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石瑛传》
宋清海 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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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瑛，清末举人，为强国留欧17年，并于1905年在布鲁塞尔迎接前去宣传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助之号召留欧学生，组织同盟会，为国外革命团体活动之始”。
武昌首义后，石瑛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回国任大总统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孙中山辞大总统职，先生回鄂任同盟会湖北支部支部长。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而逃亡英国，1922年回国后历任北大教授、武昌大学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浙江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及湖北参议会议长等职，被誉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湖北的圣人”、“现代包拯”。因言行不随流俗，他和张难先、严立三被某些人称为“湖北三怪”。
本报今起连载《石瑛传》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北大教授
1922年秋，石瑛开始了在北大的教授生活。石瑛对新旧文化和中外文化的态度，可以从他对儿子石效曾的教育上看出来。效曾先天体弱，不能去学校读书。石瑛第一年请来清末秀才教授《四书》《左传》，同时也教授当时小学普遍采用的国文，第二年又加请北大学生教数学和英语。
石瑛抽查独子功课，背不出就罚跪。有天晚上，李四光、王世杰、王星拱和周鲠生来访，正遇石效曾被罚跪。李四光对效曾说：“你有这个举人父亲，是幸，也是不幸；说幸，是家学渊源，于你读书大有益处；说不幸，是你父国学深厚，他若考起我来，我也会被他考住，何况你一个孩子？只怕你双膝要跪出茧来呢！”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皆以为然。李四光又道：“蘅青兄，你两度留学共17年，年近半百，膝下仅此一子，独苗难长啊！我们4人有个要求，自今以后你不能罚孩子跪。”石瑛看看众人，只好答应。以后石瑛也多次想对儿子罚跪，话在唇边，却变成：“鬼！错了！提示你一句，再背！”这就是石瑛的性格，明里暗里皆不欺，“慎独”之功出于天然。
冶金化学是当时北大的一门新学科，讲义全靠教授自己编写。石瑛从英国带回的冶金学书籍是丰富的，他读书时的课堂笔记也是详细完整的，只要稍加整理就可以作讲义。但是他不走这条捷径，准备讲义一丝不苟。星期天他总是带上烧饼去图书馆，开馆他是第一个进去，闭馆他是最后一个出来，比用功的学生还用功。
石瑛并不在冶金课堂上讲三民主义。他与王星拱等人受孙中山指示，在北大创办《现代评论》，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除与地质学教授李四光，法学教授王世杰、周鲠生，冶金化学教授王星拱等过从甚密，他还与梁漱溟、陈独秀、胡适、陈西滢、郁达夫等人都有交往。他对蔡元培更是十分敬重。石瑛对友谊是忠诚的，他把朋友政治观的不同看做“人各有志”，他与陈独秀的交往就一直维持到抗战时期。
（二）武昌师范大学校长
1924年7月，石瑛在李四光陪同下南下就任武昌师范大学校长。
石瑛一到武昌师大，就计划将武昌师大改为武昌大学。武汉居全国之中，又是辛亥革命发源地，尚无一所规模较大、设备完善的国立综合大学，教育之落后言之痛心。1924年12月，石瑛呈准教育部，改武昌师范大学为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武汉大学校史载：第一任校长：石瑛。
在石瑛的影响和邀请下，北大一批知名教授，如熊十力、庄长恭、汤澡真、纪育沣、陈建功、吴晓明、段锡朋、胡庶华、杨振声、郁达夫、胡适、陈西滢、吴稚晖等，先后来武昌师大（武昌大学）担任教授或讲学。
当时的湖北，在督军王占元的蹂躏之下，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武昌虽为首义之地，也了无生气。教育界亦已见不到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时的生机与气象。
石瑛一上任就整顿学校行政组织，只设教务处和总务处。教务长由段锡朋教授担任，总务长由胡庶华教授担任。不设训导处，更没有军事教官。另有两名斋务员，负责检查寝室和管理自习室。偌大一所大学，管理人员极少，绝无人浮于事的现象。大量的管理工作由谁去做？由学生自治会去做。石瑛相信学生自治会能做到自治。自治会一学期一选举，绝对是民主选举，校方不干预。
石瑛曾亲耳听孙中山说过：革命乃高深的学问。石瑛主张读书救国，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决然不同，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有不同之处。他不主张学生在学业未成之时就投身政治，但思想教育和革命理想的培养却应该受到鼓励。其时国民党在内地处于秘密状态，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均属禁书，然而在武昌师大却暗暗流传。
学生以学为主，学校的责任就是为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我们摘录高启圭回忆石瑛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说明石瑛为学生创造的学习条件——
……教室、寝室、自习室绝对分开；寝室只供睡眠，床下两口大柜，支撑铺板，足够存放衣物零件。书籍文具都放在自习室，各有书柜；一立一横，立的倚墙壁，横的放在自习桌中间，桌面很宽大，各有一大抽屉，八人一室，每边四人，因中间隔书柜二人对坐，埋头读写，互可不见，较之在寝室自习，养成躺在床上看书的恶习，实在是好得多。至学生课外一切活动，均由学生自治会负责……石瑛是位严师。在同学们眼里，他“体格魁伟，态度严肃，一望令人敬畏”。同学们背后称他为“Stone”，一方面是赞他“其介如石”，另一方面是说“校长过于刚硬”。
令学生最难忘的，是每天清晨从校长室里传出的英文朗读之声。那中气十足、声如钟鸣的朗读声，是学校每天的第一支乐曲。校长年近半百尚且如此好学，何况青年学子？该校学英语的风气较其他学校更为浓厚，这是受石瑛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附中学生捆绑校长
石瑛正一步步实现他发展武昌大学的宏伟规划，不料却因学校发生“风潮”而去职。
此事还得从1925年初武昌师范大学改为国立武昌大学说起。
大学乃是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才摇篮，为强国之本。石瑛整顿校务，组设两院一处，即文哲院、理工院和总务处。并对教员进行资格审查，将那些懒惰、不学无术者辞退。同时又首次将西方高校研究生制度引入武昌大学，为民国时期中国高校研究生制度之始。他延聘一批留学欧美而著有声誉的教授来校任教。当时的武昌大学教员队伍，可谓人才济济。那时的大学，必得著有声誉的校长，方可能聘到著有声誉的教授。
这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原有教授多属留学日本的，致使教授中形成欧美派和日本派两个派系。这为阴谋者利用“门户之见”挑拨事端提供了机会。当时，“国家主义派”余家菊任哲学教育系主任，他虽曾出国留学，却仅为旁听生。他恐怕石瑛将他辞退，便先发制人。其实石瑛对教授并无门户之见，所求者仅“真才实学，为人师表”8个字。余家菊利用某些人对石瑛严格治校的不满情绪和教授中的门户之见煽动起“驱石风潮”。
以石瑛之刚硬性格，自不肯退让，愤然辞职返回北京大学。但石瑛的改革之举受到大多数师生的拥护。1925年2月21日，武昌大学全体学生发出《宣言》，一致谴责余家菊等人的行为，挽留石瑛。这份《宣言》刊登在2月23日的《江声日刊》上。2月21日，学校自动召开了师生联席会议，推李汉俊为会议主席，决议“驱余留石”，并以师生联席会议名义，函请石瑛返校。
余家菊等以害人始，以害己终。
但是，石瑛与某些人的矛盾依然存在。
事情的导火索是附中的期末考试。石瑛去附中视察几次，多次提出直率的批评，因此附中对石瑛多有误会。期末考试时，石瑛命1925年应届毕业生到大学本部会考，试题由教务长拟定，且由教务处工作人员监考。考生多作壁上观，及格者寥寥无几。于是，石瑛与教务长同往附中，对主任刘亚平及教员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人不惟不引咎自责，反而联络大学本部反对石瑛的派系，煽动学生群起冲进校长室，对石瑛进行人身攻击，将石瑛捆绑于沙发上。大学本部的学生又群起解救校长，将这伙人赶出校外。这就是1925年12月4日武昌大学附中发生的震惊全国教育界的捆绑校长石瑛的风潮。
石瑛在此事件发生之后，未去追究任何一个学生，飘然引退，仍回北大任教。后来石瑛做南京特别市市长，某日不期而遇曾带头捆绑他的学生杨希震。杨内心很恐慌，以为定要挨骂，不料石瑛却说道：“你现在做事了，好好地干，再不可胡闹。”倒是当时的湖北督军陈嘉谟得知“驱石风潮”后，派军队进驻了附中。
（四）参加了西山会议
1924年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国立广东师范学校礼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石瑛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25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了防腐处理，3月19日移灵至公祭地点中央公园社稷坛。孙中山的灵柩是由特别亲近的人轮流抬行的。石瑛与汪精卫、张继、孔祥熙、林森、石青阳、宋子文、喻毓西抬第一程。人们都想亲手摸一摸中山先生的灵柩，石瑛被人浪拥来挤去，他不声不响，随人浪而浮动。
公祭中山先生的活动，是石瑛看到的最壮观的历史画卷、最震撼的“民心之书”。中央公园内外，花圈、挽联如大雪覆盖。北京大学学生送花圈的队伍绵延数里。
石瑛于悲痛之中也生出振奋，在军阀当道的北京，竟也有70余万人来中山先生灵前致祭，有30余万人为中山先生送灵。这就是民心所向。那般官僚外表强大，其实内里早已腐朽，不过是依仗帝国主义，用几条洋枪撑腰——人之立在骨，腰椎换成枪管，虽敲起来当当响，却没有骨髓，这岂是活人？
为贤者讳，是中国人的传统，也不失为善良和崇尚完美的表现。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众多回忆石瑛的文章中，多不提石瑛参加过西山会议，提及者也会特别说明石瑛不是会议的发起人。
参加西山会议，是石瑛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石瑛在西山会议之后，仍在北大当教授。在他的内心，不愿看到因国民党分裂而影响国民革命，也有对政治的失望和厌恶。但他对国民革命的关心丝毫未减，愿做一些与革命直接相关的具体的事，出点实在的力。
那时石瑛在教育界声望日隆，加上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中央委员，遂引起北京政府的注意。也许他们知道石瑛因为参加了西山会议而受到处分，便聘请石瑛出任教育总长，以收物望。让石瑛执掌教育部，应该说北京政府还算有眼光。但是石瑛不愿在北京政府中任职，坚辞不受。
还是吴稚晖了解石瑛，如让石瑛执掌北伐的兵工厂、乃至国家的兵器工业，可堪大用，便举荐石瑛去广州石井兵工厂任厂长兼工程师。这正合石瑛所学和平生志向。
石瑛到了广州，就先去了广州市北20里的石井墟，石井兵工厂就设在这里。石瑛做事不喜事先张扬，必先了解情况，订出措施、步骤，再取果断行动。
正当石瑛谋划如何整顿兵工厂的时候，有报纸指名道姓骂石瑛是“反动分子”，有几个团体说他是“西山会议派的余孽”，是“潜回广东活动”，又说“革命的民众不容许他当石井兵工厂厂长”。报纸上对石瑛的攻击越来越激烈，致使石瑛无法出任厂长。心情郁闷时，石瑛常以读书化解。
他在旅馆里读《史记》，忽听有人大呼“蘅青！”原来是湖北同乡张难先来访。
（五）“湖北三怪”
