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落拓狼
看完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是法国的托克维尔所著的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成因思考的著作。王岐山在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曾将此书向党内干部推荐，于是在中国掀起了一派研讨此书精神的热潮，许多人都找来此书进行学习，一时间托克维尔的大名在中国被广为传诵，其作品也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当年对其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但如今读后却颇觉震撼，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王岐山推荐此书的用意。我想他很可能是认为当今中国社会与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有很大程度的相似。尽管二者的体制完全不同，但面临的社会矛盾、存在的社会问题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在我们的国土上是否也酝酿着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危机？中央领导人号召大家读这本书应该是有其目的的，也许他的目的正是在于借这本书引发社会各界的警醒，防治中国实惠滑向一个不可控的状态。
根据托克维尔的描述，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各界负担的税负是极为不均衡和不平等的。贵族们占有大量田产，然而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免税的特权，那些非贵族的新兴资产者，也通过种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免税权，因此沉重的税负便统统落在了社会最底层的身上。在那个年代，连接各地的公路对于很少有出行要求和运输要求的农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建造这些公路的材料及人工却全部摊派沿线的农民。在这种不合理的税负下，农民只有越来越多地走向破产，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从而形成了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历史上因为税制不合理而导致王朝倾覆的也不鲜见，许多王朝的灭亡都与此有一定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明朝。明朝后期，抗击辽东后金的需要，不断增加赋税。由于张居正曾推行的一条鞭法已遭到破坏，且明朝宗室的诸多秦王占有的众多田庄与法国贵族相似，也享有免税权，赋税只能由农民负担。在农民无法承受时就产生了众多流民，酿成了声势浩大地农民起义。在后金和农民军两股势力的打击下，明朝的崇祯皇帝在无奈之中走向了通往煤山的不归路。清朝政府看到了税制不合理带来的危害，雍正年间大力推行“摊丁入亩”，这是取消免税特权，让税负较为平等的尝试，对于稳定清朝统治发挥了只要作用。
综观中国当今税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仍然类似与人头税而不是财产税，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税负要由广大普通民众来负担，那些拥有大量资产的却可以不交或少交税。此种税负的不合理性导致了在中国很难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又是构成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石，从而形成了社会的一种不稳定架构。而且，由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普通民众在办理许多事务时不得把承担一些隐形支出，这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而权贵阶层由于其掌握的资源，就可以节省掉这些支出。于是产生了这么一种现象，同样办一件事，有钱有权的人不需花钱而没钱人却得花钱。在正常税负和隐形支出的双重压榨之下，普通民众日益感受经济压力加大，不满情绪日益滋生，这些因素已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托克维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权显贵在全民大会中人数倍增，工业行会的代表为数日少，甚至不再出现。”当今中国政治也完全是这么一种情况，无论是人大还是党代会，与会代表多数为达官贵人，简直就是官员们的集会。政协会议稍有不同，官员数量少一些，但却是充斥了各界的社会名流。在这三种会议中，很难看到真正工农代表地身影，很难看到社会底层人员，即使有也是极少，只能算是一个点缀。所以，这些会议从本质上讲是根本无法代表全国各阶层利益的，只能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社会底层民众由于缺乏发言的机会，他们的利益自然就遭到了漠视，甚至那些与会代表可能就不会想到底层民众也应有自己的权益。
因为这种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便被大肆剥夺，就像强拆房屋虽然已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咋各种大会上有谁真正对此提出提案，要求禁止这种野蛮行径呢？没有！于是就导致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一种后果，“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不稳定时间日益增长，政府部门用于维稳的支出也相应日益增长，据说已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很能说明问题，正是托克维尔的预见的一种后果。
而且，对于很多不稳定事件在处理上失之于简单，频繁发生的对上访人员的打压就证明了这一点。“所有那些以某种暴力行为扰乱秩序的平民，通常经由调案被解往总督或骑警队长处”，如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甚至犹有过之。虽然上访是法律赋予给公民的权利，但政府有关部门却不这么看，尽管多数上访群众并没有暴力行为，一些政府部门还是对他们采取高压政策，将上访者强制带回有之，强制拘禁有之，送入精神病院有之。尤其每逢党代会、两会等政治敏感时期，此种做法更是大行其道，目的无非是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和谐盛世。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了，对民众的意见采取堵的办法不会有长治久安的结果，如今维稳成本日益高涨也在证明着这一点。片面采取堵的办法而不知疏解，即使堤坝再牢固也总会有崩溃的一天。
不只在各种代表大会上难以听到真正来自民众的声音，在其他的除网络以外的处所都难以听到。除了听命于官方的各种团体外，民众是无法组建自己的团体的，宪法中规定的结社自由只不过是一纸具文，现实中根本得不到遵守。“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这是当年法国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在这一方面不是与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吗？所以的社团都由政府牢牢掌控，民众没有自己的组织，从而也就少了一个反映民众意见的渠道，一些本可宣泄、处理的不满情绪无处表达，于是很容易最终走向一定程度的暴力。
在社会各阶层中有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如果沟通有效，处理得当，不但不会造成不良影响，相反还会成为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许多国家发展初期，由于沟通和处理的不顺畅，都曾经发生过一些底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危及政府稳定的情况，但随着政府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得到了加强，这些社团与政府之间互相构成了谈判的主体，很多问题就得以通过正常的沟通谈判来进行。
当民众是无组织的、散乱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有差异，难于统一，政府必须面对无数具体的行为主体，这是很费力的事情。而民众如果结成了社团，自身便会统一诉求，从而使政府面对的主体少得多，处理起来就会方便得多。而且不应轻视民众的自律意识，如果有这种自治的社团，在统一意见过程中，多数人会表现出理性，自觉剔除那些不合理要求，实际上承担了原本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工作。从中国历史上看，尤其是广大农村体现为宗法社会的自主管理，政府官员对其介入很少，但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此种自治管理被证明是有效的，从中印证了民间社团对于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今天不但不应对社会团体加以压制，而是要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成为政府管理的有效补充。
在中国历史上，城乡之间虽然有差距，然而这种差距不大。许多高管显贵高老还乡都回到家乡的小村庄居住，这些由城市回到农村的乡绅以及由农村进入到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城乡的联系，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为推行了城乡二元化管理，于是在城乡之间产生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不仅仅存在于城乡之间，也存在于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尽管已有许多人认识到了此种危害，但却少有真正的解决措施。
从清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看，北京只是一个政治中心，并不是文化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而建国后，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于以北京为首的各大城市进行了大量投资，不但将许多大学、企业建在这些城市，就是一些活动场馆，比如奥运会之类也在其中举办。通过政府的输血，这些大城市得到了高速发展，表现出极度繁荣。但在此种光环之下，压力也与日俱增，事实是明摆着的，大城市成为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的所在，一旦风吹草动，产生某种不稳定因素，立即会发生不可预计的连锁反应，这便是片面建设大城市带来的恶果。
而且，由于大城市与小城市、乡村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人为割裂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生活于大城市的民众会不自觉地萌发自负情绪，而小城市、乡村的民主会羡慕、忌妒，直至不满、怀恨，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由于决策者都是生活于大城市，在他们作出决策努力建设大城市时，民众会认为这也是谋取个人利益的腐败。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巴黎，那时的巴黎与法国其他各省存在巨大差别，是全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切在巴黎都是那么繁荣、惬意、歌舞升平，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的城市中，大革命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