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抗战时的陈诚:汉奸多如牛毛 好人也甘做顺民

  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参阅附件一),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陈诚 抗战时的陈诚:汉奸多如牛毛 好人也甘做顺民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参阅附件二)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参阅附件三)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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