辛亥革命后，许多党人纷纷钻营于仕途，张难先十分看不惯。当时党人蔡济民曾因此愤而作诗：“同志尽变官僚种”，张难先接韵道：“异日齐看国家亡。”尤其可贵的是，张难先不接受黎元洪聘他为秘书一职，又回沔阳老家卖菜去了。
在湖北籍辛亥革命元老中，一个曹亚伯，一个张难先，皆非“禄蠹”之徒，早为石瑛所敬佩。今张难先来访，犹孤雁闻同类之声，何等喜悦！
张难先见石瑛在读《史记》，且读的是《屈原列传》，一笑，说：“我楚地古今士人，受屈原风骨影响，可谓代代相传。蘅青，我是在报上见到有人不容你来石井兵工厂，才知你在广州，你有何打算？”
石瑛沉吟一下，说：“义痴兄，我去过石井兵工厂，工厂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管理，没有图纸，连尺子也没有，工人加工零件，就照着一个样品加工，根本谈不上精度！我想去厂里当个工程师，至少在技术上对他们会有所帮助。”
张难先说：“好！没白读《屈原列传》！走，我们去找麻城人严立三，他是北伐军21师师长兼党代表，看看他的军容，可知北伐必成，振奋你我的精神，去去烦心事。当然，少不了叫他请我们吃饭。”
与严重（严立三）的会面，果然如张难先所说，振奋了石瑛的精神。
严重生于1892年，小石瑛13岁，正当盛年，可谓雄姿英发。见将军风采，可知其军威。
严重因军务并没请二位老兄吃饭。但二位老兄却愈加高兴，这才是将军所为。石瑛说：“义痴兄，严重必为北伐名将！”张难先说：“那不用说！凡投笔从戎者，多为名将。因其四书五经在胸，非一般武夫可比。”
石、张、严三人都不曾想到，此次会面后，他们在后来尚有两次机会联手主持湖北政务，留下“湖北三怪”的名声。
见到严重之后，石瑛坚定了去石井兵工厂当工程师的决心。宝剑赠英雄，革命军应该有好武器。别的一切都无须计较，自己原本就是个民国百姓。
但是，石瑛这个工程师并不容易做。
某些人认为，既然做不了厂长，你为什么还不走？你既是留洋的，又当过大学校长和教授，到哪里找不到工作？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但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石瑛这位大学教授竟能动手，工人加工的零件，他能画出图来，标明尺寸数码，按程序生产。有一个工匠头目不服石瑛这一套，丢掉图纸，凭感觉加工出一个零件，然后一言不发地傲视石瑛，意思是：你做做我看。石瑛也一言不发，如图加工一个零件，然后把他从德国带回的刻度尺交给一个年轻工程师，要他量出样件的尺码，再量两个零件各自的精度。结果按图加工的，与样件完全一样，而凭感觉加工的，却与样件有差距。工人们十分惊奇，年轻的工程师看看石瑛，欲言又止。他想说的是：这个“反动的极右派”其实是个挺好的人。
（六）上海兵工厂厂长
1927年6月，正当北伐风起云涌之际，石瑛出任上海兵工厂厂长。上海兵工厂即清末的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有枪厂、炮厂、弹药厂、炼钢厂，能制造各种枪炮和弹药，有工人3,000多人，是北伐军武器弹药供应的重要基地。
由于有了在石井兵工厂当工程师的经历，石瑛对如何办好上海兵工厂已胸有成竹。他曾信心十足地对人说：他在石井“只是牛刀小试，今兹我要大刀阔斧了”。石井兵工厂的一切弊端，上海兵工厂里也有，只是个程度的问题。当然，石瑛管理工厂主要还是参照德国和英国的管理方式。
石瑛打算以上海兵工厂为基地，振兴中国的军事工业。因此，他把父母妻儿都接到了上海。在外奔波半生，也该一家人过过团圆日子。然而，石瑛这种正直的人很难想到，别人正在暗中要赶走他。
兵工厂，何等重要！石瑛想的是为国家振兴军事工业,蒋介石想的是这个兵工厂必须受我控制。蒋介石不放心让石瑛掌管这个要害工厂,他不能直接、有效地控制石瑛，他培养的黄埔学生还没有羽翼丰满，没有能力管理工厂，于是他就通过他直接控制的厂政治部来钳制石瑛，而在政治部工作的则是黄埔学生。
厂政治部来头不小，“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其人事经费均由南京主管”。“政治部工作人员多系黄埔学生。当时的政治部两主任是黄埔二期学生”。“政治部设有总务、组织、训练、宣传等科。各制造厂设有政治指导员办公室”。
石瑛一向敢作敢为，他不能让政治部成为绊脚石。石瑛缩小政治部编制，裁减黄埔系政工人员，限制他们的职权，比如他们不能插手厂里的生产和技术工作，不能干涉行政。这一来石瑛和黄埔系政工人员的矛盾就闹到冰炭不同炉的地步。
黄埔系们有两个阴招对付石瑛。一是不停地向蒋介石打小报告，诬蔑石瑛；二是煽动守旧派和工人反对石瑛，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也想过要抓石瑛在经济上的把柄，可是工厂收支账目太清楚了，实在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他们甚至想收买石瑛的贴身卫士姜庆祥，要他提供石瑛贪污的事。
实际情况怎样呢？邹鲁在《石蘅青先生行状》中说，石瑛执掌上海兵工厂后，“力除积弊，支出减1/2，而出品加倍”。后来国民政府给石瑛颁发的“褒扬令”，其中也充分肯定他“治理沪上兵工”的功绩。
1927年12月，被石瑛裁撤的政治部黄埔生煽动工潮，石瑛被迫离职，张群接任厂长。政治部黄埔生全部复职。
有趣的是，张群上任不久，就明白了石瑛与厂政治部尖锐对立的原因，他也感到难受了，上书蒋介石，要求将“政治部和工会一并撤掉”。
（七）湖北省建设厅厅长
湖北乡梓还需要石瑛做些事。
1927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结束，“宁汉合作”。军阀何健、唐生智的势力统治了湖北。当年10月至11月，南京（宁）方面的李宗仁、朱培德同武汉（汉）方面的唐生智、何健爆发了“宁汉战争”，唐生智、何健战败，退入湖南。桂系势力统治了湖北。
李宗仁对这个辛亥革命发源地的人心向背很是关注，延请一批在政界、教育界享有声望的人，特别是一些辛亥革命元老和北伐名人，组成湖北省政府。张知本任省主席，严立三任民政厅长，张难先任财政厅长，石瑛任建设厅长。
石瑛任上海兵工厂的建树和所表现出来的管理才能，尤为李宗仁所看重。这一届政府，促成了“湖北三怪”的第一次亲密合作，并奠定了他们终生的友谊。对该届政府的工作，李宗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开创了湖北政治史上之新纪元”。
石瑛是1928年3月22日正式到任的。
石瑛出任湖北建设厅厅长，心情是极为矛盾的。离开上海兵工厂后，他决定再去当教授。是回北大，还是回武大？家乡土亲，还是去武大比较好。武昌是辛亥革命发祥地，情感上也有所维系吧。可是一想到湖北、想到武汉，他的心情又不免郁愤起来。
武汉在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可与沿海开放口岸天津、上海、广州比肩，教育更是引领风气之先，这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物质和民智条件。可是辛亥革命之后，战事频仍，各种势力轮番进驻武汉。王占元统治湖北期间，只知搜刮民财，连军饷也黑心克扣，引起士兵哗变，在武汉城里烧杀抢掠。这种人能关心地方建设吗？湖北各项建设长时间处于停顿。石瑛在上海期间，家乡亲友来人来信，谈到湖北状况，就是“满目疮痍”4字。白手起家，石瑛不怕。一省乃至一国，若能全力从事建设，一代人30年时间定可大有成就。然而中国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吗？以石瑛的政治智慧，他知道蒋介石虽然实现了“宁汉合作”，但尚未统一中国的新旧军阀，军阀间的战争难以避免。今日桂系势力在湖北，明日入主者又知是谁？政府虽名曰国民政府，而军政实权则操在军阀手中，武人之有枪即为草头王的劣根性久矣、深矣！不受政府约束是自然的事。且驻鄂桂军月需军饷210万元，其中200万元筹于鄂省。这是湖北财政的沉重负担，建设所需资金的筹集愈加困难。可以想见，政府与军方的周旋需要大智慧、大胆略，才能为湖北建设尽量争取资金。
这天夜里，张难先来访。在会客室里，张难先开口就说：“蘅青，我看你心事极重，知你不是知难而退之人，其中必有缘故。”
石瑛看看对方，内心道义痴兄眼力不凡。笑道：“我在想‘一笔不苟’4个字。”
张难先一愣：“蘅青，莫非你要学书法？”石瑛笑了：“义痴兄，‘一笔不苟’，是不是尤重第一笔？”“那是自然的，写字第一笔是奠基之笔，第一笔不正不力，第二笔之后何所依附，何所结构？”张难先捋捋胡子，忽然大笑起来，说道：“蘅青是在写字，写湖北古今第一大字，此字可盖湖北版图，起笔定要落墨如山，根基深厚——‘墨是黑狗，越描越丑’。”
石瑛笑道：“知我者义痴兄也！”
（八）建设尤重第一笔
石瑛所虑的，正是如何建设湖北。
这些天他总是会想到当年张之洞送他们一群青年赴欧洲留学的情景。武汉跃为内陆工商业中心，第一个主持建设的人是张之洞。张之洞办了多少企业？大冶铁矿场、汉阳兵工厂、汉阳炼铁厂、萍乡煤矿、株萍铁路、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官局、湖北制麻局、白沙洲造纸厂、武昌制革厂、湖北官砖厂、湖北毡呢厂、湖北针钉厂……连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都称赞“张之洞是中国最会办事的人”。
但是，张之洞只是湖北传统工商业向现代工商业的过渡人物。今天的湖北建设，起点一定要是现代的，也就是说要全面吸取西方的经验。这一点，对于在西方生活了17年的石瑛而言，自然是有非同一般的认识。然而，张之洞督鄂18年，以总督的权威办企业，其推行之力自是所向披靡。石瑛有18年的时间建设湖北吗？别说18年，8年、3年都不一定。石瑛想到的“一笔不苟”和“尤重第一笔”，就是为湖北的现代建设奠定基础，画出蓝图，这个基础和蓝图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后来者不需再反复折腾。
一省之建设，一是规划，二是人才，三是资金。石瑛本具实业家的潜质，在欧洲留学多年，又留心考察西方社会方方面面，深知交通、通讯、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又针对湖北的工商业基础，加以利用改造；湖北为千湖之省，农业、林业、棉业向有优势，然而汉江长江两大河流，为利亦可为害，水利当为鄂人的命脉；武汉为湖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亦是中国的地理中心，武汉应该成为长江中游工商业的龙头，其市政建设当然得有现代大都会气象。
规划在胸，石瑛就聘请一批技术专家到建设厅任职。他聘请挪威水利专家爱利生任湖北水利工程师；聘请曾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的金陵大学农林系主任叶雅各任农林技正；聘请曾留学美国的余籍傅任第三科科长，负责公路建设；他还请到一位专办长途电话的工程师。由于水利事关湖北命脉，他聘请胡忠民为水利局长，专管全省水利。他任武昌大学校长时，胡忠民任历史社会系主任，他十分欣赏胡忠民的器识才学。这批科技人才在湖北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石瑛在4月14日的省政府政务会上，要求省财政厅每月拨10万元，专作建设经费，获得通过。“修治省道”是石瑛上任后的第一个提案。他组织拟订了《修筑省道计划大纲草案》，计划修筑的省道有16条干线，长约6,500里，遍布湖北全省。
他组织成立了省道测量队，派肖光、阮崇武和侯家源分别主持汉宜省道、鄂北省道和鄂东省道的勘测，分别写出详细的勘测报告。
在省道开始勘测时，石瑛举办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道路讲习所。他知道公路开工之日，将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招收大学生；没有那么多；现办学校，来不及；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短期培训，招收具有工业学识的学生，“灌输最实用最切要之道路工程学识，俾使促进各县道路建设为宗旨”。可以说石瑛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
（九）“三怪”共愤
1926年以前，湖北堤工既无固定经费，又无专管机构。各县堤防溃决，大都由地方绅首假修堤之名，向农民收“土费”，借机肥私。当时民间流行“三成归土，七成归腰包”和“抢险就是抢钱”的说法。
1928年4月7日，到任不久的石瑛就令水利局长胡忠民组织人员对水利堤防情况进行调查，如有危险之堤，即应估计工程，派员修理完固，以免经过夏秋两汛，发生溃决情况。但水利建设经费在当年4月尚无着落。
