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王道仁政来化导天下的治国理念
首先是治国理念，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王道仁政”，实行王道，推行仁政，重视礼乐教化。因为文明也好，人文也好，在儒家看来都是一个礼乐教化的问题，有了礼乐教化才可能有文明。如果没有礼乐教化，让一切随着人的本性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安定的。
儒家把推行礼乐教化当做自己最根本的责任，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文化这个词最早是相对于武化来讲的。文化就是以礼乐来化导社会，武化就是以武力来化导。
《乐记》里讲“乐以治心”，“礼以治躬”，也就是说乐是治心的，礼是治身的。乐是动于内的，礼是动于外的。如果说乐能平和你的心态，礼能培养你的身体，那么就能内和而外顺。这样作为个人来讲，就是非常有素养的一个人了；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就是非常和谐的社会了。
所以儒家非常重视制礼作乐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当它相对地稳定下来以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制礼作乐。所谓制礼作乐不一定是完全启用新制度，而是对于前朝的礼乐制度要审视一下，不足的地方要补充，把被破坏的礼乐制度恢复起来，然后再来强调法，强调刑。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理念，推行王道、仁政，重视礼乐教化，同时礼法并用。
“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
在政治制度上面，儒家整体来讲还是推崇封建，也就是重视血缘的关系，这是从西周开始的。当然到秦朝的时候，它推翻了封建制，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就是斩断血缘了，各个地区的首脑，跟天子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汉初又恢复了这种同姓分封、护卫中央的封建制。以后，封建制虽然不断遭到批判，但是始终没有被完全废除。
其实从汉代以后基本上都是封建制跟郡县制并行，到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亲王都有封地。亲王都是清王朝的同姓子弟，这种封地就是一种封建。新政的亲王可能不一定有职务，但其影响力和权力还是相当大的。同时，地方官员又采取郡县制的安排。
那么，既然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封建制，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封建制度来描述我们的整个历史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已经提出来，用封建制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不恰当。但是我觉得借用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明白它的意思就行了，总的来讲还是强调一种宗法的血缘关系。
儒家在政治制度上强调大一统。“大”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重视，以一统为大，以一统为最根本。或者可以说是“第一”的意思，以一统为第一。这种思想汉代就有，董仲舒解释《春秋》，就认为《春秋》是重视一统，推行一统。但当时讲的一统其实是正统的意思，也就是地位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跟我们现在讲的一统意思上不完全一样。
另外，儒家思想也强调中央集权，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法家的思想。我们讲古代社会是封建专制，封建就是指宗法血缘，专制就是指中央集权。法家的代表韩非就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就是说具体做事的是地方，中央则要把握总的纲领。
韩非的法家思想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所以他强调“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君主不应该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而要充分地发动臣下去做。那么作为君主又该做什么事情呢？两点，一个是赏罚，一个是用人。韩非提出“疑者不用，用者不疑”，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就是赏罚分明，该赏的就赏，该罚的就要罚。所以中央是要掌握政策、掌握用人，具体的事情要充分发动底下的人去做。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制度。
我常常讲，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包括法家“要在中央”的理念，都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不要一听到中央集权就完全否定它，要看怎样集权法。
大同与小康的社会理想
儒家的理想社会跟它的治国理念是相关的，是从不同角度的思考。儒家理想的社会当然就是大同世界了，大同世界就是天下为公。
这个说法出自《礼记》的《礼运》篇，《礼运》里面记载了这样的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中国，从儒家提出这个大同世界的理想以后，可以说就成了各个时代先进中国人共同的政治理想。近代康有为搞戊戌变法的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大同世界，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大同书》。孙中山搞民族革命，追求的也是这个大同世界。所谓的大同世界就是没有国界，没有种界，没有阶级的界限，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一个社会。我想这是比较理想化的，在现在来讲，就是共产主义。
儒家提到了大同也提到了小康，在小康社会里面，就是有分别的，有君臣、父子这样一些等级，所以叫做小康社会。
光有大同世界这个理想还不行，不要具体落实，荀子就主张面对现实建立小康社会。他认为，社会没有等级是不可能的，没有等级社会就会发生混乱。所以他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群居和一的社会。
荀子认为人不能孤立存在，一定要结成群。那么，这个群体怎样才能够和谐呢？就是必须明分，所以荀子就讲“明分使群”。还有就是要达到一致，所谓达到一致就是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在上下一致中，荀子特别强调上面的各项政策都要符合民心，只有这样下面才可以跟上面保持一致。上下一致，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所以小康社会，就是群居和一的，是有等级的，不是无分别的。
那么这个小康社会怎么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呢？荀子借用了《书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维齐非齐”。就是说要达到平等，只有通过不平等才行。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一个法。所以荀子认为人们按照职业的不同、地位的不同，必须要有分别，没有分别是不行的。
可以说，儒家就是有这两种理想的社会，一种是有点儿空想的大同社会，一种是比较实际的小康社会。
“长幼有序，惟道是从”的人际伦理
在人际关系上面，应该说儒家是非常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这样才有伦理建构的需要。儒家有所谓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过去都把前面四伦看做是不平等的，记得谭嗣同曾经讲过，他说五伦里面就朋友这一伦是最好的，是平等的。我们可能也听传说里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话”，好像下对上只能是绝对地服从。其实从它的原意上来讲不是这样的。
我们去看《礼记》，《礼记》里面曾经讲到，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四个方面：人情、人义、利、患。它还特别讲到什么叫做人义，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就是说父亲要慈爱，儿子就要孝顺；兄长要非常善良，做好榜样，那么弟弟就要尊敬兄长；丈夫要义，妻子就要听从；年长者要讲惠，年幼的人才能够顺；君主要讲仁义，臣下才能尽忠。这完全是相互作用，不是单向的。
