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腓特烈·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1713年继位，外号“大兵王”。到了晚年，大兵王经常拖着病体，出宫在柏林街头徘徊，凡发现市场上的小贩们在聊天，必然会上去斥责，用他的手杖抽打这些懒虫。他对市场上卖菜的贩妇们说，如果没有人来买菜的时候，也不准聊天消磨时间，应该把宝贵的时间利用起来，比如织织袜子什么的。因此，柏林城里的小贩们对他怕之入骨，见他就躲。
有一次，他又出现在柏林街头，一群小贩见到他时自然抬腿就跑；一个犹太小贩腿脚不够利索，终于被他追上，于是首先遭到他的质问：你为什么要跑？犹太小贩回答说：我怕。国王勃然大怒，于是怒吼道：“你们应当爱我，爱我，你们这些无赖！”接下来的事情当然不必细说，这个倒霉的小贩吃了一顿杖打。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大兵王即位时，普鲁士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头。普鲁士本就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因此唯一的资源就是人力。对此，大兵王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有言曰：“我认为人就是最重要的财富。”然而就连这唯一的资源也不眷顾普鲁士。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人口锐减，普鲁士亦然，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以上。更有甚者，1709年到1711年，也就是大兵王登基前几年，普鲁士爆发鼠疫，好不容易在缓慢回升的人口大量死亡，又损失三分之一。连这唯一的资源也频频损失，普鲁士更加经济落后，国力不振，在欧洲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
登基后，大兵王雄心勃勃，要振兴国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继续实行积极的人口政策，大力吸引移民。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人当然最受重视。大兵王的国策，一是要增加人口，主要是靠吸引移民，二是迅速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出一流的劳动力和良民。为此，他实行了一次所谓“美德革命”。这主要是大力恢复包括勤奋在内的德意志传统美德，把人民培养成勤奋的人。
当时的普鲁士人，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传统的美德几乎丧失殆尽。大兵王于是不得不大力弘扬德意志的市民美德。所谓德意志的市民美德，包括勤奋、节俭、守时、秩序、实在、正直等等价值。与诸如大气、豪放、排场、气派、机智、圆滑、勇敢等贵族和君王的美德相比，市民美德显得小气、俗气，摆不上台场。这也不难理解，本来，市民美德都是些为了谋生的“雕虫小技”，为贵族所不齿。再者，作为下等人，德意志市民本来就与贵族、君主处于尖锐的对立中。贵族和君主蔑视市民，更看不起他们的美德体系。但是在大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的普鲁士，情况却大相径庭，君王拾起了市民的美德，并且用王权强力推行之。
（腓特烈·威廉一世，绰号“军曹国王”、“大兵王”。腓特烈一世之子，腓特烈二世之父。）
在德意志，等级制长期统治着社会，控制着政治。这种等级制的特点之一，在于其血统论，即所谓“龙生龙，凤生凤，……”云云，有贵族血统的人就是所谓“血统贵族”，是社会的上层。而德国的市民作为社会的低等级，血管里流的是平民的血，这就意味着市民们在社会上永远是人下人，永无翻身出头之日。而贵族作为高等级，无需自己奋斗，仍然是人上人，等级的藩篱熔铸在血脉中。
而市民受到贵族的强力挤压，生存空间狭小，没有机会跻身于政治和社会上层，被迫成为劳动的等级，其任务就是供养社会的上层。但是市民们不但积累了财富，也形成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自豪感。正如市民出身的作家莱辛所说那样，贵族只是“出身的贵族”，而市民则是“心灵的贵族”。市民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等级的代言人，构建了一整套思想体系，其中就包括市民的美德体系。
在德国，市民的力量小得多，无力挑战贵族们的权力。但是在德国市民走强的过程中，也生发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市民们也有了强烈的自豪感，这就是所谓“市民意识”。市民们从事民生的行业，劳动在市民的生活中不但是一种求生的手段，也给市民带来了自我意识。这些本来只是被视为谋生手段的东西，却被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进入了市民的意识形态。例如勤奋，本来只是一个“次级美德”，却被提升到了市民美德体系的前三甲。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就被德国市民的“德意志美德”培养成勤奋的人。
三十年战争后，在德意志，市民等级受到了灭顶之灾，普鲁士市民所受的打击就更大。直到大战120多年后的1770年，超过100个雇员的手工作坊，普鲁士也只拥有34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市民美德也一蹶不振，市民等级几乎被消灭。的确，载体没了，市民美德又何处寻觅。所以市民美德起不到鼓舞市民的作用，失去了其对市民的激励机制。而国家的振兴又离不开这些本来属于下等人的德行，所以这时的大兵王，只有放下身段，不惜屈尊接受“下等人”的价值观，把普鲁士市民的美德收编，并把它转化为国家道德，自上而下用国家的机制和国王的权威推动普鲁士实行市民美德。
也许是上帝眷顾普鲁士，赐给了这个国家一个非同一般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不但需要市民等级的美德体系、需要市民等级的企业家精神，借以发展国家的经济；而且他生性厌恶其父豪华奢侈的巴洛克宫廷生活，即位后随即就把其父的奢侈品变卖殆尽，用所得款项来装备军队。
虽然出身王家，但他身上却体现出诸多市民等级的特点。等到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上台时，他同样继续推行其父大兵王的措施，继续用其国王的权威强力推行市民美德。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成为普鲁士王国里最勤奋的人。要让高等级的贵族克服其优越感，接受“下等人”的价值，并非轻而易举。
