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揭秘: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与《史记》的历史谜案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却在历史记载中消失。而司马迁历经十四年编撰而成的《史记》并非一本,而是既有正本,又有副本。那么,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史记》的正本与副本其命运又是怎样的?

一、最后的人生轨迹

我们先打开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回顾一下司马迁人生中最后几年的活动轨迹。公元前104年,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捕入狱;公元前98年,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公元前97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约公元前93年,朋友任安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公元前91年,《史记》终于完成,这一年,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汉武帝宠臣江充诬陷太子刘据搞“巫蛊”,太子发兵诛杀江充。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接到了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入狱腰斩。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

《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完《报任安书》之后,紧接着写道“迁死后,书乃渐出”。班固并没有交代司马迁的死因和去世年代,他是真不知道实情,还是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历史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白和谜团:司马迁究竟是怎么死的?死于何年?

二、迷雾重重的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死亡原因,史书没有任何确切的记载,因此给后世留下了重重谜团。有人甚至就此猜想,司马迁在完成一切之后,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如果这样,班固大可以在《汉书》中如实记录,但为什么没有写呢?可见真实情况绝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从后世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中,我们也许可以揭开其中的原委。

东汉年间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有一段石破天惊的话:“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历代学者对此话的真假也有过争论,认为只是孤证,不足为凭。但不管怎样,这是距司马迁较近的东汉学者之语,人们也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此话有假。

而与这段话形成前后呼应的是《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魏明帝与王肃二人的对话。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王肃的回答,间接证明了卫宏所说的真实性。而班固“迁死后,书乃渐出”,以及“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之语,也隐隐透露出了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迫害和打压。

因此,东汉卫宏的那段话,很有可能就是司马迁的死因,那就是“有怨言,下狱死。”

三、死亡年代的千古之谜

可见,司马迁是由于《史记》如实记录了汉景帝、汉武帝的过错,又因身受宫刑怀“有怨言”而最终“下狱死”。那么,司马迁又是何年“下狱死”的呢?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司马迁死于何年,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对此历代存有争论,至今也尚无定论。

根据司马迁最后的人生轨迹以及卫宏的那段话,有学者便论证司马迁可能在公元前90年因《报任安书》中“有怨言”而“下狱死。”做这样的推测不无道理。《报任安书》是司马迁表明自己心志的一篇宣言。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因身受宫刑发泄了许多不满,一旦公开这封信,等待司马迁的肯定是杀身之祸。但也有学者论证说,熟谙古今历史的司马迁,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难道他不害怕因一封信而被灭族吗?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不会自己引颈受戮。

那么,司马迁死于何年?

探究历史的细节,带给我们的只有更多的困惑与迷惘。难道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的最后一段人生经历被汉武帝抹去了?迄今为止,关于司马迁的死亡年代有几种说法,而且看起来都言之有理。但这些历代大学者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呢?

我们再来看汉武帝临死之前干的一件事情。他以“主少母壮”为借口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目的是刘弗陵继位后,不会出现吕后专权的局面。可想而知,汉武帝连太子的母亲、自己的爱妾都不放过,能放过那些心存怨言的大臣吗?基于以上的说法,我们也可得出另外一条推论,那就是司马迁是被秘密逮捕秘密处死的,并严防走漏消息。既然是秘密处死,那么,司马迁死于何年,不仅当时的人不知道,后世更是无人知晓。东汉的班固或许能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但毕竟没有确切年代,而且自己也曾因“私修国史”的罪名险些丧命,因此不敢妄加记载,只用一句“迁死后”一笔带过。

可叹记载历史的史学家,竟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四、生前的最大遗愿

那么,我们再回到公元前91年,这是有史记载的司马迁活动的最后一年。司马迁为什么写《报任安书》呢?这封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呢?