如果君不仁怎么办啊？臣是可以不忠的。儒家理论体系中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人问孟子，周文王和周武王作为臣子，怎么能够去杀殷纣王呢？孟子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臣杀君这个事情，而只听说过诛一独夫而已！殷纣王已经是一名独夫民贼了。
到了荀子就更明确地提出来“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就是说要按照道来做事情，不应该盲目地从君，所以才有汤把夏桀推翻了，武王把殷纣王推翻了的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
当然不能说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愚忠，没有三纲五常，但是从思想本身来讲，并没有要求你去这样做，因此我们的历史上才有很多连死都不怕的谏臣。只要皇帝错了，就要进谏，哪怕皇帝把他杀了也要说，这些谏臣遵循的就是这种从道不从君的理念。
在现代人看来也许这种做法太蠢了，但是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做一个大丈夫，《孟子》里面讲要成为大丈夫，基本的条件有三条：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大丈夫的品格，这就是儒家提倡的做人的根本准则。
有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这就诸葛亮讲的“鞠躬尽瘁”，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讲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都是我们经常背诵的一些名言，可以说都是在儒家的熏陶下人格的升华。
所以儒家在人际伦理上是强调要有序有别的，但是在有序有别中，又强调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总而言之，它体现了一种“惟道是从”的精神。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观念
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儒家强调以修养为本。从整体来讲，修养就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养成问题。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养成要通过教育，儒家强调教育，而且十分注意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人受教育的开始，然后是学校的教育，还有社会的教育。但是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的教育都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儒家更看重的是一个人内心的自觉性。
儒家强调修养是一个自觉、自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克已复礼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礼”局限在所谓的封建礼仪上，而是把它扩展到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层面，那么我想在任何时候“礼”都是需要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规范和人际关系的原则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可能会处处碰壁，也就永远得不到自由了。拿佛教的话来讲就是不断地自寻烦恼。
其实一定的自律并不是要让我们做道德的奴隶，而恰恰是让我们做道德的主人。如果我们领悟到了，就可以从物质的奴隶变成物质的主人，从道德的奴隶变成道德的主人，这一切都在于你思维方式的改变。
这就是哲学里面的自由，只有认识了必然才会有自由，如果你处处要跟必然斗争，那就永远得不到自由。就像我们开车出去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如果你偏不遵守，那好了，你就等着一天到晚拿罚单吧。不光罚单还有可能被抓起来，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但是，如果遵守了交通法规，车开到哪儿你都会感到很自由。
儒家修养身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人安身立命。所谓的安身立命就是使人能够在社会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真正实现自价值，达到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乐观而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
儒家的修养观决定了儒家生活的态度是非常乐观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它恰恰是跟佛教相反的。佛教的人生观是苦命，而儒家则是很乐呵，但这并不妨碍从不同的道理通向同一个境界。
就像孟子讲性善，而荀子却讲性恶。但不管是性善也好，性恶也罢，一个是通过扩展善心来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一个是通过改变你的恶性来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最后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手段也大致相同，都是通过教育和修养。
你不能说我人性善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这是不可能的，也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地受教育和自我修养的过程；而如果人性恶，你就认定自己必恶的话，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法生存的，还是要化性起伪，通过教育、通过自身修养来达到最终的目的。
所以孟子和荀子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都达到了一个人生的理想人格的境界。
儒家的生活态度既然是非常乐观的，那当然就非常珍惜生命。孟子曾说，“君子不立乎危墙之下”。明明知道这个墙要倒了，却偏偏非要站到那里，这并不能显出你的勇敢。所以不是说，我活着就要怎么了不起，不是这样的，而是要重视现实，不回避现实，不沉醉于一种虚无的理想，而是要通过实践努力实现理想。
可以说儒家非常重视人的努力，所以儒家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这个“听天命”也不是一个消极的意思，而是指一件事情有时机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时机成熟了就行了，就可以实现了；时机不成熟呢，它就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创造时机，你没有机遇不能成功，但是这个机遇也不是坐等来的，所以必须要“尽人事”，只有“尽人事”才能够创造一些机遇，儒家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价值观
最后我把儒家的价值观念简单地归纳起来，就是要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也就是说要在奉献中实现自我，实际上这也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问题。
在《论语》里，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人？孔子就回答他说：“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见到利就要思义；遇到危险要能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承诺过的事，就一定要去实现它。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成人了。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儒家对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