡窝，树下是茂密的绿草和鲜艳的花簇。在绿叶掩护下，公野鸡飞进飞出地觅食，母野鸡卧在窝里下蛋。它们都不知道树下不远处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那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从不干预它们野鸡世界的生活，听其自然地让它们在自己的窝里享受天伦之乐。谢光才却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当”的一枪，一只野鸡应声落地，在属于野鸡的世界里制造了一场人为的灾难。姨父训他，谢光才，你是么回事呀？谁叫你在这里开枪打野鸡的呀？谢光才把脑袋一低，扭脸就笑。反正，董老还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他没有听到枪声。而野鸡不过是一只野鸡。姨父说，他们背着我，把野鸡煮煮吃了。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多次给我谈到这两只不幸的野鸡，好像东湖南山由于人类的进入而搞乱了自然界的秩序。我也为姨父这样珍视自然界的生命而怦然心动，好像他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经历了过多的热闹和喧嚣，甚至是残酷的野蛮之后，需要跟自然界和谐而宁静地相处。二十多年以后，姨父和六姨再次到武汉时，枪打野鸡的谢光才当了处长，又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们要了一部车，游历了不少地方，还特意到了武当山和神农架，没有找到神农架上的“野人”，只是看望了神农架上的野鸡。
梅岭上还有蛇。姨父把蛇称之为“长虫”。他说，那是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情。毛主席住进了南山甲所。那一天下了暴雨，等到雨停了，毛主席上车去洪山饭店参加晚会。汽车还没有上路，姨父就觉得天不遂人愿。毛主席刚上车，一关车门，雷暴雨又哗啦啦倾盆而下。一行三四部汽车，姨父坐前车开道。毛主席坐的吉斯车是第二辆，开出去不远，吉斯车的引擎盖就进了水，电路出了毛病，车灯不亮了。姨父的直觉又在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幸而后边一辆吉姆车和随尾车的灯光还是好的，车队继续前进。
平安无事地参加了晚会，毛主席回来休息了。毛主席的随员吃了夜宵也都休息了。姨父回到值班的地方，警卫人员正坐在那里吹牛。警卫员李福成神秘兮兮地说，去参加晚会时，车队走到小花市那个地方，有一条大蛇拦路，主席的车子轧住了那条大蛇。姨父问，有这个事呀？李福成说，有哇，在暴雨中，我亲眼看到那条大蛇翘着头，从马路东边往西边爬，爬到马路中间，车轱辘就从它的后半截轧过去了。姨父说，你快去看看它怎么样了。李福成骑着脚踏车去了，不久就回来说，我用手电一照，看到大蛇还缠在树上，我捡了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了。姨父问，打死在哪个地方？他说，就在路边上。姨父说，不行，你去把它拿回来。他又骑着脚踏车拐回去，用棍子把大蛇挑回来了。
6.梅岭轶事(2)
长虫确实被打死了。姨父感到，长虫是自然界的不祥之物，除掉它是除掉了一个说不明白的祸祟。那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姨父决定彻底消灭这个祸祟，就把它交给为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杨纯卿给蛇扒了皮，只剩下光赤赤、白花花的蛇肉，过了秤，有三斤多重;又开了一瓶茅台酒，把蛇胆放在酒里，把蛇肉一节一节地放在冰箱里。毛主席走后，姨父让杨纯卿用鸡和蛇肉炖汤。好像只有把它吃下去，才算彻底消灭了一个祸祟。六姨上山植树，正碰上吃蛇肉。姨父说，你六姨没口福，不敢吃蛇肉，我在桌子下边踢她的脚，她还是不敢吃。六姨说，蛇头像鱼头一样张着嘴，好可怕的呀！
姨父关于梅岭的记忆具有瑰丽而驳杂、神秘而怪异的色彩，如同一个悠远的神话。姨父说，他很想念梅岭。东湖大院有一位老花工给他捎话说，梅岭上的树木花草都长得很好，他当年领着大家种植的桂花树已经长大长高了，开出好大好香的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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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脱三层皮(1)
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以后，“八卦阵”也随之解散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告诉他，毛主席游长江不仅游出了极好的兴致，而且游出了使一切对此持有异议者心悦诚服的喜悦。此后，游长江有可能成为毛主席随时进行的一项健身活动，他必须组建一支由公安局直接掌握、常备不懈、随时可供调遣的“水上禁卫军”。否则，毛主席每游一次长江，都要搞一次游泳训练，还要从其他部门调人，惊动太大，也会使保卫工作陷于被动。
关于建立“水上禁卫军”的建议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就在行将散去的“八卦阵”中挑选了几个游水能手，把他们调到了警卫处。姨父选拔人才是严格的，比如，从体委来的游泳教练水游得很好、责任心也很强，却没有把他留下来，唯一的原因是他嘴里边用来研磨食物的一颗臼齿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姨父咋看咋不顺眼，好像金牙里面可能隐藏着某种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多年以后，姨父在广州偶然碰见了与这位教练一起为毛主席首次游长江做过水上保卫的游泳运动员。运动员向他提起那位教练和那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激动不已。姨父大受感动，这才想起那颗金牙的体积实在不能算大，且有可能是用其他金属制作的，或许只是来自一次医疗的需要。他感到自己错怪了金牙。
经过姨父严格筛选而调进来的人，加上从警卫处挑选的人，组成了毛主席的“水上禁卫军”。为应对水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水上卫士”不仅要学会游水，还要学会跳水、潜水和水下救生。
姨父回忆说，训练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东湖甲所，住在服务人员的房子里，先在东湖游泳池学习基本动作，大米、馒头管饱，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点钟下水，十一点半钟上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半钟再下水，五点半钟上来吃晚饭。开始，游泳与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兴致很高。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挠头了。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气温能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把饼子贴到墙上也差不多烫个半熟。东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裤头、光着膀子，整天在水里泡着，太阳晒着，人晒得黑不溜秋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层皮，还要掉第二、第三层皮，看着很骇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难忍。大家开始叫苦，哎呀，没法睡觉啦！我说怎么啦？他们说睡觉只能趴着睡、撅着屁股睡，别的姿势都睡不成。我说怎么睡不成？他们说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钻心！我说你们非得给我坚持住不可，必须泡在水里，泡久了，就适应了嘛。在外边晒太阳倒是最难受的，还是给我跳到水里去，水里最舒服。不多天，都学会了游水。
跳水有难度，有人出尽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后来当了王任重的秘书，一直干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他当“水上卫士”的时候，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从跳台上往池子里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闭眼睛了。他后来表现了良好的素质，胜任了高层的重要工作，不能说这跟高台跳水的历练没有关系。
这帮人都学会了游水、跳水以后，我又说不行，还要学会潜水。他们都学会了潜水，说我低估了他们的本领。我说，你们吹牛皮！他们说，你不信，就去让我们试试嘛！我说，走，开车，把你们拉到武汉体育馆游泳池里去。到了游泳池旁边，我说，好，你们看着！我就把五分、一分的硬币丢到了五米深的池子里。我说，你们要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你们一个一个地过关。哎嘿，第一个，一头扎下去，捡起来了;第二个，一头扎下去，也捡起来了。每个人都给我捡起来了。我说，嘿，你们还真行，不是吹的！
后来，大家可以跳到东湖里到处游了。开始还有小木划子跟着他们，后来，就不要小木划子跟了。他们一下水，哪儿都可以去，游着游着就游到武汉大学去了。他们吃了早饭下水，向正东偏南的磨山方向游过去，一去九华里，那里是荒郊野外，小划子可以划到岸边上去。这些老小伙子说说笑笑就游到磨山去了。爬到山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下，会抽烟的还要抽支烟。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把烟卷儿、火柴带过去的，当时还没有打火机。人人身上只有一个三角裤头，没有任何可以装东西的地方。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把香烟、火柴装到猪尿泡里，缠得紧紧的，掖到三角裤上带过去的。你只要游好水，你尽管吸你的烟。好，他们早上出发，游到磨山抽支烟，再游回来吃中饭，往返十八华里，跟玩的一样。然后到长江里游水就非常自如了。
果然不出姨父之所料，这支“水上禁卫军”后来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多次在武汉陪毛主席下长江游水，用起来很顺手，还多次听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调遣，随同毛主席到庐山、九江、湘潭游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在武汉最后一次游长江，负责水上保卫工作的还是这支队伍。
姨父对“水卫”队员的要求是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毛主席每次游泳，都要有四条小划子下水，东西南北各一条，每条小划子上两个人。前边两条要离得远远的，不要影响毛主席游水的兴致，远远看去，像是飘荡在江面上的一叶扁舟。后边的两条小划子要跟着毛主席，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只能蹲着，不能站起来进入毛主席的视野，以免分散老人家游水的兴趣。姨父还特意说明，小划子的大小、式样，都严格按照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小划子的标准，看起来是蛮有诗意什么的。蹲在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可就苦了。他们一蹲就是半天，人晒得红红的，头皮晒得生疼，总想陪着主席下水。我说，你老老实实给我呆在船上养精蓄锐，不到必要的时候你不能下水。你也下水，我也下水，把人都搞累了，遇到险情的时候我还能用谁？队员说，局长啊，实在晒得受不住啦！姨父说，同志们啊，你就咬着牙，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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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脱三层皮(2)
姨父为这支“水上卫队”所表现的忠诚、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他多次挨个儿念叨“水上卫士”的名字:曹志勤、徐乃成、李富成、谢光才，等等。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好多好多人当中精选出来的，现在还有好些人都在，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在长江风浪里经过考验的。后来，不光那个跳水捏鼻子的曹志勤当了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划小划子的吴绪林当了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划小划子的周汉楚当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还有好几个人当了警卫处处长。姨父又瞪了一下眼睛，说，我现在吆喝一声，他们还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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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主席江中遇险(1)
1959年夏初，毛主席又到武汉游了长江，接着，乘汽车去安徽省安庆视察，经鄂城、大冶，看了棉花，又到黄石看了钢厂。所视察项目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钢厂的道路不好走，钢筋、杂物堆在路上，铁钉把毛主席一个卫士的皮鞋“咬”掉了一只。姨父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唯恐别的什么东西捣乱，就抢先几步，走在毛主席前头，把路上的钢管、铁皮搬到路边，把铁钉踢开。他的眼睛一直是瞪着的。
在领袖身边，他总是不能排除紧张和惶恐。
在此之前的1958年年底，在武昌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姨父原本就有些特殊的地位再次得到了加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第二书记张平化一起，向谢滋群、朱汉雄宣布湖北省委决定，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委政法委书记、仍兼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牵头，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仍兼任警卫处处长的朱汉雄具体落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湖北期间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谢滋群1929年参加革命，是井冈山时代的“兴国老表”。姨父十分尊敬他，认为能担任谢的负实际责任的副手是对自己的信任。他时刻感到担子的沉重。
姨父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再次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
这时，毛主席的专船已经换成了“江峡号”。
“江峡号”船长穆家瑞的情况已经考察过了。他是重庆官场坝人，原来是玩竹篙子出身的船工，从小摆渡白木船。三峡航道里有了机器船以后，他又到机器船上给洋人做工，还学会了英文。解放后，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不仅政治上可靠，专业技术也十分精湛，比如靠、离码头，不管是什么样的流速，不管是船头往上靠还是船屁股往上靠，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他都能指挥船只安全、平稳地离、靠码头，不会发生碰撞。姨父感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毛主席入睡不易，如果他老人家刚刚入睡，轮船一靠岸就“嗵”地把人惊醒了，老人家是要发脾气的。因此，“江峡号”以后不仅成了毛主席多次下长江游水的专船，而且是毛主席由武汉上庐山、下安徽的专船。
这次，姨父又调来了“江峡号”，并要“水上卫队”跟随“江峡号”行动，果然又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在黄石刚刚上了“江峡号”，就下船游了长江。不料突降暴雨，雨点子很大，“噼噼啪啪”地打在江面上，打得脑袋疼。毛主席喜欢包括大自然在内的一切挑战，冒雨游江，兴致更高。眼看前边有山，山前有一个急转弯，水流更急，雨也更猛。姨父心里揪紧了，却不敢打扰老人家游水的兴致，急向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建议——姨父说，小吴是敢在毛主席面前提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之一，请她说服毛主席从江中上了船。
毛主席还要去安徽省的安庆、合肥视察。离开武汉时，已经叫来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公安厅厅长，还从北京接来了祖籍安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姨父随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跟安徽的同志谈妥了，在湖北境内，船上、水上和岸上的警卫任务均由湖北负责。进入安徽境内，船上的警卫工作仍由湖北负责，其余警卫工作由安徽负责。姨父说，咱们笑话可以说，酒可以喝，任务上的分工要明明白白，一点也马虎不得。姨父还放心不下，特意问安徽的同志，毛主席到安徽境内游水怎么办？安徽的同志说，我们从体工队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再次向他发出信号，似乎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上。他说不明白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那只是一团混沌、模糊的感觉。
拂晓，“江峡号”到了安庆。安庆在长江北岸，沿江岸线很长，岸上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宝塔，在晨曦中清晰可辨。船没有靠岸，在江心“顶水慢车”发动——顶着水流，慢车抵消了流速，稳稳地停泊在江面上。毛主席正在睡觉。江面上一片寂静。这是繁忙之后的安适和喧闹之前的宁静。姨父还在掂量心中的石头，他感到毛主席睡的房间并不舒适，是一切旅客都可以买票住进去的二等舱;“江峡号”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船身有点摇摆。但是毛主席睡得很好。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此时此刻，只要毛主席能睡好，就没有别的更值得挂牵的事情了。
毛主席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天已大亮。毛主席吃了早饭，“江峡号”稳稳地驶向码头，却又一转身离开了码头，航行约一两公里，又停泊在与宝塔遥遥相对的江面上。原来毛主席又要游泳。按照与安徽省公安厅的约定，毛主席下船以后的保卫工作，就是安徽的事情了。中央警卫九局副局长汪敬先问安徽的同志，准备好了吗？安徽的同志说，准备好了。毛主席下水了，中央的随员也跟着毛主席游水去了，没有姨父的责任了。但他还守在“江峡号”的甲板上，心绪不定地望着江面。
他望见两条木船划过来，一大群男、女游泳运动员像下饺子一样，从木船上“扑扑通通”跳下去，却来不及靠拢毛主席，长江水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冲跑了，越漂离毛主席越远，渐渐看不到了，不知道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了。姨父在船上干着急。除了当时还没有立项的“女子花样游泳”以外，所有游泳运动员在水中接受的全部训练就是争速度，没有训练过怎样在水中控制速度、保持队形。安徽的同志挑选的又都是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越优秀越是游得快，都在江水中取得了平时达不到的高速度，一个个都争着“夺金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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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主席江中遇险(2)
更严重的情况是木船。木船靠拢过来了，是二三十吨重的大木船。船不划过来还不要紧，船一划过来，位置就在毛主席游水的上游，江水流得急，船在上边漂，毛主席在下边游。木船不是机帆船，难以驾驭。最危急的情况就在这时发生了，木船正失去控制地向毛主席贴近，眼看就会压下去。木船上的人都在情急中转舵划桨，想让木船转移，但木船很笨，水流又急，不能自如地转移。姨父大惊，中央警卫九局副局长汪敬先也连说糟糕。姨父向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说，这样不行，我们要速作准备。张国武说，好好好！毛主席的随员带来了两匹布，必要时要把布匹撒下去，兜着毛主席。毛主席的随员王荫清已经把布匹抛下去，卫士们接住了，布匹却在水中卷来卷去地不听使唤。姨父又急向汪敬先和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请战说，快让我们的卫队下水吧！他们说，快快快！在江水冲跑游泳运动员时，姨父已暗自命令“水卫”队员们脱光衣服，只穿三角裤头，空披着大衣，蹲在各自的岗位上随时待命。他这时大声下了一声:“下！”大家就分别从大船和小划子上蹿入水中，在毛主席与木船之间立即形成了一道人墙，奋力把木船推开了。姨父说，那真是骇人心弦呀！
毛主席浑然不知险情的发生，仍在中流击水，时而仰游、时而侧泳。
姨父说，我的心是吊在嗓子眼儿上的，手心里捏着一把汗。
惊险过后，毛主席仍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登上“江峡号”船顶，与大家合影留念后，挥手告别，下船上岸了。
“江峡号”要返回武汉了。起锚时的一声汽笛，像是姨父从心底舒出来的一声叹息。
从此，“水上卫队”打破了省界，真正成了随时听从中央警卫局调遣的“水上禁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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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头皮都硬了(1)
对于姨父来说，1959年夏季是一个特别紧张、繁忙的季节。
毛主席游水遇到险情以后，又到安徽等地视察，接着又来到武汉，准备上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队高级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天上、从陆地、从水路，云集武汉，准备随毛主席上庐山开会。
谁也不会料到，随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会发生所谓彭德怀元帅“向党猖狂进攻”以及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姨父记得，那时候的武汉热闹极了。毛主席、刘少奇的“专列”,民航局和空军的“专机”,铁道系统所有能够挂在班车上行驶的公务车，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武汉。武昌和汉口所有的高级宾馆都住满了来自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党、政、军要员。但是，毛主席没有发话，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山。
姨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个特点，他要走啊，要停啊，要游水啊，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从来不事先通知，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老人家的思路又来得快，我们必须跟得上，必须用尽全部心思随时服从老人家的一切意愿，竭尽全力地跟上老人家的行动。武汉一下子集中了那么多的头头哇，都在等着毛主席的一句话，说走就走。
