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运回到永康之后，他又开始想办法找储存的地点。因为这么大量的书，他的家里根本放不下。当时就临时把这些书存放在了《永康日报》社的办公楼里，这些书竟然占了整整的一个楼面。但长期占用着公家的办公场地也不是办法，于是李先生把这批藏书进行了仔细地甄选，把其中的3万多册挑了出来，卖给了书店的程金台先生。后来家里还是放不下，于是又从剩余之书中，再次选出1万多册卖给了上海的某人，剩余部分也就是占原运回量的40%左右，而今仍然珍藏在了李先生的还读斋中。
版心拼出“还读斋”
在李先生的讲述过程中，胡关妙先生一直给他做着插述式的补充。胡先生说，找那些犯人搬书的时候，他特别紧张，因为在现场只有他跟李局长两人，李局长在楼下盯着装箱，而他要跟着这几十位犯人跑上跑下。因为这些人一边搬书，一边随手翻看，还评论哪些书好看，他很担心这些人随手抽出一些装在身上。同时他还说，在那里看到了后来上拍的那些线装书，他觉得线装书更有价钱，问李局长为什么不买那些。李告诉他，自己哪有那么多的钱。现在想想，他还是觉得当初要买下那批线装书，就比这些旧平装值钱多了。我笑着跟他说，您的胃口更大，如果您把那批书买下来，我们大家更没的玩儿了。
李先生还给我讲了一些其中的曲折与细节，他嘱咐我这些只能听不能写了，我说当然不想给朋友招烦。但他对此事也很感慨，他说当年就是趁着自己一股热情劲儿，再加上年富力强，所以有精力张罗那么多的细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如果放在现在，有人要是送给我这么多书，我也没勇气去这么折腾了。”
批校
虽然跟李先生认识这么久，但他怎样搞起了藏书我却并不了解。李先生说，其实自己自小就喜欢看书，但真正走上藏书之路，也有一个标志事件。那个时候，他正在当永康市旅游局局长，永康境内唯一的国家级旅游风景区就是方岩，所以，他很多时候都住在方岩进行各种工作调研。因为方岩的名气，使得很多画家都到方岩来居住采风，他对这些人当然是热情接待。因为这层关系，有些画家在离开的时候，都要把一些画作赠送给他，以此表示对地主热情接待的酬谢。正因为这些画，让李局长遭到了非议，有人说他这是借工作之便来得个人的实惠。其实这种事在那个时代根本不算什么，因为画家送的又不是钱物，只是一张画作而已。但李局长说自己性格本来就清高，他受不了别人在背后的这种指点，自此之后，他再也不接受画家赠送的画作。
李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喜欢文化又喜欢收藏，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被迫停止了某个门类的收藏，将必定会转向另一类的收藏之中。这个阶段，他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报社当主编的朋友，那位朋友正在看一本小说叫《田说古籍》。李先生顺手拿起这本书来翻看，他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住了，由此产生了藏书的愿望。为了能够让自己在理论上先搞清楚藏书的概念，他就想办法买到了那个时代所能买到的所有目录版本学工具书。然而，他把这些书通读一遍之后，仍然觉得自己不得要领，尤其里面讲述如何鉴定活字本，他看来看去，还是弄不明白具体的操作细节。
鱼元傅
李先生在性格上的执著，让他觉得这些问题他必须要搞懂。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在上海有古籍拍卖，并且听说那些搞古籍拍卖的人大多都住在延安饭店。于是，他也赶到了这个饭店，想办法用偶遇的方式认识了拓晓堂先生。他向拓晓堂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如何鉴定活字本。没想到拓晓堂仅几句话，就让他对活字本的鉴定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为此，让李局长感到搞版本收藏只看工具书，绝难有深入的认识，必须要有实践经验。从那以后，他就走入了拍卖会，从中也开始买到了自己所藏的真正有价值的善本。