《报任安书》除了述说自己忍辱发奋著书的原因以及对朝廷的牢骚之外,还有这样一段话:“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已经入狱即将被腰斩的任安能不能算“智者”?如果不是,那么,这封信向哪位“智者”说的呢?而同样的话,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已经说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一再叙说此事呢?

结合当时的形势,我们逐渐产生一个认识。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高祖贪财好色诛杀功臣、汉景帝刻薄寡恩、汉武帝穷兵黩武等等过错。这样的记载势必会引起汉武帝的震怒,一方面自己会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史记》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篡改或焚毁,这样一来,司马迁的一生心血将付之东流。基于此,司马迁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将《史记》一式两本,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长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强调此事,就是为了能让世人知晓,让《史记》传之后世,这就是司马迁最后的遗愿。这其中,隐藏着司马迁的多少苦衷,多少嘱托!多少心血!

五、深藏不露等待时机

皇天不负苦心人,司马迁去世多年以后,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当时,《史记》副本已被汉武帝删改得缺章少篇,面目全非。那么,被司马迁“藏之名山”的《史记》正本命运又如何呢?

《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到汉宣帝时,杨恽将《史记》正本公之于世。那么,杨恽是何许人也?他怎么藏有《史记》正本?

答案就在《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中,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从这句话我们得知,杨恽的母亲原来是司马迁的女儿,杨恽就是司马迁的外孙;还有一句“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这一句说明司马迁生前将《史记》的正本藏所交代给了自己的女儿,不然杨恽是无法读到《史记》的。

我们再结合前面所述,如果《报任安书》是公开的,汉武帝不会动用全国之力来搜寻正本吗?由此可见,正本之事,汉武帝有可能并不知晓。那么,杨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史记》公之于世的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汉武帝去世后的那段历史。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大臣霍光受命为辅政大臣,而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当时,“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霍光拥立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继位。但霍光看到刘贺荒淫无道,遂废除刘贺,又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当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宣帝继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直到公元前68年去世。

在霍氏集团掌权的时代,杨恽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把《史记》拿出来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记录了霍去病勇冠三军的武功,又如实记录了霍去病虐待士卒的行为:“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而且还记载了霍去病为报私仇射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如此记载,如果被霍氏集团知道,《史记》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恽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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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遗愿实现但遭删改

公元前66年,机会终于来到了。霍氏子孙密谋发动政变,当时任左曹的杨恽得知消息,率先向汉宣帝告发此事。汉宣帝得知消息,先发制人,一举平定霍氏家族的谋反。杨恽因在诛灭霍氏集团中有功,被汉宣帝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得到汉宣帝信任的杨恽,肯定也对汉宣帝的身世一清二楚。我们再回顾公元前91年关于太子刘据的那场“巫蛊之祸”。汉宣帝的爷爷正是太子刘据,在“巫蛊之祸”中,汉宣帝的曾祖母卫子夫自杀,爷爷刘据自杀,奶奶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以及所有亲人全部遇害,当时年仅几个月大的汉宣帝,侥幸躲过生死劫,被送往监狱服刑,出狱后又流落民间。正因为汉宣帝有如此凄惨的经历,那么他对遭受宫刑最后又“下狱死”的司马迁至少有同病相怜之情。考虑周全的杨恽趁此机会,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给朝廷,公之于世。从此,人们方才看到了这部伟大的史著。

感谢杨恽,你继承了外祖父司马迁的刚直与智慧,你实现了司马迁生前最大的遗愿,你用实际行动安慰了在九泉之下的司马迁。

但是,在两汉时期,朝廷对《史记》保管甚严,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而且,《史记》也多次被修补删改。如西汉时期的博士褚少孙就曾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中也记载,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等等。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也许里面的好多内容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最初的《史记》内容已随司马迁而永远埋入历史的风尘之中,谁也无从知晓。虽有遗憾,但毕竟,一部前无古人的史学巨著终于浮出了水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流传至今。

秉笔风范,千载永传;史家绝唱,万古流芳。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所言:“他以自己残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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