就在石瑛被任命为湖北建设厅厅长的1927年12月，堤工经费尚有100余万现币，存于汉口中央银行。当时武汉驻军头目之一贺国光以索军饷为名，令部队夜间包围中央银行，挖开金库，将所有现金和有价纸币洗劫一空，其中包括这100余万堤工费。在石瑛尚未到任的1928年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即成立所谓财政委员会，以白志鹍为主任委员，掌握湖北省一切财权。湖北堤工经费月征收30万元，也归其收取，1月—3月共收取90万元，挪作军政开支，致使堤防工程无款进行。
石瑛听罢胡忠民的汇报，吼声如夜半钟声：“这等军队如能统一中国，狗也能食虎！这等政府如能长久，纸屋也能经住狂风暴雨！这等腐败官员不误国害民，天下粮仓尽可由硕鼠来守！”他当即拉上严立三同去找张难先。张难先也大吼：“贪污挪用堤工费，就如同屠杀我湖北百姓！”
严立三瘦弱的身体也膨胀了一般，说：“彼等行为实无人性，全不见溃堤之时，田园成浩浩泽国，人畜为水族所食！”
石瑛说：“我意是恢复1926年湖北政务委员会，关于统筹江汉干堤修防的制度：一是汉江两岸4,000多华里的干堤统归省政府机构负责修防；二是成立湖北堤工经费保管委员会，保证此经费专款专用，独立于省政府税收之外，该委员会以民政、财政、建设三机关首长为委员，以建设机关首长为主任委员，支款在3,000元以下，由主任委员签字；支款在3,000元以上者，由三委员共同签字；方能支付。我还建议，堤工经费为湖北百姓子孙后代的‘万年款’，任何人贪污、挪用，都罪不容诛！我等若不能为湖北百姓争得这一笔‘万年款’，此官不做也罢！”
“对！我大不了再回老家卖菜！”张难先说。严立三说：“我已在杭州天竺寺出家一次，再去一次有何妨？”就这样，石、张、严坚决迫使白志鹍交出了管辖权。
石瑛对堤防工程的督促是严厉的。他会到下边去检查。张难先和严立三有时也会同石瑛一起下乡。三人都是一身布衣，完全像老农民。那些在官场混久了的人都嘲笑这三个人完全不像当官的人，认为他们太怪异，便说他们是湖北的三个怪物，简称“湖北三怪”。老百姓也叫他们“三怪”，不过是反其意而用，认为他们完全没有旧官僚习气，与那般贪官污吏相比，自然是“怪”。
在石瑛督促下，湖北当年的堤防工程都按期完工，1927年没有完工的44处堤防工程也在1928年阴历4月桃花汛之前完工。由于杜绝了贪污和偷工减料，工程质量得到保证，3年内湖北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十）从（桂系）虎口抠出肉来
石瑛在任期内最感棘手的事是与军方打交道。
驻扎在武汉的桂系各部，长期占用省属工厂厂房做营房，强行征用武汉轮渡船只用于军事运输，给湖北经济建设造成诸多困难。石瑛在1928年4月9日即派员对各停办工厂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省营工厂绝大多数已经停产，工人失业，厂房变成兵营。纱、布、丝、麻4厂还是在张之洞创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27年7月以来已停产9个月。石瑛“呈请武汉政治分会及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不得驻扎厂内。
然而，停工数月的工厂恢复生产需要资金，一时上哪里筹措？石瑛想到了张之洞当年的办法，比如官商合办、官退商办、多方合资、招商集股、贷洋款分期付款等。石瑛更想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曾说，中国乃极贫之国家，发展实业，“最好行开放主义”。“行开放主义”，就是把眼光从湖北放到全中国，放到全世界。我的工厂无资金，可是我有设备，有技术工人，有原料，若是承租出去，工厂就活了，工人就有事做了。经石瑛多方努力，1928年8月，富源公司承租了纱、布、丝、麻4厂，不到两年就获利150余万元。南湖制革厂、湖北官纸印刷厂也都于1928年开工，产品大批上市。此外，石瑛还扩建了武昌电灯公司，新建武昌自来水厂，恢复武汉火柴厂等。
钢铁为现代国家的“骨骼”。石瑛恢复了汉阳钢铁厂。钢铁厂要有原料，石瑛改组大冶象鼻山湖北管矿。他去象鼻山走一趟，就以行家的眼光，对矿山的设备进行了添置和改进：修建机械厂，添一条铁路支线，改建运矿码头，装上电灯，改善和加建工人住宅，添加运输车辆，等等。
石瑛与军方打的第二次交道是收回被军队征用的轮船，改为轮渡。
湖北省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设有湖北航政委员会和江防局等机构，桂系统治湖北后，这些机构被解散，所属的敏航、江航、寿航、鄂航、楚信、楚安、和平等轮，分别被海军第二舰队，桂系第十二军、第十四军征用，并且分别被重新命名楚善、欢迎等。自古军队于百姓秋毫无犯，才是仁义之师、常胜之师。今民国建立已16年，军队犹强征地方政府财产，足见军阀恶习根深蒂固。
有人说，从军队手里讨回财物，比从虎口里抠肉还难。石瑛就是要从虎口抠出肉来。
武汉三镇，得江汉水运之便，亦为两水所分割，往来舟楫为唯一交通。轮渡不畅，于商业影响极大，于民生影响极大。石瑛致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和第四集团军司令部，要求归还所有征用船只。这一次不像让军队退出占用工厂那么顺利，军方认为“石老头子”是得寸进尺，若依他的心意，我们军队也给他去修路、筑堤才好，遂拖延不办。石瑛又派人前去交涉。去找海军司令部交涉的人回来报告：海军方面说他们管事的长官不在。
石瑛最恼恨这种推诿扯皮作风，厉声说：“你再去找他，就说我石瑛说的。自古帅不离军，将不离营，倘若他们的长官不在，仅凭这一条就该撤职查办！”“石老头子”的资历在、学识在、威望在，“石老头子”发火毕竟是有震撼力的。在石瑛的坚持下，军方陆续还回征用的轮船。
（十一）轮渡如何管理？亲自去体验
石瑛设武汉轮渡事务所和内河航运事务所，统管轮渡和航运事务后，立即着手检修旧渡轮，新造钢壳趸船两艘，另新造建鄂、建汉两艘大吨位钢壳渡轮，以保证大风大浪时不停航。这也是武汉轮渡由木质船向钢质船过渡的开始。鉴于轮渡事关武汉商业和百姓生活方便，石瑛收商轮为省有。
轮渡如何管理？石瑛要自己去体验。
石瑛随过江的人们从黄鹄矶沿江而下。
江边的路不好走，下雨或水大时留下坑坑洼洼的积水、淤泥，路也是向江边倾斜、不平。人行走时身体须向岸上倾斜使力，以维持平衡。挑担的人就更吃力了。往来的人们大都会看看这个布衣布鞋、身材魁梧的老头子，只是他们没想到，因为这个老头子在江边走这一趟，黄鹤楼下黄鹄矶沿江而下，直至大堤口的红砂石坡岸得到全面修建，并在沿岸建轮船码头3处。
文昌门码头，是当年张之洞为石瑛等赴欧留学生送行的地方。此刻石瑛关注的是：他当年在此上船的时候，石阶还是完好齐整的，如今却是年久失修的模样，左缺一块，右脱一块，像老人掉了牙齿一般。他沿江查看各码头，一直检查到平湖门。码头上的人自然不认识这个老人，但是不久就有水利工程局的工人来修缮石阶。那时他们才知道是因为石老头子来过。
石瑛和人们一起候船。人们都向对岸望去，石瑛也向对岸望着。唉，中国的许多事都在等待中耽误过去了。可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其实就是不等待，路，不能慢慢走，要有公路和铁路；江河不能隔阻交通，不能仅用一叶木质渡船，更应该有人、车俱行的大桥，而不是溪水上的石拱小桥。石瑛想到了英国伦敦的塔桥。当年他站在横跨泰晤士河的塔桥上，内心是惊叹的，这座高40米的大桥，下层走车，上层是悬空人行道，并且装有玻璃，行人可以饱览泰晤士河风光；在有雾的天气里，“雾锁塔桥”更是一道风景，桥两端的塔设计成皇冠形，是远远都能望见的。他清楚地记得，有块牌子上写明此桥开建于1886年，建成于1894年。“1894”这组数字刺激了他，那不是甲午海战那一年吗？
对岸有渡轮驶来，石瑛收回思绪。而那渡轮却好像从对岸牵来一条线，直牵到他的眼前，这条线猛然间扩大为一条光带，如伦敦塔桥上的玻璃一般闪耀着光芒，他的心一撞一跳——伦敦塔桥变成“长江大桥”！石瑛是民国时期设想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第一人。这是空想吗？不是。石瑛做事从来是大胆想象，扎实计划。他计划在轮渡经营节余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建长江大桥的基金。他在计划这件事（包括其他事）的时候，忘记了时局的动荡，好像他可以一直干下去。10余年后他向儿媳柯蕙荣谈起这项计划时，仍心存遗憾。
上船的时候，石瑛走在最后，他招呼大家不要拥挤。
怎么能不拥挤呢？趸船上的铁栅门只有一条通道，下船的乘客和上船的乘客都在这条通道里夺路，人被挤到江里的事是发生过的。上下船的乘客还不知道，因为石瑛今天乘了轮渡，这个危险的状况立即得到根本的改善——再加一道铁栅门，使上下船的乘客分流而行，各不相扰就行了。
（十二）拆除汉阳门城洞，修建汉阳门大街
在当天最后一班轮渡过汉口的前10分钟，石瑛来到文昌门码头卖票口，卖票人说轮渡收班了，有的职员没到收班时间先走了。石瑛一听即怒从心起：“把调度给我找来！”
卖票的不知此人是谁，说老人家你另想办法过江吧，找谁都没有用。石瑛说你只把他找来！
此时，买不到票的人们也吵嚷起来，为什么时间不到就收班？
卖票口内有几个脑袋在窗口晃了几下，他们窃语了一阵，认为这个老头子就是个过江的，他既没带人，又来买票，有身份的人还用自己买票？不料石瑛又大吼一声：“票总和调度事务员出来见我！”
票房内有人说了声“可能是石老头子”，就有两个人“诚惶诚恐”地出来了。一个说：“石、石厅长，我、我去借个小火轮送你过江。”石瑛向人群一指：
“他们呢？也借个小火轮送他们？班未停而人先退，或时未到而航已收班，如此荒废职务，殊属不成事体！快把先退的人找回来，送人过江！”
人群欢呼起来，石老头子到底有威风！
当夜，石瑛就起草了武汉轮渡管理办法5条，颁布实行。他规定轮渡职员着制服，戴徽章，以昭整齐。
石瑛再一次检查轮渡职员落实5条制度情况时，发现有地痞流氓在轮渡上闹事，敲诈乘客。他即成立一支41人的轮渡监护队，维持秩序。他还采取措施，禁止驻军强征渡轮作运输之用。
此后，武汉轮渡大改观，码头放宽，道路平整，轮船加多，过江无须等候，“营业乃较商营时大加发展矣”。
作为一个工商业大都会，市政建设无疑是相当重要的。石瑛当时还兼任武汉市市政工程委员会主席。
石瑛最初从阳新老家来到武昌求学时，并没有感到武昌街道狭窄，甚至感到那些弯曲、幽深的小巷子因为有石板路，在雨天里走起来别有情趣，与乡下的泥泞路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
第一次让他感到武昌的街道太狭窄，是他去汉口见到了宽阔的马路。为什么租界的马路就又直又宽呢？为什么租界的城市公用设施那么齐全呢？在他去了欧洲各国之后，特别是在伦敦长期生活过之后，他对一个城市的市政建设有了新的概念。一个城市的市政工程，包括地下隐性设施和地表设施两大部分。地表设施首在道路，公用设施沿道路而建。道路既定，建筑缘道路而建。建筑是一个城市的风格，尤其是地标式的建筑。这一切都需要规划。
而在当时的武昌，在十分有限的财力条件下，石瑛认为，“建设初步，当然是开拓道路，便利交通”。他计划拆卸城墙，沿原城墙线路修筑一条宽8丈至11丈的环城马路。
这么宽的马路在当时是能吓人一跳的，秦始皇修筑的驰道也不过宽50步，可并行50匹马。这当然显示了石瑛的气魄与见识。
有了环城马路，城内街道的交通布局便发生变化，实现路路相通；主干道与支线各自的作用便有了主次分工，交通拥堵不便的状况可得根本解决。
石瑛最先动手拆除汉阳门城洞，修建汉阳门大街。
（十三）修建民主路——武昌历史上第一条现代大马路
那时武昌城墙坍塌多处，缺口处也成“通道”。在武昌城所有9个城门中，汉阳门是最低矮的，而行人却最多，城西的居民都要经汉阳门去江边挑水。挑夫、行人和人力车在城门洞里争相夺路，拥挤不堪。门洞内长年泥水淤积，如水田一般，行人叫苦不迭。穿了新衣新鞋去办事的人，不得不绕道远行。
1925年石瑛任武昌大学校长时，邀请吴稚晖、胡适、马寅初等人来校讲学。吴稚晖提着衣襟和裤脚走过了汉阳门，笑道：“蘅青，为何叫我钻‘狗洞’？”
但是，拆除这个“狗洞”却并不容易。
武昌古城始建于223年，当时叫夏口城。早在1919年，湖北省议员有62人提出拆城墙的议案，理由是为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此议案遭到许多人反对。自那以后，拆不拆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
石瑛是个不喜欢争论的人。学术上的争论可以进行几代，政府做事若是争论不休，则类似于清谈误国。对于是否保留古城墙，他认为还是要从经济发展着眼。中国的古城在最初修筑时，一类是着眼于军事政治，一类是着眼于工商业。数千年下来，多少军事政治式的古城衰落了，而工商业式的城市却历久不衰。如苏州自建城之后，何代衰落过？经济发展使然。武汉既是工商业型的城市，就应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着眼。