凡是毛主席来武汉，一定要在毛主席住地设立警卫值班室，一定要由谢滋群亲自坐镇，由朱汉雄昼夜值班，具体落实毛主席住地以及所经路线、所到现场的警卫、接待和联络工作，包括毛主席去跳舞要走哪条路，也要由朱汉雄同志决定。
毛主席在东湖南山住下来时，姨父立即在靠近毛主席住室的地方设置了警卫值班室，他与谢滋群昼夜盯在这里。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他散散步、看看书，找这个、那个谈谈话，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他两个和毛主席身边的随员都没有看出老人家有立即上山的迹象。姨父却不敢怠慢，抓紧与长江航运局联系，除了“江峡号”从武汉到重庆的客船班次上抽出来以外，还要再抽出两条客船随时待命，随时作好送与会人员赴九江、上庐山的准备。
那天一大早，姨父得知毛主席睡了一个好觉，估计有可能下长江游水，就早早通知“水上卫队”，作好游水的一切准备。谁知到了上午十点钟 ，毛主席突然发话:“马上上船！”
姨父说，啊呀，我一听，头皮都硬了。“马上上船”的“马上”，是没有一点“提前量”的。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分散在汉口、武昌的各个饭店里，有洪山饭店、德明饭店、璇宫饭店、胜利饭店、十六号国际饭店，等等。客人都是大头头哇，我们没有权力让他们整天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候命令。他们有的在房间里聊天，有的去逛大街，有的上风景区游玩去了，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要通知各个饭店，马上把所有客人一个不落地从汉口、武昌的旮旮旯旯里找回来，马上送他们到长江航运局的码头上船。要通知长江航运局，船只、船员和码头工作人员要马上到位。还有，武汉到处都是人哪，要马上通知公安局，让交通警察、治安警察马上上街，保证所有干道畅通无阻。马上、马上，一切都是“马上”。从首长住地到长江码头，警卫人员要按照预定警卫方案，马上就位上岗，保证沿途安全。还有，武汉到九江需要十几个小时，路上是不可以不吃饭的，而且一上船就要吃午饭，要通知厨师、服务员带炊具、餐具和鸡鸭鱼肉等吃的东西，马上装筐上船。还有西瓜，天气正热的时候，不能忘了西瓜。还有冰，要带冰上船。还有，把客人送到船上以后，你住哪个房间，他住哪个房间，都要马上分好，让大家一上船就能各得其所。哎呀，老人家一开口:“马上上船！”这可真的是全线紧张，一场大忙乱哪！
姨父朱汉雄同志瞪圆了眼睛坐在警卫值班室一动不动。他身边有几个人各管一部电话。他用最简洁的语言依次向每个人发出指示，要他们分别向各个地方传达不同的指令。他特意带来了一位专管电话的女同志，名叫宋娟芳，上海人，是警卫处秘书科工作人员，外号“活电话”。她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能记住很多不为人知的电话号码，而且思维敏捷、口齿清楚、语速流畅，能够准确、快速地传达一切命令。在军事术语中需要“复诵”或“复述”——即需要对方重复一遍的重要命令，都由宋娟芳传达完成。此刻，宋娟芳就坐在姨父的对面。姨父正接连不断地向她口述命令，比如，姨父说，宋娟芳，你给我打电话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告诉什么什么事情，叫对方“复诵”。姨父讲完了，她也跟着讲完了，听对方“复诵”无误，立即再打下一个电话。三四部电话同时打，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上船”的信息已经传达到各个相关位置。
姨父打着电话的时候，能够远远看见毛主席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姨父知道，毛主席发话以后，能够这样静静坐着的耐心是十分有限的。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文件，整理书籍，没有一个不紧张的。姨父的头皮还是硬着的，但他正陆续接到各个相关部门领导人到达岗位的电话。他看见，毛主席也一定能够看见，在毛主席居住的院子里也是全线紧张，那些当处长、当科长的，那些管理人员、汽车司机，那些服务人员、厨师和打下手的，都带上各自要带的东西，穿梭般进进出出。从车库里把汽车调出来，把圆滚滚的西瓜抱上去，把埋在冰块里的鸡鸭鱼肉抬上去。当然，还有“水上卫队”，不要忘了把毛主席下水用的梯子带上船。
3. 头皮都硬了(2)
姨父有理由为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效率感到自豪。从毛主席发话上船，到大家上船以后开船，前后只有一个钟头。比较麻烦的是怎么把逛大街的、去风景区游玩的大头头们找回来。只要是看得到、问得到下落的，就开着汽车紧追;找不到的就问交通警察，那个时候的交通警察都具有超出常人的识别能力，没有让一个首长“漏网”。
姨父说，这是对我们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的一次大考验，是所有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检验自身素质的一次大表演。他又文绉绉地打着比方，这也好比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乐队，无比紧张、也无比和谐地完成了一个大部头的交响乐。我却从姨父的叙述中看到，毛主席沉静地坐在沙发上，在他的目光注视下，国家机器正在十分亢奋地运转着。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精神紧张的事情。毛主席和党、政、军要员刚刚上了庐山，台湾、香港的新闻媒体当即披露，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这就怪了，台湾、香港的媒体怎么反应这么快，情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是地方上出的问题还是中央出的问题;是岸上还是船上的问题;是武汉还是庐山的问题;是敌人活动，还是内部泄密？总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猜疑。经过紧张的排查，才终于查清，中央通知在西藏工作的中央委员张国华来庐山开会，是通过无线电话传过去的，传话过程中泄露了机密。
那是一段时常出现意外、令人一惊一乍的岁月。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也要游泳。姨父带着“水上卫队”，就住在王任重住地旁边的一个破房子里随时待命。姨父能够感到，庐山会议前期和后期的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气氛轻松活泼，你见我、我见你欢声不断，谈笑风生。庐山天气凉爽，登山后如入仙境。白天开会，晚上看江西京剧团、采茶剧团等艺术团体的演出，还要组织舞会，跳交际舞。后来，山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一下子紧张起来、沉闷下来了。当时，姨父还不知道会上发生了所谓“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和“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只是感到气氛压抑、怪异和沉闷。
在山下随船待命的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正为姨父带来了长航的“江峡号”、“江华号”、“江顺号”三条客船而烦恼。这三条客船是武汉到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大班船，临时从客运航班上取消了它们的班次，承担了运送庐山会议参加者的政治任务。送人上山后，还要抛锚在山下的九江岸边，等待会议的结束。长江航线上客运任务繁重，三条船不能回到班次上值勤，邓少云十分焦急。邓少云外号邓胡子，是姨父的老上司，在抗日南下支队时，邓少云是保卫部长，姨父是他领导下的特派员。姨父说，邓胡子是个干起工作就会忘记一切的人，在南下支队时，他给老婆写情书也是叫秘书代写的。在庐山，他老问我，客运压力大呀，叫我们等到啥时候哇？我说，我也答复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只有毛主席知道这个会要开到啥时候，我们等吧。
会议结束时，中央委员们一改上山时兴高采烈的样子，人人表情凝重。姨父看到，彭德怀元帅是耷拉着脑袋下山的，却不知道元帅的脑袋为什么耷拉着。姨父还记得，好像只有廖承志照旧露出一副乐天派的样子，戴着一顶像运动会上裁判员戴的遮阳帽，肚皮上提溜着两个装满了庐山风景的照相机。其他人都神情肃穆，相互无语，从山上一下来，就匆忙上了邓胡子的船，各走各的了。
毛主席没有马上下山，姨父和“水上卫队”也奉命随主席留在山上。庐山上有个小水库，水有些凉，是死水，但是水很清，周围环绕着秀丽的翠竹和茂密的树林。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曾多次到小水库里游泳。水库旁边的树枝容易挂伤人，靠岸处发现了水蛇。姨父就让“水上卫队”的“八卦阵”把毛主席游水的范围圈定在水库中心，游完也不靠岸，就在水库中心上船。有时要跟着毛主席从山上下来，到九江游水。会议后期，毛主席不再游泳。 而姨父和他的“水上卫队”是常备不懈的，继续在毛主席身边待命。毛主席直到下山，没有再游泳。
[附] 日记一则
2002年11月6日 晴
昨天，姨父与六姨一起参加了一位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姨父回来说,巧了，意外地碰到了当年长江航运局的航运处长，四十多年过去了，可他提起当年给毛主席调船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江峡号”每次从客轮班次上抽下来执行“专船”任务，都要经过他。他说他最讨厌我们，很不客气地用了“讨厌”这个词。他还说，他的本本上记着我的名字，最怕我找他调船。这次一见面，他就向我诉苦，哎呀，“班船”任务大、压力大呀，抽走了“江峡号”，汉口到上海之间就少了一个班次的客轮，老百姓要骂娘的呀！姨父还为四十年以前的事情说不完的好话，他说，好同志呀，我也没有办法呀。
姨父又不出声地抽烟，蓝色的烟缕牵挂着已逝的岁月，沉默了好久，又告诉我，长航那个老资格发了一通四十年前的牢骚，到了上车离去时才给他握了手，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听得出来，那是一个远去的烦恼，远去的已经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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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蒙哥马利
尊敬的朱汉雄同志越来越摸不清毛主席的心思了。
1961年9月，毛主席住在风景秀丽的东湖南山甲所，头一天会见了二战时期著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当晚，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胜利饭店宴请了蒙哥马利。按照既定日程，蒙哥马利在武汉的活动到此结束，第二天早晨，他就要乘火车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所乘坐的公务车已经挂在列车上，早上7点钟开车。蒙哥马利就要上车了。
凌晨5点钟左右，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突然给姨父打来电话，要他通知蒙哥马利不要走，毛主席今天还要见他。姨父赶快打电话到蒙哥马利居住的胜利饭店，找到了湖北省外办副主任，让他将这一变动通知蒙哥马利;又接着打电话通知火车站，马上把蒙哥马利所乘公务车摘下来，不要把它拖走了。
蒙哥马利临时留下来，与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会见。
又让姨父吃了一惊的是，毛主席在第二次会见结束时，十分愉快地邀请蒙哥马利跟他一起游长江，眼下就去游。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毛主席会邀请这位英国老头游长江，尽管他在二战北非战役中打得德国元帅隆梅尔丢盔卸甲，尽管他率领英国二十一集团军成功地实现了诺曼底登陆，但他毕竟比毛主席还要大六岁，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毛主席说游就游。姨父又分秒必争地把“江峡号”调过来、命令“水上卫队”开过来，确定游泳水域以及与之相应的码头和行走路线，让所有这些地方的保卫工作立即跟上来。
姨父记得，英国老元帅谦虚地对毛主席说，我这次没有准备，下次再来和你一块儿游泳。但他也被人群簇拥着，随同毛主席上了轮船。姨父还记得，蒙哥马利那天穿了一件很显眼的大红衬衣，正如一个早已退役的白胡子老兵，手抚船栏，面对江水，观看了毛主席游泳的全过程。
我对姨父说，我知道蒙哥马利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英国老头。他那次访问我国也曾到了洛阳。我当时是河南省一家报社的记者，得知蒙哥马利在洛阳剧院看了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以后，耸了一下肩膀说，战争不是女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蒙哥马利被毛主席拉去看游泳有何观感。姨父只是说他静静地迎江风坐着，十分有耐心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蒙哥马利是1887年出生的，那一年七十四岁，即使他曾经是游泳健将，大概也不可以轻易接受中国长江的挑战了。
毛主席游水以后，刚刚上船，又表示要亲送蒙哥马利回胜利饭店。这又是一个意外。毛主席从来没有去到外宾下榻的地方迎送外宾的先例，事前谁都不知道毛主席还要去胜利饭店。胜利饭店在汉口，船要驶向汉口，在哪里靠船，走哪条路线，事先都没有安排。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毛主席坐的小汽车还停在武昌的江岸上。姨父与谢滋群紧急商量，临时选定汉口四维路江边的一个比较偏僻、因而也比较安全的靠船点;又赶紧通知还守在武昌那边等毛主席上岸的汽车和保卫人员，立即到汉口这边来。临时确定的靠船点是一个靠木船的码头。“江峡号”就靠在一条装卸砖头的大木船上。没人晓得毛主席会到那里去，因而那里最安全，没有引起惊动。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刚刚下船，汽车也从武昌那边赶到了这边。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同坐一辆汽车，直抵胜利饭店。
胜利饭店也不知道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亲送蒙哥马利回来。经理、服务员、管电梯的工人都没有到位，毛主席突然到了。姨父知道五楼有个会客室，阳台上可以眺望长江，一边让服务员赶快开门，一边打开电梯，请毛主席偕蒙哥马利到了五楼会客室。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在这里坐下来，寒暄了一番以后，姨父看见毛主席向旁边一伸手，机要秘书罗光禄就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东西，毛主席接过来，送给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接过了那件东西，连连称谢。临时增加的一次会见到此结束。
姨父后来得知，毛主席头天见了蒙哥马利以后，当晚书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送给蒙哥马利的就是他亲笔书写的这一首词。
姨父说，毛主席邀请外国人一起下长江游泳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亲自送外国人到住地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书写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人的，也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就这样让蒙哥马利在武汉多呆了一天。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我们是摸不透的，只能无条件地紧跟。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
5.直竖的漩涡(1)
“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啊？”
每当姨父面对保卫、接待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个充满了崇敬、也充满了惶惑的疑问就日夜伴随着他。这是一个永远的悬念，一个不能破译的谜语。
1958年是我国经济领域盛行神话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了空前的艺术想像力的年代。毛主席忽然提出，他要下三峡游水。这比小麦或水稻要亩产万斤以上更加令人震惊。姨父经三峡护送过班禅、###，还护送过周恩来总理过三峡到重庆，又从重庆迎接毛主席经三峡到武汉。他多次通过三峡，知道三峡河道狭窄而险奇，水流湍急而怪异，是万万游不得的。
但是，一旦毛主席他老人家讲了，你又能怎么办呢？当初毛主席提出游长江时，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劝阻不了，试图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的方式进行阻止而使得毛主席发了脾气，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已经在江面比较宽阔、流速却并不平缓的江水里“胜似闲庭信步”地多次完成了对长江的征服，那么，谁又能阻止毛主席以唯他独有的宏伟气魄和浪漫情怀实现对三峡天险的征服？
姨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人力对三峡天险的险情进行认真调查，要么用事实纠正自己所谓“三峡游不得”的右倾保守思想，要么用事实让毛主席改变念头。在武汉与重庆之间，他和他的同事们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还通过长江航运局，在宜昌港等很多地方作了调查。一次次的调查证明，三峡实在游不得。
三峡不仅航道弯曲、狭窄，且水流怪异，遍布险滩。俗话说:“清滩、叶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清滩、叶滩水凶浪急，所以岸上都有绞车，白木船、机器船顶水上行都要绞车绞。历史上只有加拿大造的“荆门号”和“夔门号”轮船马力大，可以不绞滩。其他船只到了这里，既要船上加足马力，岸上的绞车还要用钢丝缆绳，好多人“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绞船，才能过得去。人到这里游水，要找到“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真是比登天还难。崆岭是从长江南岸伸出来的一个石头山崖，上面写着三个字:“对我来。”船到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转舵，一定对着它来，船到那里自然拐弯，一转舵反要撞船。如果到那里游泳，能够“对我来”吗？
三峡里还布满了凶险异常、变化无常的漩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不同的危险点，一年四季变化无穷。随着降雨量的不同、水位高低的不同、流速快慢的不同，漩涡变成了出没无常的“流窜犯”。因此，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三峡是不可以夜航的，历史上也没有给后人留下科学的水文资料。姨父只能从长江航运局找到一本原始资料，是清朝以前的石印版本，除此，再也找不到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了。
长江从宜昌到万县以至到重庆这一段，有一个特别受人尊敬的职务叫“领江”，相当于在对外港口行使国家主权、对外国船只引进引出的引水员。“领江”出现在三峡的内河航线上，则完全是由于航道、水流的怪异和凶险。“领江”们不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豪情万丈的征服，而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小心翼翼的敬畏，懂得三峡水得罪不得，懂得顺着它的坏脾气引导航船，才成了三峡航道上的权威。比如，宜昌、万县之间有一个很出名的“领江”叫杨大兴，他上船、下船，都要用滑竿抬着他，他一步路都不走，而且抽大烟。据说在宜昌、万县之间，他在每一个港口上都有一个老婆，走到哪儿，他都有家。解放了好几年，三峡航行还离不了这个人，还要用滑竿抬着他。开船时，他往驾驶室里一坐，把那根老长的四川烟袋往窗户上一靠，驾驶员就连忙给他点火。他磕磕烟袋锅，就赶快给他装烟。他抽着旱烟袋，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边的江水，从来不喊“左几度、右几度”的口令，而是把手伸出来，大拇指头跷起来，向左边一歪，就是左边多少度;向右边一歪，就是右边多少度。驾驶员自始至终盯着他的手指头。
1954年，姨父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交际处长，乘船去重庆护送###、班禅的时候，杨大兴这个瘦老头就大模大样、不伦不类地坐在轮船的驾驶室里，驾驶员还得恭恭敬敬伺候他老先生抽大烟。大胆地想像一下，如果在“江峡号”上或是在“水上卫队”的小划子上，坐着一个跷起大拇指的杨大兴，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
姨父在调查中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木筏子绞到三峡的漩涡里，木筏子就出不来了，只能在漩涡里晕头转向地打转转，转着转着，木筏子就陡地直立起来，半截朝天，半截插在水里，又转了几圈，就哧溜一下子钻进了江水里，到了下游很远的地方才漂了出来。那么，如果人下水、“水上卫队”的小划子下水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朱汉雄同志不是不可以在三峡里找到一两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游水，但是，那就完全违背了毛主席要在三峡里游水的初衷。
事实已经可以得出“三峡游不得”的结论了。姨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组织人力做了一次特别的试验，就是借用一根防止船和码头碰撞而拴在大船旁边的木头，大约四十厘米见方、接近两米的长度，假定它是一个人，把它丢在看起来还算平静的江水里任其漂游，它漂着漂着，竟然也直立起来打转转，倏地钻进了江心。姨父又想起那位警卫队长没有亲自下水试验而被毛主席从身边调走的往事，心想自己少了半截胳膊，就是下水试验，其试验结果也是缺乏典型性的，就让一个身强力壮的科长系着绳子下水试验。科长陀螺般地打起了转转，就急忙把他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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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竖的漩涡(2)
无论怎么说，也可以得出“三峡游不得”的结论了。但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辞辛劳地从万县下面的三峡入口处直到宜昌上面的三峡出口处穿梭般往返，分段勘测了三峡在一般情况下的流速、水位、险滩和航道宽窄、沿岸地形、码头、村庄和居民点，以及这些地方的社会状况、敌情状况，比如“五类分子”状况，又像设计院搞建筑工程设计一样，绘制出来了二三十张图纸，每张图纸都晒制若干份，集印成册，一份一份地整理出来，上报省公安厅和省、市领导，并在警卫处留存了资料。
姨父最终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斩钉截铁地作出“游不得”的结论，而试图让调查得来的事实本身导致这个结论。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姨父朱汉雄同志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却把发言权上缴了。
6.关于提供“空中支援”的问题(1)
姨父的上级似乎也不敢轻易使用有悖于毛主席意愿的发言权，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图纸，听了口头汇报以后，又指派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牵头，由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在中南海工作过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国扬和朱汉雄同志参加的考察组，再次考察三峡水流情况。
