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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张，大学生多了，找工作难了，是不是“扩招”错了呢？当然不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一直是我们的梦想。根据教育部网站刊登的《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到2014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3559万人，居世界第一；高校数量为2824所，居世界第二；高校毛入学率达到37.5%，已提前完成了《教育规划纲要》预定36%的阶段目标。——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后期阶段。
“大众化阶段”高校教育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马丁·特罗教授当年提出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时，认为“精英化阶段”注重学术研究，培养少量的精英人才，也就是培养科学家或者决策型人才；“大众化阶段”则会出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应用性，大众化阶段大学质量标准需要发生变化，因为大学不是少数人在上了，不可能都搞学术了，大众化培养的人才要有应用能力，不能还是把学术水平作为唯一质量标准。第二个特点是多样化。在精英教育阶段，所有的大学都可以照着北大、清华这样的道路去发展；但大众化阶段高校不能都照着这样的模式发展了，多样化更多体现在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紧密，因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禀赋、生产结构是不同的，必须接受人才类型多样化的事实。就像杭州是“女装之都”，杭职院就有“达利女装学院”，杭州是“动漫之都”，杭职院就有“动漫艺术学院”，杭州要打造现代制造业强市，杭职院就有友嘉机电学院、青年汽车学院等。像杭州的动漫、女装之类专业，在中西部地区未必有很大市场和承接能力。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不是适应变化了呢？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不是适应变化作出调整了呢？很遗憾，高校的精英教育模式基本没有根本变化。高等教育法原来是针对精英阶段制定的，认为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个提法一直没有变。
这样问题就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应该是培养高级、中级、初级包括一些基层人员了，国家有让各种层次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了。可惜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变化，导致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加剧了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很多二、三产业需要的人才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直接制约了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高校转型为什么滞后？
1、从背景原因看，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问题没有解决。
在我看来，中国高校离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距离还远。主要表现在：
管理体制集权化，权责不对称——
政府行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在高校的办学定位、办学规模、招生人数、领导班子配备、经费拨付、学科和专业设置、学位授予权审批、科研课题立项、人员编制、工资水平、职称评定、资产处置、贷款额度等重大事项上，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并不接受决策质量与效果的考核评估，没有人对教育管理质量和后果承担责任。在这种单向的集权管理体制下，高校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无法依据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进行学科调整、专业设置、资源配置等重大决策；行政管理部门对毕业生“就业难”虽然看到了，但缺乏改革的动力和能力，产生不了类似企业产品滞销的生存危机感和应对迫切感，客观上放任着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现象的蔓延。
我举一个例子。杭职院的学生宿舍，历史形成了租借临近学院1万个床位的事实。前两年这家学院自身扩张发展需要，单方面提出把租借给杭职院的床位从10000张压到8500，我的新生到校没有宿舍那不出大事呀！几经协调没有结果，我只好要求省厅领导出面协调。去了两次，厅领导倒是直率：一、你们回去给杭州的领导说，如果杭州连个宿舍问题都解决不了，明年就压缩你们的招生数量，成建制地压缩，就说是我说的。二、你们杭职院这些年发展得不错，不要因为学生宿舍影响了今后发展！——招生权利在他们手上，说话自然比较牛。我在杭州和很多党政部门打过交道，没有遇到过优越感这么强的官员。
●治理结构“官本位化”——