但是拆除汉阳门，修筑汉阳门大道，拆迁工作却很麻烦。居民们相当相信风水，不愿意拆迁。石瑛亲自出马，挨门挨户动员居民们拆迁。他向居民们说：“大家相信风水，这是从老辈人那里传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说的。我要说的是，所谓‘风水宝地’，能自己长出稻子来吗？所谓风水好的店铺，不用心经营就能发财吗？糠能变成米吗？还是得靠人用心操持。等大马路修成了，人气旺了，你们的生意就好做了。如果要讲风水，这才是你们的好风水！”
这番话说得人们眉开眼笑。特别是大家知道此人就是建设厅厅长石老头子之后，更是感动，拆迁的居民们都痛快地搬了家。
石瑛当年主持修建的武昌历史上第一条现代大马路，就是现在的武昌民主路。它仍是去码头、去武汉长江大桥的必经之路。百年风雨，世事沧桑，如今走过此路的人，有几个知道这是石瑛主持修建的？
石瑛是以现代大都市的眼光建设武昌的。现代城市不能没有公众休闲、游玩的公园。在石瑛任湖北建设厅厅长之前，武昌有个首义公园，是为纪念辛亥武昌首义而建。首义公园规模小，纪念性的建筑也少，无政府管理，自然就没有经费，而且管理不善。自开园以后，一直是由辛亥首义伤残军人管理，且以门票收入为生。石瑛上任后，曾约民政厅长严立三一道视察了首义公园。为了扩大公园规模，以利公园发展，也为伤残军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石、严二人联合呈请省政府，并得到省政府同意，将首义公园与蛇山南麓中部及东段的抱冰堂和蛇山林场连成一片，扩大后改名为蛇山公园，划归武汉市管辖，由市政委员会规划其发展。这就使公园的经费有了着落。为了加强对首义的纪念，在园内新建一座“总理孙中山纪念碑”。
（十四）对湖北农村展开大规模调查
当时的湖北省建设厅职权有多大呢？管理范围包括全省的工矿、通讯、交通、水利、工商、农林和武汉市市政工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商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越大，其经济越发达。但中国的国情不同，湖北的省情也不同，就是广大的农村生产力落后，绝大多数人口处在贫困线上。湖北的建设不能丢掉农村，石瑛对此是坚定不移的。
农业要发展，必须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农业产品要为工业和出口提供原料，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湖北的农业状况到底如何？历来的说法是“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这种说法其实是盲目的，笼统的，缺乏具体分析的，于建设政策的制订毫无用处。石瑛是学自然科学的，知道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他组织人员，对湖北的农业、农村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以为改善农民生活之张本”。
石瑛将全省划为7个区域，调查内容涉及各县土地资源、土特产、农民生活状况以及风俗民情等方面。他要求调查者务须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他亲手创办的《湖北建设》上。他十分重视建设厅主办的这份月刊，它是全省各行各业建设情况与动态，以及各行各业调查报告的汇总。
石瑛是个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人。数千年的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封闭、保守、顽固的心态，不接受新鲜事物。你说要用新方法耕种，他会说我们代代都是这样种田，难道现在就不会种田了？你要说换种吧，新种可获高产，他会说高产不高产要看老天爷给你多少饭吃，“老天给你七分饱，折腾上天不满八”。因此，必得让农民“眼见为实”。开办农林试验场，就是石瑛采取的方法。
他在全省9个地方开办农林试验场，分别从事农艺、园艺、林业、棉业、蚕业的试验改良。他对办试验场的人说：“我们办试验场的目的，是为农民做向导，应当改良的改良，应当换种的换种。我们中国的农业，耕作方法是经验的代代传承，不是科学的代代改进；一个人从小就看他的父亲、祖父怎么种田，到十几岁就看会了，代代如此。因此他不会去想种田还有什么新方法。西方的学校，早就设有林业、农业、畜牧业等各种专业，我们中国的学校，设立这些专业还是民国之后的事，是在西方学习了这些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后才设立的。中国留学生获林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人是韩安。他认识到农业与林业的依存关系，又学习一年的农科才回国的。晚清时代派出国的留学生，因为中国对外战争的屡屡战败，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上，无心他顾。你们办农林试验场，是开拓式的工作，湖北的农林现代化，由你们开始，这是无上光荣，也是任重道远的事。你们在为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做着实在的事。你们谁能改良出高产的新品种，我就以谁的名字为新种命名。你们要带动头脑开通的农民按你们的方法耕种，只要他们见到实惠，就会接受你们的新方法，以此蔚成风气，全面推广，则湖北农业便于悄然之中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进步。这就是历史的发展啊！你们是在创造历史！”
（十五）从一群玩耍的孩子，判断该村的贫困
石瑛知道，农村的贫困还因为文化落后，文盲太多。为此，建设厅办了一个农林传修班，招收青年学生50余人，由专家学者授课，讲授最切实用的农林技术，在现场教学，学用结合，重在动手。按石瑛的计划，农林传修班要办几十期，要达到全省每个乡都有一名农林技术员，每个县都有一个农林技术指导组。
石瑛也常下乡。农村的贫困衰败状况总是令他忧心忡忡。一次他视察武昌县棉业试验场，随行的人知道他每入村落便忧闷不乐，便直接引他去试验场。但在村头，一群嬉戏的孩子还是留住了他的脚步。石瑛为官，以清廉、忧民、干练、严厉著称。一般人都以为他是个感情很硬的人，其实他内心十分丰富，只是因为对国家前途，对政治和官场风气的失望，对民生的沉重忧戚，而不轻易流露而已。此刻，他就由这群孩子而想到自己的童年，想到自己的童年伙伴，甚至想到当年家里的那头小牛。
小牛也是喜欢戏耍的，小猫小狗都会游戏。那头小牛以为它生到这个世界来，就是吃青草喝溪水，就是蹦蹦跳跳，就是用小角抵树玩。忽然有一天，父亲把它拴上了，叫它干活，和老牛一样拉犁耕田，它百般不习惯，百般不情愿，然而，套绳在身，它又能怎么样？从此，它就再也无力蹦蹦跳跳，油光闪亮的毛色也暗淡下来，就这样一直辛劳到死。这情景多像乡下的穷孩子，当生活的重担压到肩上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玩呢？这群孩子在石瑛的眼里，仿佛刹那间就过了几十年，又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弯腰驼背，满脸忧苦，眼睛里不见生活的希望之光，生活，仅仅是活着……
石瑛深叹口气，吐出满腔的忧郁，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民生状况，具体到一个乡村，有很多现象能提供给我们作为判断的依据，形成我们的总体印象，而其中必有一个现象是我们判断的主要依据，也可以说这个现象与一个乡村的贫穷状况直接相关。我们就以这个村庄为例吧。”
大家各抒己见。总的印象是这个村庄是贫困的，有人从破败的民房说起；有人从又脏又乱的街道说起；有人从村民们破烂的衣衫说起。
大家议论之后，都等着厅长点评。
石瑛说：“大家说的种种现象，都说明这个村子是贫困的，我是从这群孩子说起，说明这个村子是相当贫困的。从房子上说，对头；农民一生有两件大事：一是房子，二是地，有房有地才能安居乐业。然而农民对房子的要求是能挡风遮雨足矣，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建新房。从卫生上说，也对；民谚说：富干净，穷脏乱，属无心顾及。然而，农村的脏乱有其特殊性，农民一般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的人家屋里院内收拾得很干净，而对公共街道却不管了。再者，一家一户种田，都各有粪水池，各有猪圈牛栏，这是乡村卫生的难点。从农民的衣着看他们的生活状况，固然有道理，只是我们要明白，农民除年节、外出之时，一般是不讲究衣着的，干活穿好衣反被人笑话。而我，是从这群玩耍的孩子，判断本村相当贫困。”
（十六）丰收是农民辛苦劳作换来，瑛岂敢贪天下之功为己有
石瑛说：“这群孩子都是该读书的年龄，为什么不读书？家穷。可是，乡村中也有讨饭供子弟读书的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农民认定的真理。我小时候家里也很穷，人口又多，煮一锅稀饭，添上一碗，再想吃第二碗，没了。可是我的曾祖、祖父一定要供我读书，祖父临终时还嘱咐我大伯，要他供我上学。为何？我曾祖、祖父是读书人，知读书重要，也是他们对家族、对后人、对生活仍抱有希望与信念。所谓只要家有读书郎，不怕家无隔夜粮。这些孩子无疑是因家贫不能读书，不用说要父母讨饭供他们上学，几兄弟合起来供一个孩子上学行不行？这是精神的贫困，是他们的父辈祖辈被贫穷折磨得精神麻木了。心之麻木为中国乡村乃至全中国之要害！“各位同人，佛经上说世人有‘十恶’，所谓‘十恶不赦’。儒家言人之恶，不可胜数，故有‘万恶’之说。可是古今之恶，都不包括贫穷，不能说某人贫穷是‘罪恶’。我石某今天要说，贫穷是罪恶，是社会的罪恶！制造贫穷就是罪恶！为民生主义尽力，就是大善！”
石瑛看看闹成一团的孩子们，叹道：“真是少不更事啊！”他望望远方，“我们当年跟随中山先生革命，实指望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国家走向统一富强。民生安乐，小孩子都有书读。不曾想，到今天还是国家难统一，民生如此艰难。这完全是‘天下为私’的结果。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的人，也只能尽力而为。”
全省九处农林试验场的工作，对改良耕作方法、更换好的品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最切实用的方法培养出的农业技术人才，也在农村为农民服务。1928年，湖北的农业获得了丰收，各项主要农产品的出口均创历史纪录。蛋类出口值11,770,000关两，突破 1925年的10,170,000关两的最高纪录；茶叶出口值17,500,000关两，创近10年最高水平；棉花出口1,710,000担，打破1926年1,610,000担的最高纪录。
1928年秋季，石瑛视察鄂东、汉宜、鄂南3条省道的勘探、设计、定桩，沿途看到田地一派丰收景象，他那张严肃的脸上终于有了欣喜之色。他高兴的时候自有他的表现方式，触景生情，他会引用或讲说一首古人的诗词，他在一片稻田边上对随行人员说：“南宋诗词大家辛弃疾有一首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小时候读这首词，很觉有趣，这些景象、声音、气味、虫鸟都是寻常的，我也见过听过，为何我就写不出？年长以后，每想起这首词，心中感叹不已，那就是太平丰年景象啊！战乱年月，这种寻常景象求而不得。”
对于湖北各项事业的建设成就，各方均有好评，老百姓也传颂“石老头子”是清官好官。石瑛每听这些赞词，必正色道：“此言差矣！事是大家做的，丰收是农民辛苦劳作换来，瑛岂敢贪天下之功为己有？为政者尽职尽责乃是本分，何谈政绩？！”
（十七）为武大迁址，拜访罗家山山主
石瑛对武昌大学怀有深厚感情。作为建设厅厅长他为武昌大学的建设尽了力。
1928年，石瑛与李四光、刘树杞、王星拱、张难先、叶雅各、麦焕章等人组成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负责在武昌东湖之滨的罗家山一带勘察新校址。武汉大学是由武昌大学演变而来。石瑛同时还担任中山大学（时为广东大学）筹建委员会委员。
1928年12月19日，石瑛、李四光、张难先、刘树杞4人登上武昌城外的罗家山。他们要选出最好的、有扩大和发展余地的新校址，为首义圣地办一所最新最好的大学。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想在武昌中山大学（武昌大学）原址（武昌阅马场东厂口一带）改建武汉大学，而新校址建筑委员会诸公则认为，原址虽好，囿于城内，未来发展空间受限制。辛亥革命元老们到底有大气魄，到城外寻找武汉大学校址。
4人中李四光最年轻，这位16岁就加入同盟会的大学者在前边开路。
