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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4日下午活动安排的很紧，可以用马不停蹄来形容。刚刚拜访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我们又匆匆登车向山口淑子老人家里赶去，与这位有着丰富经历的老人见面。
山口淑子是一位传奇式的名人，这位老人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循环：山口淑子—李香兰—潘淑华—香兰山口—大鹰淑子—山口淑子。
山口淑子，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抚顺，也有说出生在烟台（那时的烟台煤矿归抚顺煤矿管辖，地址在辽阳市灯塔县——作者注）。山口淑子祖居日本佐贺县，其祖父山口博酷出身士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其父山口文雄（1889年生人）受祖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后任职满铁抚顺炭矿教习日本员工汉语和中国文化。山口淑子的母亲叫石桥爱子，1894年生于日本的福冈县，由于家道中落，辗转来到中国投靠在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
山口淑子家住在站前五条通（今南站五路），小学在永安台小学（今煤校）读书，当她读到5年级时，发生了平顶山惨案，她是惨案的亲历者，她的命运也随之出现了转折。
平顶山惨案后，日本军警调查与抗日义勇军有关系的人，因为山口淑子的父亲山口文雄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抚顺有许多中国人的朋友和熟人，日本宪兵队怀疑他与中国的抗日人员有勾结，就以“通敌”嫌疑为名对他进行了拘留审查。释放后，山口文雄带着全家离开满铁抚顺炭矿迁居到了沈阳。之后，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因此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李香兰。
1934年山口淑子到北平（北京）翊教女中读书，改名为潘淑华。“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时任天津市长潘政声的姓，“淑”为山口淑子之淑，“华”是出生、生活于中国之意。年轻幼稚的山口淑子满怀对中国和日本都友好的感情，但现实又时时处于矛盾之中。1937年，她参加了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的默祷会，会上，同学们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当被问及“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异常纠结的她说“我站在北京城墙上”。她在自传中解释说：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日军炮火，从里面打来的中国子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都是我最好的出路。
山口淑子天生丽质，说一口标准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她的艺术天份和特殊身份很快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的“满洲电影协会”相中，“歌星李香兰”被推出并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她演唱的“夜来香”等很多曲目为大家所熟知。以中国人的身份，时常要为日本宣传侵略政策而演出，山口淑子的内心在矛盾中痛苦地挣扎。
光复后，曾作为“满映”主要演员的山口淑子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在她的日本人身份确定后被法庭释放，但她为自己“虽因年轻但考虑愚昧”而深深地忏悔。1946年2月29日，山口淑子回到日本，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香兰山口”，自称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山口淑子的命运受到作弄，但是，日本又是她的祖国。而中国则是她出生并生活了26年的地方，她对中国怀着真切的热爱之情。“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这是山口淑子的和平心愿，她一直希望两个深爱着的国家能够和平相处。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山口淑子以泪洗面，激动地写道：“这是我一生最好的一天啊！”
1958年，山口淑子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结婚，改名大鹰淑子。1969年，大鹰淑子当起了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重要人物。1974年，在田中角荣的劝说下，山口淑子竞选日本议员，一当就是18年。18年中，大鹰淑子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中国政府也对她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之意。
1975年大鹰淑子议员访问朝鲜时路经北京，受到廖承志会长的盛情款待。此后，在1978年、1987年、1992年她多次访问中国。为加强中日友好做了很多工作。
199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国家文化部邀请日本四季剧团携音乐剧《李香兰》访华，在北京、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公演。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该剧记述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再现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以此告诫人们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1992年，72岁的山口淑子从参议院退休，但她仍担任“亚洲女性基金”副理事长（理事长是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的“慰安妇”道歉赔偿。
