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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国的疆域
扶余国，古国名，亦作夫余，夫于，是中国古代东北部族濊貊的分支。扶余国后来又再发展成为以下四个国家：北扶余， 东扶余，卒本扶余 (即高句丽) 和南扶余(即百济) 。高句丽和百济的王室都是来自扶余。此外，北沃沮、东沃沮、濊和扶余的族属关系密切。扶余人聚居于吉林、黑龙江地区，扶余地谷物丰盛，农业发达。扶余国从公元前2世纪立国到公元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一说为肃慎族系的勿吉所灭）为止，历时约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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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
历史
长春与扶余国
虬髯客传和扶余国
相关争议
王氏高丽与高句丽的区别
中国史书高丽混淆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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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根据《后汉书》卷85的〈东夷列传〉：
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扶余的起源地位于今日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松花江流域中心，辽宁省昌图县、吉林省洮南县以北，至吉林省双城县以南，皆其国土。今昌团县之扶余城即古扶余王所居。扶余最强盛之时，疆域达到万里长城以北，南达高句丽、东达挹娄、西接鲜卑，方圆约二千里（三国时期的一里约有今日450米，方圆二千里即约900公里的范围）。
编辑本段扶余最早在史书出现的地方是《史记》，在卫满朝鲜于公元前108年被灭国时就已存在。后来在解夫娄时，宰相阿兰弗（有「右辅」的意思）假借「天帝」的话而篡位，解夫娄东迁。为分辨这两北魏时期
个扶余，史书一般称前者为「北扶余」，东迁后的为「东扶余」。至西汉时期，被划入玄菟郡。汉武帝年，扶余开始向汉朝进贡。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扶余王曾来到洛阳。之后到了三国时代，辽东半岛被公孙氏支配。后来扶余受到鲜卑的攻击，慢慢步向衰亡。至晋太康时，为慕容廆所破，旋即复国。最后在北魏被同是肃慎族系的勿吉(一说高句丽)所灭亡。唐薛仁贵征高句丽，尝攻拔之。金朝置蒲与路，明朝置福余卫，皆扶余之音转也。
“扶余国在玄冤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捐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两千里，本秒地也”位置相当于今日中国辽东及朝鲜半岛.春秋战国时期
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沿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一个是东北南部的古商族（汉族）系；二是东北西部的东胡族系；三是东北东部的肃慎族系；四是东北中部的濊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为肃慎族。据专家的考证，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有3万左右。古代长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核、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已从原来的单一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秽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西汉初年
沿貊族的一个支系扶余族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活动地点就在今长春和农安一带。扶余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族在长春地区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古代长春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扶余国的建立，也使长春成为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的领地。
“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两千里，本濊地也。”位置相当于今日中国辽东及朝鲜半岛。唐朝时期
扶余国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达八百年之久，至中唐时才归于覆灭。唐·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唐玄宗令黑水珠路为“黑水都督府，其下各部置刺使。开元十三年（725年）”置黑水军。贞元年间（785——805年），役属于渤海国，“不复与（唐）王会矣”。903年契丹达马独沙里耶律阿保机北伐来境。由此，成为契丹人的“戌境内，居境内，居境外”之地。
北魏教帝太和十七年,勿吉部族灭了扶余国。
编辑本段长春与扶余国
现代长春这个地方，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松花江、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从事渔猎和耕作，本世纪初以来，发现大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榆树人”化石，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晚期，长春一带就有人类活动。依据出土器物和对人骨化石、动物化石的科学测定，其年代距今为4－2万年。根据古人类学分期，此时的榆树人（主要活动在今榆树市大于乡周家油坊）已脱离了古人类的原始状态，进入新人阶段，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社会初期。榆树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为冰缘环境。以猛犸和披毛犀为代表的动物群，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动物群，正处于发展繁盛时期，这就为榆树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猎取猛犸象、披披毛犀、野牛等大型动物，个人不可能单独进行，一般需每十几人或几十人共同猎捕，而且时有伤亡。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人口增长极其缓慢。
榆树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为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即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的婚姻关系，为血缘婚或族外婚。在出现个体家庭前，氏族公社是当时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种由血缘关系组成的人类共同体。一个氏族公社约有几十人或百人左右。 一个氏族公社不可能孤立存在，周围至少要有2—3个。专家们据此判断，距今4－2万年，长春一带的“人口数量”在300人左右。