他们都看中了罗家山这个地方。石瑛看看张难先说：“义公（张难先号义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看你的了！”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的张难先捋捋胡子笑了：“蘅青，为首义之地建大学，我这钱粮官义不容辞，不然，对不起‘惟楚有材’4个字！”
新校址就选在东湖边的罗家山上。这里山形饱满而起伏，环绕成多个山中的小盆地，缓坡长短交错，间有农田房舍，树木茂盛，池塘如镜，真是湖光山色，世外桃源。可是罗姓山主坚决不出让此山。这是他们的祖业，祖坟所在地，连山名都是祖上取的，为的是罗姓子孙福祉像这山一样永世长在。“不租不卖”，这就是他们的态度。经多次商谈，毫无结果。如果强迫他们迁祖坟，他们将不保校长王世杰的人身安全，甚至扬言“我们也去崇阳挖王校长的祖坟”。另一方面，山主也担心政府强行征地，聘请了律师，准备对簿公堂。
反对迁坟的人不惟罗家。还有许多人写信给石瑛，恭维他“节用爱民”，希望他能阻止迁坟之举。石瑛给这些人回信，劝他们明白“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此事关键看罗家卖不卖山。因此，这些人竭力劝阻、支持罗家不卖山，并且为罗家出主意：要天价，让他们买不起。石瑛决定亲去拜访罗家主事人。
石瑛一人去罗家。他见有人见到他之后，匆匆而去，心内暗说：这是报信的，警惕之心如此剑拔弩张。他一路思谋如何说动对方，相信“风水”是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而发展为迷信“风水”，仅凭几句大道理恐难使人心服，但是，道理要说，只是说法不同。
进得罗家院门口，一条黑狗冲石瑛狂吠。按乡下人的习惯，犬吠生人到，主人是会出门看的。但院里空无一人，可知主人抵触心理之强。石瑛问道：“罗老山主在家吗？”少顷，又问一句，当问到第三声时，堂门响处，一老者迈出门槛。石瑛拱手道：“请问是老山主吗？”
也许是“老山主”的称呼使主人意外、亲切和有面子，主人将石瑛让进厅堂。
（十八）罗家献出“珞珈山”，分文没取
石瑛开门见山：“老山主，我姓石名瑛，字蘅青，本省阳新县人。今天来打扰您老了。”
主人没想到来人就是石瑛厅长。石厅长主政湖北建设厅，改造武昌市政设施，整顿长江轮渡，方便三镇民众往来长江之上，民意盛传其政德；况且石厅长留洋西方，追随孙中山革命，又任过北大教授、武昌大学校长，乃学富五车之人；而在老年人中，他们似乎更看重石瑛是清末举人，那是有功名之人啊！主人好像这才想起“客来敬茶”，吩咐家人：“上茶，上明前茶！”
又对石瑛说：“石厅长光临寒舍，令蓬荜生辉，家门荣耀，未曾远迎，失敬、失敬！”
石瑛心中暗喜，听其言，知老山主是读过书的人，只要明理就好说话。
他笑道：“老山主，我为建校一事而来，想借罗家风水宝地建千年学府。”罗先生心中一动，来谈此事的人哪个曾说过“风水宝地”四字？不由问道：“石厅长也相信风水？”石瑛笑道：“老山主，风水是古人寻找人在天地间的位置的智慧，以阴阳学说解释风水，风为阳，水为阴，通风通光之处，有水滋养之地，适合人居住，就是风水宝地。这并不神秘。”“石厅长不愧为举人出身，解得好！”罗先生说。“可是，过犹不及，”石瑛接着说，“后来人把家业兴旺、人生富贵，都寄赖于风水，这又是迷信了——就是盲目相信，不辨其理。在古代中国，最信风水的是历代皇家，皇帝陵园必集中天下最好的勘舆师，那风水还不是万年之地？可是自秦以后，历代王朝少有历300年而不亡者，原因在于后继者失德于民；再者，凡大建皇陵都是在某王朝建立之后，王朝建立之前为何不讲‘风水宝地’？像刘邦、朱元璋都为穷苦出身，哪里有钱请风水师？可知兴亡在德，不在风水。”
罗先生心下佩服石瑛说的道理，可是要出卖罗家山，实在心有不甘。石瑛接着说：“罗家山是罗家祖业，老山主的心情也全在情理之中。政府无强征之意。民国政府有义务保护私有财产。建筑委员会也讨论过几次，要另选址建校，可是换址一是费用太大，二是环境不如罗家山好。”
罗先生心中暗想：石厅长这么实在呀，你是替我说话吗？可是石瑛的实在就有实在的力量。“老山主，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祖上积德’这句话——这绝不是迷信。祖上有德，其家风必正，对子弟教育必好，其德能代代相传，则子孙必能辈辈贤良，家道永昌。老山主若能迁祖坟、让山地，不仅不是辱没祖宗、累及子孙，反是为祖上积德，为子孙增福。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罗家祖上置山之时决想不到此地会建大学，本为子孙积福，现变成为国为民积福。求福报是民间人人皆有的愿望，老山主若不失良机，何种福报能大于此？”
这番话既解开了罗先生的心结，又激起他的公益善举之心，不由得说道：“石厅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湖北省建大学，我罗家甘愿献出祖业，分文不取！”
武汉大学新校舍顺利动工。后来闻一多将罗家山改为珞珈山，字音不变，既体现对献山的罗家人的感念，又多了文化内涵。
（十九）为湖北父老留住堤工费
时局动荡，不容石瑛继续筹划湖北的建设。
1929年夏，蒋桂战争爆发，桂系败北，退出武汉，桂系控制的湖北省政府随之解体，石瑛亦辞去建设厅长。
当时湖北的有识之士无不为湖北的建设事业惋惜，无不为石瑛惋惜。
石瑛任建设厅厅长1年来的工作，全为奠基式的开拓。一个人一年来能做那么多大事，实为罕见！在他卸任时，鄂南、汉宜、鄂东3条省道已开始修筑。长途电话工程尚未动工，但材料全部备齐，他的继任继续他的工作，于1929年9月动工。武汉轮渡也在运营收入中，为修建长江大桥积累了一笔资金。9处农林试验场也在继续开办。在抗战之前，湖北的建设基本上都是石瑛所做工作的继续。
石瑛在卸任之时，尤其表现了为湖北父老争利益的大无畏精神和大公无私精神。桂系军阀胡宗铎在溃败时要掠夺湖北堤工费180万元做军费，要挟省政府必须如数拨给。堤工费由建设厅保管。石瑛是堤工费保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胡宗铎先是派副官来见石瑛，索要180万元。石瑛当即拒绝。副官绵里藏针：“蘅公，此事难道还要胡司令出面吗？胡司令可是给你老面子的。”
他不提“胡屠夫”还好，一提此人，石瑛不由怒火中烧。1928年的清乡，“胡屠夫”杀人如麻，那全是一批有抱负的青年，石瑛为救这些青年，不得不折节去求胡宗铎刀下留人，以他的声望保下了几十个年轻人，其中不乏共产党员。这就是胡宗铎给他的“面子”。石瑛冷笑道：“请你转告胡督办，上天有好生之德，两军对阵，尚且不杀俘虏，何况杀社会青年？与其说我保下的年轻人是胡督办给我面子，倒不如说是我为胡督办留下了几分‘德’！”
这位副官“哼”一声，那气势似乎这一声“哼”可入地三尺，转身扬长而去，皮靴跺得地板咚咚山响。
不久胡宗铎来了。卫队从院里一直站到门口，空气紧张得变硬了。石瑛依然铁面无私：“堤工费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一是希望此后任何人都不能打堤工费的主意；二是堤工费江汉沿县原本就多出了钱，若此款被挪用，再筹款项势必加重江汉沿县百姓的税赋，使民不聊生，人心生怨，江堤岂能稳固？”
石瑛希望此后堤工费任何人不能动的“铁律”，只能是他的美好愿望。
据胡忠民《国民党军政头目对湖北堤工费的八次掠夺》所记，就在石瑛去职的当年，湖北省政府主席方本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就把手伸向了湖北堤工费。此后，在1930年，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与汉口“烟土大王”赵典之相勾搭，何的财政厅长与水利局长相勾结，将100万元堤工费贷放于“川江龙”烟土公司，朋分股息和红利，后使100万元堤工费分文皆无。1931年武汉大水灾，湖北水利局长陈克明将局内财务交给他的丈人管理，在抢险救灾中大行贪污……
石瑛嘱建设厅各部门，办理好交卸手续，账目务求清清楚楚。石瑛交卸时造册移交的堤工费专款有240多万元。接收人员都眼睛电光一闪，方觉慧连作赞叹之声：“蘅青是好人！蘅青是好人！”
（二十）主政武大工学院
石瑛辞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之后，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立即聘他为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教授。石瑛乐意回到教育本行，从政非他所愿。而且他对时局的看法就是6个字：“国是根本已坏”，绝非可以匡正之时代。
在主政武大工学院期间，石瑛的教育思想趋于明朗和成熟。1930年5月5日，石瑛作了题为《武汉大学工学院应注意什么》的演讲——
应着时代的发展，武汉大学便有工学院的产生。工学院本来是大学中的四院之一，其发展是要与其余三院平行，并且是与其余三院有密切关系的。但是工学院要特别注意几点，现在姑且简单说明于下：
注重设备：过去十余年中，国内大学数目的增加，几乎像雨后春笋一般，但一提设备，则不免令人非常的失望。尤其是工科方面，学生除了从书本上求知识而外，几乎没有机会去实地练习。这样的大学虽然很多，每个大学所收的学生虽然很多，但是对于青年影响如何，究竟是造就他们还是贻误他们，我们大家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武汉大学工学院在筹备期间，即指定一笔定款为购买机器及仪器之用。现在铁工间已备有车床十余部，虎钳十余部，铣床、钻床、万能磨刀机各一部；还有几部较大的车床及刨床、牛头刨床正在议价之中。木作间的车床、锯床，不日即可运到。打铁车间及翻砂车间的房屋，已经做成。总发动机系20匹马力的柴油机，现在很可够用，将来新校舍成立，工科学生的人数增多，各种机械尚须添置，总发动机的马力自然也要加大。至如测量仪器，凡应有者现在已完全订购并且有一部分已经交货。还有材料试验机及各种电气机器，此后也须陆续具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总要把用脑不用手的习惯，把只尚空谈不求实际的习惯，渐渐矫正过来。
注重实习：大学的设备，当然不是装门面壮观瞻的东西，是要学生利用这些设备去增长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技术的。我曾参观国内几个工艺学校，他们也有一点设备，但是有些工场主任对我说：“学生多半不愿动手。他们长袍大袖地来到工场，远远站在机器旁边，要工人动手，他们静看。……我们中国人有种习惯，凡事不愿躬亲，总是指挥人家命令人家去做。所以不独军界，就是工程界也有只想当指挥当司令的，很少想当兵的。这样训练生疏、经验缺乏的分子，与人家作工业上的竞争，当然不待交战，便不免弃甲曳兵而走了。国内有些工业学校，于学生之外，兼收艺徒，他们的艺徒，倒是有些成绩很好，离了学校之后，也很为工厂所欢迎。学生则不同了，在校既未得到切实的本领，出了校后，除了钻营及捣乱以外，很难得到一个位置。这样的结果，办学校的人当然不能不负领导不力贻误青年的责任，同时学生本人也未免为浪漫疏慢的习惯所误，以致机会一失，此后也就追悔无及了。这一点是凡有志于学工程的人，都应该切实矫正的。
（二一）以学生为山林，隐于其中
石瑛在《武汉大学工学院应注意什么》的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要“注重人格”——
人格丧失了，无论你法律、经济、文学、科学或是工程学得怎么好，都是于社会于国家没有益处的，甚至利用他们的知识去作坏事，于国家社会反大有妨碍。你们看这十余年来，为军阀官僚作新式走狗的，是否有归国的留学生或国内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在内？他们为腐败堕落的社会所转移，为怠惰奢侈的习惯所沾染，没有抵抗的力量，没有独立的精神。我们当知道社会上最大的危险就是没有中坚的人物，就是狂流之中，没有能作砥柱的人物。
青年学生，奴颜婢膝地去捧军阀、拍官僚，那些军阀官僚还有丝毫顾忌吗？中国的前途还有一线曙光吗？我们学工程的人，对于理论上实习上丝毫不肯放松，不是完全为个人的，是准备出去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我们出去做事，要有十二分的责任心，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中国的实业才有发展的希望，同时现在这种此争彼夺用枪杆夺地盘、弄得兵匪遍地民不聊生的伤心的事实，也庶几可以渐渐减少。
石瑛强调用脑与用手结合，读书与实习结合，读书与生产实践结合，教育为国家社会需要服务；教育着眼于国际竞争；知识与人格一贯；教育要培养社会中坚与砥柱。其中他对“艺徒”的肯定，尤其让今天的人顿生感慨：今天的工厂，缺的不就是能干的技工吗？与其说80多年前的石瑛有远见，毋宁说他是个全身心投入教育、思考教育的人，故能见微而知著。
