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健康状况的转折点。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最终发展为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
身体重创：凌晨突然休克
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971年10月8日毛泽东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拼命地呼叫，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主席才慢慢睁开了眼睛。
这次重病，既是肌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中南海里毛主席见到卫士，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脸，没有一句话说。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他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林彪一伙反党篡权找到相似的历史原型。诸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
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也正在进行，毛主席亲自参与。“揭批查”过程就像“剥竹笋”。查到最后，暴露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实际上，从1970年开始，各种迹象都表明了“文革”的错误。而林彪出事，更把这个核心问题，直接地推到了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成了毛泽东的心头大石。仅仅依靠“文革”前期那种宣布又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是远远无法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信服的。
就在传达林彪集团罪状的过程中，不断报来各地发生的不同反应：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台下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干部中甚至还响起了哭泣声。某野战军连队传达此情况时，甚至有战士当场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
精神重创：为“文革”认错
各种反应都逼迫着毛泽东自己必须向全国有个检查交代。经过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过程的苦苦反思，毛泽东终于决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表示。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他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
1972年1月7日新年刚过，毛泽东得到陈毅病逝的消息……不知是消息来得突然，还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很长时间竟面无表情，无言无语。但他内心多少有些安慰，因为在前一天上午，也就是陈毅去世前几个小时，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 ’ 经过时间的检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 二月逆流 ’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据叶剑英报告说，他已经将这话带到了陈毅的枕边。
陈毅追悼会定的规格并不高，毛主席无需参加。但1月10日中午，毛泽东只穿着睡衣匆匆赶到。他握着陈毅遗孀张茜的手，流泪说道：“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念悼词时，周总理几度哽咽，很多人哭起来……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他怀旧了，开始想念和他一起走过近半个世纪岁月的老战友们。
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范长江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替朱德翻案。他承认了对贺龙、罗瑞卿的错误批判。“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尽管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根本改变“文革”整体错误，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