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因多种因素影响，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悄悄退出了各大卫视的黄金档。然而今年4月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开头展现的就是被抓的国家某部委某处长赵德汉，家里藏着超过两亿元现金，而他还只是浅水区的“淡水鱼”。
由周梅森编剧，讲述了汉东省及京州市的反腐风暴，直接刻画了公检法以及政府各个系统相互间的角力，被BBC形容为“中国版《纸牌屋》”的《人民的名义》，火了。不看看《人民的名义》就看不懂朋友圈，吃饭聚会也插不上话。从达康书记的水杯到干部带的手表，都成了新的“网红”，不同状态的婚姻模式、官场的“潜规则”、谁是最后的坏人，讨论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
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之前说的被打破的政治默契，最初是怎样达到的？稳坐钓鱼台的大佬们慢慢走到幕前，整个京州市公检法折腾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又是为了什么？
左不过利益二字。高小琴、蔡成功等商人为了生意，向官员输送利益；大风厂的员工为了股权，拼死护厂；干部为了自己的势力，掩护丁义珍出国。一环扣一环，或不动声色，或笑里藏刀，有刁德一，有阿庆嫂，也有胡传奎，一帮人唱智斗。这里面的热闹和门道，也值得玩味。
裸泳的民营企业
《人民的名义》当中，大风服装厂与山水集团之间的6000万元过桥资金引发的股权纠纷，推倒了京州市反腐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过桥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其实是一个很活跃的产品，在注册资金融资、银行保证金、资金拆借、过桥贷款等传统业务中都会有它的身影。顾名思义，过桥资金是用作短时周转的快钱，前面就是水，趟不过去了，过完桥就有路了。高小琴跟李达康抱怨说蔡成功有副市长丁义珍的撑腰自己不能不借给他。但论业务本身，传统过桥资金往往有着救火的紧迫性，让渡资金使用权的山水集团，可以要求相对高额的利息，再加上有股权做质押，可以说是一个无风险套利。
但问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高小琴看重的根本不是利息，连本金也不是，而是整个大风厂的股权，连汤带肉都要。
在这个局里，唱完双簧，还至少需要一个欧阳菁。正是因为欧阳菁所在的京州城市商业银行的断贷，才导致股权自动归于山水集团。
但其实这里，银行也有银行的苦衷。银行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而从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但是都知道银行喜欢贷款给不缺钱的客户，因为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控制住了风险，才能谈长效发展。
2011年前后的上海钢贸之殇仍然历历在目。曾在经济刺激政策下，贷款规模达2000亿元的钢贸业，受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及国内房地产、铁路等行业调控影响，产生百亿元坏账，逾10人自杀，700多人被通缉，几乎所有的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都无法全身而退。
《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的服装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的利润水平普遍较低，盈利模式单一。服装厂在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这个链条中，营运资金经常被原材料商、渠道客户两头占用。因此，尽管欧阳菁所在的京州城市商业银行具有扶植当地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对民营企业相对友好，但欧阳菁如果想给蔡成功贷款，也需要经过数道有签字权的风控层层把关，过会审核。然而如果不想给蔡成功贷款，一句话，有风险，就可以压着。何况，欧阳菁的理由还很充分——蔡成功身上有高利贷。
信贷政策“涝旱急转”，让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生长蔓延。高利贷表面上看起来能够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但实际上是火上浇油，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的困境越陷越深，更不要说想“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前些时候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辱母案”，起因也是高利贷。从这个意义上说，涉高利贷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有一定原罪的。
电视剧中的老革命陈岩石下的评语很中肯，蔡成功不会比一般商人好，但也不会比一般商人更坏。蔡成功的经历，更像这两年民营企业的沉浮录。上世纪80年代起，下海的人，曾经是弄潮儿。资金对于企业，犹如氧气之于人，但这些年，实体经济不景气，资本空转，民营企业一直面临融资困难等各种问题，缺氧严重，成了裸泳，都想要艰难上岸。剧中王大路感慨，“民营企业难办，谁都惹不起。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土地财政的“红与黑”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的热火朝天和实体经济百业凋零的现状泾渭分明，加剧资金“脱实向虚”。如果寻医问症，多数的答案都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出让金。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将大部分财政上交中央，再依靠中央拨款进行地方建设。自然，发展规划需要层层申报审批，需要争取的款项，是有门槛，同时时效、额度地方也都把控不了，因而地方发展的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
假设，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需要300亿元来建设新区，但是中央只批了200亿元，剩下的100亿元就要依靠地方财政解决，京州市委的领导干部就要发挥创造力。但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限，银行融资渠道也有诸多限制，于是就有了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土地财政”制度。