他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让我真是佩服。于是我向李先生请教起自己第一次为什么来到永康。闻我所言，他笑了起来，说这句他应该问我。不过他还是告诉了我，他说我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访藏书楼，通过关系要到了他的电话，问他永康有哪些古代的藏书楼。他当时告诉我，古代书楼没有，现代的藏书家倒是有几位。我听到了他的这个说法，于是就有了我的永康首行。李先生同时告诉我，我第一次来时，看到的那些旧书架，其实是当地图书馆淘汰下来的旧架，因为无用而赠送给他者。没想到我当时就夸赞看上去像原书原架，为此他好多年都不值得换，只是后来装修房子的时候，在夫人的强烈要求下，才换上了这些新书架。他还告诉我，转天我的乘火车离开的永康，因为他有事，特地让程金台的妹妹程莲香送我前往车站。
《抚云集》
我请李先生拿出一些珍藏之本让我拍照。他给我看的第一部书，则是铁琴铜剑楼旧藏的《抚云集》。此书乃上海图书馆退还之物，李兄说得自上海拍场，我笑着说自己当然知道，因为我也曾在拍场上争过此书，只是不知道该书为他所得。他问我为什么想得到这本书，我告诉他，该书是鱼元傅所批校者。说话间，我把此书翻到了卷末，果真鱼元傅的跋语还在那里。李先生赞叹我，记忆如此准确。我说，这不是因为我记得准，而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市场上仅出现过一次鱼元傅的墨迹，这位藏书家批校之本，我当然想得到，所以就牢牢记下了该书。
《海东记》
接着看了一部书，是傅增湘藏园抄本《海东记》。此书乃是藏园影抄之物，尽管没有抄行格，但从字迹上看，似乎底本应当是明代铜活字本。傅增湘的藏书因为基本上都捐给了公共图书馆，因此市面上一直流传稀见，而在这里竟然看到了一部影抄之物，当然觉得很难得。
《封氏闻见记》
《封氏闻见记》也是一部旧抄本，书后有杨叔梅的跋语。跋语中称，该抄本是明崇祯年间所抄。这样的抄本，当然难得。多年前，我听说李世扬先生为了集资盖现在的这栋房子，把自己的线装书都卖了出去，转而专门收藏民国旧平装，然而今日所见，仅仅看过三部，就觉得他的古籍收藏也同样很有品味。但李先生却告诉我，自己的线装书确实大部分都卖掉了，这三部书因为各有特点，说什么也舍不得出手。此后，陈东多次来永康都动员他把这三部书拿去上拍，他终于忍住了陈东的灵牙利齿。
李先生告诉我，当年集资建房是突然的一件事，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钱，他当然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现款，于是就开始买自己的藏品。当年他收藏有一些金银币，还有其他的一些字画，都处理完了之后，就只好出让自己心爱的线装书。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线装书他以原价对外卖，都没人想要。比如那个时候，他在拍卖会上买的一部明嘉靖本，20册原装，当时买到手的价格仅4万元，他想以此价买给永康的一位老板，并且附上了买书时的发票，但原价，那个人都不要。没办法，只好到处借钱，然后拿自己的书送给拍卖行。这一部嘉靖本在陈东那里拍到了28万元。拍卖会还没有结束，陈东就给他打电话，向他报喜。此后又过了几年，28万元买到的那一位，又把这部书送到了另一个拍卖行去上拍，竟然以200多万元又拍了出去。三年前，这部书再次卖了出来，该书又被人以500万元拍到了手。李先生说，这个买到的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谁。
其实十几年前，李先生准备出让线装书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就听说过了，因为在拍卖会上，我知道他买到过几部不错的批校本，而这也正是我想得到者。后来我看到了他的出让清单，这几部批校本也列在了上面，并且清单上标明着买家，他确实是想将这些书原价再转让出去。然而，我面对这份清单却很是纠结。那个时候，从他人手里买得拍卖之书，本也很正常，但大家已经习惯了是按照拍卖价再加价购买，这倒不单纯是尊重对方的知识这么简单，更多的原因，其实加价也是对对方的尊重。正因为这种心理，我总觉得从书友手中原价购买对方几年前买到的书，这多少总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正因为这种心理作祟，让我最终选择了沉默。而今我听李先生描述他当年的困境，这让我又开始痛恨自己当年的虚伪。
《炭画》封面
《炭画》题款
说话间，李先生又拿出几册群众出版社旧藏之物，其中之一是周作人的《炭画》。从外观看，该书品相不佳，然而打开扉页，马上让人眼亮，此书竟然是周作人送给徐志摩者。这种上下款儿均为大名头之书，当然是今天市场里热点之一。
