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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然而也是图书与档案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就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古代社会的禁书毁档的情形作一回眸，从中或许可以增进对我国渊源流长的文化和档案的认识，并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夏代是我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阶级社会后建立的第一个朝代。尽管是开始有阶级社会的雏型。但它在国家制度、文物典章方面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进入商王朝，其文化有了显著的进步。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及其关于当时史实的记载，表明商代在文字、天文、历法、医学、艺术等各方面都已相当发达。随着国力强盛，档案工作也有相应的发展。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商代的甲骨档案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书档案。它与居延汉简、敦煌经卷、明清大内档案构成我国史料上的“四大发现”。同时，商代甲骨档案的管理工作也具有相当的水平。比如，纣王出外征伐所形成的甲骨档案，都带回到殷都宗庙统一保管。甲骨档案大量流失国外，使我国的珍贵历史文化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但这罪不在商。
周灭商之后，国家在政治上、组织上建立了一套较之商代更加完备而严密的管理制度。其中，主管王朝档案工作有“大史”了。他列居王朝六典之一，是一个比较显赫的重要官职。根据史料记载，周王朝中央所保存的档案，主要有地图、户籍、谱牒及诰、政典和记注。这都是国家里最重要的档案史料。周王朝主管档案的史官大都是父子世袭，历代相传。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西周有金文档案的大量出现，它为我国古代历史档案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档案的重视。
到了春秋战国，档案被广泛利用，史料编纂得到空前发展。《尚书》成了我国远古第一部档案文件汇编。而《春秋》为档案利用开拓了新的领域，是我国第一本编年史。后来还有史书《左传》和《国语》的先后问世。这些东西表明，自古以来我国的档案和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的。
然而，自秦以后，档案与图书就不那么幸运了。出现了漫长而残酷的禁书毁档史。
追溯历史，中国最早的毁档禁书当推商鞅变法进程中发生的“燔《诗》、《书》” 一案。这次事件开了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禁书毁档之先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图书和档案典籍的野蛮行为，给中国档案和图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公元前213年，秦吞并中原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秦始皇即命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划一整理工作。李斯不负皇托，创制了体形更加規范的秦篆。作为当时的标准字体，秦始皇号召全国统一使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贡献。但到了后来，还是这个李斯，为了巩固统一，厉行法治，向秦始皇建议，下令焚烧六国档案典籍。当时规定，除史官和博士所收藏的秦国档案典籍外，其他收藏于民间的一概烧毁。在规定时日内不送交官府销毁者罚筑长城劳役四年，以古非今者灭族，吏见不举者与同罪。一时间，咸阳宫外的焚烧之火燃遍了大江南北，使我国古代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受到了严重摧残，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秦后的汉王朝前期，文化政策较为开明。汉惠帝时还废除了秦延续下来的“挟书律”，明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一批贤士把冒着生命危险收藏的图书、档案典籍纷纷献给朝廷。统治者也重视其保管、保护，修建了石渠阁、兰台和东观等保管处所。另外，统治阶级还鼓励和提倡档案的利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是在大量利用档案典籍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然而，不久，一种以禁谶纬天文为标志的新的禁书毁档运动又掀起来了，那便是公元267年12月发布的一道禁书令：“禁星气、谶纬之学。”次年，晋代《泰始律》又增加了“凡私自收藏天文、谶纬之书的，均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的条款。到公元336年，则远不止两年徒刑了，而上升到处以极刑。
唐朝是历史上文化发达、国力强盛的时期。它创新了一种“时政记”的撰写，这是专门记载唐代统治者言行和王朝军国政要的第一手材料，是王朝的重要档案。即便如此，唐代也曾禁过书，毁过档，但较之秦朝，其程度要轻一些。
