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27年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一项重大工作。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何作出这一重大决策呢？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6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对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很显然，有计划地安排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包含在当时的统包统配就业政策和规划之中的。
同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写道：“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1962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精减职工政策的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有计划地开展。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万城镇知青来到农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受到广泛宣传，几乎家喻户晓。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识青年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在当时，这是有深刻国际背景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样，毛泽东把由来已久的防止党内变质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从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出发，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含义，不仅包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包括整个青年一代。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就是要使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一个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因素，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因。
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必须彻底否定。而“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奉献必须加以肯定。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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