到旧石器末期，榆树人延续和发展，并生活在毗邻长春的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泡北岸的青山头附近。他们被称为“青山头人”。主要生活在吉林省中部、西部和东部，人数总量可达千人左右。
1958年在农安县城郊伊通河畔发现原始部落遗址，这是长春地区最早的居民点，距今4至7千年。左家山遗址为新石器早期，母系氏族社会中后期的遗址。此时的古人类已由“智人”进化为“新人”，已开始了室居生活。从出土的石镞、陶纺轮、骨针、纹饰陶器等文物看，左家山人主要从事渔猎活动，原始农业已出现，并初步掌握了纺织技术。长春的原始聚落除左家山遗址外，在伊通河、饮马河沿岸，长春郊区的杨家沟、刁家山、黑嘴子、庙山等地，也都有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沿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一个是东北南部的古商族（汉族）系；二是东北西部的东胡族系；三是东北东部的肃慎族系；四是东北中部的移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为肃慎族。据专家的考证，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有3万左右。古代长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核、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已从原来的单一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秽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西汉初年，沿貊族的一个支系扶余族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活动地点就在今长春和农安一带。扶余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族在长春地区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古代长春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扶余国的建立，也使长春成为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的领地。
扶余族在历史上属于东汉王朝的属国，行政区划隶属玄菟郡，后改辽东郡。正因如此，传说历代扶余王故去时，玄菟郡太守都赏以银镂玉衣的“玉匣”为葬具。
扶余国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是扶余族所建，是长春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扶余王城不是砖城、石城、土城，而是木栅城。城市形状不是方形、矩形，而是圆形。扶余王城分前期王城和后期王城。前期王城的位置尚未有统一看法，后期王城在今农安县。西晋以后，扶余国势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鲜卑族人侵，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南迁与华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与沿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一个是东北南部的古商族（汉族）系；二是东北西部的东胡族系；三是东北东部的肃慎族系；四是东北中部的濊貊族系。《长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长春古族多为肃慎族。据专家的考证，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有3万左右。古代长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有扶余族、高句丽族、靺鞨族、渤海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已从原来的单一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秽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西汉初年，沿貊族的一个支系扶余族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活动地点就在今长春和农安一带。扶余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族在长春地区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古代长春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扶余国的建立，也使长春成为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的领地。
扶余族在历史上属于东汉王朝的属国，行政区划隶属玄菟郡，后改辽东郡。正因如此，传说历代扶余王故去时，玄菟郡太守都赏以银镂玉衣的“玉匣”为葬具。
扶余国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是扶余族所建，是长春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扶余王城不是砖城、石城、土城，而是木栅城。城市形状不是方形、矩形，而是圆形。扶余王城分前期王城和后期王城。前期王城的位置尚未有统一看法，后期王城在今农安县。西晋以后，扶余国势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鲜卑族人侵，扶余王自杀，扶余国第一次灭国。第二年，晋武帝派兵帮助复国、公元346年扶余王城迁到农安。公元470年南部高句丽族入侵，破城54座，村落1400个。公元493年，北部勿古族入侵，扶余王逃到高句丽，其国灭亡。扶余族建国600多年；农安一带为高句丽所占领，又统治了200多年。到了唐朝时期，为了防止唐朝征讨，高句丽沿辽河南起营口，北至农安修筑了一道长长的土垒，史称千里长城。
北魏至唐初，东北东南部为高句丽疆域，原来的扶余故都为高句丽的扶余府。公元668年，唐破高句丽，这时属唐的河北道。由渤海都督府管辖。公元713年，肃慎族的后裔粟丰靺鞨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建立了渤海国，并设5京15府62 州，在原扶余府都城所在地设立扶余府，其下辖有扶州、仙州，成为渤海防御西部契丹族的边防重镇。在渤海国时，长春归扶余府管辖，位于渤海国西南部，是渤海国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总人口约在15万左右。
公元925年，居住在东北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女真族强大起来。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率兵征渤海，四月围扶余府，次年春攻下扶余府。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回师扶余时病故。当时城内上空出现飞升的黄龙，辽遂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并建有 佛塔一座。过国分上、中、西、南、东京等5个道，上京辖临璜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为政治中心。而黄龙府属东京道（今辽宁省辽阳市），统5州（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 雍州）、3县（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是辽的政治军事重地。