这个我不多说了。制度引导就不要责怪具体的人：如果高校领导都有“官阶”，有几个领导会有一辈子教书育人的长远打算？当办学理念和政府指令发生冲突时据理力争能有几人？当办学转型和教师利益发生冲突要选票更要办学真谛的能有几人？
●教育体系“层次化”——
目前中国的高校体制教育在行政地位、干部配备、资金投放等层面，把高校大体分成三大层次：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专业类大学（工科类、理科类、财经类医药类、政法类、师范类、艺术类等），职业性大学（分为区域性和行业性两种）。地位最高的是综合性大学，其次是专业类大学，地位最低的是职业性大学。把技能型人才教育统一列入学历“层次”低于本科院校的“大专”层次，这和欧美国家职业技能教育与普通综合大学教育属于并行的不同教育“类型”、都有本科和硕士学历的的思路相悖，和台湾已形成的中等职教、技术专科、技术本科以及技术硕士博士的职教体系思路也相悖。这种理论知识“层次高”动手技能“层次低”的教育制度安排，强化了全社会重理论知识讲授、轻实战能力传授的传统教育习俗。
高职高专类学校虽然以技能性教育为宗旨，但因为全社会将其视为“层次低”的教育，在教育投资、学校规模、师资引进、家长选择、生源质量等方面，都远不具备本科类院校的优势，由此带来普通高校生源质量好、办学条件优和毕业生数量多，但由于动手能力弱、专业对口率低而就业难；反过来，高职类院校生源结构不如本科、学生只有三年学习时间却就业情况很好，然而，尽管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高但职业院校人才引进难、学校规模和毕业生数量远不如本科院校，学生综合素质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反差！
在西方发达国家，高职教育成本一般是普通大学成本的两倍多，因为涉及到机器、设备的投入和更新，各种耗材消耗、能工巧匠授课等。但我们过去高职生均经费普遍大大低于普通本科院校，近年来生均经费有了明显提高，但很多院校反映地方政府拨款还是不到位，把所有专项都“算作”生均经费。民办高职院校没有“生均经费”，基本不愿意涉及“工科”，而愿意办一些不用投入机器设备、老师拿着电脑就能上大课的文科兮兮的专业。中央党校一位领导委托我推荐一个研究生到市委党校，我问了一下情况，估计杭州市委党校不会要他，就说我推荐一下，万一不行，也可以到我杭职院来试试。他问：“杭职院是高职吧，是大专？”我说是的，他“嘿嘿”一笑，再没有下文了。到杭职院工作后经常遇到一些熟人来电话，介绍亲戚朋友的孩子到杭职院上学，这些电话“下意识地”都不说杭职院好让孩子来，而是说“不好意思呀，安校长帮我个忙呀，这孩子不争气，今年只考了不到400分，能不能到你学校来？”——不争气、考不好才来高职，这就是社会基本心理！这些情况导致：我国普高教育和职业教育长期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虽然，高职学生由于三年有明确技能方向和大剂量实训锻炼，三年毕业比四年毕业的本科生受到社会欢迎的程度一点不差，但高职教育毕竟只有三年时间。三年的大专学制，对于培养具有一定国际视野、专业扎实、技能高超的复合型技能人才，肯定存在一些能力、体制和心理上的障碍。随着资金技术密集型的新型工业化逐步取代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企业对机器人技术、CAD／CAM维修管理、数据处理与系统分析以及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端专业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层次既需要专科生也需要本科生，以至于需要培养对口的研究生，现行教育体制成为直接障碍。
●质量监控“自我化”——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动力和能力建立高校的综合绩效评价体制，学校对毕业生就业能力强弱、社会评价好坏反应迟缓，缺乏权威的业绩监督评价和自我约束机制。有人说高校“高投入低产出”，但高等教育系统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什么时候都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辉煌成绩”来——评价体制缺失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低效和无效行为。
2、从内部原因看，是高校办学理念和教育方式相对落后。
第一，办学理念陈旧。习惯于以学科为本位；专业设置过细；课程内容与职场中的实际需要脱节；让学生一味适应学校，忽视社会的最新变化和学生实际需求。我去年参加了杭州市的一个就业研讨会。一位在校大学生介绍已经实现了服装连锁、月营业额超过一万元的业绩。但她有些疑惑：“创业比较忙，有时听课受到影响怎么办？还有，今后怎么做大做强？”浙大一位老师一听就不满意了，这还是一位搞教育学的老师：“那怎么行呢？你那样做，学业就不能正常完成了，那我们的教学任务就很难完成了，这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呀！”——好象有点道理，提到“国家教育资源”利用率高度了。但稍加分析，明显不是站在学生发展立场上、而是自己完成任务的立场上在思考问题。
第二，教学方式落后。沿袭填鸭式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忽视实习实训环节，学生接触实际机会少、动手能力差；就业创业指导不力，学生急需的就业指导课、创业教育课开设不足或质量低下；职业素养教育缺失。