200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国家文化部批准放映日本专题片《我所认识的李香兰》。
2005年，85岁高龄的山口淑子公开发表文章，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她说：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良知清算过去。
年轻时山口淑子演艺事业的辉煌其背景却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代的痕迹留下过遗憾。山口淑子从政以来，始终对日本侵略战争表示厌恶，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山口淑子家距离日本国会不是很远。汽车在东京市中心跑了十几分钟，停到了一处高层公寓楼的楼下，由山崎献先生带领，我们上电梯来到山口淑子家门前。开门的是一位老年女子，我们以为这是山口淑子老人，用汉语问好，可她听不懂，山崎先生解释说：这是山口淑子家的保姆。原来，自1989年大鹰先生病逝后，山口淑子老人一直单独生活。保姆把我们一行让进客厅，为我们每人送上一杯日本绿茶和一盘点心，她让我们稍等一下，说：山口淑子老人马上就到。借这个机会，我们打量了一下略显拥挤的客厅。3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东西放的很满，地上铺着厚厚的浅咖啡色的地毯，由一个中国式的紫檀木屏风把客厅分成两块，靠窗户的一侧很小，只是窄窄的一条。屏风外侧的躺椅上堆着小猴、小狗等毛绒饰物。屏风上挂着几张身着日本服饰的女人图挂，还有一幅写着汉字“春华秋实”的挂历。客厅正面墙上挂着溥杰先生甲子年（应为1984年——作者注）写给山口淑子（大鹰淑子）的一幅条幅。客厅墙上还挂有山口淑子年轻时的照片和世界名人的照片。墙柜上摆着各种饰件，书架上摆满中日文书籍。客厅中间是隔着长条茶几的两排沙发，还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一会儿，山口淑子老人微笑着从里间屋走了出来。我们站起身来着实吃了一惊，这是那位阅尽沧桑、有着传奇经历的九旬老人吗？真是不敢相信。老人虽年逾九旬，但精神矍铄，气质高雅，她穿了一套黑色长裙，外罩一件黑色外套，头戴一顶黑色的毛线编织的帽子，一条彩色的纱巾得体地围在脖子上，右肩别一只金色饰花。她那光泽略有红润的脸上没有多少皱纹，大大的眼睛透露着年轻时李香兰的神采，步伐也不显老态，行动还挺灵活。她用地道的标准汉语与我们打着招呼，声音甜美，既没有北京的儿话音，也不带一点东北方言。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又与老人交换了名片，老人耳不聋，眼略花，看小字要戴眼镜，岁月留痕比较明显的是老人的背微微有些驼。
我们谈到了抚顺，老人有些激动，她说：我在抚顺生活了13年，那是我常常想起的地方啊！我向老人简要介绍了抚顺发展情况，接着就谈到了平顶山惨案。
老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写到过她亲身经历的平顶山惨案，少年时代在脑海里留下的那个鲜血淋漓的场面让她终身不忘。1932年9月16日子夜2、3点钟的枪声、呐喊声和冲天的火光把她从睡梦中惊醒，惊恐中的一家人吓得躲到了地上，以防枪弹从窗户打进来。早晨，她在家附近经常玩耍的小广场上亲眼看到日本军警用枪托、木棒砸向几名被捆绑的中国人（义勇军战俘）的场面。当我把日本人当天拍摄的一张照片给她看时，她高声说：就是这个场面，太惨了。照片上被五花大绑的两个壮年汉子坐在地上（可能是腿部等处受伤被俘的），身上堆放着长矛、大刀、木棒等义勇军的武器，虽然头部鲜血直流，但两人没有一丝气馁，反而是昂首怒目而视，一副英雄气慨。她回忆说：日本人把他们打的鲜血直流，问他们的姓名、职业？是什么部队？从什么地方来？领导人是谁？抚顺的联络人是谁？被俘的中国人始终一声不吭，直到被打得昏死过去。当天日本人又在平顶山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真的是太惨了。老人说着说着眼圈湿润了，悲伤心痛的情感纠结了老人一辈子。
到此时，我才感觉到：老人身着黑色服装应当有祭奠平顶山遇难者的含义。晚年的老人，几乎谢绝了所有拜访者的请求，唯独与我们见面，也可见此情此意。
老人说到的那个“小广场”，应该在日本警察署（中央大街与七路交叉的公安局老楼）附近。日本军警把被俘者绑在这里，是告诉居住在抚顺的日本人：大刀队被击退了，大家可以安心生活，这是战利品。也有对抗日武装人员羞辱、示众的意思。在同一本照片集中，日本守备队合影时，也把缴获的很多长矛、大刀、木棒等武器，甚至抗日武装的队旗都拿在手里以示胜利之意。在这本照片集中，还有两张被打死的义勇军战士的照片，有缴获义勇军军服、武器的照片，有日本人祭祀渡边宽一等4名日本人的照片，有义勇军烧毁煤矿房屋的照片，有日本守备队、警察署、宪兵队9月16日早晨合影的照片等等。9月16日，日本方面的时间表是这样的：子夜2—4点，击退攻入抚顺市区的抗日义勇军；早7点—9点，军警宪分别合影留念以庆祝“胜利”；还把战俘绑在市街示众，并对战俘进行残害；上午10点—12点，灭绝人性地屠杀平顶山镇无辜居民，以报复抗日武装攻打抚顺、救亡图存的正义之举和震摄抗日武装的反抗斗争。
我们向山口淑子老人讲述了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对日诉讼和以求公正解决的进展情况，她非常赞同我们的做法，并关切地问：需要我帮助你们做些什么吗？她还一再地表示：一定要转达我对平顶山幸存者的问侯之情。
我们对老人表示了感谢，希望老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到抚顺去看看，老人深情地说：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再去一次抚顺，那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山崎献先生向老人介绍了在抚顺筹办“中日友好历史资料展览”的情况，老人对此非常赞同。
我带了一本从网上购买的《李香兰》一书，老人说还没有看到这个版本，于是，我把原想请老人签名的这本书送给了老人。我们还在老人家里看到了几本画册，里面刊登了很多老人与名人的照片，包括与邓小平、田中角荣三人的合影等。
原定在日本国会参加议员集会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与老人告辞，老人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摆摆手清晰地用汉语说道：再见。我们也留下了祝福：祝老人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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