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 勇
刘墉讲过一件事：
有一天，经过一个广场，看见许多人在放风筝，令人不解的是：大家都挤在场子的一侧，那密密麻麻的风筝线，似乎随时都可能绞成一团。“为什么宁可让场子的另一侧空着，却要傻傻地挤作一堆呢？”我心想，并买了一个风筝，走到场子空着的一边去放。风筝飞起，线放长了，但是不稳定的风，使我不得不随时向回卷线，卷不及时，只好向后退。我的风筝终于飞得跟别人一样远，这时才发觉，自己竟然也挤在场子另一侧的人群中。
的确，作为旁观者很难理解别人的行为，很难体会别人的痛苦与快乐，有时还嗤之以鼻，笑人家看不穿。不想，其实看不穿的乃是你自己。
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显贵旅途中住在驿站，盛夏时节帐子中有很多蚊子。驱赶不出，于是就想起了家中宽敞的厅堂和冰凉的枕席，姬妾们拿着扇子忙前忙后，根本感觉不到酷夏的煎熬，如今却怎落到这种地步？越想心里越烦，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突然看到一个亭长在台阶下露宿，蚊虫蜂拥而上，亭长只能在院子里不停地跑动，手舞足蹈，以此驱蚊，虽然看起来很辛苦，但神情十分快乐。显贵好奇地问道：“你所受困，百倍于我，我以之为苦，你却以之为乐。这是为何？”亭长笑笑说：“我想起某年夏天自己被人诬陷，关在监狱中，狱卒怕我逃跑，每天夜里都要将我的手脚捆绑起来，动弹不得。那时候的蚊子比现在多一倍，我只能任其叮咬；比起今晚能够奔走不停，四肢自由支配，那何异于仙凡人鬼的差别啊。”
作家陈世旭先生写过发生在自己和王安忆之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同桌是而今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初她是个小女孩，也没听说有过什么石破天惊的作品。背后有人猜，她是因为母亲茹志鹃而受到了照顾，她不声不响的样子让我很是同情。我是从小镇来的，才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很自卑，就有点同病相怜。上课的时候，我居然老是对她指手画脚：我从小上课就不太用心，看她记起笔记来恨不得连老师的喷嚏都记下来，觉得好笑，就老打岔，说老师的这段话该记，那段话不必记。她并不恼，认真听完，依旧恨不得记下老师的喷嚏。不久，我偶然在一个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脑子轰的一响——那样棒的小说，我就是再读三辈子书也写不出来！或者，跟读不读书压根就没有关系，爹妈生就的禀赋就有天壤之别，我与她压根就没有可比性。
不要轻易去评价别人，因为你没有经历他的人生。
刘心武先生还讲过一个经历：
大秦是那种年过花甲，依然可称师奶杀手的成功男人。那天在新泽西州的他家，举行了欢迎我访美的派对，他神采焕发，妙语连珠，风度迷人，不少单身的女宾见了他就露骨地表达爱慕，连跟先生一起来的太太，有的也是明摆着对他欣赏不已。派对结束，梅兄开车载我回纽约。我们是20年的老朋友了，无话不谈。路上我就发感慨，说大秦真可谓“大众情人”，真不该结婚。梅兄说，他结婚三十多年了，好像把吸引诸多女性当成一种登台表演般的乐趣，而严格地跟娶妻生子过日子区别开来。我笑说，秦太究竟是怎么个模样儿，我竟已经想不起来了！她不美不丑，是十足的平庸，在派对上似有若无，虽然不时地给大家递送饮料、小点，但何尝有人特别地去跟她攀谈？我唯一能想起她就是一个小插曲——我从裤兜里掏手帕时，把一粒救命胶囊掉到地毯上了，只得捡起来，搁进烟缸里。有人问我怎么了，我说弄脏了，不要了。第二天，我遭遇不幸，一起床就觉得不对头，没想到整个小药匣竟忘在休斯敦朋友家了！我越来越不适，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千好万好，不如自己家里好，而一粒国产的胶囊，于我是多么珍贵！就在我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有快递上门，梅兄拆开那个封套，里面有封信，还有个小纸匣。原来是秦太写的：“梅兄速转刘兄：我想刘兄在客途中，也许所带来的每一粒药都是重要的，所以，我找出家中的空心胶囊，细心地把昨天他不慎掉到地毯上的那粒胶囊里面的药粉转移了，一早就让快递公司给递过去。希望对刘兄有用。祝刘兄旅途愉快！”药到病除。我给秦太打电话致谢，她语气平淡地应对了几句。在离开美国之前，我再没和梅兄议论过大秦的婚姻。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没有人家的经历，就别对人家的体会妄自菲薄，这不是他人看不穿，恰是自己太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