那是一个十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十分重视“人有多大胆”的年代。姨父忽然感到，不应当仅仅向上级强调三峡水流造成的客观条件上的艰巨性，还必须从水上保卫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上动动脑筋。在谢滋群率领考察组就要出发的时候，姨父又绞尽脑汁，郑重提出，鉴于三峡水流凶险、怪异，水上保卫任务需要空军部队的大力配合，充分发挥直升飞机机动灵活，不受制于急流、险滩的优越性，提供空中支援。
我没有笑。我相信姨父朱汉雄同志的建议不是出自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而是出自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谢滋群十分欣赏这个建议，立即向王任重作了汇报，王任重当即采纳了这一具有独创性和想像力的建议，让姨父马上找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协商。
刘丰问，你找我干什么？
姨父讲，主席要在三峡里游泳，三峡两旁是大山，水又那么急，保卫工作靠轮船、靠人力是很难办到的。
刘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
姨父说，能不能出动直升飞机，从空中采取保护措施？
刘丰说，怎么不能？当然可以！
姨父说，事不宜迟，三峡考察组明天就要出发。
刘丰说，好好好，我马上落实。
刘丰的电话打到了远在河南安阳的直升飞机团。当日夜晚，直升飞机团团长就乘火车来到了武汉。刘丰亲率这位团长参加了考察组。
考察组到了宜昌，受到宜昌地委书记、专员的热情接待，请大家看了汉剧《柜中缘》。台上调情，往台下抛手绢。姨父发现，面临重大决策的考察组军政要员仍然表现了极佳的兴致，互开玩笑说，接住呀，快接住呀！
接着，谢滋群就带领考察组，乘坐长江航运局提供的“航川号”“专船”进入三峡，在宜昌和奉节之间往返多次，用目测的方法对三峡水流作“船上观”。在别人看来，这就等于是游山玩水。宜昌军分区一位领导人向省委告了一状，说这是什么屁人哪，干什么屁事呀，有什么资格开着一条船在江上跑来跑去，干么事呀？这一状告得考察组颇有些紧张。王任重给考察组撑腰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我给他讲一讲就是了。
考察组安下心来，又出了三峡，到了万县。
我越来越感到姨父是向我讲述一个幽默而荒诞的故事。好像考察组是在心照不宣地考察一个已经有了结论的事情，三峡水流的险恶是明摆着的，考察结论在这次考察以前已经心知肚明，好像只是为了表明这次考察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只是为了表现地方和军队干部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为了落实领袖意图而竭尽全力的工作精神，而在延伸着考察的过程，并在营造这个过程中的快乐。
在三峡里走了过场之后，才到了可以宣布考察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的时候，就要往回走了。刘丰却不愿轻易放弃以如此重大的任务为由出来跑一跑的机会，又对谢滋群说，他想到重庆看看。谢欣然同意，又用了一天时间，把“航川号”开到了重庆，受到重庆外事办公室的热情接待，从而扩大了考察的内容，看了白公馆、渣滓洞，还捎带着跳了交际舞。四川的同志知道了考察组的任务，就不无嫉妒地喊叫起来，啥子？主席要游三峡？这么重要的事情为啥不给四川通通气哩？三峡大半截在四川，我们四川也应该分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嘛！姨父说，这个事谁也争不得，你们请示公安部就是了。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好像只有直升飞机团团长表现出忧心忡忡、不堪重负的样子。就要回去时，他才鼓起勇气说，直升飞机来三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是我们的光荣，但是，从安阳到三峡，距离是很远的，直升飞机必须有它的落脚点，比如，它每天都要加油、要降落，从河南安阳起飞再回到安阳加油是不行的。直升飞机保护自身安全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三峡从南岸到北岸扯了不少电缆、电线，这个玩意儿跟直升飞机是互相矛盾的，碰上这个玩意儿是受不了的！
姨父不知道考察组怎样向公安部作了报告，只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坐飞机来到了武汉。他说，他还要亲自考察一下。但他并未在三峡逗留，只是带着姨父手下的警卫骨干和“水上卫队”的游水能手，坐飞机从天上越过三峡，到了重庆。跟着他飞了一趟的人回来向姨父汇报，一到重庆，罗部长就叫大家跟着他看川剧，是啥子《滚灯》，锣鼓叮当响，嗓子嗷嗷叫。我们这些湖北佬什么也听不懂，看不出奥妙，又不敢走，只好老老实实地坐着。罗部长在前边看得哈哈大笑，我们在后边直打瞌睡。姨父说，你们不会享福哇，跟着罗部长看川剧，是你们的好福气！
姨父不知道罗瑞卿大将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紧接着，我国经济领域空前高涨的浪漫主义精神受到了严重挫折，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三峡游水计划也没了消息。姨父没有听说毛主席再提这件事，也没有听说别的人再提这件事。姨父巴不得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姨父说，总之，我绞尽了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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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提供“空中支援”的问题(2)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主席又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那时，姨父已奉调到了广州，为了“战备”的事情出差到了武汉。毛主席住在梅岭一号，他就住在紧靠梅岭的南山客舍。毛主席去长江游泳时，他又看到“江峡号”停泊在江面上。陪着毛主席下水的，仍然是他亲手创建的那支“水上卫队”。毛主席身边的随员还是他原来熟识的随员。但他已经不在其位，不能参与其事了。
与过去不同的是，那是一次大肆宣扬的游泳。过去，出于保卫工作的需要，毛主席多次在江水中游泳都是极为保密的，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他看到江边竖起了高大的牌坊，江面上飘着一排排赫然入目的大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十三年前蛇山发出的欢呼，已经有组织地变成了规模宏大、震耳欲聋的山呼海啸。次日，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传扬着同一个“特大喜讯”。毛主席的健身运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强体健身的意义。
姨父说，他远远地望着江面，望着奔腾远去的江水，搞不清这次游泳的背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大河上下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已经躲到一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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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鸡爪子与红卫兵(1)
1964年12月，姨父奉调到了广州，任中共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任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办副主任，仍分管安全保卫和交际、接待工作。
1966年，姨父到中南局工作仅一年多，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出来了，是武汉“外事办”的造反派送到广州来的，揭发他特别爱啃鸡爪子，乃至于搞出过名噪一时的“鸡爪宴”。是可忍，孰不可忍？
姨父承认，大字报的揭发完全属实。他说，我爱啃鸡爪子是出了名的，武汉那些爱啃鸡爪的人都是我的徒弟。1954年万隆会议以后，周恩来总理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的朋友到北京聚会，让我去做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时候，我在火车上买了你们河南的“道口烧鸡”，第一要吃的就是鸡爪子，第二要吃的是鸡翅膀尖子，第三要吃的是鸡头、鸡屁股，我别的都不要。有人笑我，哎，你这个人怎么光吃别人不吃的东西？我说，那是别人没有口福，这是我的专利。现在我老了，不吃鸡头了，嫌它吃起来太麻烦，鸡屁股也不怎么吃了，可这鸡爪子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姨父想不明白的是，爱啃鸡爪子到底是受了哪一个剥削阶级的恶劣影响和严重腐蚀呢？这跟“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千年大计、跟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乃至于是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姨父曾遥问苍天，爱啃鸡爪子的习惯你改得了吗？姨父自己答道，改不了的呀！这就叫毛病。这就充分说明，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点小毛病的人，死不改悔地爱啃鸡爪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我对党、对人民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这是鸡爪子和一切别的爪子以及不是爪子的别的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的。
姨父追根溯源说，卤鸡爪原来只是四川、广东的“下里巴人”爱吃的东西，是他儿时在永兴场难得享受一次的美味。后来到了武汉，管了那么多的大酒店、操办过那么多的高级宴会，鸡爪子却成了扔到泔水桶里的废物。他痛感这是暴殄天物的行为，就动员那位给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把鸡爪子搜集起来，用卤汤烹制，煮至半烂不烂时住火，其状如佛手，色似橙橘，食之如孟子舍鱼而取之熊掌，细嚼慢咽而余香满口，成了下酒、佐餐的佳肴。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时，中央委员们齐聚武汉，后厨每天都要剩下整筐整桶的鸡爪，姨父都让杨纯卿如法炮制了。一天夜晚，中央首长深夜散会。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来到小餐厅吃夜宵，看到姨父正在啃鸡爪，也跟着啃了一只，大声称好，就打电话请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分享卤鸡爪之美味。###也咂着嘴连说好吃，又把电话打出去，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贺龙、李先念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都闻讯而来，在东湖南山甲所的小餐厅里围桌而坐，大嚼川味卤鸡爪。大家吃得兴起，干脆丢掉筷子，有说有笑地下手抓起来吃。杨纯卿又不失时机地煲出了味极鲜美的鸡爪羹，从此，卤鸡爪与鸡爪羹相得益彰，就有了名噪一时的“鸡爪宴”，而且成了杨纯卿大厨师的保留节目。每一次盛大宴会所剩下的下脚料也从而得到了神奇的利用，变成了雅俗共赏、南北统吃、男女同享、老少咸宜的美食。历史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年代，已经其乐无穷地吃出了新的水平，鸡爪子已经美其名曰“凤爪”了。
“鸡爪子”问题没有给姨父带来太大的灾难。他分管的安全保卫、行政和接待、旅游工作，跟那些站岗的、开车的、种花的、做饭的基本群众关系亲密，没有人利用“鸡爪子”抓住他不放。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时，中南局就让他分管了南下红卫兵的接待工作。红卫兵来广州串连，要有住的地方，冷了要盖毯子，写大字报要用大张的新闻纸，撒传单、发声明要用油印机，事事都要找他。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红卫兵又向他要汽车，而且是小轿车，毛主席对此没有作出过指示，中南局也没有多余的小轿车。他就对红卫兵好话好说，小汽车是首长一人一部，没有多余的。红卫兵就刷地抽出了皮带。一个大块头司机叫王占鳌的上前拦住了红卫兵，两手卡腰说，你们要干什么？司机是工人阶级，红卫兵自知惹不起，只好收起皮带，悻悻地走了。
接着就发生了中南局内部造反派与红卫兵里应外合，冲击中南局档案室的造反行动。多亏档案室的同志事先把档案转移到白云山防空洞的仓库里了。确定隐藏档案的地方、派汽车转移档案都是姨父操办的。中南局造反派在幕后指挥红卫兵，把他揪上汽车直奔白云山。快到白云山的时候，姨父开始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革命小将们哪，你们找到我算是找对了。我是主管旅游工作的。你们大老远地来广州串连，是很不容易的。白云山风景优美，不可不看。今天，我就给大家当当导游，看看白云山的风景，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到过的地方呀！
这最后一句话表现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谁也不敢说自己不愿去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姨父就名正言顺地改变了身份，当了红卫兵的导游。他叫汽车从哪里上山，汽车就从哪里上山;他叫汽车在哪里拐弯，汽车就在哪里拐弯。总之是远远地避开了隐藏档案的仓库，在山上转了几圈，游览了白云山庄，观赏了三叠泉、南天门等好看好玩的地方。姨父说，我这个导游是当得很卖力的，吹起牛来是天花乱坠的，革命小将们被我吹得是晕晕乎乎的，看风景看得是津津有味的。一群娃娃嘛，小家伙是斗不过老家伙的。注意力转移过去了，看完了风景，天也晚了，劲儿也没有了，这才问我，档案在哪里呀？我说，你们讲啥子档案哟？我是搞旅游的，你们找到我，不就是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来看过的南国风光吗？明天还要看啥子，找我就是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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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鸡爪子与红卫兵(2)
红卫兵再也没有找过他。
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中南局领导层开始受到猛烈的冲击。姨父虽然是正厅级干部，但在中南局却只有“陪斗”的资格。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及其继任者王任重都先后奉调到中央工作，把命运投进了最高层的政治漩涡，留在中南局挨斗的是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和几个书记。不管是批斗金明，还是批斗王德、李一清，姨父都要到场陪斗。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位置。由于密集的炮火只是轰击他身边的目标，无需他的还击而使他深感寂寞和无所作为。中南局的造反派就十分适时地召开了专门斗他的批斗会。开完了批斗会，把他押下会场的时候，一个造反的“白衣天使”忽地卡着他的脖子一推，把他摔倒在洋灰地上，然后就冷酷而得意地看他怎样爬起来。他缺了一条胳膊，少了一个支撑，爬起来是不容易的。但他侧起身子，用一条胳膊支撑着，奋力爬起来了。他说，洋灰地是很硬的呀，摔得很重很疼。但他不在乎皮肉之苦，也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追究那位“白衣天使”的责任，只是不会忘记他的一双眼睛，那是他兽性地制造一个祸祟之后，再去欣赏一个肢体残缺者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得意的眼睛。人类不应该生长出这样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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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送王任重(1)
党内斗争越来越令人不可捉摸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奉调到了北京，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紧接着，由于世人难以知晓的上层政治原因，他又被排除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靠边站”到海南岛去了。王任重从海南岛回到广州时，中南局又把保护王任重的任务交给了姨父。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保卫任务。武汉红卫兵派来了“猛揪王任重代表团”，北京的造反派“井冈山”接踵而至，广州本地的造反派也蜂拥而起，都把矛头指向了王任重。王任重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出面接受红卫兵的批判。姨父随时跟着他，保护他的安全。一天下午，武汉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团”在越剧院排练场批判王任重，天黑散场时，红卫兵突然蜂拥而上，把姨父和保卫人员挤到一边，把王任重拉上一辆中吉普，开车就跑。姨父带着保卫人员开车急追，追到中山医学院门诊部，又中了红卫兵的“金蝉脱壳”之计，红卫兵把他们引上二楼，却从医院后门把王任重拉走了。
主管豫、鄂、湘、粤、桂五省（自治区）的中南局一号人物被红卫兵抢走了，下落不明。中南局正急着到处找人，痢疾杆菌又不是时候地在姨父腹内造反，他腹泻、发烧，躺在家里起不来了。
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出面，在中南局传达室与抢走了王任重的武汉红卫兵进行了艰巨的谈判。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挤了一屋子的人，没有开灯，给谈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金明为了避免三个地方的造反派因争夺王任重发生冲突，就跟武汉红卫兵达成“君子协定”，武汉红卫兵把王任重交还给中南局，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任重回湖北省委，武汉红卫兵可派十名代表参加护送。姨父刚刚吃了药，就被人从床上叫起来，奉命来到进行谈判的小屋。金明在门外的黑影里交代他:“你带上几个人、三部汽车，马上接出王任重，然后用飞机送回武汉，由你接，由你送，要保证任重同志的安全。”
姨父带三部汽车和四名安全保卫人员，由武汉红卫兵领路，去到他们隐匿王任重的中医学院学生生活区，接出了王任重。王任重已经吃了安眠药，又被突然弄醒了，晕头转向地走不成路，是被人架到汽车上的。这时，北京来的红卫兵、广州本地的造反派都在四处寻找王任重。姨父不敢停留，上了汽车就直奔白云机场。
姨父事先来不及跟民航局联系。汽车到了白云机场门口，他在哨兵亭子里给广州民航局副局长高天雄打了电话。高天雄命令哨兵放行，他们才进了白云机场的飞行员招待所。姨父对高天雄说:“中南局书记处要我送王任重同志回武汉，你现在就派一架飞机，我要马上送他走。你现在就打电话，让中南局书记处证实这个事情。”高天雄说:“用不着，我相信你，我现在就给你派专机。”专机机组人员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他当即打了电话，通知机组值班室，机组人员要立即到位;又通知调度室，马上把机库里的飞机拉出来。
这时，天将亮了。王任重身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秘书、当过毛泽东“水上卫队”队员的曹志勤，还有一名医生。王任重疲惫不堪，却又睡不成觉，曹志勤让他吃了两次安眠药，他裹着棉大衣躺在那里，像一根软软的面条，几乎完全昏迷了，大家就把他抬到楼上睡觉去了。一同来到机场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团”的十名代表，各自披上了招待所的毯子，也休息去了。与此同时，特效药已经排除了痢疾杆菌的干扰，姨父开始制订“应急方案”，以洗雪中了“金蝉脱壳”之计的耻辱。
他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此次行动泄露了风声，广州和北京的造反派来机场抢夺王任重，最快也得一个小时。他问高天雄，准备工作用一个小时行吗？高天雄说，行。他又问，飞机起飞后的气候怎么样？高天雄说，气候有问题，长沙、武汉都在下雪，雪一化，跑道上结一层薄冰，降落有困难。他又问，有没有备用机场？高天雄说，广州西郊南海县有一个很小的备用机场;乐昌以北、郴州以南，有一个军用轰炸机机场。他又问，造反派如要冲进机场抢人，而武汉机场又不适合降落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先把飞机拉起来，到备用机场降落？高天雄说，可以。姨父即向随他行动的保卫干部下令，把所有汽车开到招待所门口，统统把车门打开;所有司机都要坐在驾驶席上待命，随时准备开上停机坪登机。
姨父又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值得忧虑的是，十名造反派代表也要一同登机，一路同行。他问高天雄，飞机上天后，万一有人不规矩，有没有办法对付他？高天雄又问机长，机长说，好办，只要把飞机拉到天上，要是有人不老实，我“哗”地一下拉上去五百公尺，再“哗”地一下甩下来五百公尺，三甩两甩，他就给我规矩了。姨父还不放心，又问自己，如果有人动武，强行要飞机改变航向怎么办？他想了一个应对方案，却必须得到中南局的批准，而中南局书记处的书记们都躲起来了，只有一个可供联络的电话号码。他马上按照这个号码打了电话，是中南局常委李尔重接的，姨父向他讲了自己的忧虑，李尔重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姨父说，我们可不可以带枪？李尔重说，你等一下。停了片刻，再接电话的是金明。金明说，可以带枪。他又问，准许我带几支枪？金明说，由你定。姨父放下电话，就派一名保卫干部骑摩托车返回机关拿枪。姨父和四名保卫干部，一人一支“七六五”手枪。当过兵的人有了枪就有了胆。姨父至今还记得四名保卫干部的名字，其中有中南局保卫处副处长张太仓，有给陶铸开过汽车的王占鳌。造反派代表正在睡觉的时候，他们把手枪揣到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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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送王任重(2)
姨父在叙述这件往事的时候，常使我感到，他是在叙说一场郑重其事的游戏、一场煞有介事的战争。姨父刚刚准备就绪，高天雄就跑来告诉他，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已到位，为了防止跑道结冰，武汉和长沙机场都有一个营的战士正在清扫跑道上的积雪。姨父看了看表，时间恰好只用了一个小时。姨父又请高天雄下令，立即把飞机舱门打开，把登机的梯子靠上去，坐等气候转好。恰在这时，门卫打来告急电话，广州造反派手拿木棍、长矛冲击机场大门，来势凶猛，眼看拦不住了。姨父马上让保卫干部把王任重从楼上抬下来，又叫醒武汉的造反派代表，急速上了汽车，就向停机坪飞驰而去。广州造反派高喊口号，冲到飞行员招待所的时候，汽车刚好开到了飞机跟前。姨父最后一个上了飞机，下边随即抽了梯子。广州造反派随之冲进机场，离飞机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姨父叫机长赶快把飞机拉起来，机长在滑行道上就把飞机拉起来了。广州造反派眼睁睁地望着飞机腾空而去。姨父说，这些小家伙还是缺乏经验哪，他们要是在飞机前边开过来一部汽车，我们就飞不成了呀！
