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东北抗联如何苦斗关东军
范春旭
“（日军占领东北后）东北军不抵抗，大家恨极了南京政府。”现年92岁的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东北的老百姓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受到侵略了政府还不打，只能我们老百姓自己干。”就这样，广大东北民众和来自各地的抗日义士在东北成立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展开了斗争。
吃完树皮草根就煮乌拉鞋
对于东北抗联战士来说，饥饿是每个人必须克服的“难关”。黑龙江省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于文生坦言，当时除了中共中央给予的战略路线指导外，东北抗日联军没有得到任何物资供应。
1938年冬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推行“归屯并户”，用烧房、枪杀、驱赶的手段，把当地民众强制迁入“集团部落”。日军把原来的村庄全部焚毁，拒绝搬迁的居民尽遭杀害。“集团部落”四周大多筑有3米高的围墙，围墙上设有铁丝网，四角建有炮台，围墙下挖有深沟。“集团部落”四面设门，直通部落内外，太阳一落山，四门关闭上锁。这里实际就是集中营，严禁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外流。
彼时，东北抗联战士的粮食都是老百姓支援的。日军实行“归屯并户”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日益艰难，进入严重挨饿的阶段。对于当时抗联战士的处境，李敏回忆称：“大家的脸都煞白，只能吃树皮、草根。桦树皮和松树皮有着淡绿的黏液，扒下来可以直接吃。”
到了天寒地冻、大雪覆盖时，草根也寻不到了。饿极了，战士们只能把乌拉鞋泡在雪水里，洗干净去去味儿，再煮熟吃。乌拉鞋是用山里的野猪皮做成的，熬上大半天，就发软变成了胶。“吃上一口就能睁开眼睛了。”李敏说，“可乌拉鞋十分有限，还得穿着出去打仗。”由于饥寒难耐，跋涉在齐腰深的大雪中，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不动了。
伤病也成了抗联战士的大敌。因为没有药，伤员溃烂的伤口爬满蛆虫。李敏和战友们就上山采集“老窝眼”（音）的叶子、树皮，用煮后的水涂在伤口上，清火解毒、驱赶蛆虫。对于在深山作战的东北抗联战士来说，“老窝眼”能救命。
丛林作战，夏天蚊虫凶猛，到了晚上，蚊虫像灰一样扑在脸上。冬天也同样难熬，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出去尿尿都害怕，冻得直哭。”李敏回忆说。
建“兵工厂”修复用过的弹壳
东北抗联面对的是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装备条件悬殊。
1931年东北沦陷后，日军为了永久性占领东北，开始实行彻底的军事要塞化，想把东北建设成战争基地。1931年到1941年，关东军从1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他们被认为是日本陆军的主力和精锐，号称“皇军之花”。
“那时关东军用的都是三八大盖，上弹速度很快，不怕风沙，射程远，能打到一公里开外。”于文生说，相比之下，东北抗联战士始终没有标配武器，战士们最先用的是打猎的土炮、霰弹枪，这些枪射程只有百八十米。后来，战士们手里的家伙逐渐换成了从日伪军那里缴获的武器。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手枪，就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一把美国制手枪。“那时，一个战士背好几把枪，因为子弹也是捡来的，都不知道能用在哪支枪上。”于文生说。
于文生说，东北抗联各军都有兵工厂。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着一台大约两米长的机床。这是1936年秋，东北抗联独立师（后来发展为11军）在位于集贤县和桦南县北部交界处的七星砬子山里的兵工厂所用的机床。这在当时算是比较正规的“兵工厂”。
抗联独立师从佳木斯运来这个车床，然后藏在运送柴草的车里送上了山。山里没有电，战士们把一个大铁轮装在木架子上，挂上皮带，四个人轮流摇动，使机头旋转。抗联还特意从奉天请来师傅，扒铁轨做原料，制造出50来杆撸子枪。1938年2月，日军向七星砬子释放毒气，战士和工人将来之不易的机床埋好后，与日军展开斗争，大部分人都牺牲了。
“我们没用国家一粒子弹和小米。”李敏回忆说，抗联“兵工厂”把变形的弹壳尽量修复再装上子弹。这些子弹很容易成为哑弹，打不出去。由于缺乏保养器材，抗联战士手里的枪很多都生满了锈。
与枪相比，子弹显得更加珍贵。李敏说，弹药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打出去多少子弹，弹壳都要捡回来。战士们宁愿饿肚子，也不能用子弹打野猪。“留着一颗子弹，就有机会打死一个日本兵。”
“冰趟子”布口袋阵伏击日伪军
尽管装备落后、天气条件恶劣，东北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中，仍不时对日伪军发起攻势。
齐齐哈尔市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龙是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外甥，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多年。李龙介绍说，东北抗联战士的装备、军事训练与日伪军相比差距很大，但战士们采取长途奔袭、声东击西等战术，仍旧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果。
李龙认为，赵尚志在“冰趟子”进行的伏击战，充分利用了天气地形，发挥了抗联自身的优势。1937年3月初，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小兴安岭山林里，赵尚志率领第三军军部和第一、第五师300多人向西北远征，日本竹内部队守田大尉率领700多人讨伐的队尾随其后。为摆脱敌军，赵尚志的部队行军至海伦到通北附近山区一处叫“冰趟子”的地方打起伏击战。