第三，“分层”体制加剧重学术、轻职教问题。知识型教育和职业型教育，就像拖拉机和汽车的作用一样，是不同类型的工具，没有高低之分，没法互相替代。拖拉机的作用是汽车不可替代的，汽车去耕地耕不了还会陷在泥地里；但如果把拖拉机放到高速公路上，最差的汽车都比它跑得快。长期以来，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是培养技术工人的主要渠道。但随着我国大专院校的盲目升级，大量的中等职业教育院校升级成大专或本科院校。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数量从1041所扩张到2542所，其中“985”与“211”大学在100所左右，占高校总数的4%；其他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老本科院校近400所，占高校总数的16%；另有600多所办学历史不长的新建本科院校，约占高校总数的26%；而占高校总数54%的1300所高职高专院校，在高校版图上比例最高。
但是，职业院校在国民教育中的比例实际上是降低了：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则从15600所下降到13900所，职业高等教育在国民教育序列中的比重大幅降低，职业教育的空间被严重挤压。第二，高职院校在教育布局中的份额实际很低。2014年，全国各类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高专院校1297所，比本科多100多所。但由资金、场地、待遇等投入决定的师资数量呢？本科院校163万多，高职有62万多，仅有本科院校的1/3强。本科院校的占地、投资、招生数量等，都远远优于高职高专。
浙江省2014年有高校125所，其中本科高校80所，高职高专院校45所。以就业为导向、技能性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不仅数量比本科院校少，而且学校规模、招生数量大大低于普通本科院校，招生数一般只是普通本科院校的三分之一或更少。下沙大学城目前有45万高校生，高职生只有12万。
现有教育资源布局带来的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结构与需求错位，前面分析过了。
二是产品质量受到制约。其实，关心职业教育就是关心在座各位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是女同志，总要去逛逛街吧？在商店里提供职业服务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我们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如果你经常公出或出门旅游，难免要坐坐飞机吧？你遇到的训练有素的空乘人员，一般都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你的代步工具是汽车吧，汽车装配得性能怎么样、维护保养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又和职业院校汽车专业这些学生的素质高低有关系。你每天几乎都可能要乘电梯吧？媒体提醒人们，上下电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看手机，注意看电梯的轿厢是不是上来了，不要一脚踏空掉下去！为什么上下电梯这么吓人呢？因为职业院校培养的电梯人才供不应求呀！
三是加剧各地人才短缺问题。现在技能型人才短缺，已经逼迫各地对职业院校学生在想尽办法挽留。天津提出大赛获二等奖以上的选手就可以落户天津。为什么？去年我随市委研究室到天津调研才弄明白。天津是现代制造业基地，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极大。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大飞机、大火箭、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多项重大项目的逐步推进，各类人才缺口很大，其中机械、电子、冶金、化工、汽车、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八大类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天津历届市领导都反复强调:“高端人才可以引进，但百万产业大军无法引进，要靠职业教育来培养。”前几年重庆市也宣布：所有到重庆读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把户口转到重庆市。美国可以吸纳上千万非法普通劳工，但是每年却只能接受6万左右的高科技人才。美国国会对是否增加几万高科技人才争吵不休，但是却给上千万非法普通劳工合法身份，纽约的地铁工人工资相当于很多大学的副教授水平。为什么？还是一个人才结构问题！
四是加剧教育“投入产出不合理”现象。一个大学生每年的正常费用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在4万元以上！对于大量来自于中国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凭他们今后月薪三四千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而欠下的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好几年。从一般规律而言，学历高薪资也高，因为知识含量提高了。但大学扩招没有和社会岗位匹配，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布局严重脱离社会现阶段要求时，用非所学，人力资源价格的薪资必然下降。
打铁先要本身硬。虽然有的普通高校也设置了一些职业教育专业，但实现教育转型面临多种障碍。
一是高校转型缺乏相对应资金、场地、师资等条件保障。媒体报道，北大、复旦一些高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其实也想多上一些实用型的专业，但由于观念、利益、学术地位、师资结构、设备投入等原因，大多还是设立了国际金融、市场营销、行政管理之类靠一张嘴巴、一个电脑或一支粉笔就可以开课的普通专业了。