今天，我们看到“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是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祸首”。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评论说“如果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都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在当时，向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府用土地获得的收益，对企业进行补贴，使得中国产品能够以低成本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成为“世界工厂”，但也使得中央政府在高税率下的高额财政收入得以维持。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超发现象也存在。中国M2自1990年12月的1.53万亿元，增长至2016年1月份的141.63万亿元，增长近100倍，同期美国M2增长只有2.78倍。土地展现了惊人的融资能力，土地出让价格越高，对地方财政就越有利。地方政府控制着供地量，招、拍、挂，土地资产价格被不断抬高。寸土寸金，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来源。
这有多重要？财政税收本来自各行各业，但2010年至2016年房地产行业则贡献了三成以上，在一些年份达到了将近五成，如果将口径放宽，拆分部分项目明细，泛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数据可能还有被低估。地方干部升迁概率与他们任职期间GDP增长业绩有很大的正相关，而GDP的增长又受房地产繁荣的拉动。所以说，李达康在控制住大风厂的火情后，着急的要连夜拆迁，差点犯了错误。
近些年这些现象尤为明显。如果面粉贵过了面包，资本就失去了直接进入实体经济的意义。作为民营实体经济的代表蔡成功，就面临厂房不值钱，服装不赚钱，只有土地值钱的尴尬现状。
制度的笼子
土地财政决定了政府的注意力放在那里，而制度的不完善则可能滋生贪腐。《人民的名义》也将官员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一种是丁义珍一类的官员，利用权力寻租。“公权不能任性，但可以谋私”，对于他们来说，“丁义珍”是化名，演不下去了，真正的“汤姆丁”就坐着飞机走了。腐败与经济发展是经济学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并不否认在一些僵化的体制中，腐败能为官员提供办事的动力，进而提高办事效率，但这并不是上策。如果任由这样的制度运转，结果就是，权力被用来寻租——“农民的儿子”失去朴实，小官也能巨贪。
第二种是剧中光明区区长孙连城一类官僚做派明显，“装在套子里的人”。大风厂的工会主席郑西坡去反映问题，孙连城听了两句就说，“到点了，我要下班了”。信访办的窗口环境不友好，老百姓站、坐不能。李达康亲自到了信访办，让孙连城体验了一把，但转身，孙连城觉得麻烦，想想领导没明说，就先不办了。第二次领导明说，也只是加了几把小凳子，但孙连城复述达康书记的原话，几乎一字不差，其实记忆力很好，脑筋转得也快，还嘱咐下属放在窗口的糖“十颗就够，别被一个人拿走了”，还让报社宣传，这样李书记就能看到了??这个出场时间并不多的孙区长，看起来就像在演喜剧，有意思得很。这些人，在体制里多年，太知道如何当官，甚至自己都知道自己游刃有余，态度和蔼，会打太极，可却也不作为、不承担。
第三种是像李达康式的，想有作为的实干派。但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政绩（GDP）就是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丁义珍外逃的时候，李达康回到京州市，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定要稳住京州的投资商们。往大了说，这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往实际上说，关系着个人的政治前途。好在大部分时间，经济发展了，百姓的生活也会向好。
而人们对于官员的态度，恰如电视剧里的台词“你别看他官小，在老百姓眼里，那也代表着政府”。民众唯政府马首是瞻，仍期待执牛耳者应当是心系百姓之人，像剧中的达康书记、易学习。但更严肃地讲，百姓的安居乐业，不能依靠为官者的恻隐之心，而是更应该依靠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否则，遇到丁义珍、孙连城这样的官员如何是好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坏的体制能腐蚀好人，好的体制能约束坏人，应当努力从制度上降低寻租空间，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效率，达到“制度经济”。
权力旋转门背后是民营企业之困、土地财政之困、体制制度之困。几经洗牌，有的人进去，有的人出来。这部官场现形记，每个人都能触景生情，这也是《人民的名义》能引起共鸣的原因。
都说没有人关心政治，可《人民的名义》火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人民一直都在等着、都在看着。
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GDP增速，为了地方的政绩，平地起高楼，国家综合实力上升，人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也跟着起来。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需要更加有的放矢，需要在“为了谁”的问题上，下更大的功夫，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
其实，《人民的名义》从多个维度上来说都不是最出彩的。在剧情进展上拖沓、支线过多的缺陷非常明显，但是在态度上有诚意有勇气，老演员的演出非常见功力，宣誓意义非常难得，让人们每天自觉打卡上党课。剧情渐明了，而生活的罗生门还在继续。走出旋转门背后，人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新世界呢？
王晨／金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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