“冰趟子”是一段狭长的冰面，光滑如镜，走在上面很容易摔倒。因为这里有一眼常年不冻的山泉，从山上流下，结成长长的冰坡。李龙说，“冰趟子”是通北县城从西向东进入山沟的必经之路。冰道南侧是一座小山，山上有茂密的树丛，适合打伏击战。附近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木营，赵尚志当即决定构筑工事，在每个木营的墙上挖出一排排枪眼，还用冰雪浇筑交通壕，在沟侧山林设伏，从山口到谷底布置成一个“口袋阵”。
700多日伪军陆续进入伏击圈，赵尚志一声令下，步枪、机枪同时开火，冲在前面的日伪军首先被击退，后面的200多名日伪军向木营扑来，但他们在光滑的冰坡上根本无法站稳，接连摔倒。日伪军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援又乘马爬犁赶来。为了牵制敌人，赵尚志派多股小部队从两侧密林和北部河沟中拦腰突袭敌人。
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集中攻打正面木营。20多名日军一度占领了左侧一个木营。赵尚志命令少年连趁日军立足未稳，坚决夺回这个阵地。少年连两个班的战士在排长赵有财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左侧木营终于失而复得。
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战士们的枪冻得拉不开栓，手指也无法扣动扳机，只好轮流到木营里烤火。到了后半夜，日伪军趴在冰面上抵抗，随着气温下降、枪油凝固，机枪打了一阵就哑巴了。天快亮时，敌军已溃不成军，赵尚志乘胜追击，日伪军死伤300多人。其中，日军军官守田大尉、准尉津田庆一等7人被击毙，赵尚志部队牺牲7人。
日军战俘列队经过哈尔滨街道，一旁是当时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教堂。 东北抗日联军博物馆供图悬崖绝壁建“密营”藏武器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多次在深山老林中打游击战。做好隐蔽工作，对于保存和发展抗联实力十分重要。
抗联战士在山深林密、悬崖绝壁等无人出入的地方建立了后方基地——抗联秘密营地，抗联战士和当地群众称之为“密营”。这些“密营”用于储备军需、医治伤员、修理枪械、搜集敌情、宣传抗日、缝制冬衣。
抗联在深山老林里建有多种“密营”，它们结构不同、规模不等。有的是架子式，这种房屋没有梁、柱等，而是用较粗的木杆交叉架在一起，屋顶抹泥或用树皮遮盖，俗称马架子式。另一种是地窝子式，即选择有利地形和向阳的山坡，顺着山形地势向地下挖洞一米至两米深，四周用木棱垒起，边挖边垒以作墙体，地上部分起脊，保暖性强于前一种。
选择建“密营”的地点一般要满定几个条件：一是要山势较险，敌人不容易上去；二是要背风朝阳，以便取暖；三是附近要有水源；四是要建在背着敌人一侧的山坡上，敌人不易发现。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抗日联军歌曲《露营之歌》，正是抗联战士在“密营”生活的真实写照。
赴苏联休整反击关东军
为了突破敌军围剿、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取得联系，东北抗日联军多个部队从松江下游地区向辽西部以及齐齐哈尔方向开拓西征路线。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抗联战士不仅粮草断绝、御寒无衣，就是生火取暖也可能被敌人发现，许多战士被冻死。
卢连峰1937年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那年他只有15岁。为了突破敌人的围剿，卢连峰所在的部队从长白山向西转移，打算在海伦、绥化、兴安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那时正赶上冬天，战士冒雪一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从富锦到齐齐哈尔一带的西征路有2000多里，足足走了几个月。
西征路上，抗联战士的头发变长了，脸和手被冻得发紫发黑，絮着乌拉草的棉衣被灌木划破。卢连峰回忆，战士们实在忍不住了就烤火，乌拉鞋沾了雪水后会再次冻冰，走起路来很容易掉。走着走着，脚后跟的肉翻了出来，骨头都露在外面了。“只能用脚尖走，就像野猪一样，咯吱咯吱的。与其他部队会合时，十一军就剩下了几百人，1000多名战士都留在了小兴安岭那边，都死了。苦得都不能说了。”卢连峰回忆。
周淑玲1935年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负责搜集情报和联络工作，那时她只有17岁。后来，周淑玲与抗联第三军四师32团团长李铭顺结为伉俪。她回忆，抗战环境异常艰苦，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周淑玲的两个孩子由于寒冷和饥饿，都死在路上。“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过来的。”她叹息说。
到了1939年，“要武器没武器，要人没人，到处都是敌人。”周淑玲回忆，当时抗联将领决定到苏联休整保存实力。李铭顺在苏联内务部任职，要定期过境回到东北侦察各个省市敌军的情况，为苏联远东军的反攻提供情报。周淑玲说：“当时有一首歌，‘苏联部队带着我们出发到中国’，那时大家都等着打回东北解放东北。”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并派出远东军进入东北战场。日本投降后，东北抗日联军先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任副总司令，后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原刊《新京报》2015.6.1）《报刊荟萃》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