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邵维正 《 光明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 14 版）冲向日舰的“致远”号与管带邓世昌 资料图片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不应拒绝反思失败，而应认真吸取失败教训，找出原因，深挖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切 实有效的举措，把教训转化为民族振兴的契机和动力。
●中日两国观念、制度、文化上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仅败在战场，也败 在软实力上。这虽然是百年前的教训，但举一反三的反思仍有价值。
●海洋事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也关系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利益，决不可等闲视之。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当代中国的战略需求都明白地告诉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当 代中国人的肩上。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了。两个甲子积淀着几代中国人的经历、痛苦与思索，留存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历史启迪智慧，发人深醒，催人奋进，尤其是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更应对中日甲午战争作一番深沉的思辨。
纪念胜利理所当然 反思失败更为深刻
在人们的习惯里，纪念胜利是常态的、兴奋的。然而，提及失败的教训，往往使人不自在，总感到气愤和伤感。殊不知，反思失败更有必要，更具有纪念胜利所难有的刻骨铭心。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认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成功的经验固然能传承于世，振奋人心；失败的教训亦能警示国人，奋发图强。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启迪，人的认识才能更加成熟，“失败乃成功之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甲午战败后促成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沉闷的中国社会以很大的震动。如果说鸦片战争警醒的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那么甲午战败震惊的则是整个中国社会。“泱泱大国”被一个“蕞尔小邦”打败，而且败得那么惨，割地赔款那么狠，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正如亲历者梁启超所说：“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始。”康有为联络1300多举人集会，连夜起草万言请愿书，强调“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清王朝统治阶层中的开明人士也受到很大震动，亡国的危机感推动变法的进程。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先后成立，《万国公报》《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新报》等报刊纷纷面世，“变法强国”“保国保种保教”的号召深入人心，变法维新成为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
思想闸门一旦打开就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民族救亡的浪潮，孙中山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进代表在诸多爱国者中脱颖而出。甲午战争爆发四个月之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了兴中会。他在亲自起草的会章中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号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为了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孙中山联合革命团体，组成中国同盟会，首创“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在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终于在辛亥年间的武昌起义中获得成功，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国。
反思失败继而奋起，从古到今不乏实例。古代有卧薪尝胆而反败为胜的故事。而在近现代，五四运动也是反思失败而引发的，这次反帝爱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多难兴邦。失败是坏事，总结失败的教训继而奋起，就能转变为好事。反思失败是为了不再失败，总结教训是为了不再重犯。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不应拒绝反思失败，而应认真吸取失败教训，找出原因，深挖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把教训转化为民族振兴的契机和动力。甲午战争12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我们痛定思痛，以史鉴今，提高警觉，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观念陈旧制度腐朽 国力不落后也会挨打
“落后就会挨打”，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甲午战争之前，总体上中国的硬实力并不落后于日本。从自然条件看，当时中国的国土面积有1000余万平方公里，日本只有38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中国当时的人口是4.36亿，日本是6700万人，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从经济状况看，中国当时年财政收入8867万两白银，日本11376万日元，折合白银年收入比中国少1000万两；进出口总额，中国是日本的两倍；中国的农业、军工生产能力高于日本，近代工业生产则不如日本。从军事力量看，中国陆军总数100余万人，据日本参谋本部估计其中有效实力35万人。日本1893年有7个师团7万人，加上可动员的预备役共有24万人。综合评估应该认为，中日总体力量对比中国强于日本。那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会遭受惨败？这正是需要中国人深刻反思的。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财富和军力，也取决于思想、政治、文化以至制度等因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更应从观念和制度方面找准原因、总结教训。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争夺原料产地频频入侵亚洲，中日两国先后都曾遭受外力的侵略，而两国为挽救民族危机的努力，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要“脱亚入欧”，把封建国家改造为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几十年的拼搏，日本由弱变强，避免了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清王朝则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结果只学到了皮毛，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家的处境。德国首相俾斯麦当时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的考察团，他深有体会地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其结论是：在中日竞争中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中日战争的结局不幸被俾斯麦言中，甲午战争的胜负宣告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洋务运动的失败。
