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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锦探绣逛花城
广州叫“羊城”、“穗城”，来源于一个神话传说：远古时代，有五位仙人骑着五只羊，口衔稻穗，为粤地带来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从此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羊城”、“穗城”之名由此而来。
不少五、六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外地人，则是通过上世纪60年代初欧阳山的著名小说《三家巷》里区桃在羊城花市逛花街买懒的青春余韵，以及秦牧的散文名篇《花城》的生动描述体验广州的。广州还有一个美好的别称：“花城”。
“羊城”，“穗城”，“花城”，每一个充满诗情和浪漫的名字，如似是轻轻的昵称在呼唤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带着南国特有的气息和韵味，裹着珠水岸边的清爽和温馨。
时光在我们的沉静或喧哗中翩然而来又悄然而去，年岁渐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地域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许多人的生存的支撑作用，早已超过他们自身的力量。寻根的感觉很特别，它就如人类天性般与生俱来，不分都市和乡村，不分少年和老年。平时不会刻意寻找，但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环境，你就会被那种感觉触动了，并深深依恋。广州的根藏在哪里？在西关、在骑楼，在粤剧、粤乐，还是在花街？我看这全都是。
一名西关美女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窗，把花放在窗边，让阳光照亮它。广州人喜欢花，花是非常日常的、生活化的一个现象。“花开花城”，一个城市有水，就有了灵气。以“花”和“水”为基调，展现广州独特的地域文化。花和水是这个城市的特征，很多传统都是因这两处产生。
秦牧先生笔下的“十里花街”，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在那炎热湿润的神秘雨林，南海之滨，珠江河畔，有那么个令人神往的南国花城。
花城首先表征了广州人的自然家园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广州人则以爱花、养花、赏花和护花为其明显特征，这成为他们进而爱护和维护自然家园的文化根基。一年一度年宵花市，“素来脍炙人口”，秦牧于此挖掘出这年习的文化底蕴。这一令国际友人陶醉的东方节日情调中，渗透着广东人的自然精神。
北回归线标志塔位于广州的从化，广州老城区都处亚热带。这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这里四季花开，品种繁多，不少热带和温带的花卉能于此安身立命。加上人工巧为，春夏秋冬四季鲜花同堂，都挤在年宵花市上开放。古岭南是出产和向北方“出口”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之地，古代北方人多觉其神秘。这也许要归功于海上丝绸之路使异邦的奇花异草最早移入；或许由于商业历来发达，历史上的一口通商和近代的开放；也许因广东是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地区之一；又也许因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人首先富起来……这些因素综合起着作用，广州作为省会，有条件凝聚全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花文化。广州人对花的审美眼力是惊人的，“一盆花果，群众大抵能够一致指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这种审美精神或说审美中的自然精神，孕育了广州现代生态方面的骄人业绩。
余秋雨曾记述广州的春节气氛和人们对花的热情：“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在花丛中生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些人的社会生活相对会和谐一些。花市上，买了花的人们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人流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他们有时挤得前胸贴后背，却仍笑意盎然，显得相当礼让。三天花市，几百万人逛花街，这一文化奇观中竟少有事故，更是一大“奇观”。花带给广州人祥和，这话一点不假。
如果有人问起，广州的过年民俗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都会脱口而出：花市。当年，秦牧先生的名篇《花城》，使广州花市的声名不胫而走。“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境况今日依然。“花市”二字与“广州”这个地名，已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按照文化人类学里的“文化圈”理论，“文化圈”之所以有别，在于“圈”内文化特质的区别。花市，无疑于以广州为中心的“文化圈”的一个文化特质，构成广州一种独特的民俗事项。