石瑛一生都在以行动纠正知识界的“清谈”之风。他任武大工学院院长、教授时，自编自写《冶金学》讲义，那“蝇头小楷，夹注外文，有的也列入数学公式”，为人所称道。我们从上述引文中也可以看到，作为院长，他连设备、仪器的数量、已定货、已发运和正在商谈价格的都知道，如此扎实的工作作风，有几人可比？
石瑛对学生思想的培养，主要以孙中山的思想和伟大人格为主。1930年2月23日，他作了《学习孙总理的为人和处事》的专题演讲，把孙中山为人处事概括为4个方面：刻苦、勤学、百折不挠的精神、大公无私的态度。他对孙中山的敬佩是由衷的。他后来在国民党五届中央全会上，与林森等12人联名提案，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
1929年暑假期间，石瑛去庐山看望老友严立三，随严立三在山南太乙村“灌园、修路”7天。二人对时局的看法“甚为一致”。分别时，石瑛说：“立三，我回武昌以学生为‘山林’，隐于其中，余生足矣！”严立三说：“蘅兄，我毕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个教员。以学生为山林，其中必有峻峰，必有奇木，能隐于其中，人生之大幸也！请告友人，我在庐山是求生所，若国家有大难，我会出山，即是求死所。”
石瑛“以学生为山林，隐于其中”的想法，只是一个愿望，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
（二二）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石瑛命中注定是既不能隐于山林，又不能隐于闹市的人。1930年12月，他接到老友张难先寄自杭州的信和聘任书，已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聘他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这使石瑛颇感为难。他是想在武大工作到老的。他接受了老友王世杰的建议，在武昌三义村建一栋私宅。他当时因为无钱，想拖几年再说。王世杰说：你萍踪半生，为儿孙计也应有栋房子。缺钱，可先建成平房，地基打牢，待有了钱可加盖二层、三层。房子是请汉协盛公司建的，地基预留了三层楼的承受力。可知石瑛真的是要将余生“隐”于武大的。但张难先在信中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一定要叫他去浙江任职。
若是别人的邀请也就罢了，他难却老友的面子。他对张难先的为人、为官是十分敬佩的。他早知浙江是蒋介石的恩师张静江的地盘，而蒋介石的另一位恩师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也在觊觎浙江这片富庶之地。听说蒋介石让张难先主政浙江，是颇费思量的，乃是在张静江和二陈之间寻求平衡。其时张静江早已行动不便，蒋介石亲赴杭州，于恩师榻前问安。当张静江听见这位学生“要先生休息一阵子”时，立即警觉起来，这位学生原来是要赶他走，要二陈来统治浙江！不由怒从心起，厉声道：“别做梦了！我一天不死，他们就休想来浙江！”
他怎知正是他的倚老卖老，使这位“学生”深感尾大不掉，才决心改组浙江省政府的。蒋介石微笑道：“先生别误会，我是决不会让果夫他们回浙江的。我今天提出的这个人，您一定会同意的。”看看恩师，“这个人就是湖北的张难先先生。”张静江一听“张难先”3字，心情大变，笑道：“哦，你是要张疯子来呀！我让贤、让贤！这个疯子不会刮我们浙江的地皮，他来当主席，恐怕连西湖的水也不会少一瓢！”
张静江早就知道张难先的为人，为其一身正气、清正廉明、不从官场俗气所折服。但他意味深长地看看蒋介石，说道：“人称张难先为‘湖北三怪’之一，恐怕比严立三、石瑛还怪吧？听说他好发脾气，爱骂人，你容得下他吗？”蒋介石说：“如今国难当头，学生要修明吏治，特地请这些党内耆宿出山，挽狂澜于既倒。至于骂人，只要他骂得对，我是不会介意的。”张静江清楚他这位“学生”，暗暗冷笑一下。
张静江的意思是，蒋介石是否借党内的“清流”装点门面？但张难先是决不甘以“清流”之名为他人装点门面的，凡主政一方，必留好政声于一地。他不调整浙江省政府原有机构人事，唯聘石瑛为建设厅厅长，一是说明他要为浙江办实事；二是深知石瑛颇具建设现代国家的才能，同时更深知石瑛一身正气，可贯古今，是大可再次合作的挚友。
（二三）看看我首义之地的官员是何等做派、何等风格
石瑛向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写辞呈。那支笔实在沉重。
石瑛完全了解张难先的心思，因而也就难以回拒他的邀请。当他决定前去杭州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一生都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两难之境——既失望于政治，又抱憾于学术。正如他的儿媳柯蕙荣所说：“公公的本意始终是做学问，但在国家有难、人民受苦的关键时期，他又绝对不忍坐视国难、坐视民众疾苦不管，虽明知不能扭转乾坤，也要尽力做点实事。”
石瑛将辞呈交给了王世杰。
王世杰不无遗憾之意，说道：“蘅青兄，既是义公相邀，我就不便挽留了。只是如今的世事，非一二人可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兄当记勿急、勿气、勿怒，多加保重。”这两位留英的同学相互之间是十分了解的。王世杰深知石瑛不适于从政，不是无才无德，恰恰因为才高德厚，不能见容于官场俗流，况且石瑛为人过于忠耿、过于正直、过于刚毅。石瑛知王世杰是睿智而灵活之人，只是他学不到。王世杰后来弃教从政，做到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石瑛也不觉意外。
石瑛到了杭州，在省署没见到老友。一问才知张难先一无“官邸”，二不住省署，只在城内金刚寺巷一家小客栈住下，心中十分敬佩，“张疯子就是张疯子”！自然也少不了一番感叹！他找到金刚寺巷的小客栈，张难先十分高兴，高声说：“蘅青，我知你一定会来！谢谢！”石瑛笑道：“义公是邀弟来做官的，何言谢字？”
张难先微微一笑说：“你去庐山访严立三，我即知你犹存隐居之心，只是尘缘难了，故打算在校园‘隐居’。是我打破你的清静——这等面子，岂能不谢？”
谈话中，石瑛知道义公此来，随行的是刘南如、聂国清等4位幕僚，他自兼民政厅厅长，除建设厅外，其他原任官员各安本位，摈弃任用私人的官场旧习，这使他十分赞同。笑道：“义公是省府主席，仅带幕僚4人，弟为厅长，自不能也带4人，暂定3人吧。一是李振凡，这是年轻人，大学毕业，英语很好，曾在湖北建设厅任水利局会计专员，为人忠诚，不世故。二是郑尧夫，曾在原武昌大学任过我的助教。我曾让他代管过学校财务，账目清楚，一笔不错。拟由他管理建设厅审计工作。三是胡忠民，此人你是知道的，拟请他来管水利。”
张难先连声说：“好好好！蘅青任用之人，定是正直、干练、廉洁之士。蘅青，我之所以请你来，只因一省之财政开支，建设厅是大头，若用人不当，误国害民不浅也！我虽不敢说要在浙江留下多大政绩，也不能让浙江百姓说我湖北人刮浙江地皮来了！得让世人看看我湖北首义之地的官员是何等做派、何等风格！”
（二四）西湖治水
石瑛是干实事的人。既为建设厅厅长，总需抓紧事业的建设。但他了解到，由于前任主政者好大喜功，省内上马4大工程：杭（杭州）江（江山）铁路、钱塘江大桥、杭州电厂和杭州自来水工程。这四大工程现处于资金短缺，难以为继的状态。石瑛在任期内能接手这些工程并且完成它们，已是很艰难的。但其结果是“为他人做嫁衣”，政绩是不会算到他头上的。石瑛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关于浙江建设的长远规划，石瑛当然也有所考虑。江浙一带人多田少，自古形成传统工商业发达的地方特色。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粮食为国家根本，故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今是现代工商业时代，江浙应利用传统工商业优势，发展现代工商业。当然，他也深知目下中国的建设事业，只能干一个算一个，即便他做出一个长远规划，也难免不重蹈政局一变万般皆休的覆辙。政局不稳，谈建设真是“奢望”！从行家的眼光看，铁路、电厂、自来水厂自然是市政和经济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石瑛决定他在任内的工作就是给前任收拾摊子。
石瑛没想到他还得在西湖治水。石瑛上任第一次视察就去西湖郊区。郊区果然“水漫金山”。这真令人不解。西湖的拓凿，历代不绝，岂能没有排灌工程？石瑛看见湖畔竖立很多别墅洋房，有的是填湖而建，有的将渠道隔断，有的“喝令渠道改道”。正是这些洋房，把西湖历年人工开凿和自然形成的排灌系统拦截得支离破碎，致使排水不畅，连年渍涝。
“振凡！”石瑛怒声喝道，“去问问什么人这般无法无天，拦水渠建房！”李振凡领命而去。石瑛怒犹未息，说：“如此建房，违背天地自然之理，更置民生于不顾！此乃杭州百姓眼中之钉，岂能不拔？！”
李振凡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一老者。石瑛和气地问他话，老人说：“那洋房全是洋大人的呀！”原来住在这些别墅里的全是洋人，而且是省建设厅请来的外国水利顾问。石瑛进一步了解到，聘请这些洋顾问的开支，竟占了全省水利经费的一半！石瑛上任后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辞退这些洋顾问。
石瑛立即给胡忠民发报，请他速来杭州任水利局长。石瑛是了解胡忠民的。1925年，他在武昌大学时就聘胡忠民继李汉俊任历史社会系主任。1926年秋，北伐军平定武汉，组成了以邓演达为主任，以詹大悲、董必武、李汉俊等为委员的湖北政务委员会。胡忠民被聘为建设科股长，管理工商行政。他辞去教职，开始了他“以实际行动代替空言”的奋斗人生。后桂系军阀进据武汉，湖北政局大变，旧日贪官污吏乘机再起。胡忠民不愿同流合污，在1928年春提出辞去水利局长一职。恰在此时，石瑛回鄂任建设厅厅长，坚持留任胡忠民，专管水利行政。
（二五）轰走洋专家
石瑛去杭州时曾邀胡忠民同行。胡忠民明确告诉他，他对时局失望。石瑛说：“国是根本已坏，我辈今日不是要做官，不过尽心为人民做点事。闭户闲居，不是办法。”
胡忠民接到石瑛的电报，仍以“我是学政法的，对水利不通”为借口，不想再入官场。石瑛立即回电：我用你这个中国的门外汉，总比养着一帮专滋祸害的洋人强。胡忠民这就不能不来杭州了。
石瑛已做好准备，等着那帮洋专家来发难。却没有人来。难道会这么平静吗？石瑛知道不会的。即便是洋专家接受被辞退的事实，某些中国官员也不会接受，因为那至少说明他们用人不察。果然，外籍工程师经人指点，不在浙江解决问题，而是去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庇护”，企图以“外交争端”压服石瑛。可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国民政府到底不是清政府，不会一提到洋人就先畏三分。有人倒是想通融这件事，可是他们也不傻，这件事张难先肯定支持，“湖北三怪”有“二怪”合伙，一个是有名的“疯子”，一个是有名的“石头”，谁找他们能不挨骂？也只能就此事“函告”浙江方面“酌处”。石瑛还是坚决不收回成命。石瑛轰走洋专家的事在杭州百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石瑛命胡忠民在浙江省选用水利工程师，工程设计合理，西湖水患得以治理。
石瑛领导建设厅同人以钱塘江大桥、杭江铁路、杭州电厂和杭州自来水工程为重点项目，加紧后续工作。原建设厅留任官员，亲见这位厅长辞退洋专家的胆魄——果然是块“石头”！又见他肯为前任收拾摊子，不得不佩服他为人的坦荡胸怀。
杭州，古称人间天堂。如今虽国难如此，杭州公务人员照旧夜夜喜醉湖边。石瑛极不满意属下的精神状态。天生西湖，湖光山色，烟柳画桥，荷花十里，状我中华山水之秀。然而，人不能沉醉于美景享乐之中，人的精神不能被任何东西所腐蚀。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下班的时候，李振凡通知全厅人员去会议室，听石瑛训话。
石瑛故意在办公室磨蹭一会儿。他知道有些人肯定不满意，肯定在心急火燎，他们有的约了人，有的被人约，正急着赴约去呢！好，让你们急一急吧。“石厅长到底有何要事，非得下班后训话？”有人果然急了。
石瑛这才走进会议室，和蔼地说：“兄弟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聊聊天。”大家弄不清他的意思，聊天？有约会的人更急了，又不敢走，真是如坐针毡。石瑛说：“你们多是在杭州生活多年的人，对西湖风景一定很熟悉。你们谁能给我说说某一道风景的妙处？不是重复前人的西湖十景，而是你们自己的感受。能背出你们最喜欢的写西湖的一首古诗也行。”