飞机升到了天上，却还没有确定是在长沙还是在武汉降落。先让飞机往北飞着就是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以亲切关怀的态度，让医生给造反派代表一人发一片预防晕飞机的药片，眼看着他们一一用温开水送服到肚子里以后，他感到动用枪支以及把飞机甩上甩下的应急方案都可以备而不用了，因为防晕药片的主要功能是让人睡觉。这是他把枪支揣到怀里以后又产生的一个灵感。姨父得意地说，造反派吃了药片就睡，别提睡得有多香多甜多老实了。
那是一架名叫“伊尔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的时候，王任重醒来了。他趴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给了姨父，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姨父把信折叠起来，揣起来了。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斗争动力和斗争对象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双方都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他们的忠诚。
飞机在天上飞，姨父还在想着地上的事情。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但他想，造反派内部肯定通报了王任重就要飞回武汉的消息，造反派势必拥进南湖机场，降落到那里要出大麻烦。过了长沙，他就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可以降落。他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事实证明，改变机场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武汉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来了，武昌城区满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红卫兵。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降落，王任重就会落到造反派手里，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保护，就会发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罗瑞卿那样失去控制的惨痛后果。
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他们原要到南湖机场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才感到这是一个打过仗的人在指挥飞机，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打过仗的人就是他们熟识的朱汉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在机舱里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觉醒来的时候，张体学和韩东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三点钟。从造反派在广州抢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汉交给张体学，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明来家里看望当年临危受命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忽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对金明说，你让我护送王任重的经历，可以写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呀！金明说，哦，《人民日报》应该给你一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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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邂逅绿林好汉
姨父从武汉回到广州不久，五六个大喇叭突然从天上冲着他的耳膜吼叫:“把罗瑞卿、王任重的死党，大特务、大土匪朱汉雄揪出来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会少于一公里的辐射半径里进行了一日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他就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常委们一起，被造反派关押到三寓路的一个“牛棚”里了。
姨父对造反派实行的“群众专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里冷眼审视着从天上飞下来的每一顶帽子，感到它们的尺寸跟自己的脑袋都对不上号码。比如说被打翻在地的罗瑞卿大将，虽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长，但他并不知道高层政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是罗瑞卿的“死党”，他就说，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于“大特务”这顶帽子，如果仅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别任务”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费一些唇舌的是最后一个“大土匪”，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经历。
那是他跟同学们作出结伴到延安去的决定以后，正为凑不起路费，也为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而焦虑时，一个名叫伍明耻的同学也在为筹集路费而发愁。那天下午，他俩来到一条小河旁边。小河在这里扭了几道弯，这个地方就叫“太极图”。他俩觉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好像也陷进了这个“太极图”里，就仰脸躺在“太极图”中的草滩上胡思乱想。伍明耻忽然爬起来说，别发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来说，好，到山上玩去。
黄昏时候，他俩走到山下一个破庙里，忽地从山上下来了一群土匪。土匪头目就是永兴场的人，名叫傅聋子。傅聋子认识伍明耻，并不戒备这两个小孩子，照旧带着土匪向山下跑。他俩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土匪跑，又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永兴场。刚刚过了“太极图”，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乱打枪，一直打到关帝庙——国民党联保处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枪和打仗，枪一响，他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对土匪说，把枪给我，叫我也放一枪。土匪顾不上搭理他。他又说，你们打枪，为啥不叫我打枪？土匪们照旧不理，却径直冲进关帝庙，把联保处的枪支全部劫走了。
乌黑发亮的枪支和“乒乓”的打枪声，对十六岁的姨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土匪劫来枪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耻也跟着土匪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土匪做饭犒劳弟兄，姨父也跟着吃了腊肉。姨父觉得好刺激、好热闹、好新鲜呀，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说不定还能捞到一杆枪，又跟着土匪钻进大山，拱到一个草窝里睡了一夜，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围。天亮时，傅聋子向他俩走过来，给他俩一人塞了一小块大烟土，说，你们走吧，不要跟着我们跑了。说罢，就率领众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为时三天的失踪早已急坏了母亲。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区公所的人就带着保丁来抓人了，说在土匪攻打关帝庙时看到他跟在土匪后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他刚到家，母亲就赶紧叫他躲到四姑家里去了。后来，母亲看到伍明耻出现在永兴场的大街上，以为没事了，才把他叫回来，却不知道伍明耻的哥哥是帮会里的袍哥，区公所不敢惹他。姨父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闯进来几个拿枪带棒的，把他抓到了刘备庙。
刘备庙里是区公所。在一个像是木头笼子的卡房里，姨父被囚了一个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里，在“刘备”的目光注视下接受审讯。姨父具有遇险不惊的优秀品质，几乎是饶有兴味地供述了跟着土匪看热闹的经过，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腊肉。是的，那是一种腌得通明透亮的腊肉，却隐瞒了大烟土，那将成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费。最大的难题是审问者向他要枪。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怎么忘了向傅聋子要枪呢？最好是一支短枪，那么，他就会怀揣着短枪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区公所怎样逼他、吓唬他，他只能继续供述腊肉的味道。姨父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朱哈儿”，他在大堂上的表现，使区公所认定，他的确是个稀里糊涂、缺了个心眼儿的“朱哈儿”，就向他的母亲勒索了三十块钢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庆幸的是，正是这次与土匪的邂逅和区公所的抓捕，才使母亲横下一条心说，走吧，孩子，家里实在呆不住了，远走高飞吧，娘不留你，娘再给你凑路费。
现在，大喇叭的叫喊没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亲——年过古稀的朱奶奶却受到惊吓，神经失常了。
夜深人静时，她时常跑出去寻找儿子，在小巷里喊叫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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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1)
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带着两名军人闯进“牛棚”，只对姨父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就把他塞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拉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关押在一个窗户上钉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层报纸的小房子里。多年以后，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时曾经被他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警司执法处处长是带着一副手铐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
那是一个用来“冲凉”的水桶。广州天气燠热，每个犯人也要有一个水桶“冲凉”。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活着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六姨不知道姨父被关在哪里因而无法送来一个水桶的时候，看管人员曾让姨父使用过别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写着“晓菲”两个字，心中便怦然一动，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晓菲是谁。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跟他关在一个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才认定那是李尔重带来的他妻子宋晓菲的水桶。李尔重的妻子就在这个水桶上无言地伴着李尔重失去自由的岁月。
姨父认出，警备司令部关押他的地方原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经被造反派的“铁扫帚”扫出家门了。看管人员在关押姨父的屋门上钻了几个洞眼，洞眼上方贴着纸条。看管人员可以随时把纸条掀起来向室内窥视，监督他的行动，然后把纸条拉下来封住洞眼，使他无法从洞眼里得到光明。姨父知道这是监狱对重犯人采取的监视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问题升级了。这是由他生长其中、他十分热爱的人民军队对他实行的专政。
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
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旧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姿态，十分天真地接受了专案组的审讯。
你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局里有没有录音机？
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级的录音机。
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我没得用它的权力。那是侦察部门专用的侦察器材，侦察部门使用这个东西也要报经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批准。我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长是调不动那个东西的。
毛主席到武汉去的时候，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用过， 不止一次地用过。
你是怎么用的？
毛主席的随员要给毛主席播放相声、京剧录音，他们只带来了录音带，要用我们的录音机播放录音。这也要经过谢滋群的批准，才能从侦察部门把录音机调出来。
有个录音员叫小刘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是工作关系。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部下，我们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
那么，你好好说说，你是怎样积极配合的？
他是录音员，自然是配合录音的事情，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需要连接电线，我就叫电工给他连线，保证录音的需要。我们一切听使唤。他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干好什么事情。
好了，这下子就跟“窃听案”牵连上了。
但他接受审讯时，不仅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陷入了“窃听案”，甚至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谈话录音的配合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而又向办案人员作了重要补充。
他说，我们为毛主席修建梅岭一号时，我跟警卫科科长申兴国商量了一下，觉得给毛主席录音时不能老是临时扯电线哪，电线绕来绕去地绊脚，不安全，也不方便。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客厅的地毯底下留下一条录音线路，还有一个可以放置录音麦克的凹槽，盖上一块木板;又考虑到毛主席有时不在客厅里开会，如果人数不多，就在卧室里开会。毛主席的卧室很大，至少有三十多平方米，人数不多的会议是坐得下的。我们两个一商量，除了会客室、客厅这些地方以外，在毛主席卧室的地毯下边也设置了一条录音线路，连接到梅岭一号电闸服务员的地方，以便在这个地方录音。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2)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补充，专案组立即活跃起来。
你向省委、市委领导汇报过吗？
没有。只是在地毯底下多安一个线路，我拍板，就可以定下来了。
后来，你是怎样使用这个录音线路的？
后来，听说不用录音了，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总之，录不录音、用不用得着这个线路，要由毛主席带来的机要人员决定。
多年以后，姨父才弄清楚自己是多么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自己参加“窃听案”的确凿证据。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的“窃听案”，因为录音员是毛主席从中央带来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塞进来的;录音又是毫无遮拦地在毛主席面前进行的。这需要多么超常的政治想像力才会把它变成一个“窃听案”啊！
姨父缺乏这样的想像力。在翻来覆去的审讯中，先后给他换了六个关押的地方，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他却照旧地“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关押地是广湛公路旁边的上元岗靶场。偌大的靶场，空空洞洞的营房，却只关了他一个人，且有两个哨兵一前一后地看着他。门前一杆枪， 是哨兵的手枪;后窗上一杆枪，是哨兵的半自动步枪。周围的狼狗“嗷嗷”乱叫。蚊帐上还吊着一个二百支光的大灯泡，天一黑就对他开始了粤式“烧烤”。
上元岗靶场也是枪毙人的刑场。上厕所要走十几米的路，押送他的哨兵就把他当成了练习枪毙人的活靶子，一边走，一边瞄着他的后脑勺打空枪，接连不断地拉一下枪栓，再“啪”地扣一下扳机。姨父说，他的头皮竟然没有紧一下，脖子也没有缩一下，眼珠也没有勾回去瞥一下。他只是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哪个当官的带出来的兵啊，这是哪一家的《步兵操典》哪？把枪口戳到头皮上放枪肯定无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可这样的神枪手算个什么玩意儿呢？你把枪啊、刀啊，长的、短的，真枪实弹全都拿出来，这一套对我朱汉雄不起作用。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带着中南局机关民兵来这个打靶场打靶。民兵打天上的气球，枪枪落空。他说，我来试试看，就把枪体支在残臂上，一枪就把气球打爆了。瞧瞧，那才叫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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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墙里的“呱嗒板儿”
当姨父十分充分地向专案组提供了自己参与录音工作的证据之后，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的士兵把他押上卡车，送进了广州到从化路旁的一座军营。在这里，他看见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李一清、王德，常委李尔重，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等一大批久违的高级官员，他们都服服帖帖地成了军营里的囚徒。
姨父与中南局和广东省高级官员一起，又被押送到一个军用火车站，上车北行，经韶关，到乐昌，又被押上一辆卡车东去，进入一座荒无人烟的大山，山坡上有一座监狱。这里没有地名，因地处广东北部，山那边就是湖南郴州地界，所以叫它“粤北监狱”。原来关在这里的重要案犯都已转移出去，以常务书记金明为首的一批中南局常委和他们主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如同一群驯顺的羔羊被赶进了这座监狱。
姨父说，可苦了李尔重了！汽车刚刚离开乐昌，他就要求汽车停一下，他要下去拉肚子。押送人员不答应，他只好咬牙忍着。但他实在忍不住了，再次要求停一下，再次挨了熊。李尔重再次咬紧了牙关。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的李尔重同志是以多么惊人的革命意志控制着腹中一阵高过一阵的纯属生理学上的冲动啊！一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像终于得救了一样，箭也似的奔向了厕所。
姨父是抱着“宾至如归”的心情在粤北监狱里安顿下来的。根据他的观察，这里无疑是一个关押重大案犯的监狱。四面高墙和高墙上的电网铁桶般地包围着一个四方院子，东南、西北两个对角上还有两个碉堡。碉堡的门开在监狱外面，向着监狱的一面是黑洞洞的射击孔。
隔不了几天，专案组都要让他汇报一次思想。
第一次，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姨父说，我心里凉了半截。
怎么凉了半截？
高墙深居，铁门锒铛呀！
第二次，他又说，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怎么又“荣幸”起来了？
我跟中南局的书记、常委一般高喽！
怎么叫“一般高”？
他们都是中南局住一栋小楼的人，我这个官是最小的， 一开会，我是替他们管吃管住管汽车管保卫的人。现在他们住一间，我也住一间，都是倒锁门，一样的电网、炮楼侍候，这不是一般高了吗？
又一次，他说，很好，我在欣赏“呱嗒板儿”呀！
什么“呱嗒板儿”？
屋顶上的瓦片是摆上去的，没有抹石灰，风一刮，瓦片会动。风从屋顶上吹下来，瓦片就从上到下，有次序、有节奏、有轻有重地“啪啪哒哒”响起来，像呱嗒板儿打莲花落一样，好听得很哩！接下来，就要“天女散花”了。
什么是“天女散花”？
“天女”从瓦缝里钻进来，就满屋子飘起雪花了。
姨父为我加注解说，广东只有粤北下雪，没火烤，冷死人喽！我好不容易捡到了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它有个杰出的橡皮塞子，到晚上，把开水灌到瓶子里滴水不漏，放在被窝里暖脚，好幸福啊！
姨父又说，也有“幸福”不起来的时候。比如我要上厕所，连喊三个“报告”，他不搭理你。你肚子里“内急”呀，你不能蹦，也不能跳，硬憋着。房间里只有一个暖水瓶、一个痰盂，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尿到痰盂里。最糟糕的是，有时还要把大便拉到痰盂里。
到粤北监狱以前，对姨父的审查已经基本结束。到粤北监狱以后，只是要他把多次写过的“坦白交代”再顺一顺、理一理，集其大成，从头到尾地抄一遍。姨父虽然借此机会练习了硬笔书法，且已达到了笔舞龙蛇、力透纸背的程度，可是也有皱起眉头的时候。专案组的人神经紧张，以为这是他有可能“自绝于人民”的征兆。姨父就向他们吹牛说，自寻短见这一套，我是很在行的，你们绝对地看不住。办案人员急问，你打算怎么个自寻短见？姨父说，莫着急嘛，以后你到我家里做客，我请你喝着酒、吃着饺子，再表演给你看。
