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查阅关于叶剑英的相关资料得知，在毛泽东临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队与卧在病榻上的毛泽东诀别，当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突然睁开双眼，活动手臂，轻轻招呼叶剑英，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无声的遗嘱。毛泽东到底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呢?
作最后的诀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逝世后，妨碍他们夺权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周恩来去世后，病中的毛泽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毛泽东既不满意邓小平，更不放心有野心的 “四人帮”。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以叶剑英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由陈锡联接替叶剑英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时间，邓小平、叶剑英处境艰难。
“四人帮”还在全党、全军中掀起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他们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4月4日清明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人民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但是4月5日 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江青一伙造谣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就是事件的黑后台，为此，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叶剑英，他们诬蔑叶剑英“保护邓小平”，妄图完全剥夺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权。
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毛泽东的病情也急剧加重。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着队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作最后的诀别，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经过时，毛泽东双目紧闭，没有丝毫的动静。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忽然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昏暗的眼睛也突然亮了起来，并且用手臂轻轻相招。当时的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毛泽东的这一微弱的举动。等叶剑英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间意识清醒，并用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一位细心的护士见此情景，立即对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回到毛泽东病榻前，他弯下腰侧耳聆听毛泽东最后的嘱咐。只见毛泽东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却没有力气说出来。叶剑英抓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毛泽东痛苦的表情，叶剑英伫立许久，也没有听到毛泽东吐出一个字来。最后，毛泽东的手指在叶剑英的手背上轻轻动了几下，叶剑英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了病房。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用尽力气在自己的手背上轻轻抖动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主席给我的最后的无声遗嘱，主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无声遗嘱的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叶剑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而“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还拼命拉拢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就此，叶剑英给负责中央警务工作的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管好毛泽东的那些文件档案。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也只有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重任只有叶剑英来完成了，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给叶剑英那个无声的政治遗嘱的全部内容吧!
叶剑英认真思索后，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借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叶剑英还找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交谈此事，还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北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谈话时，叶剑英还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并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小心隔墙有耳，开着收音机说话好。”
一天晚上，叶剑英和女儿叶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与叶剑英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手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叶剑英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也就是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则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姚文元掌握全部的宣传舆论工具，他们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已不必“忌器”了。
为遗嘱作准备
为了尽快粉碎“四人帮”，叶剑英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因为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并厉声对江青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叶剑英还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做好联络工作。
1976年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让她、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而他们3人都不是常委，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的资格。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他们就向中央政治局发难，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则要求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
针对“四人帮”连日“逼宫”，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在非常形势下应采取特殊方式，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提出在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
1976年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内定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提出要“以快打慢”的策略，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他提议6日或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后，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一举粉碎“四人帮”
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议地点选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就定在了1976年10月6日晚8时。
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还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让他参加修订文献的工作。
10月6日晚，叶剑英带上警卫参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叶剑英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二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
第一个“到会”的是王洪文，他兴冲冲地刚刚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几名警卫人员就围了过来，王洪文见事情不妙，就大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接下来，略懂点武术的王洪文对警卫人员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华国锋立起身来，当即向王洪文宣布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王洪文离开正厅时，还自言自语道：“没想到有这样快!”