众人更不知他是何意了。
（二六）不准上花船
石瑛笑道：“‘湖边多少游观者，半在断桥烟雨间。尽逐春风看歌舞，几人着眼看青山。’知道这是什么人的诗吗？”
无人答话。但是有人意识到石瑛要说什么了。果然，他正色道：“近日张主席命令：省府公教人员一律不许上花船，违反者革职勿论。兄弟拥护这一命令。凡建设厅公职人员，必须执行这一命令，违反者革职勿论。诸位生活在杭州，兄弟不能反对大家游游西湖，只是不得上花船。那是千年积下的陋习，我辈既为公职人员，就代表国家形象，‘士大夫无耻，乃是国耻’！”
他又和气地说：“宋时西湖有三贤祠。三贤者：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这都是为西湖和杭州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不会忘记。我厅现有四大工程要完成，所赖诸位努力。完成四大工程，方为真懂西湖，不负西湖。明张岱《西湖梦寻》云：‘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我以为此言差矣！‘山川亦自有声气，西湖者不易与人熟’，自古真懂西湖者能有几人？所谓‘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不过是奢靡者涂向西湖的一层金粉。而金粉只能或随波而去，或沉而为污泥。”
也有人对石瑛的话不以为然，且看你如何解决四大工程的资金吧。
以建设厅当时掌握的资金，要完成四大工程是不可能的。石瑛必须另想办法。他尤其关注钱塘江铁路大桥。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大桥，设计者是桥梁工程师茅以升。在石瑛看来，这是大长中国人志气的事，理应全力支持。
石瑛决定向上海实业界筹措资金。
石瑛在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期间就广泛接触实业界，在上海实业界和金融界交了很多朋友。能和石瑛成为朋友的人，在实业救国这一点上，大都是志同道合的。当然，也有人是冲着石瑛的名声去的，以交结石瑛为荣。那么，就会产生友情的“含金量”问题。关于这一点，石瑛心里是明白的，这也是他内心十分为难的。
以石瑛的性格，若为自己的事，他是决不会求人的。他一生只“求学”。如果说他有过求人的事，那就是1928年为解救桂系胡、陶屠刀下的青年，他求过胡、陶。这一次，他又要求人了。
在去上海的路上，李振凡感到石瑛心思很重。李振凡是石瑛七弟的初中同学，石瑛一向待他如胞弟。
“石先生，”振凡说，“你这次去上海是下了决心的，可是你内心并不情愿，且十分为难。”
石瑛笑笑，说：“振凡，古人说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此言不虚。这是有体会的人才能总结出的话哟！”振凡说：“先生这是为浙江四大工程折节求人的。”石瑛说：“所以，再为难也得去。当然，我也是有选择的，先去找与我志同道合者，尤其是浙江籍的实业家，爱乡乃是人之常情。”沉默一阵，又说：“振凡，到任何时候，人都不会完全一样，能成为实业家者总是少数，而实业家的多少、强弱，关乎国家实力之强弱，因此，我不主张消灭资本，而主张节制资本，扶助农工。”
（二七）握手茅以升
此后，李振凡多次陪同石瑛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事情顺利时，石瑛会谈笑风生；不顺时，他会于途中一言不发。李振凡有时会以骂骂某人的方式，为石瑛出出闷气。而石瑛总是说：“骂这类人没有用。如今风气大变，再不是民国革命初期的景象。那时的实业界、海外华侨，为革命捐资不遗余力，革命者亦献身革命，生死置之度外，如今呢，党国大员中有几人保有当初的革命精神？有几人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之革命，就是‘以义始，以利终’。比如孔祥熙，他是富可敌国的，他肯拿出多少钱为国家建设？
这是失败的征兆啊！党国要员而成巨富，必不能一心为国家，他们已有了退路——若国家垮掉，他们退到海外亦是巨富，可作寓公，肯为国家卖命乎？相反，共产党官兵一致，都不发饷，身无外物所累，精神必专注于一——实不可小瞧啊！”
无论如何，石瑛还是筹到了款项，保证4大工程的进行。特别是杭江铁路，对后来抗战中的军事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金紧张，必要用好、用省。建设厅审计主任郑尧夫秉石瑛命令，严格工程审计。工程资金，材料款占大头，材料供应商不能固定一家，不能某一人说了算，必须进行招标。对承包商进行资格审查，如有贿赂行为，坚决终止合作，并在报纸上公开其贿赂行为。——这是石瑛在任湖北建设厅厅长期间总结、实行的有效方法。此法在浙江施行，杜绝了贪污和浪费。
石瑛常去工地视察。他去工地总是轻车简从，无关的人不带。下去前必了解工程现状，汇报工作的人糊弄不了他。
石瑛最先去钱塘江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工地。他想去见见大桥的设计主持人茅以升。尊重和爱护人才，是他坚持终生的一件大事，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
石瑛在大桥工地握住了茅以升的手。他满面笑容地看着比他年轻17岁的茅以升——这是他来杭州之后第一次开心的笑。茅以升正当盛年，英气勃发。他对这位清末举人、两度留欧、历任大学教授、校长和政府高官的辛亥革命元勋，已有耳闻，原来是这样一个无官气有正气、无架子有内涵、面相坦荡、言语直率的老者。石瑛听完茅以升关于工程设计、施工情况的介绍，十分高兴，对大家说：“各位同人，建设钱塘江大桥的意义，不但是一座桥，它是由我们中国工程师主持设计、施工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它开创了中国铁路桥梁建设的新纪元！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是不缺少聪明才智的！大家知道，在中国最关心铁路建设的人是孙中山先生，他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后，最想干的事就是修铁路。他曾行程万里，规划中国的铁路。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为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感到欣慰！兄弟要向茅以升工程师表示敬意，向参加建设的诸位表示谢意！你们有机会参加这座在中国现代桥梁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大桥的建设。兄弟在主持湖北建设厅工作期间，就有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心愿，俟条件成熟，当举荐茅工程师去武汉再显身手！”
（二八）“以义始，以利终”
石瑛在钱塘江大桥工地上说：“兄弟也在此向我的前任表示敬意——我们中国有个怪现象：分明中国人能干的事，也要请洋人；中国人干出错来，人们就要批评他为什么不请洋人；洋人干出错来，便无人说话——连洋人都干不好，还有什么说的呢？这就是没有民族自信心！我的前任敢任用茅以升，我佩服他的胆识！”
工地负责人为石瑛在附近一家酒店里备了饭，还安排了临时休息的房间。石瑛一律谢绝。他笑道：“茅工程师肯定是中国桥梁史上的知名人物，我和他在工地食堂共进午餐是荣幸，若去酒店吃饭，就该是我请他。可是大桥尚未建成通车，摆庆功宴还不是时候，就在食堂吃吧。”
这是他今天高兴，若平常去工地视察，他十分反感别人的招待。他会说：你们的招待费从哪里出呀？工程款有富裕吗？说明造价虚高；从工程款里搞吗？是不是多加沙子少放水泥？直说得别人下不了台。
也有人认为石瑛是“买廉”，往回走时，暗示司机绕行岳飞墓，看石瑛下车不下车。这里有个缘故。石瑛在一次厅务会上曾教导属下要忠于国家，并举了岳飞墓为例。他说诸位世居杭州，当知泥塑岳王金刚不坏，而铁铸秦桧被游人击打，身首异处，这即是人心、民心！但车至岳王墓附近，有人请石瑛顺路去瞻仰。石瑛说：“这是工作时间，我怕岳鹏举先烈在墓中骂我呢！”
建设厅下属的定海水产渔业学校校长以买渔具为名去日本游玩一趟，全部花费回厅里报销。审计主任郑尧夫照章办事：事先未呈准报案，不予报销。但他忽然想到这位校长是张静江的女婿，而石瑛当年和张静江曾同在法国，石瑛和孙中山还同去张静江在巴黎开的豆腐坊里吃过地道的中国豆腐，他便把批件送石瑛过目。石瑛毫无迟疑，即批二字：“如拟。”
不久，一封信摆在石瑛案头。张静江在信中回忆当年与石瑛“同居法国，患难与共”的情谊，所求之事无非是要石瑛“手下留情”。石瑛将信一丢，气愤而又感叹：静江，你曾以万贯家产资助革命，以你这样的元老身份，却写这样一封信来！难道革命真的是“以义始，以利终”吗？又叹道：
为婿求情者，乃爱女心切也。虽属人之常情——而为公职者多为人之常情所困也！他毅然命人去渔业学校审计。审计报告称：“该校有渔轮两艘和罐头制造厂一个，均为学生实习之用。而该校长利欲熏心，只报渔轮出海消耗燃料机油之费用，从不将渔业收入列入预算；同时，又只报买猪杀牛实习的材料费，不将所制罐头的收项列入预算。”石瑛在该件上批示：“依法追究。”
时国民党政府高官的通例，官员家中雇用的炊事员、保姆的工资，是随同所在部门的机关勤杂人员一起报销的。负责行政事务的李振凡“少不更事”，将石瑛家中的炊事员、保姆的工资从石瑛的薪水中扣付，后经他人指点，才知有此“通例”，急忙补还。石瑛拒收，并和颜悦色地说：“你怎么也通起世故来了！你本来是对的嘛！”李振凡说：“这、这是通例呀！”石瑛说：“通例也可破嘛！”
（二九）西湖遗韵
石瑛在杭州期间，还有一事是不可不记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石瑛怒发冲冠，即去找张难先。办公室里有沉重的脚步声，咚咚山响，是张难先在踱步。显然是内心情绪激荡，身不能定。石瑛看他一眼，二人“心照不宣”。张难先继续踱步。石瑛也走来走去。两个湖北老头子像是在用脚步交谈。其他人也不敢打扰。良久，脚步声同时停止，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地喊道：“通电抗日！”
石瑛和张难先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坚决抗日，收复东北。为造成同仇敌忾，坚决抗战，全面抗战的影响力，更为了在国家危急之时全民皆兵，省府组织机关职员进行军事训练。建设厅组成一个班，由李振凡任班长。李振凡没想到第一次训练，石瑛就成了他的“战士”。他说：“厅长，你这么大的年岁，就算了。”石瑛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就喊口令吧，我当过兵工厂厂长，对武器比你们还熟悉。”石瑛扛着一支步枪，从单兵操到野战演练，一次都未缺席。要进行实弹打靶了，石瑛和大家一样兴奋。不想，蒋介石下令收去了所有枪支。
这件事令石瑛忧心忡忡，他对张难先说：“义公，收枪一事是个征兆，我担心最高当局对日本的态度非你我之愿。”张难先说：“这是明显的，连我们练练民兵都怕，是不想刺激日本人！一厢情愿地要把事变限制在‘局部冲突’之内，等待国联调处。”“什么‘国联’！”石瑛怒道，“西方国家只关心自家在华利益，况他们遭受经济危机，自保尚难，肯真心帮助中国？垂涎我东北者，历来以日俄为最，日人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武力侵占东北，岂肯听他人调解？此次事变之恶果，是日本他处驻军会群起效仿关东军，挑起事端，加快侵略中国步骤！因为你不抵抗，彼有何畏惧！”
两个湖北老头子竟讨论起结束内战，共同抗日，总能找到国共都能接受的办法。可知二人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的。
那时以浙江大学学生为主力的杭州高校学生天天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收复失地。浙大校长马寅初也加入游行行列。张难先和石瑛是支持学生的。凡遇见游行队伍，石瑛总是站在路边鼓掌，向学生致意。有一次碰上马寅初，马先生请石瑛给学生们讲话。石瑛毫不推辞，以洪钟般的声音发表了演讲。
因为“九·一八”事变，国民党的政治格局产生微妙的变化，浙江这个“微妙”的地方也肯定会有变化。张、石二人是清楚的。1931年12月15日，张难先辞去省主席，石瑛也随之辞职。之后是鲁涤平来浙江任省主席。“九·一八”事变对石瑛的刺激十分强烈，使他从此患上一生摆脱不掉的失眠症。他原打算离职时一游西湖，但国难当头，无心游玩。他辞职后先去了苏州乡下友人处，后去了昆山曹亚伯处。
西湖细浪浅唱低吟，记住了石瑛在杭州的作为。
（三十）南京特别市市长
