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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