姨父又为我加注解说，我才不自杀哩，我怕个“么罗儿”呀？我没偷没抢，我对领袖、对同志、对世人、对家人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么样的“窃听器”呀，那是个十分正当、十分好用的录音装置，是中央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面前使用的高科技产品。因此，他有权力想像，总有那么一天，会像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那样，马队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毛主席出现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向包括朱汉雄同志在内的一切受了委屈的好同志脱帽赔礼说，对不起，搞错了。
在铁窗里，他从没怀疑过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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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窗内外好风光(1)
姨父最喜欢到监外的大山上劳动，虽然尾随着监狱管理人员，不可以互相讲话，但他可以活动一下腿脚，等于到山上“放风”。种地、铲草，他一只手干不了，但可以浇地、积肥。他东看看、西瞄瞄，看不完山上的风景，还可以听到山上老乡的精彩对话。比如老乡甲说，《羊城暗哨》里那个女特务原来也是押在这里的呀！老乡乙说，是啊，她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老乡甲说，她比这批犯人年轻，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老乡乙说，听说，就是这批高级犯人把她抓起来，押到这里的。现在，他们怎么也叫押到这里来了？老乡甲说，乱套了，说不清楚了,等等。
姨父又到了幽默不起来的时候，他正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同志感到难过。他说，区梦觉是我们党的老资格妇女干部呀，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她年纪大,个子小，又是高度近视，到山上劳动时，哪是该拔的草，哪是不该拔的苗，她都看不清。但她做每一件事情都十分讲究政策观念，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只好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几乎把鼻子伸到地上。嘿，她是很注意区分两类矛盾的！
高级犯人之一的中南局金明书记正从事着对于自然界的发现。在野山上的荒草丛中，他看到了这里一棵、那里一簇的野茶树露出了嫩尖、长出了嫩叶。他眼睛一亮，就重新肩负起“书记挂帅”的重任，当监狱管理人员在远处站着的时候，他就偷偷摸摸地凑过来说，同志们呀，把这嫩叶、嫩尖采回去，把它晒干，我们就有好茶喝了。高级犯人们都打过游击，便采取“短促出击”战术，暗地里溜过去，眼疾手快地掐下几片嫩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到口袋里。姨父回到了班房，就用写“罪行材料”的稿纸垫着采来的茶叶，放在窗台上晒够了太阳，开水一冲，就把鼻子凑上去，哎呀，好醇好香的野山茶呀！西湖龙井、碧螺春统统地靠边站吧，谁也比不上这么好的野山茶！
姨父决计扩大他的劳动成果，看中了铁窗之下的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空地，得到看管人员批准后，就以决不亚于开垦南泥湾的热情，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索取。他一只手不能用铁锨，只能用一个小铲子挖地，挖不动的时候，中南局常委王德就来给他帮工，在他的“南泥湾”种上了两棵辣椒、两棵西红柿、两棵烟叶。都是两棵，好事成双。没有肥料，就在去监外劳动时捡回来一些干牛粪。山上农民说，牛粪干了以后是没有肥效的呀。姨父又把带牛尿的牛粪拿回来当了宝贝。姨父说，哎呀，我的庄稼长得那个好哇，辣椒是青的，西红柿是红的，烟叶绿绿、厚厚的，叶子是宝塔形的。到了享受劳动果实的时候，糟了，辣椒是辣死人的辣，烟叶是苦死人的苦，西红柿是酸死人的酸哪！姨父种出了一个猜不透的寓言:付出高昂的热情，收获苦、辣、酸的人生滋味。如同他搞不明白政治领域的动机与后果的关系一样，说不清这是植物栽培学上的理论失误，还是土壤、肥料、气候的问题。
在怎样对付蚊子的问题上，姨父却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战果。姨父说，广东的蚊子最厉害呀，关我的地方虽然有蚊帐，蚊帐上却出现了好几个窟窿，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咬得我毫无办法。怎么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我想到了膏药。我腰疼、腿疼，都要用止疼膏药，就是那种七八公分长、三四公分宽、上边有一层玻璃纸的麝香虎骨追风膏，纸一撕，哪里疼就贴到哪里。嗳！我发现这玩意儿大有用处，用完了的膏药不能丢，再把它贴在蚊帐窟窿上，里边一张、外边一张，脸对脸地粘在一起，不用针，不用线，就把大大小小的窟窿一个个地补起来了，OK！绝对的铜墙铁壁。这一个“OK”是姨父当时叫不出口、后来才融入四川口音的外来语。专案组的人目睹了他给蚊帐贴膏药的绝活，偷偷地掩嘴而笑。他在心里说，你笑个啥子嘛，你只知道看管老子，却不替老子管好蚊子，我不给蚊帐贴膏药怎么办哪！姨父很欣赏自己的发明。那横着贴、竖着贴、歪着贴、斜着贴的膏药，呈几何图形点缀在轻纱帐上，表现出抽象派艺术的某些特质，散发出无可置疑的麝香之芬芳。
两年过去了，姨父仍在等待毛主席出现在延安大礼堂的历史镜头的重现。但他需要耐心，需要找到一件事情来帮他消磨越来越变得凝滞、沉重的光阴，于是他盯上了一件破烂的银灰色中山装。那是他在武汉做交际工作时穿的衣服，他从武汉穿到广州，又穿到粤北监狱，十多年了，越穿越旧，越穿越薄、越穿越凉快、越穿越对其感情深厚了。领子全烂了，袖筒也糟了，后背上开了花，只有正面还好。他舍不得丢掉这件衣服，因为衣服伴随着他十多年的历史。姨父决定用他仅有的一只手补缀残破的历史。他找到另一件破衣服，取其可用的地方，比着领子裁领子，比着袖子裁袖子，东拼西凑地对上去，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绝对的高标准。
我问，一只手怎样穿针引线？
姨父说，要么把针插在左边的袖子上，让它竖在袖子上;要么把膝盖拱起，把针插在裤腿的膝盖上，让它竖在膝盖上，一只手就可以把线穿过针眼。我用过的每根线都在针眼里畅通无阻。
我又问，衣服软摊在那里，一只手怎样运针走线？
姨父说，我用两条腿的膝盖把衣服绷起来就是了，两个膝盖当“绷子”，就是绣花也是可以的。我还补过裤子，用膝盖把裤子绷起来，补了两个屁股蛋子。
2.铁窗内外好风光(2)
一个亲眼看到姨父坐在铁窗下缝补衣服的人，说他看到了自信，好像姨父正在向世人证明，针线活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人类膝盖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做“绷子”。专案组组长说，谁也不会想到这是男人做的针线活，更不会想到做活的只有一只手，针脚比女人做的还细还匀。
后来，姨父的单人囚室里增添了一位老人。囚室里不准讲话，姨父只能看到他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快，只听见“嚓啦嚓啦”地响，要不了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页稿纸，只一天就把一本稿纸给“嚓啦”光了，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嚓啦”下去，好像有交代不完的问题。老人的卓越表现令姨父羡慕不已，嘿，这个老伙计真行，哪有那么多的事写呀，比我强多了，说不定是个屡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时间长了，哨兵一转脸，姨父跟他偷偷说话，才知道他姓吴，福建安溪县人，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部当过军法处处长，保护了好多共产党员，可他一辈子也说不清楚他在军法处是否错杀过人，因此，就有了“嚓啦”不完的材料。姨父看到他的衣服烂得不能再穿了，就把他的两套破衣服剪剪凑凑，合并成一套焕然一新的中山装。吴老先生感激莫名，两个人遂结“铁窗之交”。
吴老对姨父的回报方式是讲故事，当然是在哨兵转来转去的空隙中开讲的。吴老端起一茶缸“野山茶”说，你知道吗？福建最有名的茶叫“大红袍”，它为什么叫“大红袍”哩？我给你讲啊，这种茶树长得很高，人爬不上去，采不下来，就想办法叫猴子上树采茶。猴子不情愿给你采呀，人就培养猴子吸大烟，猴子有了大烟瘾，到了采茶季节，先不给猴子大烟抽，等猴子打哈欠、流鼻涕、发了烟瘾，才叫它抽大烟。等它大烟瘾过足了，再给它穿上耀眼的大红袍，一敲锣打鼓，猴子就兴奋起来了，劲儿也上来了，就呼噜呼噜爬到树顶上采起茶叶来了。这样采的茶叶就叫“大红袍”。请问，你喝过“大红袍”吗？
我不知道姨父是否喝过“大红袍”，我总是想起猴子变成人数百万年以后，中共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他的同志们偷采野山茶的样子，便从一个纯属知识性、娱乐性的故事中听到了苍凉。
吴老先生大概是一位美食家，他还给姨父讲了很多与吃有关的故事。他说他的老伴是北京人，做得一手好菜，并一一说明各种菜肴的烹调方法和风味特点，并热情相邀说，你有空一定到我家做客，我叫我老婆给你烧菜，哎呀，她烧的红烧肉真是好吃极了。直说得两个人垂涎欲滴，然后就到了监狱里开饭的时候。
姨父后来得知，吴老是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就住在他对面一座两层小楼里。吴老出狱后，不知道喝没喝上“大红袍”，他出狱不久，就因年迈体衰，猝然离开了人世。
姨父还在等待着延河滩上奔驰而来的马群。
3.噙着泪水的眼睛(1)
延河滩上的马群没有出现。
姨父却在1971年9月23日获释出狱了。专案组没有对他宣布审查结论，没有发给他“获释证明”，没有给他任何“说法”，只有穿军装的专案组组长带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把他送到了位于连山县上草村的中南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到获释出狱，加上“牛棚”里的“群众专政”，姨父度过了三年半失去自由的岁月，终于恢复了不明不白的自由。
姨父到“五七干校”时，干校正在“批陈整风”，他却一脸迷惑地打听，“批陈”是批哪个“陈”呀？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保卫科长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不看报纸？姨父说，监狱里没有报纸看。保卫科长说，你不听广播？姨父说，监狱里没有广播听。保卫科长说，“批陈”批的是陈伯达呀！姨父大为吃惊。接着，姨父又十二分惊骇地听到有人在议论，就在他出狱前十天，已经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彪副统帅叛国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了。看来，监狱外面的生活仍然是波谲云诡，“文化大革命”越“革”越复杂，越“革”越叫人惊心动魄了。
出狱后二十天，是姨父五十岁生日。他在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却感到心神不定、神志恍惚，好像他已经习惯了在狱中欣赏“呱嗒板儿”的生活，到了大墙之外的世界，反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享受没有结论、没有安宁的自由了。
出狱四个月，到了1972年春节，“五七干校”放了年假，他才回到了广州家中。家已变得不可辨认。六姨在郊区“五七干校”没有回来，老母亲已被送回四川老家，大女儿远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原住房中的两间房加上一个厅，已经被别人抢占，只剩下一间房，住着没人照管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姨父从来不屑于表现个人痛苦，但他谈到这一次回家却凄然含悲说，两个女儿买了一块肉，忙着给我做饭吃。毛妹才十岁，切肉时够不着案板，就搬个小凳子，颤颤巍巍地站到小凳子上切肉，又怕刀切住指头，就用双手把刀举起来，一下一下地为老爸剁肉。我看了好心酸。六姨终于从干校回来了。四年来的第一次团圆笼罩着沉重的阴影。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奶奶。
1972年6月，姨父请假回老家看望母亲。
姨父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刚强的老人。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的姨父悄然离开家乡、秘密投奔延安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泣。十五个年头以后的1953年，当姨父第一次带着六姨回家探望母亲时，母亲也没有掉泪。六姨回忆说，她没有想到母亲见了久别的儿子会那样镇定。那时她正从田里回来，姨父迎着她叫了一声:“娘！”她愣怔了一下，定定地望着他，好一会儿，才认出这个空了半截袖子的人是她的儿子，就喊了一声:“啊，是大增啊！”又望着儿媳妇点一下头，说了一声:“哦！”就回转身，去菜地里摘了几把青菜，说:“回家去！”好像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回来，也从来没有指望过儿子能“囫囵个儿”地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没有问一声:“增子，我给你的那一截胳膊你丢到哪儿去了？”
六姨一见到婆母娘就看到了“封建”，因为婆母娘对她和她怀中的孙女只是定睛看了一眼，发出一声“哦”的感叹。六姨甚至记得，婆母娘下厨做了一只鸡，那是姨父的大姑从婆家回来的时候，婆母娘夹起一只鸡腿，从她的面前伸过去，送到了大姑的碗里。聪明的大姑又急忙夹起另一只鸡腿，送到了侄儿媳妇的碗里。微妙的迹象传递着姨父家中的妇女解放事业有待推进的信息。
令姨父和六姨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永兴场乡亲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好奇经久不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跟随着成群结队的乡亲，看哪，朱大增回来了，带着城里的漂亮太太回来了。晚上，六姨在破木桌的四个角上点了四支蜡烛。乡亲们又围上来，凑近了蜡烛看她，好像是观看朱家老二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个女俘。睡觉时，床边也挤满了人，眼巴巴地望着。六姨喂女儿吃药，有人就从床边把手伸过来说，给我一点药吃吧，给我的孩子一点药吃吧。姨父和六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了。姨父发现了自己的尴尬，乡亲们在羡慕朱大增的革命成功了，贫困却仍在损害着乡亲们做人的尊严。
1955年春天，朱奶奶从家乡来到了武汉。
姨父是孝子，他是请母亲来武汉享清福的。六姨虽然接连生下了两个女儿，却都由保姆照看，用不着奶奶操劳费神。朱奶奶时年五十九岁，到了可以适当地享一点清福的时候。
“增子，”朱奶奶问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你要给我买酒喝？”
姨父没有忘记，他小时候看到富裕人家有酒喝，自己家里没酒喝，心中不平，就拍着胸脯说:“娘，等我长大了，我给你买酒喝。”
朱奶奶果然喝上了儿子供奉的好酒，而且学会了吃卤肉。六姨说，她上班以后，奶奶去街上买菜，总要捎带着买些卤肉，反正钱是她管着的，用荷叶一包，带回家来，等到十点钟，孙女儿去上幼儿园了，奶奶就独自坐在那里喝酒吃肉。姨父从来没有断过母亲的酒，一坛子、一坛子地给她买，还怕她喝了湖北酒不服水土，要买四川酒。
3.噙着泪水的眼睛(2)
姨父说，对，是四川包谷酒，从万县带下来的。
六姨说，少喝一点酒我不反对，活血嘛！可他妈妈天天喝，他娘儿俩还要对着喝。只要他一回家，就说，喝吧？好，喝！这就喝上了。儿子也真是个好儿子！
姨父说，农村的农民啊，她熬寡多年才熬成婆婆嘛！
朱奶奶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的女人也能挣工资，对她的儿媳妇也能挣工资，也是“捧公家饭碗”的“公家人”这一奇特现象迷惑不解，却对儿媳妇藏着一个“小金库”深信不疑。她采取的对策就是我不让你吃饱，你靠“小金库”吃去。每天早上，朱奶奶只用两分钱给儿媳妇买一个馒头。大家就看见孟敏同志一只手推着单车，一只手举着一个小馒头，就这么走着吃着。家里的保姆看不惯，说，奶奶，你管的钱里边也有你媳妇挣的钱，你媳妇也是有工资的，你不能光叫她吃那个东西，没有营养嘛！朱奶奶扭过脸不搭话。保姆又说，你看她昨天一回来，写材料写了一夜，床边都不挨，一早擦把脸，又骑着车子走了，你怎么不多给她买个馒头？朱奶奶照旧扭着脸不搭话。保姆说，奶奶，你要是把她的身体搞坏了，就没人照管你的儿子了。奶奶忽地跑进厨房拿了一把刀，往保姆面前一摔，说，你杀了我！保姆吓得一跳，急忙跑出去，给六姨打了个电话，就告辞回家了。
保姆是武汉本地人。六姨和姨父急忙跑到她家里赔礼道歉。保姆心惊肉跳着，口口声声叫着孟同志，说她再也不敢回去了。
姨父从来不说母亲一句不好。他知道母亲二十六岁守寡、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艰难，知道他投奔延安给母亲带来的磨难，没有异样的刚强，怎撑得孤儿寡母的门面？所以他总是两边讨好，在给母亲过生日时说，孟敏要给你过生日呀！六姨过生日时，又对六姨说，母亲要给你过生日呀！
我不知道六姨后来是怎样瓦解了“婆母娘”的专政，只是听说她采取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朱奶奶终于接受了女人也能挣工资、成为“公家人”的惊人事实，认可了她的儿媳妇也居然可以当上秘书科长的奇特现象，家庭里出现了婆媳团结、共商家事的大好局面。但是，自从大喇叭开始了对姨父指名道姓的狂轰滥炸，朱奶奶就突然间神经失常了。六姨要到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只好让姨父的哥哥把朱奶奶接到了四川老家。
在老家，朱奶奶时常惊恐地喊叫:“你们帮我找哇，汉雄的大腿在粪坑里面呀！” 猪圈里有个沤粪的大坑，她能成天拿着一根竹竿在粪坑里搅着，喊叫姨父的大哥:“快来帮我找哇，汉雄的尸首在猪圈里面！”
当儿子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呆住了，她又惊又疑地凝视着儿子，眼睛里有火花一闪，身体就随之瘫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姨父在家乡的日子里，母亲整天倒在床上，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儿子。姨父坐在床边，无言地守护着母亲。母亲已经听不懂儿子对她说什么，只是宁静地、心满意足地望着儿子，轻轻嚅动着嘴唇，发出含混而柔和的声音。姨父听不懂母亲说什么，但能看到母亲眼里噙着喜悦的泪花，无声地凝视着他，犹如五十年前凝视着襁褓中的一个婴儿。
姨父离开家乡才十天，母亲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姨父从家乡返回广州时途经武汉，如同一个从阴间回到阳间的幽灵在街头游荡。有人骑着脚踏车从他面前越过，又慌忙下车，拐回来，暗中跟着他走，偏着脑袋看他，忽然惊奇地问，你是不是朱汉雄？姨父认出他是武汉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副市长、民主人士孙耀华，就是那位跟他一起向白石老人求画的人。他回话说，我就是朱汉雄。孙耀华又惊又喜地说，哎呀，你没有死呀！
在武汉的老同事找了一部小汽车，送他去湖北省委看朋友。汽车走到车站路，一位女交警手里拿着红一节、白一节的“交警棍”，正站在警亭上指挥交通。汽车离她十米左右时，她突然把棍子朝天上一竖，发出了紧急停车令。司机吓了一跳，急忙刹车。女交警从警亭上跳下来，跑到车跟前说:“你不是朱局长吗？”姨父说:“你是小骆。”他记得，小骆是武汉市的交警模范。小骆说:“都说你死了，你还活着呀！”过往车辆很多，她不能多说话，又跑到岗位上，一挥“交警棍”说:“好好活着！”
原来，朱汉雄惨死于牢狱之灾的传说登在小报上，在武汉流传甚广。现在又纷纷传告，呀，他命大，又活着回到武汉了。姨父与老朋友相聚时，总有恍若隔世之感，且心存疑虑。因为他没有“审查结论”，他的出狱乃至于他的“死而复生”都缺少了正式文件的确认，像一个从狱中脱逃的孤魂野鬼，没有人间的通行证。
每逢到了武汉，他都会想起他跟这里的同事在陆地上和江水中，呕心沥血地为领袖服务的岁月。而眼下，他还必须拖着一条从狱中拖出来的阴影，等待着延河岸边马蹄踏着朝霞奔驰而来的那个黎明。
1.夹不住的“尾巴”(1)
1972年8月，姨父走向一片迷茫的海洋。
###还没有结束，“窃听案”悬而未决，“文化大革命”仍像失去控制的洪水在广袤的国土上四处泛滥。姨父被降职使用，到他听也没听说过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革委会担任副职。
对于刚刚走出监狱的姨父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我猜想，姨父是穿着他在狱中补缀的“精品”中山装，甩着半截空袖筒，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向海洋的。而姨父一提起那身中山装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对你六姨讲过的，这件衣服不能丢，要留个纪念呀！可是，历史证明，你六姨的记性是靠不住的。我的大女儿三洁这个小王八蛋，就在你六姨眼皮底下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还扔了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竹扁担。我被看管人员尾随着，跑到很远的山上挑肥料，那根竹扁担是始终陪着我的。我用它挑东西能挑百儿八十斤，甩起来走。别看我只有一只手，我可以换肩，你知道怎么换肩吗？就是把脖子勾下来，叫扁担从脖子后边的脊椎骨上打个转悠，从左肩换到右肩或是从右肩换到左肩，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我那些患难兄弟是办不到的。总之，是我应该留作纪念的东西，你六姨都记不住，三洁都给我甩掉了。我一直骂了她们多少年！
姨父去“远洋”上班时丝毫没有表现出“东山再起”的豪迈情绪。他说，我到了“远洋”才知道什么是“夹起尾巴做人”。这倒不是因为对他降职使用了，他压根儿没想到作为一个陷入惊天大案而没有得出审查结论的人，还能给他派活，还能把他放在一个大企业的革命委员会里“干革命”。因此，他一再地告诫自己，要“夹起尾巴做人”。
姨父首先从业务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说，“远洋”是搞航海运输的，我不懂;轮船是机械体，我不懂;航运是经济活动，它的财务管理是很严格的，我不懂。航运、机务、财务这三门专业，我都是门外汉。比如说财务，广东省财政厅从厅长到勤杂人员的编制是八十人，这个公司财务处的编制却有八十三人。既有中文账，又有外文账，大柜子、小柜子摆得满满的。不仅国内有一套人马，在外国很多港口上还都有代理人。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公司在外汇收入上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我呢？我是个从来不用数学的人，没有管过钱，我没有钱用的时候，只知道喊叫你六姨，太婆，我兜里空了，给我百儿八十块钱。我在东湖给毛主席盖房子的时候，也当然不会为经费问题发愁。
所以，一到“远洋”，他就对一把手郭玉骏说，“远洋”这个玩意儿我搞不懂，我只能给你敲敲边鼓帮帮忙，帮得上就帮，要是帮不上，也请你放心，我绝不帮倒忙，不敲破锣。
姨父说，他只知道“远洋”公司的工作是“跑船”，所以一到公司，就急忙跑到船上看“跑船”。没想到第一次上船就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船上的人和跟他一起上船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哪边是船头，哪边是船屁股也分不清;船上有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有哪些人，各职能部门随他上船的人各有什么责任，也统统的不晓得。他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看船来了。
中午，有人十分热情地领他去吃饭。虽然看船还没有看出名堂，饭总是要吃的。但他不知道船上有船员食堂，他本来可以发扬领导干部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到船员食堂吃工作餐。有人一起哄，就把他领到大台上去了。他不知道大台是对货主和到了外国港口时进行特殊招待的地方。有人带着一脸的坏笑，却又热情高涨地咋呼说，今天要招待公司来的新领导。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各部门的人一哄而上，张王李赵还没分清楚，都已经吃上喝上了。他暗自查点人数，好家伙，有十多口人！在商品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条专跑外国大码头的船只是个“另类”，船上有的是大虾，个个都变成了吃大虾的能手。大大小小的盘子里，堆上了喷香酥脆的罐头花生米和各种品质优良的罐头肉。尤其使他惊讶的是，还打开了不止一瓶的茅台酒。根据十多年外事接待工作之经验，他知道三钱大的杯子，一瓶茅台倒满杯能倒三十二杯，倒得稍微浅一点，能倒三十六杯。可是在这里只倒了十几杯酒，一转眼，酒瓶就不见了，又打开了下一瓶。他觉得这顿饭吃得不是滋味，酒也喝得别扭，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提前离席，继续寻找哪里是船头，哪里是船屁股去了。