在军事上，黄龙府郡部署司统领信州（今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彭圣军书度使、宪州（今农安靠山乡广元店古城）怀氏军节度使、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乡万金塔古城）瑞圣军节度使、益州（今农安县小城子乡小城于古城）观察使、威州（今农安县三宝乡小城子古城）刺史。这些军队都驻在黄龙府附近。
黄龙府是辽金的名城。南宋名将岳飞曾誓言：“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农安古城。
黄龙府是各族人民聚居之地。由于辽代移民的结果，这一带不但居住着契丹人、渤海人、女真人、汉人，而且还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在黄龙府辽圣宗时代（公元983一 1030年）修建的佛塔至今犹存。塔高43米，中实、砖造、密檐式，8角13层。年久经浸蚀，塔基破坏，但仍未倒塌，说明辽代劳动人民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才能。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1953年国家曾拨款修复到10层，在修复的过程中，于塔的上部 中心一小砖室中，发现银佛2件，以及木制圆骨灰盒、骨灰布包（内有舍利子）、瓷香炉、瓷香盒、银质小圆盘、银质单线刻 划的银牌佛缘各一件。1983年由国家拨款，将古塔修复如初。如 今塔身每层都塑有狮子、麒麟等瑞兽，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每 层各檐角都挂有风铃，一遇风雨锵锵铮铮，金铁皆鸣。
公元1114年9月，女真各部不堪辽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率兵攻下黄龙府。在攻打黄龙府的战斗中，女真大将完颜娄室立下了卓越功勋、他首先断绝了辽兵外援，控 制交通要冲，并乘风纵火，督军力战，火燃战靴至足而不知，一 举攻下这座军事重镇。 完颜娄室是长春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它的家族墓地遗址 至今还留在长春东南的净月潭山南坡上，是吉林省重要的金代 遗迹之一。
完颜娄室从古至今引起学者的关注。据《金史》、《柳边纪略》记载：因完颜娄室攻克黄龙府有功，被封为黄龙府万户。以后，他又擒获了辽国天祚帝，战功显赫。 公元1130年，完颜娄室病故于军中，终年53岁。金太祖亲自派队护送完颜娄室灵柩，归葬于黄龙府东南的奥吉里，即今石碑岭。
金国攻克黄龙府后，改黄龙府为济州，置利涉军节度使。金之所以把黄龙府改为济州，是因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南渡混同江（今松花江）时，水深无舟，便命一人在前探导，乘赫白马渡水，后续兵马按他鞭子所指的方向而行，水深仅及马腹，全军顺利过江攻入黄龙府。后来，使人测所渡之处，水深不得其底，大军无船而顺利涉过，乃是天意，正合“济州”，“涉利军’之意，后改为隆州。金末，蒙古族兴起，金为加强乐北的军事力量，于公元1140年，将隆州升为隆安府，这里又成为金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
辽金这两个北方民族的国家，都曾经进入中原，用兵于长城以南甚至长江流域。
公元1234年，蒙古族灭亡了金帝国，后来统一中国，成为元帝国。在元帝国统治期间，长春属辽阳行省开元路，治所在隆安府。蒙古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元帝国力量的主要残部，败退到东北。
明洪武20年（公元1387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率师20万北伐”。同年六月，由于纳哈出的投降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初，纳哈出兵分为三营：一日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日龙安一秃河。”其中的“龙安”即今农安，“一秃河”即伊通河。当时投降的纳哈出部下20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
平定东北以后的明帝国，设立奴儿干都司，在长春地区设置了隶属奴儿干都司的亦东河卫和亦速河卫，地址就是现在的伊通河和饮马河流域。
明帝国虽然在长春附近设立了军政机构，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民族居住状况，从12世纪蒙古族由西北向东南移居开始，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除去蒙古部族之间的争夺之外，一直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
当满族势力在东北兴起时，蒙古族郭尔罗斯部的一支就在1633年归降了清帝国并参加了反明战争，因此其部族的首领在1636年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所以在长春设治以前，这里是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的封地。
清军于1644年入关以后，着手修筑东北的柳条边（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墙、条子边等）。这里所说的柳条边墙是指在边墙 外有沟，引满了水，以阻止行人私自入边。边墙高3尺，宽3尺。墙上栽种3行柳树，以阻行人，因此称之为柳条边或柳边、边墙。
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分。老边建于清初（顺治年间），曾在辽河流域修筑了一条东起凤凰城，经开原到山海关的边墙，全长1900余里，名为“盛京边墙”。因其修筑时间较早，也叫老边。新边是指吉林省境内的柳条边。据《盛京通志》记载：“东自吉林北界，西抵开原县威远堡边门，长690余里，遮罗奉天北境，插柳结绳，以定内外之柳条边，亦名新边。”
“老边”自东向西设边门16个。
“新边”自南向北设边门4个。它主要指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河边门、法特哈边门。
除边门以外，还随边墙的走向设有许多边台。新边的头合在今吉林地区舒兰县法持乡东10里处的头台村，而法特哈门是二台，以松花江为天然屏障，过江后在长春地区九台县境内接着是三台、四台（今上河湾镇四台村）、五台（今上河湾镇五台村）、六台（今六台乡六台村）、七台（城子街七台村）、八台（今苇子沟乡腰八台附近）、下九台（今九台镇）。清朝对新边采取从一台排到十台，然后再重复从一台排到九台，称上十台、下九台。饮马河台也叫头台，在今放牛沟乡荆家村饮马河头台屯。二台在今放牛沟乡腰站村二台屯。在九台县境内共有边台达9处，全长262华里。
从九台县放牛沟乡任家屯村北双项子向西南走去，柳条边就出了九台县境，进入长春郊区三道镇四合村东南盛家岗子和双阳区泉眼乡岗子村后屯交界处。这是进入长春市郊的一个边台（后台屯），向南一华里到西边屯、净月乡小河台（第二个边台）。过幸福乡的靠边吴屯、新立城乡的靠边孙、靠边王到邢家台径直向南进入今新立城水库。在乐山乡同永春乡交界点的东
面（今新立城水库内）向西南转向处，即新边的伊通边门旧址。在长春郊区范围内有柳条边的一个边门——伊通边门、三个边合、全长80华里。总计柳条边在长春地区为342华里，路经九台县、双阳县和长春市。
清代柳条边每个边台设台丁150名至200名，台厂是“由汉人入籍人充之，种地免税”，俗称“边台人”。边台并不像墩台与烽火台一类的土台子，而是柳条边区域性的行政管理机构驻地。
经过修筑清代的柳条边，进一步明确了现在的长春市，以及农安、德惠和九台币的部分乡镇都处于边外（新边以西），是属于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
清军入关并在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后，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有一批批“罪犯”及其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柳条边沿边的各个门、台。旧志中有：“有流人居边门，父子葺破屋以栖，尝大雪，老者僵卧，其子晕绝尸旁。……询所苦，知初从关内来者。”由此可知300多年前就有清代人流入到这里。但在清初，流入还是比较少的。