二是教师转型缺乏动力机制保障。高校教师普遍是从传统教育方式中走出来，从事教学的老师多数没有在企业中干过，会“说”不会“做”，动手能力弱，培养的人才自然也很难适应产业对人才需求。无论在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转型对于已经“定型”的教师，不仅将付出重新学习和提高自身“动手能力”的压力，而且意味着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已有地位、利益和尊严的部分丧失，必然阻力很大，进展缓慢。教师转型和“双师型”教师培养，在高职院校由于有校企合作背景支撑虽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程度不同存在；在一般综合类本科院校，问题就更加突出。
三是高校和教师转型缺乏社会生态环境保障。
先说“企业环境”。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对企业参与技能人才的好处讲了四条：市场信号、专业团队、真实生产、新鲜设备。但企业普遍不愿意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第一，认为不是自己的事情，认为人才培养和企业职责“不搭界”。第二，人才流动频繁，培训不值得，还是市场上招聘风险小。我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的企业调研，得到这样的反馈：“企业人才有两个80%，80%农民工是初中学历。80%干不到一年就想跳槽。第三，高校体制以及毕业生水准使他们对和高校合作心存疑虑。第四，普通本科院校，包括不少以“工学结合”为宗旨的高职院校，不会也找不到学校与企业的利益共同点，难以调动企业“陪练”的积极性，和企业合作停留在送送学生“顶岗实习”的低层次合作阶段。
再看“政府环境”。地方政府扮演着就业培训投资者、管理者和培训结果验收者的三重角色，导致培训质量和效能没法检验、很难提高。如对下岗职工的培训，虽为免费培训，但由政府作为单纯主体操作，天然缺点是培训内容和市场需求缺乏联系纽带，做不到按照转型升级需求进行人才重点培养，同时，不同培训对象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导致就业培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职能部门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分工没有明确，效率较低。此外，在培训效果的评价上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各部门存在只追求数量而忽视培训质量的现象，甚至使培训工作“走过场”，教育培训资源浪费问题比较严重。比如，政府部门管理的证书考试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题目落伍，脱离企业快速发展的实际。二是白花钱，因为有很多是单纯的理论考试，考不不出实际动手能力，大部分企业不认帐，考了也白考。三是影响政府形象，我在一次下沙七个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参加的座谈会上问：你们承认不承认政府部门颁发的技能证书？七个人没有一个是肯定回答。政府的优势是相对公平、资源丰富，“软肋”是他投入的建设项目怎样使用和运行不可能“样样懂”。各地政府在全国建了那么多的教育园区，我发现建成后普遍有一个“互相抱怨”的现象：企业抱怨人才还是不好用，学校抱怨政府不管校企合作，政府埋怨花了那么钱怎么人才培养还是跟不上。这是为什么呢？《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我有个专访，我谈了一些想法和建议。
最深层次的是“文化环境”了。比如社会心态妨碍：中国本来就有根深蒂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不起技能的传统社会心理。当今制度安排形成的技能型人才“分数低”、“学历低”和职业院校“拨款少”、“体量小”、“办学条件差”、“师资规模小”的现实，使全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就像“叶公好龙”一样，都说这是社会需要、应该重视应该加强，但谁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去；都说高职院校教育重要，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没有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里来的，职业院校主要是工农子弟的学校。再如社会政策妨碍：目前世界发达的国家的一个经验，就是重视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结构的调适。这个结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占整个接受中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阶段教育的比重在70%左右，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必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就是服务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改善民生，服务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国职业教育投入和分量不足，表面看是个政策导向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
（风景照片均为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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