哎嗨！姨父发出一个响亮的感叹词，说，船上管财务的人没等我下船，就颠儿颠儿地跑到公司报账去了，说船上为了招待我而吃了多少大虾，喝了多少瓶茅台，这个账都安在我的头上，用招待我的名义报销了。这是我好久以后才知道的。这明明是整人嘛，我是个刚从他妈的监狱里出来的人，是个没见过海船的“旱鸭子”。你要想喝点你就说到明处，等我下了船请你下馆子就是了，何必弄了个圈套叫我跳！一把手郭玉骏知道我上当了，就瞒着我，捏着鼻子把账报了。有人跟着吃了喝了还大造舆论，某某人上船大吃大喝，一次喝了多少瓶茅台，打开了多少听罐头，还拉上那么一帮子人跟着吃喝，整得我以后简直不敢上船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通知火葬场，说我们公司某家某户某某人死了，要火化。火葬场就开着拉尸车来拉尸首，可是这个“尸首”还活得好好的，一听说拉尸车来拉他，就把他吓得一哆嗦，说，我还没来得及变成尸首呀，麻烦你们改日再拉吧。
1.夹不住的“尾巴”(2)
这样的怪事大大超出了姨父在公安部门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人生经验，他无法判断发生这种怪事的具体原因，却能够感到，他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道德秩序已经被搞得一片混乱，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如意的芸芸众生正在狐疑和敌意中享受着制造一些小乱子的快乐。
姨父一不小心又去了上海，登上了“明华号”远洋客船。那时候，全国跑远洋客船的只有广州远洋公司一家，来这里工作就不能不看看“明华号”。他上了船，去到客船政委方新亭的房间。他这个当过政委的一见到客船上另一个当政委的就一见如故，指着卧室外边的一堆大纸箱问，这是什么东西？方新亭说，是船员统一买的电视机。按国家规定，远洋船员两年可以从国外带回来一大件免税商品。他开玩笑地说，有没有我的呀？方新亭也开玩笑地说，好，有你的。他说，最好是给公司一个人发一个呀！说完了，哈哈一笑。糟糕，他还在上海没回来，就有人向公司打了电话，说他在“明华号”上给公司领导一人搞了一台大彩电。公司里舆论哗然。姨父气得差点跳起来，明明是开了个小玩笑，怎么就这样造谣生事，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姨父的“尾巴”实在“夹不住”了。他再次鼓起勇气上船，是为了解决一艘货轮不能按时开航的问题。他把懂机务的、懂航运的、懂船舶配载的以及管船员吃饭喝水的人全部召集起来，发表了如下之开场白:
我给大家说清楚，我是个外行，但我不懂就学，不会不懂装懂。既然把我放在这里当头儿，遇到事情我还是要拍板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向各位学习。可我也要给一些同志讲清楚，你不要耍我，不要无事生非，不要画个圈圈叫我跳，把我往窟窿里整。我一旦发现你故意整人，我要告诉你，我是当兵的出身，我瞪起眼睛来是六亲不认的。听清楚了？好，咱现在研究准时开船问题。
姨父释然地告诉我，货船准时开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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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渍(1)
姨父在船上立脚未稳，“远洋”公司一把手就建议他分管全公司“落实政策”的工作。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运动初期是来不及制定相关政策或是可以不讲政策的。这时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司清理“专案”、“落实政策”的工作就交给了对自己的政策尚未得到落实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对一把手说，我刚从牢里放出来呀，东南西北都摸不清楚，叫我搞什么“专案”，落实什么政策，你莫找错了人啊！一把手说，不要推了，就是你了，你这个老公安局长搞这个事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名老公安局长，姨父知道，历次政治运动一哄而起的时候，对一切被认定有问题的人只能采用“有罪推定”法，否则就是“右倾”,是“屁股坐错了地方”,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从他数十年前在延安被“抢救”到“文化大革命”被捕入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因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制造冤假错案的“左派”。历次运动，概莫能外。现在，他感到历史给了他一次使用逆向思维的机会，他要采用“无罪推定”法清理冤假错案。但他必须作好准备，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他必须承担“给坏人翻案”的政治风险。
因此，朱汉雄同志还必须对朱汉雄同志做好说服工作:第一，平反冤假错案不属于航海专业，用不着机械动力学和高等数学，你总不能再说自己不懂行嘛！第二，一般说来，背着“黑锅”的人更能体会别人背着“黑锅”、亟待解脱的痛苦，不找你找谁？第三，要推翻冤假错案当然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你打过仗,坐过牢，胆子应该大一些，你不上谁上？朱汉雄同志已经把朱汉雄同志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责无旁贷地把平反冤假错案的风险落实在自己的肩上。据说，自从宣布他负责平反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办公室的门就是敞开着或是虚掩着的，如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时听得到“击鼓鸣冤”。
姨父一接触公司的“专案”就感到极大的震惊。全公司竟有二百六十多人受到了打击迫害，其中主要是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等高级技术骨干和精通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仅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就有九十七人被赶出了“远洋”公司。他还必须扩大清理“专案”的时间范围，因为对这批业务骨干的错批错斗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开始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
姨父在触摸一部被扭曲的历史。他了解到，旧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船队，新中国到了1961年才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远洋船队。作为这支远洋船队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从国外回来或是在外国的远洋船上做过事情的。他们为开创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由于个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海外关系问题或是无限上纲的其他问题，有的被抓起来了，有的被错批错斗了，有的下放到县城以下的基层单位“用非所学”了，有的被扣发工资、降职使用了。姨父感叹地说，在外国，远洋船上的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是很神气的呀，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国内的政治运动却把人家整得灰溜溜、惨兮兮的，这是历史的大教训。
在姨父朱汉雄同志为领袖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做了大半辈子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后，才突然发现，包括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人民群众却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比着他们，姨父甚至可以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他不明不白地走出冤狱、稀里糊涂地被降职使用的时候，还毕竟回到了“当权派”的位置上。他必须以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高度责任感，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做一做“安全保卫”工作，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普通人讨回公道。
有一个叫沈祖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轮船公司“雷贝利号”远洋货轮上的轮机长。“雷贝利号”给英军运送军火，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次，“雷贝利号”经过莫桑比克海峡时，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起火沉没。沈祖挺与四十名船员乘救生艇，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在幸存者中是职务最高的，就自动担负起领导责任，用鲁宾逊的故事激发大家的生存勇气，自造淡水，觅食鸟蛋、鸟肉、海龟肉，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孤岛坚持七十五天，后被英军飞机发现而得救。沈祖挺被称为“现代鲁滨逊”而享誉英国，并受到英国王室的褒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效力，成为我国远洋航运的技术权威，任广州远洋公司总轮机长。但他在“四清”时就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抄家，又从他家里抄出了英国王室颁发给他的勋章和佩剑，这就成了他为英国殖民者忠诚效力的罪证而受到残酷的批斗。他悲愤绝望，上吊自杀了。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终于站出来叩问历史，为沈祖挺大声辩护，在二战期间，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英国王室对于沈祖挺的褒奖，不属于殖民主义性质，而具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的目的。沈祖挺终得昭雪。
另一个受到迫害的是远洋总船长陈肄言。他的罪状更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大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个布包，布包里只装着一条白毛巾，毛巾上印着一片陈旧的血渍。这就大大激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想像力，陈旧的血渍就成了他暗藏下来的一笔神秘的“血债”。但是，朱汉雄同志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查明，毛巾上的血渍仅仅记录着一个富有东方古典浪漫色彩的新婚故事，那是陈肄言和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保存下来的“处女血”。而这时，不堪羞辱的陈肄言已经含冤去世。复查小组为他平反昭雪时，还不得不去触动一对东方夫妻的情感隐私。姨父说，应该搞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血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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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渍(2)
当姨父抓紧清理公司的积案时，省委组织部曾两次找他，向他宣布了《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次报告都只字未提所谓“窃听案”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却仍然在遣词造句上严格把关，不称朱汉雄为“同志”。第一次结论，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他拒绝签字，只是把眼睛瞪起来，问:“我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得到回答，他转身就走。第二次结论，把“犯有严重错误”改成了“犯有错误”，他再次把眼睛瞪起来，再次丢下一句话:“我有什么错误？”没有回答，他再次转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因为公司里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他又在一个女医生的档案里发现了一顶骇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务嫌疑”，“帽子”底下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离奇了。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还是“犯有错误”，或者压根儿“没有错误”的问题上花费精力。
女医生对自己被内定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会跑出来向他申诉。但他必须对一个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码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据是什么？他看了档案，才知道这是向省公安厅打过报告的，属于“内部控制”。姨父又问，公安厅的根据是什么？下属说，公安厅的事情，我们查不了。姨父说，怎么查不了？那里也没有天王老子地王爷，“帽子”给人家戴了二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掀开帽子看一看？复查小组的同志带上公函去公安厅调来档案，他从档案中查出公司保卫科最早呈送公安厅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女医生出生于香港，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内地读书，她从香港什么地方回来的、跟什么人一起回来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审查。公安厅批复，同意审查。此后未作审查，也没法审查，就拖下来了，到了“四清”运动的档案里，她就变成了“特嫌”。多亏这是一位医术精湛、作风细致的“白衣天使”，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医疗事故，否则，就可能随时演绎出一个“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惊。他让人事部门立即写了报告，上报公安厅，由公安厅作出了撤销“特嫌 ”的决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结束，其中经历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干扰，历时七年，终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监狱里的人接回来了，下放到粤北基层的人全部收回了，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了。从上海分支机构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个人却没有回来，因为上海市委发现了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留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
姨父自己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没有下文。自从他两次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四人帮”也被打倒三年了，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组织部门却迟迟没有找过他。
3.螃蟹的过错(1)
姨父有过好多次向中央首长申诉委屈的机会。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复出后，姨父曾在珠江码头上碰见邓小平陪外宾游览珠江。“首长好！”他向老首长行了一个军礼，“首长还记不记得我？”邓小平望着他，露出微笑说:“有印象，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姨父说:“我是朱汉雄。在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点头说:“哦，想起来了。”跟他握了手，又忙着跟外宾一起上船了。姨父说，小平同志吃过多少苦头哇，轮不到我向他诉苦。后来，这位老首长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吗？我怎能向他诉苦？
跟邓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遥远的坚持大别山的艰苦岁月。
姨父说，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为刘邓司令部警卫团政委的。那时候，司令部有一个使用手摇发电的小电台，正在抄收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文件很长，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几天才抄收完毕。一连好几天，司令部里的同志都在互相传阅、传诵这个文件，盼望着抄收下一段。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卓绝地坚持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欢欣鼓舞地听到了电波里传来的领袖的声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每个人都为此热血沸腾。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向姨父传达命令，“五号”首长要你到警卫团当政治委员，你马上到警卫团报到。在战争年代，为了首长的安全，军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你找“五号”首长说去！他就找到了李达参谋长。李达问，你为什么不干？姨父说，我干不了哇！首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团，这个团还只有四个战斗连，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李达气咻咻地说，是“三号”点名叫你干的，你找“三号”说去！李达说完，就不再理他。“三号”首长是邓小平政委，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二话了。队伍就要开始行军，司令部的队列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不远处，警卫团也在那边集合。他没有勇气去找邓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牵着骡子，到警卫团报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邓小平政委为什么挑了他这个“少了一个爪子”的人当了警卫团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过邓政委的批评。那是在鄂东搞“急行土改”的时候，他带着工作队去乡下搞点棉花、布匹，带回来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张经常被报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肿的大棉袄，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请驻地农家老大娘缝的。搞布匹时，还捎带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没有成熟的甘蔗带回来，分给大家吃。邓政委的警卫员康溧也削了一节甘蔗，送给邓政委吃。邓政委见了甘蔗，若有所思，问道，这是哪里弄来的？康溧说，是特派员分给我们的。邓政委就让警卫员把他叫去说:“甘蔗有什么吃头哇？这又不是粮食，粮食可以顶饥，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这样吃了很可惜。”姨父讲到这里，故事就没了下文。我问，你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怎么没个态度？姨父惊讶地说，你还要我有个啥态度？我规规矩矩站着听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听了赶紧走人，也不要有多余的话，马上改正就是了。
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去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新上任的警卫团政委也在胜利的大进军中续写着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历史。他当然不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忧心如焚的党内斗争，而且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窃听案”。
姨父刚出狱时，原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来到了广州。董老没有忘记这个在警卫和接待工作中多次为他提供服务的人，听说他出狱了，特意让老伴何莲芝来家里看望他。何莲芝一看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就问，你们怎么住呀？六姨说，我们两个和小女儿睡一张床。晚上，再用两个箱子对成一张小床。大女儿、二女儿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在两个箱子上轮流睡。要是两个人都回来，一张小床睡不下，就挤到邻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头朝里，有的头朝外。何大姐掩饰不住难过的表情，却说了一番“忆苦思甜”的宽心话。我说呀，孟敏，这总比我们长征时候好多了。长征时候，能睡在大树底下就很不错了。唉，现在住的还是房子嘛！
六姨说，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毛主席。我在“五七干校”做梦都梦见毛主席，想给毛主席说一说外边发生的事情，可走到毛主席跟前时，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鸡叫，梦就断了。何大姐说，孟敏哪，你莫怪公鸡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问，为什么？何大姐说，公鸡叫的时候，毛主席刚刚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来吗？毛主席为国内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你能向他说些啥？
