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会谈起“革命”这个词,但很多时候似乎都是贬义的。其实,革命最初多是和浪漫、梦想、激情、青春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一旦抵达现实,革命者要么为了保留诗与美被革命所革命,要么为了成功而丧失了最初的诗与美以及革命性。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也是为什么蒋勋在文中说革命者都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而这又岂止是革命者独有的宿命呢?
蒋勋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里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部村落里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写《史记》,那么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
一个社会里,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里,动人的都是现世里的失败者,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轲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里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于政治革命者,我要说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么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里最值得追求的爱,但她也因此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产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垆卖酒,真是把爸爸气死了。《史记》里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裈”,“犊鼻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轲更难的。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为捆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于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作敢当的女子,至于“敢作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那么,为什么革命者都是失败者?为什么不把“革命者”这个角色给成功的人?
因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里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了。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朗诵聂鲁达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