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成因及后果
胡梦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国古老的文明。但是，历史上的黄河也曾多次决口，给下游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的泛滥、决口、改道有1500多次，河道明显的改流有20余次”。河道的每次决口和变迁都给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现在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南宋初年的“黄河夺泗入淮”。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掘开黄河大堤，河水由决口滚滚东流，经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复由泗水入淮河，经徐州、宿迁、淮安沿线的淮河河道流入大海。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东临黄海，西接中原，南襟江淮，北扼齐鲁，古时汴泗二水交汇于此，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和黄河更是傍城而过，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兵家必争之地。由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黄河流经徐州700多年。黄河的流经给徐州带来便利水运交通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黄河水患。在分析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的成因的同时，重点论述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当前徐州水灾防治和城市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本文所指的徐州特指当今徐州市管辖下的铜山(包括今徐州市辖区)、丰、沛、睢宁、邳州等地区。
一、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成因的考察
自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至1949年建国前，黄河在徐州境内的决口达50余次，漫溢近20次。581年间，由黄河决口和泛滥而引发的洪涝灾害115次。其中，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之前，徐州境内共发生108次。“明朝276年间，徐州共发生水灾48次，平均不到6年就发生一次。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间，黄河流经徐州211年，期间，徐州境内共发生黄河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就发生一次”。明清徐州黄河水灾频繁发生，是由自然气候因素和人为社会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自然气候原因
自然气候因素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患频繁发生的首要原因。黄河自古以“善淤、善决和善徙”而举世闻名。明清时期徐州是黄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也是苏北地区水灾频繁的重要祸源。著名地理学家白月恒先生对于黄河祸源，这样概括：“黄河自有始以来即为中国之大害者，其故有五，即水质浊、水势急、水量多、水患骤、水道善移是也”。总的看，黄河中游植被的破坏以及黄河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水灾频发的客观原因。
徐州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主要集中于夏秋季节，夏季多暴雨，大量的降水集中于特定的季节，短时间内地面降水量大增，于是便很容易造成水灾的发生。这种气候状况无论是古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尤其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的明清时期，水灾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另外，自明代隆庆年间以后，黄河水患逐渐下移。嘉靖年间黄河主要决口地段在丰、沛地区，到了隆庆前后，决口地段下移至徐、邳地区，从此以后，“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
明清时期徐州黄河河道狭窄而弯曲，是导致这一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发的重要原因。清代乾隆皇帝在其《铜山县河神庙碑记》中说：“河自达豫而下，逶迤入徐境，道狭而曲，势迅而易沓；过此复迤迤数百里，乃挟洪泽之波以出乎海口”。郑肇经先生也在其《中国水利史》中描述徐州黄河河道之狭窄：“黄河自荥泽以下河道宽十余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下达徐州两岸群山夹峙，中间河道仅宽六十余丈，形如蜂腰，壅而上溃，有明二百余年间，徐州迤上，漫溢时见，徐城屡有冲决，皆由于此，为第一要害之地”。加上黄河“河水挟沙，而性又湍急”，泥沙的大量淤积使得徐州黄河成为地上悬河。当夏秋季节雨季来临时，短时间内集聚大量的降水，必然导致河水水量猛增，狂暴的河水受到沿岸堤防的阻挡，无处宣泄，河水便很容易破堤而出。
（二）人为社会原因
明清统治者实行的治黄保运政策是导致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富庶的江南日益成为封建王朝主要的财赋供应地。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偏离，使江南漕粮的北运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明清两代政府更是把运河作为自己的生命线。为保障漕运畅通，违背河道变迁规律，在黄河北岸筑堤，人为迫使黄河经徐州向南由淮入海，为运河提供水源。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治黄方法和手段中也存在很大问题，河臣们一味地采取堵塞的办法，在徐淮地区修筑大量黄河堤防，使得堤防愈高，黄河水流愈急，“决而塞，塞而复决，决无宁日，遂止弗塞，听其崩溃”，最终导致“河患极矣”。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用靳辅治河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吏治腐败，治河官员贪污治河银两，偷工减料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在晚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需费数百金，他可知已。骄奢淫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故河患时警”。人为社会因素大大加重了明清时期徐州地区黄河水灾的严重程度。
二、明清时期黄河水灾对徐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黄河水灾的频繁发生给徐州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方民生的劫难
明清时期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淹没良田，毁坏村庄，冲毁城池，给徐州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漫入昭阳湖，洪水汹涌下泄，徐州及其丰、沛等属县，邳州及其睢宁、宿迁属县，以及下游广大地区遭遇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惨
不忍睹。《明世宗实录》卷34记载，“大学士杨廷和等奏疏：经过淮、扬、邳诸州府，高低远近，一望皆水。军民房屋田土概被淹没，百里之内，寂无炊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所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历次黄河水灾中，天启四年(1624年)最为严重，对徐州城的变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顺治本《徐州志》对此次黄河水灾有详细记载：“天启四年六月二日，奎山堤决，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数，六七年城中皆水，渐次沙淤，议复旧城。”《明史·河渠志》也记载：“天启四年六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于云龙，河事置不讲矣。”由此我们可见，此次黄河水灾对徐州地方民生的危害的惨烈。水灾也使得徐州“洪武城”被淹没，徐州民众循照古城旧制在原址上重建新城，形成了徐州“城叠城”的奇观。 黄河水灾对徐州民生的损害，明清史料中还有很多记载。如《明穆宗实录》卷34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直隶淮、济、徐、沛及浙东西江、南江北大水，坏城垣，淹田舍，漂人畜无算”。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徐州、邳州及其属县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据同治本《徐州府志》记载：“是年秋，大淫雨，花山河溢，石狗湖涨，坏郡城东南庐舍；沛、宿大水；窑湾堤居民为风雨所漂，死者无算。”
（二）自然灾害的加剧
黄河水灾过后，留下大面积的沙地和盐碱地，沙地不保水分，导致徐州“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自然灾害极为频繁。黄河水灾还使徐州原有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遭到毁废，这也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据赵明奇先生《徐州自然灾害史》统计，明朝立国276年，徐州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有264种次，其中水灾有120次，旱灾43次，蝗灾31次。清朝统治268年，今徐州市辖境发生自然灾害大小计430次，其中水涝203次，旱灾58次，蝗灾30次。清人石杰在其乾隆本《徐州府志·序》中称：“余守徐五年于兹矣，无年不水，无岁不灾。”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存在，但也可以表明这一时期徐州自然灾害之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