六姨与何大姐的对话像一个寓言一样的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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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
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
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李先念说:“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
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仍旧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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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1)
姨父在注意###的消息。###是毛主席圈点过的“窃听案”首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踪影，听不到他重新出山的消息。“窃听案”肯定是在上面哪个地方“卡壳”了，急是没有用的。
那时，我国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是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把“两个凡是”作为标准，那么，“窃听案”和毛主席说过、圈阅过的一批错案都将成为“坚决维护”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过的一切还要“始终不渝”地继续推行。中国共产党面临抉择。
历史终于在这里喘了一口气，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路线的时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了广州。姨父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在一天晚上跑到珠岛宾馆看他。他们放着沙发不坐，就地坐在地毯上，一人面前放着一个烟灰缸、一包香烟，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说，我知道，你是我这个“窃听案”中的一个副案。全国有四个副案，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各一个。在武汉，就是你朱汉雄了。这是无中生有嘛！正常的工作录音一下子就搞成了“窃听案”，把一批好同志都给拖进去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嘛！
###又说，1969年，林彪下了“一号通令”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被关在一个地委的招待所里，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三层楼，就住我一个人，与世隔绝呀，一住就是好多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不知道。后来通知我，北京来了专机，要接我回去。省委那些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呼啦一下都来了，地委书记那些头头脑脑也都来了，来送我上飞机呀。可飞机来接我以前，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鬼毛也看不到一个。飞机一来，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党的这个风气很不好。
他们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谈到十二点，姨父看了看表说，哎呀，太晚了，不能谈了。###说，不要紧，早着哩。姨父说，你明天早晨可以睡觉，我明天早晨八点钟还要上班，就告辞了。
我说，姨父，你为什么还是不讲自己的事情？
姨父说，我和###同志不在一个档次呀，他是中央领导层里的人。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当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回到北京当了国家主席。他关心我，我尊敬他，这就够了。
我说，关于“窃听案”，他怎么只讲了几句话？
姨父说，那时候，他只是人出来了，他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下来，所以他只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般的事情。让你六姨把《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版）拿来给你看，这本书上有一节是专写“窃听器事件”的。
我在这本书中看到:
“所谓‘窃听’、‘私录’和‘秘密录音’，是不存在的。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惯例由机要室进行的，机要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知道。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主持录音的。”（226页）
“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224页）
但是，我在书中没有看到，录音工作受到毛泽东几次批评的“种种原因”是什么，是何人以何种借口造成了这个冤案。
我只能看到: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同志插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27页）
“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那次，我因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229页）
姨父说，总之，这是下边搞不清楚的事情。
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朱汉雄同志的平反决定》:
朱汉雄，男，1921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入党，原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州国际旅行社经理。
朱汉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下，制造的“窃听案”问题受到株连，以“现行反革命嫌疑”等问题遭到逮捕审查。
经查，省委认为:朱汉雄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搞公安保卫和外事接待等工作，在多次保卫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中任务完成是好的，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工作成绩应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对朱汉雄同志的逮捕审查纯属打击迫害，是冤案，对所谓参加“窃听案”、“现行反革命嫌疑”以及强加给朱汉雄同志的其他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与此有关的材料应彻底清除销毁，对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应做好善后工作。撤销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省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对朱汉雄同志问题处理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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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2)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印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平反决定”的下面，有姨父签署的意见:
我同意这个文字结论，其中“历史清楚”我的实际应是“清 白”比较合适，对否请组织上酌情。
朱汉雄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
次年，即1980年10月，在打倒“四人帮”四年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即《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窃听”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复查报告”列举的受害者十四人名单中，我看到了姨父的名字。
姨父说，一串拴了十四个蚂蚱，我是第十一个！
5.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点什么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
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
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一些时候的惊喜。
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
这就难了！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下了飞机就要赶火车，实在太难了。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对杨永才说，你立即找张铁军，请他要辽宁公安厅派一辆车、一个人，到沈阳机场接我，一定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大连的火车。
他打完电话就直奔机场，赶上了十点钟起飞的飞机。到沈阳一下飞机，辽宁省公安厅的警卫处长已经带着八个缸的“奔驰”车在机场门口等着了。姨父说，警卫处长也是完成“特别任务”的老行家呀，他把车开得嗷嗷叫进了市区。交警都认识这辆车，跑到哪里，哪里给绿灯;跑到哪里，红灯照样过。他事先给沈阳火车站站长打了招呼，把车子开到了火车站贵宾室门口，车门一开，站长就在门外等着呢。站长和警卫处处长拉着我就往贵宾室里跑。贵宾室那边门一开，一股道上就停着去大连的火车。刚刚把我送上去，火车就“呜”地开动了。
姨父说，不是我老朱自夸呀，这个事，没有点特殊手段是办不到的，只有我老朱办得到，我老朱干这一行是干惯了的。当天晚上，我就紧锣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再跟他一块儿找到了大连市委书记，当场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当晚就批了条子，签了字，只剩下找下面办事的具体落实了。我心里也OK了，住下来，洗了澡，该吃点、喝点呀，弄几瓶啤酒、弄点白酒喝呀，最好有点鸡爪子什么的。可惜哟，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搞“突破”，哪个门槛过不去，哪个地方卡了壳，就专拣哪个地方去突破。
但是，当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时候，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访过一些建筑工地，也偷看过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长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冷酷无情地、毫无讨论余地地表示无能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厦长达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楼，手不离烟卷儿，闷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原“水上卫队”队员、“文化大革命”时跟他一起护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曹志勤仍是他的秘书。姨父立即打电话向曹诉苦。曹志勤也不愧当过“老公安”，给他出点子说，你抓紧就房子问题给任重同志写个告急信，但不要作为文件传递，那个收呀、发呀、登记呀，程序太复杂，时间拖不起。你直接写到我家里，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给任重同志，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姨父照办。没几天，他就在上海大厦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写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话:“请彭冲同志关照解决。”
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张秘书长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关局、委开会，专门解决远洋海员的住房问题。姨父惊叹地说，上海的同志当场拍板，给我们一万平方米，把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主持会议的张秘书长是跟着陈毅进上海的人。会开完了，他说，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说咋啦？他说，上海一解放我就来了，我还没见过哪个省、哪个大区、解放军哪个兵种、任何一个单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这么多房子，还按上海的价格，没多收你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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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的游击战(2)
姨父离开上海时，怀着感动加激动的心情答谢上海的同志。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也是他的老朋友。他对任说，我想请上海的同志在这里吃一餐便饭。任说，老朱，我看你免了吧，他们在大上海啥没吃过？姨父说，你看着，我只花很少的钱，还一定要吃个新鲜，吃出个新水平。
他立即给大连的杨永才打了电话，嗳，老杨，弄点海鲜好不好？杨问，什么海鲜？他说，那个长刺儿的，叫个什么“蚂蚁蛋”哪？像板栗没有剥壳，圆包带刺儿，紫黑色的。杨说，你说的是海胆。我说，对，是海胆，还有海参、海螺，都要活的。杨说，没问题。姨父住过大连的棒槌岛宾馆。他知道宾馆有一个副业组，组长带着一两只小船，天天去渤海湾里弄海鲜。杨永才跟他们搞熟了。杨说，活海鲜弄来很容易，但是怎样送到上海去？姨父说，你把汽车开到海边上，包装的东西都准备好，副业组一把海鲜捞上来，你马上装好，拉起来就跑，直接拉到飞机场，赶上大连飞上海的班机，把东西交给民航办事处主任，请他马上交给机长就是了。姨父又找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就是跟李先念一起吃螃蟹时帮他整螃蟹的马学政，请他通知上海民航局，飞机一降落，就把汽车靠上去，把东西接下来，直接送锦江饭店厨房，交给刚刚聘请来的日本厨师。
日本厨师一收到这样的海鲜就眼睛一亮说，哟嘻，这个东西哪里的？高级高级的！用一个圆盒子，放了冰，再把海胆一个个地放在盒子里，盒子周围放了七八十来种作料;又用刀子在海胆上削了一个小洞，摆在小碗里面，往洞里浇作料，用小调羹挖着吃。上海的同志吃得非常高兴。他们说，吃的东西和吃的方式，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尤其没有想到，会吃到从遥远的渤海湾当天捕捞上来的东西。
姨父已经习惯于“老公安”的特殊手段。当他动用这种手段只是为了让客人吃上一次新鲜海胆的时候，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倒是为自己能把渤海湾里的东西随时丢到一千公里以外的一个圆盒盒里供贵客享用而感到莫大的快慰。任百尊经理也大为惊诧说，老朱哇，你的点子真多呀，我这个老上海这么多年也没想到搞海鲜还有这么个搞法！姨父说，嗳，那就请我给你们锦江饭店当顾问，我把这条“海鲜路线”送给你。
姨父还要给浙江的海员“跑房子”，就到杭州找王芳。
王芳原来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同样受到过“窃听案”的牵连，中央“平反决定”提到的十四人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被姨父视为“一根绳上的蚂蚱”。他平反后，担任了浙江省省委书记。王芳一见面就问，你要建多少房子？姨父说，我不是建房子，是要买你们现成的房子。恰好杭州刚刚盖起了七十二套房子，已经进入分房阶段，大部分房子已有人拿到了钥匙。王芳二话没说，就批给“远洋”十二套房子。
使姨父感动而且不无感伤的是，他一到杭州，王芳就特意让他住在汪庄。姨父知道，汪庄是毛主席生前来杭州住的地方，连连摇头说，我不住，我不能住，你叫我住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怎么安生得了啊？他拿起包包就要走。王芳拦住说，老朱啊，我知道你不是高官，可你是一个为毛主席做警卫工作出过大力、受过大难的人，你不存在身份、地位问题。姨父凄然道，我不住，反正我不能住。王芳说，房子现在是空着的，你不能住谁能住？我们都是忠诚的人，也都是吃过苦头的人，我就是要你住这里。
姨父只好在汪庄住下了。他知道，他正在向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时代告别。那个时代也即将远去。当他为浙江海员搞到最后十二套房子的时候，他已经打完了此生的“最后一个战役”。
一个巨大的身影正在晚霞中横空掠过，汪庄空旷而沉寂。
1.“鬼子进家了！”(1)
姨父从一切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在钓鱼、下棋、培植盆景的快乐中安度不属于一个公安局长、不属于一个党委书记，只属于一个普通老人的晚年。一个戏剧性事件却打破了他和六姨的宁静:他们的小女儿毛妹从日本留学归来时，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个日本女婿，而且，这个日本女婿的父亲又偏偏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
毛妹跟她日本夫婿的跨国情缘带有神秘色彩。这个浪漫故事的第一个镜头应对准东京的一家餐馆。时间是1990年初春的一天，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西村博明来餐馆用餐，餐馆老板上前搭讪说，西村先生，你在忙什么呀？西村说，我正在发愁呢，从中国进口了一批建材，一大堆中文资料还没有翻译出来。老板说，哦，有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这里打工，她的日文棒极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你找她就是了。
毛妹说，刚刚认识西村博明，直觉就告诉她，这是她这辈子所要寻找的那个男人。我问为什么？毛妹说，这是说不清楚的，总觉得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来酒吧饮酒，总是表现出走进某一个大学实验室从事天体物理学或是遗传基因学之研究且已接近成功的样子，好像沉湎于某种抽象的想像中，显得迷茫而沉静。他从不带别的伙伴一起来，从不夸夸其谈，从不讲日本男人最爱讲的“黄段子”，喝酒的样子也好像是跟“杯中物”进行温情脉脉的对话，不声不响地喝了酒，就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我问西村，你对毛妹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西村咋舌说，哇，这个中国女留学生好厉害呀！毛妹为我作注解说，西村所说的厉害，是因为她不会像日本女人那样在男人面前刻意表现出谦恭乃至于谦卑的样子，不会露出礼节性的微笑而浪费过多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毛妹的厉害不止于此。她为了完成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学业而同时在两家餐馆打工，是一个勤奋而不失尊严的打工者。一个日本老头——一家著名企业的三把手与政要人物一起吃饭时，在她的臀部摸了一把，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给了他当胸一拳，打得日本老头仰脸倒在桌子上，打出了日本女人压根儿想都不敢想的高水平，全场皆惊。日本老头到了次日早晨才一惊一乍地清醒过来，托饭店老板送给她一束鲜花表示歉意。
打工毕竟是辛苦的。我不知道，毛妹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女儿，当她在日本餐馆里辛苦打工的时候是否会感到屈辱。但是我知道，当毛妹必须在课堂上补充睡眠的时候，却能够保持端正的坐姿，让暗藏在衣兜里的日本录音机不停地打着转替她听课，这就等于让一个属于日本国的小玩意儿反过来在课堂上为她打工，好，我们摆平了。她就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心理学上的平衡。当学业和打工的双重压力实在使她摆脱不了精神压抑的时候，她就站在东京街头用英语夹杂着日语向着日本的天空咒骂，没有具体的挨骂对象，所以路人都露出漠然的样子各走各的路。她便在不断的压抑与宣泄中成绩优异地完成了学业。她的日语可以使日本国民误以为那是她的母语。我怀疑，西村博明是毛妹“骂街”时的忠实听众。
毛妹和西村闪电般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怎样让父母同意她跟一个“日本鬼子”的婚姻。尽管姨父和六姨都懂得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区分开来，把日本侵华士兵与他们的上层决策者区分开来，认为那一场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日本人民的过错，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也是那一场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对于一个经历了八年抗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的“老八路”来说，这一切理性认识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情感上可以冷不丁地接受一个日本女婿，并与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结为亲家的理由。
毛妹不敢贸然地把西村带回中国，决定先单独回国向父母充当自己的“说客”。她对父母的“游说”好像是从一根鱼竿开始的，那是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送给姨父的鱼竿。西园寺公一致力于中日友好，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在武汉、在广州，姨父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接下来，话题就跳跃了一下，追溯到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我听姨父讲过“反战同盟”的故事。他们结伴从敌后返回延安的路上，受到日军追袭。我军用缴获日军的掷弹筒进行回击，战士却不会使用掷弹筒，不知道把炮弹打到哪里去了。“反战同盟”的一个日本人跑过来要帮我们的战士操作掷弹筒，但他说的是日本话，“八路”战士就跟他发生了争斗，多亏翻译跑过来解除了误会。姨父说，日本人跟日本人是大不一样的。