当时中日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所作所为，从观念、制度到个人品行，形成强烈的反差。日本当局下定决心发展海军，海军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经费，而国库空虚，资金不足，成为制约海军发展的最大难题。日本天皇为支援海军建设，从本不宽裕的宫廷内库中抽取30万日元，并要求皇家豪族捐款，数月内凑出103万日元，后又要求各位大臣以十分之一的俸禄捐献给海军。明治政府动用酿造业、烟草业税收，发行海军公债，想方设法每年拨300万日元作为海军造舰经费，基本保证了海军发展的资金需求。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则骄奢淫逸、腐朽没落，为筹备慈禧60大寿修建颐和园，用去近3000万两白银，光绪皇帝大婚又用掉500万两。这笔巨资除向德、英等国借款外，连年挪用、划拨、借垫的海军经费达2000万两，北洋舰队被迫停止购舰换炮。1894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大连湾。在这危急时刻，清王朝统治者仍忙于欢庆慈禧太后60大寿，并传话听戏3天，停办诸事，军机急务亦无人处置。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舰艇数量吨位和火炮均强于日本舰队，但此后既未添舰，又未更换新式火炮。而从1888年至甲午海战爆发的6年间，日本采取向欧洲购舰与本国造舰相结合的方式大量增加舰艇，由弱转强，为北洋舰队海战失败埋下祸根。
爱国情结、崇拜英雄乃至效命沙场，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发动侵华战争广造舆论，举国上下深入发动，甚至儿童做游戏也以打败“支那人”为目标。国家征兵时，亲友以送子弟出征而光荣，常以“祈战死”“勿生还”作为鼓励。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共筹集战争经费2.5亿日元，折成白银1.6亿两。而清王朝从政府到民间筹集的军费仅仅3000万两。据专家估量，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0亿两，潜在经济动员力为3亿两。之所以筹集不到军费，一方面地方各自为政，守财自肥，毫无国家观念；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根本谈不上民族危机感和全民动员支援战争。
中日两国在国际舆论意识上亦相距甚远。日本政府把甲午战争的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费用，战争时期组织国内1114名记者随军采访，还邀请129名西方记者报道战事。由日军策划经过西方记者报道，日军给清军受伤被俘人员“提供医疗”，丁汝昌自杀后将其灵柩“以礼送回”等消息流传开来，国际舆论由此称赞日本为成熟的文明国家。当发现国外有不利于日方的消息时，日本不惜重金加以收买或掩盖。而清政府则在国内外舆论面前被动应付，对舆论导向不闻不问。清政府从不主动向欧美记者提供信息，甚至杀害了两名误入中方阵地的西方记者，更没有通过舆论揭露日军暴行。结果是受侵略的中国反被舆论伤害，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却占了上风。
中日两国观念、制度、文化上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仅败在战场，也败在软实力上。这虽然是百年前的教训，但举一反三的反思仍有价值。切莫忘记，我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根本上变革这一制度遗留的各种社会弊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陆防边防不可懈怠 海洋意识更需增强
国家安全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对中国来说，海洋是重要的安全屏障。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海上，数以千计的将士葬身于浩瀚的海洋。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对待海洋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因为近代中国所受的侵略大多来自海上。
纵观世界大国的发展历史，共同的路径大多与海洋息息相关。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原料基地，以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大肆发动对外侵略，殖民地遍及各大洲，成为“日不落帝国”。随后而起的法国、美国、沙俄等国也无不是先成为海洋强国，从海上对外掠夺而强盛起来。即使一些小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也因航海业发达，提升了国力，早在16世纪就曾以小欺大，从海上侵略中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强于天下者必胜于海。
历史上的中国也曾在海洋上有过杰出的表现，千年之前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沟通东西方的联络。明朝航海家郑和亲率2万余人七下西洋，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自清朝初年实行“海禁”，后来发展为“闭关政策”，禁锢了自己的手足，导致中国与世界的隔绝，海权的丧失加剧了近代中国的落后。究其原因，一是海洋意识薄弱，二是国策制定失误，三是科学技术落后。在军事战略上则是长期固执于“重陆轻海、重防轻攻”“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狭隘观念，采取“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的保守方针，甲午海战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海洋既是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又是各国博弈和竞争的焦点，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海洋事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也关系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利益，决不可等闲视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当代中国的战略需求都明白地告诉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作者系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