《毛泽东自传》
版权页
他又拿出一册《毛泽东自传》，这是我完全外行的领域。李先生打开扉页，给我讲解着此书的版本价值所在，他说这是已知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自传》。接着又拿出一册《毛泽东选集》，又给我普及了一些相关的版本知识。
大字本
李先生拿出了一册很薄的线装大字本，他告诉我说，此本的价值跟寻常所见的大字本不同，他说现在上拍的一些大字本，其实并不是给毛泽东看的，而是给中央的一些领导专门制作者。我问他其间的区别，他把书翻到了封面，告诉我说，一是该书是很薄的单印本，这是给毛专门制作者，如果是合订本，则是给中央其他领导所用。而第二，则是封面所印书圈的栏线，如果是单线粗黑栏，则是中央领导所用，如果是双线文武栏则是给毛所用。原来还有这么多知识，还来真是处处皆学问。
我听说他这些年，为了当地的乡贤著作得以流传，他影印了不少相关的出版物。李先生说确实如此，因为我换了地址，他无法给我邮寄。于是他拿出了手头还剩余的几册给我观看，果真看到了他那清晰的点校本。
我问李先生，当地的藏书协会现在是否还有活动，他说因为人事上的变动，这个协会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了。他又更正我说，当时的会长是徐小飞先生，而他自己是副会长。当时李先生还带着我到徐小飞的府上去看这他的藏书，现在徐先生已经到了外地做生意，现在没有精力再搞藏书活动了，但他说自己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毛泽东选集》
我跟李先生说，您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但也时不时地能够显现领导干部的稳重与威严，这种姿态难以亲近。闻我此言，他笑了起来，他说人跟人之间的亲近，必须是一种互动。他说以往跟我的两次见面，都是那样的认真严肃，搞的别人也都很正经，而陈东则与之相反，他每次来永康，都能把大家逗得很快乐。他告诉我说，陈东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个时候，李先生以及永康的一些藏书人都对田涛很崇拜，但并不与之相识。某天，他们来到北京，通过陈东把田涛先生请来一起聚会，当田涛走进来的时候，李先生等人想站起身迎接，陈示意大家不要站起来，就让田涛自己走入。果真那么谈话，田涛对众人客气了许多。听到他的讲述，我马上想起了田涛那当年逗乐的形象，那一日让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李先生看了我一眼说：“原来你也会这么大笑，这看上去可比以往亲切多了。”
整理成果
李先生说，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乡贤著作上，下一步还有几本大丛书要出版，他说自己对藏书之事已经没有那么冲动。我说跟他认识这些年，也没有见他冲动过。李先生说并非如此，他告诉我，前几年中国书店上拍的那部《域外小说集》拍出了高价而引起轰动，而那个高价的制作人，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当时自己查了很多资料，知道该书极其稀缺，虽然当时正赶上没钱，但他为了这部书，决定举债也要将其拿下。于是他通过电话委托跟别人一路争下去，一直举到了26万元，这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心理价位，在这里的劝说下，他还是放弃了。后来这部书就被人27万元拍到了手，后来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举措确实是有些失去理性，因为拍出此价之后，有人找到他，要以15万元卖给他，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冲动的过程，这个价钱他也不想要了。
我告诉李先生，那场拍卖会，现场跟他竞价的人就是陆昕先生，而陆先生就是替周启晋先生举牌者，拍完之后，陆老师告诉我，他也没想到这本书会举到那么高，现场紧张的气氛使他感觉到喘不上气来，但最终还是拿到了手。李先生说，他后来也了解到了这些细节，他说当时幸亏有陆老师的不屈不挠的竞争，否则这册《域外小说集》不知会给他带来多少家人的埋怨了。由此可见，得与失，悲与喜，都是从哪个角度来说话，失去的也未必都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