这句话正是毛妹最乐意听到的。她适时地把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个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团体“创价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和平、教育与人道主义，反对战争，主张对华友好。名誉会长是对恢复日中邦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阴钻研马列主义，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学生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时常举行###，通过大喇叭发表高分贝的政治演说。因此，他的照片曾与日本当局的通缉令一起，赫然出现在报纸上。他大学毕业后，日本没有一家公司敢于录用他，他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当他认识毛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与共产主义的“初恋”，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说的这一切情况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纯属客观报道的口气，好像这个西村博明跟她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在最后冒出来一句话，妈妈，这个西村博明的年龄比我大十四岁，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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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鬼子进家了！”(2)
毛妹引导着父母在不经意间走了一段曲里拐弯的路程，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个爆炸性信息的传递任务。六姨和姨父都听懂了。六姨一表态就抓住了要领，说，问题不在于年龄大多少，只要思想、性格合得来，不怕年龄大。姨父表情冷峻地沉默着，很久，才冷冷地冒出一句话，你自己可要想好啊！毛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她从父母口中可能听到的最好的回答。她马上给西村打电话，要他马上到中国来。
西村来中国之前，毛妹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而且被中国人称为“鬼子”的日本人暗算去一只手臂的事实告诉西村。西村来到中国以后才得知中国岳父的历史身份，一看到半截空袖筒就怵然心惊，一进家门就诚惶诚恐地向中国岳父母大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就笔直地垂手而立，像是罚站。六姨再三请他坐下，他才惶然落座，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西村来了两次，姨父都默然无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且精通或粗通英语的大表妹、二表妹夫妇，都站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严正立场上严格把关，用英语跟西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都夸奖西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绝对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第三次见面时，姨父才随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以下几句话:“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勿忘祖国，勤俭持家。父亲赠言·给松炜。”松炜是毛妹的学名。下边又写:“愿你们平平安安地站稳自己该站的位置，愿你们很好地生活。”毛妹让西村从保险柜里取出这份赠言，让我看了，西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起来，重新锁到了保险柜里。
婚事得到中国娘家的认可以后，毛妹才跟着西村回到了日本婆家。毛妹说，西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就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把她叫到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叫着她的小名说，咪，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真的，我没有伤害过。我是关东军的一名报务员，我的任务只是破译苏联红军的电报。
我两次到广州，都是住在毛妹家中为我提供的客房里。一天晚上，西村邀我喝酒，我们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干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当酒精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开始表现对日本民歌的热爱，请西村教我唱真正的日本民歌。西村表现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凝神沉思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间放声高唱，竟是日文的 《国际歌》。他唱得十分投入。我也用中文与他齐唱，声震屋瓦，客厅为之轰鸣。歌毕，我说，我看到了过去的西村。
现在，西村和毛妹在广州共同经营着名宏生物技术公司，在做保护生态环境的高科技业务。公司送给我的礼物却是表现中国佛教大乘教派六祖惠能的VCD和惠能向弟子说法的佛教经典《坛经》。
据悉，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向当年的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同志发出了警告:“老朱啊，怎么搞的嘛，我们抗战八年哪，‘日本鬼子’怎么进了家啦？”朱汉雄政委说:“哎嗨，我冇得办法了，现在又添了一个‘日本崽子’！”
他说的这个“崽子”小名狗狗，在广州一所小学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日本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五岁那年，他从日本回来时说，姥姥、姥爷，我告诉你们呀，爷爷给我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第二天一早醒来，狗狗又说，真的，爷爷没有打过中国人。到了晚上，狗狗又说，真的，爷爷一发现是打中国人，他就不干了，就回到日本了。姨父面带悲悯地听着外孙一次次地诉说。他明白，五岁的狗狗也在试图治疗历史留给一个民族的巨大创伤。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1)
矛盾是从寻找一份文件开始的。那天，姨父谈到了“窃听案”，要六姨找一找为他平反的文件让我看。六姨说，我去哪里找呀？你没有把它当成事，你也没有把它交给我。姨父露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哎呀，你这个六姨呀，好多东西她一管就找不到了。董必武送给我的字、黄胄的画、黎雄才的画，多了，都是名人字画呀，交给她，她往那里一堆，都找不到了，找呀，找，好，终于找出来了，不是发霉了，就是虫咬了。
六姨嗔笑不语。
姨父说，说句公道话，你六姨工作起来可以说是很能干的，可她一回到家里就乱了套了。她找一件衣服，会把所有的衣服翻得个乱七八糟，然后再收拾整齐，以备下一次再翻个乱七八糟。我说让我来搞吧，她却抓住权力不放。我有一件很好的棉袄，有罩衣，在上海买的。我说你不要分开保存，要把棉袄和罩衣套起来一起保存。她不听我的，到后来，棉袄找到了，罩衣怎么也找不到了，棉衣没啥罩了。她管的东西可以说堆积如山，至于都堆着什么宝藏，对不起，她绝对想不起来了！
六姨说，对，我的记性不好，可我还没有把女儿的名字忘掉吧！
姨父一听，就表现出气馁的样子。
六姨说，你二表妹在武汉大学上学时，你姨父从广州跑去看她。人家问，老同志，你找谁？你姨父说，我找黎莉。人家想不起这个名字，说，我们班没有这个人。你姨父就给人家瞪眼睛，我的女儿就在你们这里上学，是化学系的嘛，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可能搞错呢？他刚刚发了火，又觉察到有所失误，忙说，哦，对不起，我忘了讲她的姓氏，她姓朱，叫朱黎莉。人家拿来学生名册，从头看到尾，又说，没有这个朱黎莉。你姨父又瞪起眼睛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怎么把我的女儿搞冇得了？人家说，老同志，这个班上只有一个姓朱的，叫朱松琦。你姨父这才长出一口气说，啊呀，就是她，那是她的学名。你听听，你姨父的记性有多好！
姨父跟六姨打了个平手，心有不甘，又抛出一个十分具有爆炸性的新闻，他说，我给你讲啊，你六姨怀疑我有“婚外情”啊！我们离休以后，有一次到重庆去，那里有几个开江县永兴场的老乡，有和我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两个同学，还有去延安时被家里人截回去的那个女同学和她的丈夫。我们约好在这个女同学家里吃饭，因为她能做一手好菜。我跟你六姨走啊走，走到了，她又扭脸不去了。她硬说这个女同学是我少年时代的恋人！我说，哪有这个事？可她把我撂下，扭脸就走，弄得我下不了台，叫我向那些老乡怎么说呀？那个女同学就在场啊，我能对她说我那个老太婆怀疑我跟你六十年以前的关系需要搞外调吗？人家的老头子虽说七老八十了，可是人老了也会吃醋的呀！喂，太婆！你给我坦白，哪个给你说我跟她是恋人？世界上哪有这个事情？
六姨说，你讲嘛，你把话讲完！
我感到六姨有些底气不足，可她对我说，我不能跟你姨父较真，医生叫我事事顺着他，人老了，只能讲情，不能讲理。
六姨进了厨房的时候，姨父向厨房瞄了一眼，小声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啊，真正对我有点意思的是一个姓潘的女孩，我从来没给你六姨讲过，不敢讲，讲不得呀！我们家乡宝塔底下有个潘家寨，姓潘的女孩是那个寨子的人，也在永兴场上学。她绣了一个手绢送给我，是一块白洋布，用红丝线线、绿丝线线锁了边，角角上绣了一只小兔子、两朵花。我收下了这个手绢，却不知道跟人家谈情说爱，我还来不及学会这一套哇，不知道赠送绣花手绢的“重要意义”。多年以后，我才懂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我又去过潘家寨，却没能找到她。我这一辈子只有过这样一件好遗憾好遗憾的事情，说我跟那个女同学怎样怎样，那是没影的事情。我冤枉呀！
开饭时，姨父余气未消，继续向外甥诉说冤情。你这个六姨爱吃醋呀！比如说在街上碰到一个女同志，我要给她介绍一下，她扭脸儿就走，根本不理人家！
六姨问，这又是哪门子的事呀？
姨父说，五十年了，在武汉的大街上。
六姨说，啊？你还记得挺清的，那也该我说几句了。我们走在街上，有一个女的走过来，他跟人家握手呀、问候呀，还挺热乎的呢，用湖北人的话说，那个女人嗲里嗲气的……
姨父打断六姨的话，问我，你吃不吃鸡爪？
六姨用筷子断然挡住鸡爪，给我夹了一只比鸡爪高级一点的鸡腿，又说，那个女人呐，穿黄上衣、白裙子，梳双辫儿，扎了两个大红结子，下边穿一双红皮鞋。你姨父打完招呼，就要给我介绍，我正好到了马路口，就跑到路那边去了。他一过马路就说我，你怎么这样不讲礼貌？我们就在街上吵起来了。我说，你认识她吗？我可知道她，她的生活作风很复杂！
姨父说，她就是特务我也可以跟她握手。
六姨说，你可以，我不可以。
姨父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三教九流都可以握手。
六姨说，我就不能这样做。
姨父说，哎呀，你太革命了！
六姨说，我要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真要变成反革命了！
姨父露出一脸的无奈对我说，没法儿呀，我总是没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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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2)
次日，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刚刚吃了早饭，姨父就诉苦说，一大早，你六姨又坐在马桶上不起来，我进去以后，她问，你是不是上厕所？我不吭气，我肯定是上厕所，我不上厕所来找马桶干什么？她叫我站在马桶旁边，说，你等一下，我就要起来了。我知道，她说了她要起来以后，还要在马桶上坐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有过无数次的、无比沉痛的经验，我在马桶跟前罚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就要精神崩溃的时候，她才会慢腾腾地站起来。你还不能催她，你催她，她就要发脾气。她没法改，还必须叫我站在她跟前，继续忍受残酷的考验。
我说，我想问一下，六姨有什么必要让姨父站在马桶边接受考验？
姨父说，好像她是向我表现一种极为有力的精神安慰，好像她马上就会起来了，要我不要着急。可我承认我是急性子，就算我是慢性子，就算我等得下去，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小便是等不得的呀！我一旦坐上马桶，可以说是来势迅猛，直来直去。哎呀，冇得办法！有了无数次惨痛经验之后，我不听了，我不干了。这是厕所呀，怎么能老叫我站在这个地方罚站？我实在受不了哇！我说，太婆，你到你们公安局“老干处”啥也不要，就要它给你再弄一个厕所可以吗？我实在受不了啦！这个对抗性矛盾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公安局来咱家给你修个厕所。要不，这矛盾就得天天对抗。你六姨说，你别别别别别吵嘛，我就起起起起来了！可她还是好久好久好久地不起来。我不吭儿，我扭脸走就是了。可我跑回屋里还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下，人生痛苦莫过于此呀！
我说，姨父，您老人家何不早点起床，提前占领阵地呢？
姨父说，没有法儿呀，我搞不赢她，她比我麻利呀！要不，怎么会成天管教我哩，这个事做得不对，这个文章上这一句话的下半句说得不好，这个标点点得不恰当。我说，原则上请你把关，文字上你不要管，我有我的风格。她不干，一天到晚地批评教育我。管教多了，心里烦哪！比如这个房子的楼梯、扶手、开关、门铃怎么安装，我一说，她就反对，跟我抬不完的杠。我只好硬着头皮，一切都按照我的意见办，搞好了，她倒是一个反对意见也提不出了。太婆，你说，我冤枉你没有？
六姨适时地举起了表示和解的橄榄枝，是呀，毛主席在武汉东湖住的房子就是你负责盖的嘛，你这个人的脑袋瓜子还是很好用的，你天天跟工程师泡在一起，接受了不少新东西。住房面积多大、设计成什么样子、用多少材料，你都是心中有数的。小小的门铃就交给你管了。我啥也不管了，你管就是了。
六姨瓦解了姨父的斗志。姨父说， 我管你，管不了;你管我，太啰嗦。吵归吵，说归说，老夫老妻，忍气吞声就是了。扯皮拉筋一辈子，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从监狱一回来，孩子见了我，高兴得直跳;她看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好了，我和你六姨这一辈子算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脱了。要是公安局不给她盖厕所，要是她继续固守在马桶上边不起来，我还是跑到外边咬牙坚持就是了。姨父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步，七步成诗，诗曰:
老夫老妻感情深，从早到晚有战争。
激烈战斗无结果，胜负永远分不清。
姨父的谈话表现出难以节制的亢奋以后，我感到这是他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去河边钓钓鱼的征兆。2002年农历十月初九是姨父八十一岁生日，一大早，大表妹三洁和我跟姨父、六姨在广州酒家吃早茶，六姨凑到我耳边说，刚才从家里出来时，你姨父到处找也找不到钥匙，又向我发火，说我又把钥匙搞丢了。等他发火发够了，我说，你掏掏你的兜。他一掏兜，就不吵了，钥匙就在他兜里。
从广州酒家出来时，我看见姨父把右手扶在六姨的肩上，神情温和而安详。那时候，高楼夹缝里的阳光在姨父的脸上扑闪了一下。阳光温暖、明亮，那是属于姨父第八十二岁的头一个太阳。
3.路边店里的演说(1)
我好像跟着姨父走了遥远的路，姨父累了。
在我离开广州前一天的上午，姨父到我居住的社区看我。我迎到楼下，跟姨父坐在社区绿地的小亭子里聊天。姨父刚坐下，就连连感叹说，古怪事儿，真是古怪事儿！我问发生了什么古怪事儿？他说早上散步时碰见一位老人。他缺的是左手，那老人缺的是右手，一打听，那老人也是荣誉军人。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摇着头说不知道。姨父好生奇怪。老人说，你听我讲呀，我原来是国民党的兵，在山东跟解放军作战当了俘虏。当时正在打仗，解放军揪了我的帽花，来不及给我换军装，就塞给我一条枪，叫我跟着上。我就掉转枪口，打起了国民党。刚交上火，我就受了重伤，昏迷过去了。醒来时，部队已经走了，只有我躺在后方医院里，一只手已经没有了。我还不知道自己属于哪支部队，就变成解放军光荣的重伤员了。我的老家是广州。伤养好后，我就回到广州，娶妻生子，一辈子享受革命荣誉军人待遇，吃穿不愁、儿孙满堂了！你看，他在节骨眼儿上只向前进了一步，一辈子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
姨父抽着烟卷儿，久久地望着天空，又自言自语说，我在永兴场高小有一个同桌同学，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倒是叫我们人民政府给枪毙了。我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姨父说，我跟他悄悄商量好了的，我们要一起去延安，他决心蛮大的，也暗自做好了准备。临走那一天，却不知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等不到他，又不能久等，就赶紧上路了。我到了延安，是一直想念着他的。没想到他的父亲后来把他安插到国民党县政府里任职，是管财粮的。开江县解放时，军管会贴告示，明令伪职人员保管好档案、财物，不可损毁、丢失。他却擅自卖空了粮食，人民政府就把他就地正法了。姨父长吁短叹说，就枪毙在我们永兴场高小的挑水码头上，那是我和他常去的地方。姨父的目光又从天上落下来，说，你看，当初只是一步之差，以后就是天壤之别了！
姨父默默地抽烟，久久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哎嗨，还有我那个老伙计，那个夏云超哇——姨父说的是他的老战友、刘邓警卫团的老团长。他原来在四方面军，经历了西路军的失败，两万多人没有了，只回来四百八十多个人，他是其中之一。他姐姐跟他一起参加红军，也是西路军战士，被国民党打散了，几十年没有消息。他以为姐姐没有了，骨头也不知埋到哪里了。谁知她还活着，流落在西北农村跟当地农民结了婚，几十年以后才找到她。找到她的时候，姐弟俩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红军女战士早就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太婆了。他把姐姐接到北京，姐弟俩抱头大哭！可他的老姐姐在山沟里过惯了，儿孙成群了，在北京只住了半年就住不下去了，天天念叨她的老山沟，又回到大西北跟她的农民老汉过日子去了。哎嗨，还有这样的古怪事儿！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想起这么多的古怪事儿，就跟他一起看天上的云彩。云彩被无形的风儿推动着，飘向天际。
中午，我们到社区旁边的小餐馆吃饭，姨父又发表了一番演说，被我记在日记中，兹将那天的日记摘抄如下:
2002年12月1日·多云
中午，我和姨父到路边一家很小的湘菜馆吃饭，客满，女服务员说一时半会儿腾不出地方。就近找不到别的餐馆，只好让服务员搬出来一个圆凳，放在餐馆外边的马路牙子上，让姨父坐等。
熙来攘往的行人正在姨父身边挤挤扛扛地走过。我极力不去想像，这位坐在路边的老人曾经操办过包括国宴在内的许多次高规格宴会，并曾出现在毛主席的生日宴会上，这才有勇气让他在马路牙子上坐等近半个小时。他有些茫然地坐在那里，望着嘈杂的人群。直等到店里腾出了一张小桌子，我们才挤了进去。
饭店过于狭小，只摆了四五张小桌子。年轻漂亮的女老板用悦耳的湖南话向我们表示欢迎光临之热忱，女服务员手脚麻利地换了一条洗熨干净的台布。姨父以内行的目光给予赞许，对小店的卫生条件表示满意。我们要了一个炖小鸡、一个酸豆角炒鸡杂、一个炒豌豆苗、两瓶青岛啤酒，我的失误是，忘了要一盘鸡爪子。
我们边吃边聊。不多时，客人尽皆散去。姨父喝了啤酒，稍有醉意，忽问女老板，这里有没有“毛氏红烧肉”？女老板说，有。姨父说，叫你们厨师来，我要告诉他，毛主席吃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女老板瞅着姨父直眨巴眼睛。我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真的，他老人家确实知道毛主席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女老板又惊又喜。
厨师闻声而至。他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表现出谦虚、恭敬的样子。姨父说，你知道“毛氏红烧肉”要用哪里的肉吗？我告诉你，姨父拍着自己的后腰上方说，要用这里的肉，这叫前胛肉，要切成大块，一块要有别人吃的四块那样大，瘦肉不能太多。不要完全炖烂，炖化了就不好吃了。煮了以后，不要蒸，要加甜面酱、加盐、加姜和别的作料调味。肉下边要掺一点别的东西，如芋头、土豆、萝卜，但不要多，有板栗最好。肉外边要加虎皮蛋。鸡蛋也好，鸽蛋也好，鹌鹑蛋也好，煮熟以后，用油炸一炸，要炸出花纹来。有几个人吃饭，就要有几个蛋，这是毛主席的规矩，你要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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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边店里的演说(2)
小厨师鸡啄米一样地点头。女服务员也都围了上来。
姨父又拍拍胯部上方说，做毛主席爱吃的回锅肉要用这里的肉，这就是“毛氏回锅肉”了。听我的，没错。“毛氏红烧肉”可以成为你们的特色菜嘛，独一份，让我来吃，看你做得怎么样。
小厨师诚惶诚恐地说，我怕做不好。
姨父说，不要怕嘛，我们来吃，是要给钱的嘛，哪里没做好，我给你当指导嘛！
小厨师再次鸡啄米一样地点头。
女老板和服务小姐始终站在姨父对面听讲，神情惊诧而专注。
姨父又说，你们长沙的名菜，我都知道的，比如“雄鱼头”，一个鱼头要有五六斤、七八斤重，要炖四个小时才能端上来;还有脆皮鸡……
女老板点头称是，神情极虔诚。
姨父忽地转换话题说，你们知道吗？你们长沙所有的制高点都是我那个警卫团占领的，你们知道啥是制高点吗？制高点就是地势高的地方，是打仗必须占领的地方，要把机关枪架上去的。进驻长沙是四个团。我带着一个团，占领了你们长沙西边靠江边直到南边的所有制高点。你们知不知道长沙的妙高峰？女老板点头说，知道，知道。姨父说，妙高峰就是一个制高点。长沙最高的制高点是百货商场的屋顶，也是我们这个团占领的。我们团部占领的地方叫天心阁。天心阁，你们知道吗？
大家又忙不迭地点头。
女老板油然而生敬意地说，请问老同志家住哪里？姨父指点着脚下的地板砖，就在这里。过去，我是这里的头儿。姨父又用手臂挥了一道圆弧，这里的房子都是我领着盖的。
此言不虚，这里是远洋公司的住宅区。
姨父神情威严地离开了小店。对面是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高高的脚手架上有一片东西飘飘悠悠地落下来，那是一张五彩缤纷的广告纸。街头流动着闹闹嚷嚷的行人和说着北方话的打工者。姨父步入人群，又变成了一个不会引起任何特别注视的老人。他与别人的唯一不同，就是晃荡着半截空空的袖筒。
小小湘菜馆里露出了一排一闪一亮的眼睛，追随着姨父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听到了嘁嘁喳喳的声音，我想，那是阅读历史的声音。他们会记住“毛氏红烧肉”是怎样做成的，还有这位老人随风飘荡的空袖筒和他跟他那一代人留在大地上的脚印。
2004年完稿于“五一”国际劳动节
2005年新年节日修改
阅读姨父全文阅读 作者：张一弓 《阅读姨父》由www.niubb.net搜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阅读姨父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