第二个“到会”的是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时，已经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叶剑英、华国锋面前，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后，张春桥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表示出任何反抗，然后就由监护人员带了出去。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到会”的，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擅长”写作的姚文元一边走一边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因为他来得匆忙，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迈入怀仁堂，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
在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时候，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后，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了进去。待她出厕所后，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江青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后，后又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还在信封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最后，执行小组人员把她“请”上轿车，带到一处地下室里候审。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功完成了毛泽东临终前留给他的那个无声的遗嘱。
揭秘叶剑英元帅之女凄凉的一生
“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当我们第二次走近诗句中的这座小楼，叶向真已经站在夕阳下等候。73岁的她穿着衣领带花的牛仔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深红色的冲锋衣，显得非常清爽、帅气，有文艺导演的范儿。听闻我们的评价，她迅速做了个抬手动作：“一次拍纪录片，我就是扛着大家伙直接上。”
叶向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就玩电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又拍了另一部《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荒诞的是，前一部电影“只准外销”，后一部电影“只准内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从商。
现在，让拍电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叶向真和先生从香港回到内地，和母亲守着父亲叶剑英住了30余年的老宅，全心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时代更迭，父辈意志带来的沉重使命愈加清晰而紧迫—“你要想不亡国，就得推崇传统文化。”
这位在“红二代”中极具号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许多红二代不一样，她发声的支点并无明显的革命传统与红色印记，而是记忆里父亲满屋子古书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叶帅希望向真学园艺，能对国家有“直接贡献”。
这些天，叶帅故居门口几株白玉兰长满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觉得美，叶向真却可惜，“枝杈没剪好，长的花骨都太小”。叶向真对植物的栽培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父女俩人曾在这座小楼的院子里，种过各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枫叶给父亲，父亲隔天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父亲希望女儿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当时得知向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一个星期没跟她说一句话。
叶帅故居进门处，是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会议厅。在单调的70年代，跟二女儿向真一起在这个厅里看电影是叶剑英的重要娱乐活动。“那时没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向真回忆，除了看国内一些意识形态正确的影片，他们也看宣传部门从海关中途拦截的“过路片”，“什么题材都有”。
青少年时期的向真性格活泼，文体活动无一不爱。“非常活跃”—她对父亲也有同样的形容。一生戎马的叶帅，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跳舞、钓鱼、游泳，有雅兴时也会写写诗。兴趣广泛的他有点担心与自己很像的女儿向真—“蹦蹦跳跳，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着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少见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向真的秘书周小姐告诉记者：“叶老师从不发脾气，性格温和。”这种性格特质，其实也源自父亲。向真记忆中，在饭桌上常开玩笑的父亲，对子女从未有过真正的打骂。在叶帅生前的卧室里，正对床的墙上挂着叶帅母亲的照片。周秘书说：“叶帅希望随时都能‘看见’母亲，他很讲究孝道。叶老师也是，她对她母亲很孝顺。”从2009年起，向真为照顾母亲，内地、香港来回两头跑。这些年来，兄弟姐妹中唯有她守着宅子。“没有家哪有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细胞。”向真说。
故居办公厅里有一张旧败的灰黄色斜躺椅，边上一张小桌，摆着两部电话。我们建议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张照，她摇摇头：“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们从来不坐。”她记忆中的画面，就是父亲经常坐在这里读书，读古书。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在牢房里养过蚂蚁。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我们应该承认，‘文革’是错的。”谈起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应是：“小鲁这样做是对的。当时他们很多中学生失去理性，做出了伤害人的举动。”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迟疑了会儿，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1967年2月，叶帅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火猛击桌子。之后，因“二月逆流”问题，他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亲当时的想法：“军队不能动，军队如果垮了就等着别人宰割，再闹就亡国了。”很快，视叶帅为眼中钉的江青将叶家6个子女都关进监狱。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鲜玩意解闷。比如培植扫帚上的苗，把头发扯下来绑在牙刷上当毛笔练字;她还养过蚂蚁，让它们搬东西。在监禁的日子里，她最反感的是一举一动时时被门上的洞眼监看着，睡觉不能关灯，脸要朝外……“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军队大权叶剑英79岁，按照他的部署，“四人帮”一举被摧毁。“父亲非常有谋略。”向真认为，这个时刻，历史选择了父亲。
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她一生的信仰。
1970年出狱后，考虑到在管文化的江青手下做事“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向真没去拍电影，进入北京医学院学医。但她还是放不下电影。1978年，她取了“凌孜”的笔名，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大多电影很政治、很说教，向真想拍一部“展现被压迫的人会抗争、有爆发力”的作品，于是她和后来的丈夫、摄影师罗丹拍了一部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原野》。曹禺看电影后夸奖：“更凝练了，比原作好。”叶帅看完后理解了女儿：“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1981年，《原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
40岁的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她记得在威尼斯一进餐厅，餐厅的演奏人员立刻演奏起日本歌曲，都以为她是日本人。但当时在国内，大家为饰演女主角金子的刘晓庆应该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两个争论不休，电影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等罪名而禁演。“只能外销，禁止内销。”1988年，电影《原野》解禁，万人空巷，人们试图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后来，向真的第二部电影《风吹唢呐声》又入选夏威夷电影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片子又被规定：“不能外销，只准内放。”
“这些领导完全不站在民族的立场考虑问题，这就不好玩了嘛。”向真把“不好玩”三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她最终“逆转”风格，拍了一场“闹得稀里哗啦”的喜剧《三宝闹深圳》，就跟电影说“拜拜”了。多年后，当时尚在世的导演谢晋打电话劝她：“凌孜，你应该拍电影。”她说她不玩了，老了，她要做“该做的事情”。
聊了两个小时，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个瞬间，向真的语调不复平缓，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愤怒。“我问你们，你们听国歌什么感觉?听到国歌，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她眼睛直直地看着记者，一字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许多人觉得：做美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好。
你们怎么想?清朝时那么多留学生都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奴化的思想，一种卑琐的心态。”继承父辈的理想，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一生的信仰。而传统文化的丧失，在她看来，意味着有亡国的危险。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她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每次家里来人，叶帅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柺棍送客。这次，向真大姐也做了同样的事，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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