为此，大兵王举起了手杖，用国家的强力来逼迫贵族们克服传统习惯势力的阻碍，克服其出身的优越感，接受并实践市民美德。果然，两代人之后，普鲁士的贵族也接受了市民美德，而且成了极其勤奋、极其强调秩序、极其讲究效率的精英阶层，普鲁士的官僚阶层也以其高效率著称于世。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国家不但接受和推行了市民美德，而且也在这个美德体系上鲜明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形成了所谓“普鲁士美德”。譬如除了勤奋、节俭、秩序等市民美德之外，普鲁士国家强调的服从、纪律、忠于职守等军人和官吏的价值也融入其中。1871年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之后，普鲁士的文化在德国成了主流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德国文化，出现了史称“普鲁士化”的现象，“普鲁士美德”也随着这股潮流影响了德国人。
大兵王推行的“美德革命”也体现在宗教方面。就宗教状况而言，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之后，西欧的宗教版图发生了巨变，罗马教会分裂，大量新教教会应运而生。经过了长期的宗教战争，最后各方达成妥协，定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即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由该国国君来定，“一国一教”的宗教格局业已形成，只有德意志是个例外，成为“一国两教”的特例。但是在德意志境内，各邦国还是沿用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基本上形成了德意志邦国的“一国一教”的格局。
德意志北部多数邦国接受了基督教新教的路德教派，南部则大抵是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普鲁士成了一个新教国家，其臣民信奉新教的路德宗。但是，为了吸引移民到来，普国王室放下了宗教争端，采取了实用的宗教政策，实行了宗教宽容的国策。普鲁士的国民普遍是新教路德派，王室却是新教加尔文派。
1613年，普鲁士王国还未建立，勃兰登堡选侯西吉斯蒙德为了获得加尔文教国家荷兰的支持，皈依加尔文教，自此普鲁士王室便信奉加尔文教。一个世纪后，腓特烈大帝又向加尔文教里灌注了大量的德国虔诚派内容，国民的工作意识更加被强化。所以在普鲁士，臣民信奉路德宗，王室信奉加尔文教，而通过战争夺得的西里西亚则信奉天主教，三个教派并行，并未产生宗教争端。
（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亦称腓特烈大帝。）
新教自诞生后，发展基督教教义，强调劳动和工作的意义，劳动与得救之间产生了紧密联系，这在韦伯的著作中有详尽的论述。本来，新教中的路德教就已非常强调劳动的意义，而加尔文教更加强调工作与救赎的关系。根据加尔文的教义，人们在出生时便已被上帝定了性，或是选民，或是弃民，人完全没有能力更改这个决定。但是上帝的选择是秘而不宣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选民还是弃民，每个人只有到生命结束时才知道自己是选民还是弃民，根据则是这个人在合乎德行的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社会地位的高低、还是财富之多寡，均为上帝用来考察的标准。
既然人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无力改变上帝的决定，那么每个人就必须把自己当作选民来看待，也就是说，必须按照选民的标准来生活。只要过的是有德行的生活，那么越是成功，越可以肯定得到了上帝的垂青。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意义至关重大。
大兵王并未强迫其臣民在信仰问题上改弦更张，皈依加尔文教，但是却大力推行加尔文教的教义，硬是要把普鲁士人培养成实际上的加尔文教徒。但是要迫使臣民们接受这些教义，也是非常困难的，信仰的分歧、习惯的势力，都阻碍着加尔文教教义的接受。所以他不得不动用了国王的权威、国家的力量，来迫使普鲁士人接受新的美德体系，要让他们成为最勤奋、最节俭的人。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大兵王抛弃了欧洲贵族和君主的奢侈生活，他的生活极其简朴，不讲排场，不竞豪奢，他的纲领是，强调勤奋、秩序、节俭、朴素，极其重视纪律和忠于职守。这样，本是从社会下层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教，在普鲁士却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成为普鲁士的立国之本。而这场革命的成功，是靠王权的力量实现的。本来王权一定会受到贵族阶层的抵制，因为王权过大，必然会危及贵族阶层的利益。但是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封·克洛科的研究，普鲁士因为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历史太短，尚未形成自己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缺乏传统的国家里，贵族尚未形成足以对抗王权的力量，而市民本就虚弱，再加上战争的破坏，根本无力同国家对抗，于是君主一时间就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大兵王“自上而下”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最佳的历史时机。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再加上国王本人的亲力亲为，严厉管制，普鲁士人习惯了吃苦耐劳，养成了节俭朴素的习惯，几个世纪以来教会、政府、学校关于劳动至上的宣传在普鲁士更加见效，终于使普鲁士成为勤奋工作的典范，造就了一个工作狂的民族。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生活，不是很舒服的，大兵王自己说过，他的生活口号“不外乎是艰辛和劳作”，而他的臣民们则说：“做普鲁士人是一种荣耀，但是却不快活。”
大兵王死后，其子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接过乃父的手杖，继续抽打着普鲁士，逼迫这个德意志邦国迅速发展壮大。大兵王说，他自己只是上帝的“行政官”而非君主，腓特烈大帝则说，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这个邦国迅速发展，两代人之后很快便跻身于欧洲五大列强。腓特烈的继承者们接过先辈的手杖，继续驱赶普鲁士迅捷地奔入现代。
当然，推动普鲁士迅速发展的力量，并非只是两个明君英主，还有其他因素。但是正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假如没有大兵王父子的“美德革命”，假如他们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用强力来推行培养“新人”的纲领，普鲁士在步入现代的路上速度也许不会这样快，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大概不会历史地落到普鲁士的肩上，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大兵王父子用国家和君主的强权来实施这场变革，他们手中的手杖就成了这个强权的象征。本文开头讲述的故事正是这个过程的形象注释。
作者：李伯杰 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