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遭到清帝国的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的叛乱，也被平定了。因此，就有了大批的“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送到东北。其中包括闽、浙、鲁等沿海省份和慎、黔、湘、桂、粤等省的民人。
明清交替之际，沙俄势力达到了黑龙江上游的中国边境地区。在平定“三藩”之后的1682年春，康熙皇帝东巡到达船厂和大乌喇虞村等地，开始策划反击侵略者的边境战争。
1683年春天，康熙皇帝下令考察辽河的航运办法，派遣“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门、伊尔门河口，验视水势。到迫使侵略者签订尼布越条约为止的几年中，伊通河上的航运相当繁忙。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通过这条水道，运往雅克萨前线。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沿线居民，流人出身的水手和造船工匠，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编辑本段虬髯客传和扶余国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颠之心。
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公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公。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公具以答。妓诵而去。
公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
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亲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裣衽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礼之。
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
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
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
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之子。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日到太原？”靖计之日。曰：“期达之明日，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然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楼下有此驴及瘦驴，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与张氏复应之。
及期访焉，宛见二乘。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公惊喜，召坐围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安一妹。某日复会于汾阳桥。”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待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李郎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祗谒，兼议从容，无前却也。”言毕，吁嘘而去。
公策马而归。即到京，遂与张氏同往。至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门，门愈壮丽。婢四十人，罗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东厅。厅之陈设，穷极珍异，巾箱、妆奁、冠镜、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妆饰毕，请更衣，衣又珍异。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纱帽裼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馔讫，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若从天降，非人间之曲。
食毕，行酒。家人自堂东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当或龙战三二十载，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
公据其宅，乃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天下。贞观十年，公以左仆射平章事。适东南蛮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归告张氏，具衣拜贺，沥酒东南祝拜之。
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或曰：“卫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耳。”
编辑本段相关争议
90年代后期韩国学者声称扶余是朝鲜民族族源之一，然牵强附会之处太多，不值为信。今天半岛之朝鲜、韩国皆来自于唐朝时代的新罗，新罗本居于半岛南端的滨海地带，称三韩部落，新罗是今天朝鲜民族（韩民族）的直系祖先。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 《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编辑本段王氏高丽与高句丽的区别
王氏高丽立国于高句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中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政权。一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中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的名为“高句丽”的地方政权，中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另一个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为将其区分，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称呼前者，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政权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二者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产生极度混乱，而实际上二者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