对广州花市的历史渊源，本人所知甚少，但从逻辑上推断，用“悠久”来形容是不会错的，如秦牧先生所言，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我们热爱那些古老而又新鲜的年节风习的原因”。民俗是约定俗成、世代积累、长久稳定的，往往超越历史阶段而存在。我想，广州花市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于它对延续至今的这些古代民俗给予了现代诠释，再用秦牧先生的话说，“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
花还是广州人生命的一部分。热爱鲜花和怜惜花朵的民族或文化地域，人们的心态相对平和得多。从外地入户广州的颜湘茹在文化散文《广州有什么好》中，娓娓道出她如何融入广州。她习惯了很多东西，如蟹、蛇，还习惯在菜场看到鲜花，觉得广州人手中的菜如果让他们显得平庸和生活化，但手中的花则使他们显得很精神，带着一点不凡。花市上你可以看到，压花价的小心翼翼，让花农有赚头，而花农不会因你压价而发火，只是笑着拒绝说“卖不了”，还会说些大家发财之类的话。大概养花陶冶了广州人的性情，拼搏是拼搏，日常生活却比较随和、闲散和淡泊，有怨言但不轻易发火伤人，心境比较平和，有道家风范等。
广州也曾毁灭过。其中最大的有两次，不过，当时都不叫广州。第一次时叫番禺，汉军平南粤，水陆夹攻，把整个番禺城烧成了灰烬，以至后来400年，岭南首府只好移去西江上的广信。第二次时它被改名为兴王府，宋师南征，潘美长驱直入，南汉国昏庸的君臣，竟自己把这瑰宝似的宫殿般的城市烧了个精光，数以千百计的宫苑只余下断墙残垣。好在广州城也似亚热带的植物一样，一有雨水便又会“疯长”起来。如今的广州，依旧还那么风光明媚，春色如许。它，同样也是一个不死的英雄之城。
花是广州人生活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大多数地区的人传统上都有家中养花的习俗，外地人都有一个深刻印象：广州人的家居，阳台和窗台一般都种花。“绿色家庭”活动首先在广州开展和取得成功，对家庭的稳定是起作用的。三大城市调查中，广州的离婚率最低，人们爱惜家庭稳定。公交车上吵架最少的恐怕数广州人，公关艺术最早在广州铺开，政府对民负责，社会生活的公众听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参与，这些花朵都先在广州落地生根。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岭南气候的滋润导致植被的茂盛，广州人给外界的感觉，虽不失精明，但依然是以温和与平实为主。遍布于广州城的红棉树，又称作英雄树。英雄树之名非自今日始，它与南风共长、与粤讴连根；满身带刺却让万民供奉于大雅堂侧，虽无鲜果产出偏偏人们都喜植于庭前，纵然到了零落成泥沾作尘时，仍然悄悄地滋润着广州人的肠胃——五花凉茶之首，其中便有“英雄”的功劳。
生活富足的广州人很懂得享受生活，体育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广州人深知：追逐金钱需要以健康为本钱。于是，无须政府大张旗鼓地号召，这座城市的全民健身运动已开展得蓬蓬勃勃，沿着珠江跑步的、爬白云山的，各处健身场所都是人潮汹涌。周末打羽毛球踢足球，还得提前订场。在生意场上交际应酬，也出现了新时尚：“请你吃顿饭，不如请你流身汗。”
广州的建筑是岭南特色、中西合璧的，人文内涵是南北交融、中外交融的。花城就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孕育和生长起来。绿色广州，就是自然家园、生活和生命自身的协调平衡。从花城品读出这么些文化意味，我更觉得，花城是广州永恒的文化品牌，花城是广州城市永恒的理念和现实。
哲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一文中说道：“文化是一种精巧的机制，其功能在于使人类群体的生活安稳可靠和延续下来。文化也是一种富有生产力的动态系统，是一个工具、信息和习俗等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流程。人类行为的变化由文化因素引起。”
海珠广场的雕像，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挎着小米袋的战士，一手持枪，一手拿花；鲜花满地，象征着花城的解放。从五羊衔穗，三朝十帝的农耕文明，到挣脱这一切束缚，面对海洋，学习近代商业文明的精髓，广州成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灿烂起点。这海上丝路的发祥地长盛不衰。
这个风云际会的英雄城市，有三元里的风云，黄花岗的浩气长存，黄埔军校的号角，省港大罢工的怒潮，农讲所与白云楼，东方的巴黎公社，在过去的岁月里，在人们的思想里，呼唤过自由，民主。岭南春风第一枝，开放口岸贯古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她又经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法治精神的启蒙。南风北渐，已成社会景观。
在这个不寻常的年代，中西方意识的糅合，形成广州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心态：渐渐抛弃几千年封建的民族的劣根性，唤起人的觉醒；人性得到重视，人的自由竞争和人的价值得到肯定……这些思想的嬗变，使广州闪烁着现代意识的不可磨灭的光芒。
《广州，广州，我爱你》这首歌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我的“花城情结”：
穿行在锦绣的花城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花期，/广州——花城，我爱你；穿行在烂漫的花海里，/一载有春夏秋冬四季，/季季都是花季，/花城——广州，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