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和‘非洲中心论’差不多，都是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确地歪曲事实。”——8月28日，新锐历史学者刘仲敬携新书《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做客腾讯思享会，刘仲敬表示“四大文明古国”是晚清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体系，这个学说严重破坏了已知而无法推翻的考古学的知识。以下为部分实录：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
我们所知的“中国”是一个晚近的发明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由于发明的想象和真实相不同的缘故，所以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等和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看到所谓的文化认知，还有必须认知和不知之间。
如果你肯跳出来，重新设计一个体系，原有的史料马上就显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一般的人不会考虑这些，因为终生都不会超出他所掌握的小碎片史料的范围。就像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不会考虑建筑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由于你的观察存在，使原来不确定的、存在着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塌，而溃塌以后的系统将会退到事先未预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每一次接近历史节点时，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可以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中会形成类似科斯塔斯环的巨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节点逐步取消了。
梁启超总结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回顾华夏或者所谓中国存在的过程，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史。汉语世界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也包括南洋60年代以后重新确定普通话教育，用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些人，他们的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累层”造成的结果。累层造成的结果最深一层的是晚清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西方基本已经征服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其他古老文明之中，然后教育晚清刚刚接触新教的信徒们，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民族都已经灭亡，唯有大清没有灭亡。大清的原有地位跟印度比较相近，因为唯有我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本着这一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这个说法在新学改革不到十年，由梁启超加以总结，于是产生了后来“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概念研发体系。这套概念研发体系之上，然后才又产生“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叙事的体系，反帝教育还有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思想体系的种种说法。
即便说法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比如现在有人讨论抗战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东西，其实全部在这一个体系之内。如果打碎或者超越了原有的这个本身寿命还不到110年的体系，问题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四大文明古国”的体系
抹杀了已知的事实
现在回到人类文明开始，为什么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一方面跟“非洲中心论”差不多，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明确地歪曲事实。历史解释有层次性，所有事实可以做不同解释，而且完全可以有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但解释归解释，不能抹杀或者推翻已知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而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探测学的知识。从现在发掘的材料基本上可以看出，没有“非洲中心论”或“四大文明古国”，多元文化一律平等。
论时间来说，中国明显比印度要晚，而印度河流域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在这个基本格局上，谈论“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标准，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东西可以算成文明的话，那完全有理由说中亚的一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沙漠）存在的文明比中国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
古代文明从山地向平原进行
如果抹去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可以看出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从两河流域越过东亚，从盆地渐渐向东面蔓延。这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带来许多核心技术，如战车和祭祀。
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战车技术极其相似，这个王国在建立初期就是凭着战车技术威震周围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车原理，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
若按照技术扩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这些事实等于暗示着：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先于其他部族接触来自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四周的和更东方的文明群体占有极大的优势。
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的里海、咸海这一系列都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气侯没有像现在这么干旱，中国也不像现在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