高氏高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未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后，因其不遵从隋唐两朝诏令，不断扩张，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结果导致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些辖境为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占据，一些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新罗，一些仍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中国内地，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中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疆土发展为现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韩国，人民发展为现在的朝鲜族和韩族。统辖区域不同
高氏高丽初立国于中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中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载，王氏高丽在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中国的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新罗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新罗所有。由此看，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早期在今平壤以南，一在南一在北，王氏高丽占据平壤以北是后来的事情，全部占有半岛鸭绿江以东和图们江以南地区则是14世纪末叶，但此时王氏高丽已经为李朝取代，因而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也难以构成继承关系。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
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中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即是新罗国民所建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中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氏旧”的。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
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中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不仅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王氏高丽都难以和高氏高丽构成继承关系。
1. 高句丽民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所建立的。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 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上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也就是王莽窜汉时代。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此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刘秀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上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入侵，名义上尊奉北方政权，但暗中掠夺土地，到南北朝末，不仅占有了辽东四郡，而且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政权，迫使其臣服。
3. 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地方，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失败引发国内的叛乱。隋亡后，唐王朝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大部分被唐军俘虏后带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地区，一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是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来唐也灭亡了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4.在高句丽灭亡后250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高丽取代，李氏高丽臣服于中国，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 朝鲜人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自认为是三韩后裔，不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中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中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近代韩国与现在的朝鲜半岛南北朝。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王氏高丽对高句丽历史的歪曲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自《旧五代史》开始，历代正史却将不分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并承认两者有继承关系。关于中国史书不辨两个高丽的原因，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高句丽21王的谱系清晰可考，但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会出现一个王建的高丽来，史馆坦承“皆不可考”。然而，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公式继承高句丽社稷。中国各政权从此不辨两个高丽，承认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有继承关系。
《资治通鉴》卷201中记载了唐高宗对高句丽的看法，他认为高句丽百姓也是他的百姓，这表明唐对高句丽所属的态度：“戊寅，上幸九成宫。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见。”
编辑本段中国史书高丽混淆追源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中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旧五代史》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中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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