1932年初，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距“九·一八”事变仅隔4个月20天。日本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已不加掩饰了。
正在昆山的石瑛，精神又一次遭受惨烈的震撼。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桩桩件件集于心头。日本侵占了东北，解除对俄国的后顾之忧，开始由北向南大动作了。日军欲在上海扎根，是要开辟侵华的另一海上通道，作为进入中国腹地的跳板。
不久，经蒋介石同意，国民政府拟任命石瑛为首都南京特别市市长。
石瑛知道，“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已有处于日本炮口之下的危险，部分中央机关已迁往洛阳。政府官员中的恐慌感与日俱增，党国元老吴铁城就坚决辞去代理市长职，只任警察厅厅长。这个时候出任南京市长，能有什么作为呢？
石瑛乘火车去南京上任，没有通知市政府接站，只通知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赖琏。
赖琏提前到了下关火车站。他明白，石瑛只通知他来接站，意在要他辞去总编一职，去市政府工作。石瑛在这种形势下出任南京市，他是感到意外的，以石瑛的性格，固不怕担风险，欲有所作为，怕是太难了。
火车进站。赖琏紧盯着头等车厢门口，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一个个走下车来，直到最后一人下了车，他也没见到石瑛。难道石瑛今天没来？他正准备回去，却看见从三等车厢下来的人群后边，有一个身材高大、短短的平头，穿灰色长袍、着布鞋的人，那是石瑛。赖琏心中暗叹：没想到先生做了市长还是“三等车主义”！他抢上前去，握住石瑛厚大的手。石瑛朗声笑了。“景瑚，”石瑛笑道，“我要麻烦你了。”
赖琏笑道：“石先生，我已知你的意思了，从命。”
石瑛又笑起来了。他喜欢和器重赖琏。
1932年4月9日，石瑛正式就任南京市市长。上午9时，他在市府秘书长赖琏和负责行政事务的李振凡陪同下，来到市政府。市府大厅内，全体职员列队欢迎新市长。石瑛没有说话，面色如常，只是朝众人拱手。大厅里掌声热烈。这些职员都是久经江湖的，他们见石瑛只带两个人，便知新市长不会“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可安心供职了。
石瑛想不到，他接手的是这样一个摊子：市财政负债高达500万元，而月收入不过数万元，连两位数都不到，税收竟然几乎为零。
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没有收入，如何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建设市政？石瑛要从千头万绪中理出纲举目张的第一着，牵动全面工作。他把市府一切工作交由赖琏代为处理，自己潜心筹划。4月11日，是市府总理纪念周例会。新市长照例要在这一天发表就职演说。石瑛没有露面，委托赖琏代表他发表演说。
（三一）这块石头又来南京砸人了
赖琏在说明石瑛委托之意后说道：“大凡一个新长官上任时，大家都很急于要知道今后的施政方针。同时，新长官在初就职时，也要把大政方针宣布出来。石市长视事不过两天，非经详细研究，不愿宣布什么方针，更不愿意说些好听的空话。现在，先提出三条原则，也可以说是三个信条，以为本届政府办事的标准。一是紧缩，二是廉洁，三是公正。关于第一点，现在外边传说市府要如何裁员、如何减薪。事实上，我们紧缩政策，是有限度、有意义的。我们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费用，换取最高的效益。凡是不必要的消耗，都要尽量节省，以减轻市民的负担。行政经费，力求减少；事业经费，尽量加多；市内教育，必尽力推广；市内工程，必积极建设。在力行紧缩之中，要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至于第二点，廉洁政府。在欧美法制国家，视为当然。我国政治，为封建因袭重负所累，目前尚未入轨道，不得不提出廉洁政府这个口号……今后，本府财政，必须公开，取之于民，必用之于民。本府所有职员，均须绝对廉洁，如有违反者，市民可以举发。至于第三点，古话说得好，不平则鸣。所以用人行政，须得一秉至公。希望各位以上述三点为原则而努力工作；希望本市民众，随时加以批评。总理说过，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我们在此，是为南京50万民众服务的，决不是夺取的。”
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篇赖琏代石瑛发表的演说在《中央日报》刊出，受到市民的欢迎。据说，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黄侃看了报纸之后说：“这块石头又来南京砸人了。”
任南京市长，是石瑛全面治理一方的实践，自与当校长、厂长、建设厅厅长不同。从他提出本届政府施政的三条原则看，他是把孔孟之道、民本思想、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融会贯通了。
石瑛接到多方来人来电，向他推荐市府工作人员，这当然都是有交往的人。他不喜欢这种风气。4月12日，在《中央日报》广告栏里，以头号字为标题，刊登了《石瑛启事》：
迳启者，查最近市有收入月不过数万元，而月需经费达二十余万元，除负债不计外，每月收支相较不敷甚巨。瑛奉命来长本市，既须谋事业之进展，又须谋收支之适合。惟有历行紧缩政策，以期减少行政费、维持事业费，辱承各方知好荐贤相助，实属无法延揽，且惭且感，统希鉴原，恕不一一裁答。又，会客时间，暂定每星期二、五午后三时至四时。此启。
这份《石瑛启事》，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南京市从官场到民间，反响强烈！
官场任用私人历来如此。以这样的方式拒绝人情，只有石瑛想得出，也只有石瑛能做得出。
蒋介石不知是没见到《石瑛启事》，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亲自打电话给石瑛，说：“石先生，推荐一个人给市府，你看如何？”石瑛思考片刻，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说的这个人我根本不了解，叫我怎么好安排？”蒋介石只好算了。
石瑛就是这般刚正不阿。国民党高层官员都知石瑛的性格，无人再去讨没趣。
（三二）在八卦洲买湖滩荒地安置亲友
石瑛的二弟及弟媳已相继去世，侄儿侄媳带着孩子投奔他来了，四弟和妻弟以及石姓族人也有投奔来的。
这些人是来找事做的。石姓家族几代人才出这么个大官，沾点小光总是应该的。石瑛自己出钱在南京市郊八卦洲买了一块湖滩荒地，建了简易房，石姓族人原是种地的还种地去，做过小生意的就给点本线，还做小生意。妻弟原是来求个公职的，不能如愿，十分气愤，扬言要走，石瑛还是不给安排，要走就走。朋友们都说石瑛太古板，偌大个南京城，哪里就不能安排几个门房、园丁？石瑛说：“种田的人去种田，这有什么不好？让他们去做门房、园丁，是夺了人家的饭碗。他们还有我这个亲戚接济，让别人丢饭碗，怎么去谋生？此门一开，他方来者如何挡驾？干公务，绝对不能徇私情滥用私人。”在南京的几年里，他每年春节都去八卦洲，亲自给各家各户写春联。还送去一张他的全身像。族人在春节后将春联取下保存起来，那张照片更被视为镇宅之宝，一直保存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被迫烧掉。
石瑛亲友在南京扎下根。阳新人说凡投奔石瑛都会得个一官半职。这传言鼓舞了老家的乡亲们，亲不亲故乡人，又一群人投奔石瑛来了。当他们得知石姓族人原来是在市郊种地，并无人得到一官半职，大家为难了。石瑛倒是热情地接待了乡亲们，他说：“偌大个金陵城，市场大得很！”乡亲们便各凭所长，做起了小生意。其中一个姓吴的人摆起葱油饼摊子，摊点就在夫子庙前。葱油饼以面粉、素油、盐、葱花煎成薄饼，色泽金黄，入口松脆，香气四溢，加上地处繁华，车水马龙，生意极好。这道小吃很快名噪金陵，后仿者很多，而以六凤居（即今日凤居餐厅）为最好。
那时，南京除《中央日报》外，还有许多私人办的报纸杂志。这些报刊都想从新市长那里找新闻，各路记者涌向市政府。在西方生活多年的石瑛重视新闻的作用，报纸是能够吹动社会的风，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是社会的眼睛。石瑛上任两星期后，在市府举行了记者见面会，见面会由市府秘书长赖琏主持。那一天南京市大小报社的记者都来了。
一记者问：“石市长，你的紧缩原则是否包括精简政府职员？”石瑛答：“当然。机关林立，人浮于事，公文旅行，推诿责任，何谈政府效率？不惟职员当减则减，机构也属当减则减，当合并则合并。”
记者立即问：“听说石市长主政南京特别市，家乡亲友故旧蜂拥而来，市长先生精减机关职员，是否为亲友们腾出位置？”
赖琏正要代石瑛回答，石瑛已开口：“你问得好！机关职员越来越多，确有任用私人的问题，你介绍一朋友，他引来一亲戚，只好因人设事，致使机构膨胀。常言道一个萝卜一个坑，今一个坑中有三五个萝卜，岂能长好？（众笑。）我石瑛今日委托各位：倘若市府中有我家乡亲友，不管是守门的、清洁的、还是种花草的，你们查实了就可登报，直点石瑛之名，我会登报鸣谢！”
赖琏舒口气。他原以为石瑛会说出在八卦洲买湖滩荒地安置亲友的事——足见先生不愿宣传自己。
（三三）关于税收的思考
南京于1929年定为国都，随着中央机关的迁入，富商、官商、洋行、买办、银行均向南京集中，中央委员家族和巨富们经营的工商业迅猛发展。这些人依靠各种政治背景和地方势力，逍遥于税法之外，快速聚集着财富。与此相反，无任何背景的小工商业者却大批破产，市民失业。
先打税收一仗，是石瑛治理南京的第一步。税收的重点应该是富商巨贾、官商、买办、洋行和大房地产商。南京的房地产业尤其是“暗洞”，房地产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他们瞒报房产，甚至把持房产出租业，小房产所有者须挂靠他们才能出租房屋。而对于小商贩，则应减免税捐，鼓励他们加快发展，此为“放水养鱼”。这就是石瑛关于税收的思考。
5月下旬，税收战役开始了，“炮火”果然猛烈——《中央日报》广告栏里连续登载市政府“清查房产契约”、“催缴捐款”的告示。同时还登载了市政府关于减免小商小贩税捐的决定。此举深得市民的拥护。
石瑛用计从孔祥熙家收得3000多银元的税金，虽然得罪了孔祥熙，但从其他巨户家中征税相对而言便容易了一些。
1928年“湖北三怪”曾有把湖北建成三民主义试验省的宏伟理想，终因时局无定而未能实现。1932年石瑛就任南京市市长，以三民主义为执政基础。根据南京市经济濒于崩溃的现实，发展生产，维护民生，当为第一要务。
石瑛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和心力进行着“精神建设”。他是辛亥革命元勋中最明确提出“精神建设”这一概念的人。他深知民族精神是一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不因时光流逝而丧失，不因政权更替而贬值，不因社会遭遇大灾难而丢弃；相反，它会滋养民族走向永远。
1934年1月，财长孔祥熙在拨给南京市的经费中，取消了铁道部给南京市的协助款12万元。12万元，对于人口、国家机关激增的南京市而言，这不是个小数。石瑛是“等米下锅”，故对孔祥熙十分不满。况且，从孔身为财长，富甲天下，做大生意却不交税这一条，石瑛就极端蔑视他，不过一大守财奴耳！1月下旬，中执委开会。石瑛在会议休息时挡住去休息室的孔祥熙，问：“你为什么取消铁道部给南京市的协助款？”孔祥熙见来者不善，他素知石瑛性格，内心有些不安，答道：“经费困难。”石瑛驳斥道：“经费困难！可是南京从一个中型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官员之外，还有小职员，要生息，要给养，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孔祥熙想起自己曾被迫交出的3000大洋的税，语带讽刺和挖苦意味：“南京的捐税收入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后怒火中烧，你以为我是向你讨钱吗？吼道：“不错！可是你莫忘了，南京市全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1/100！”随手抓起桌上的墨盒，朝孔祥熙摔去。孔祥熙的外国毛料西服顿时成了水墨画。众人尚未反应过来，石瑛已拂袖而去。
1934年1月28日，《中央日报》登出石瑛辞市长职的消息。
石瑛于1月30日晨乘船返武昌。
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