宋代对史书、档案典籍，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架阁库，以保管保护好档案和史书。利用档案编史也很有特点，《资治通鉴》这部不朽名著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宋朝的禁书毁档范围也扩大了，自太祖至仁宗百年间，天文与兵书是禁毁的两大对象。到徽宗主朝时，苏轼和黄庭坚的文集曾两度遭到空前的劫难，所有印版都被禁毁。如果说禁止天文兵书还只是“继往”，那么禁毁苏、黄文集就具有“开来”的意义了。
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即公元1154年，发生了一桩禁毁《论语讲解》书版案。《论语讲解》，又名《论语说》《论语解》，是曾任龙图阁学士的程瑀注解儒家著名经典《论语》的一部学术著作。程瑀的这部书完稿后，在其故乡饶州当父母官的丹阳人洪兴祖看了非常赞赏，并为书稿写了一篇序文。此书的另一位读者、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被程、洪二人的文笔所打动，索性用转运使的官钱将《论语讲解》刻版刊行好几千册，发往四方。由于此书有切中时弊、影射朝政之嫌，作者与刊印人遭放逐、被罢官，书稿被毁版。
元朝，其政治上的统治虽然残暴，但对史书和档案典籍却出现了少有的松驰形势。除了仿照宋代禁毁一些图书、档案外，没有什么新的动作。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给元代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明代之初，朱元璋还曾亲自命令部下收集敌方的档案典籍和史书，鼓励敌将携带史书和档案投诚。掌握政权后，设立“照磨所” 档案机构，并亲自参与“后湖黄册库”建造的策划。但到了后来，由于统治的需要和历史的局限，朱元璋总是怀疑士大夫与自己离心离德，因此莫名其妙地杀掉了一批士大夫。这些人被杀以后，虽然没有发布禁止和销毁其著作、档案的法令，但他们的著作谁也不敢去刊刻，他们集成的档案史料谁也不敢去利用。这就是介于禁与不禁之间。以后的明皇帝也都是沿袭老祖宗的做法。李贽，因其所著《焚书》《藏书》《卓吾大德》而被投于狱中。他死后，皇帝命令将其形成的著作和档案全部禁毁，不准任何机构和个人收藏，违者格杀勿论。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中叶，由于在朝廷中围绕航海贸易的争论日趋激烈，竟连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也被刘大夏这类愚蠢无知的官僚毁掉。它不仅给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带来相当的困难，而且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大损失，以致我们今天无法知道郑和船队历次远航的数量和规模的确切数字。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雍正帝即位之初，连续颁发十一道谕旨，其中涉及档案和史书工作就有数项。后来还有目前见到的我国封建社会唯一的档案分类方案《清理东大库分类目录》。然而，为了维护和加强皇权，清政府把销毁与己不利的档案作为他们掩盖自身劣迹的一种手段，凶残而野蛮地推行“文字狱”。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但在禁书毁档上比过去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第一件大案为庄廷珑明史案。在这桩案中，康熙进行了血腥的屠杀，遭杀害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还有不少被发配到边陲充军或垦荒。乾隆朝，文字狱登峰造极。他在位60年，比较严重的文字狱就有30余起。更有甚者，连疯子也不放过。据记载，乾隆18年时，有一个叫丁文彬的神经失常的人，自称衍圣公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还说写了一部叫《洪范春秋》的书，原署“丁子曰”，后改为“天子曰”。就为这，丁文彬被捉拿审问。从供词看，分明是个偏执性精神病患者。然而因他自称天子，还写了什么书，这还了得，最终被以大逆不道罪凌迟处死。还有一件令世人刻骨铭心的事，乾隆借编纂《四库全书》，在征集图书的幌子下，大肆地毁掉了一些史书和档案典籍。他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其原则是，凡“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应乘以机会查办一番，尽行销毁，以杜绝、遏止邪言，正人心而厚风俗”。因此，凡涉及女真建州部来历以及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贬词，一律销毁；凡只要内容稍有嫌疑而对清廷不利者，都一概予以焚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全毁的书就有2453种，被抽毁的402种。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书为3470种。被全毁的数相当于成书的四分之三。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中国的史书和档案典籍遭受如此之劫难，乾隆之举可堪称空前绝后。
随着清王朝寿终正寝，漫长而残酷的封建社会禁书毁档史终于划上了句号。这以后，销毁书籍和档案的事仍有发生，“八千麻袋” 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蒋介石逃离大陆去台湾前夕，焚烧档案也达到了最疯狂的程度，仅铨叙部就动员了80余人，烧了三天之久。其他各部也都程度不同地销毁过图书和档案。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69期
作者: 贺吉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