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在《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向自己当年中学期间作为“红卫兵”参与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刘伯勤的道歉来得并不轻松：家人对他说“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有网友甚至还认为媒体热炒“红卫兵道歉”动机不纯；在“道歉”的路上，刘伯勤显得更加形单影只，同行者寥寥。尽管如此，刘伯勤的举动还是得到了舆论普遍的支持与肯定。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中对刘伯勤的道歉信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为什么需要道歉？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已有定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虽然历史对文革已有定论，但面对苦难的结果，有必要寻一个答案，问一句：“谁来负责？”
正是因为在近三十多年的文革叙事中，公众所能接触到仅是被轻描淡写过的受难故事，缺乏“罪孽故事”，所以刘伯勤对自己在文革中“罪行”的反思与悔过显得更为可贵。正如《云南信息时报》所评：“一方面，‘文革’成了只有受难而几乎没有罪孽的故事；另一方面，由于几乎没有罪孽叙述，受难故事也就失去证据，随着时间上远离‘文革’，而越来越成为了一种虚无。刘伯勤先生的道歉和反思，正是稀少的当事者罪孽叙事最新一例。”
给过去一个交代，为昔人所受不公鼓与呼，是我们呼唤道歉的历史关怀。除此之外，要“以史为鉴”首先要有清晰的历史判断，对历史缺乏集体记忆与认知，那么由此而犯的“错误”在未来也不一定能避免。
《长江日报》在评论中说：“值得审视的是，有一些特殊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某些事件的真相经纬，现在却只能依稀从零散破碎的个体记忆中窥其一斑。即使是那些并不算遥远的时代，且不论未曾亲历过的晚生后辈，就是当事人，也只能靠个体的记忆去触及那段历史。假如没有清晰的记忆，情感也会模糊起来。”情感都模糊了，更遑论理性的反思与悔过。
需要什么样的道歉？“ 刘伯勤的往事回溯和情感追忆，展现的是他对历史事件的个人印记。而他所追忆的，其实不仅是个人的噩梦，它是国家的历史，是时代的记忆。”同样，存在于个人记忆之上的个体道歉，与存在于国家记忆之上的集体道歉，缺一不可。
《环球时报》在评论中对个人与集体的道歉做了廓清：“如果说个人的道歉是一种道德的自省和自觉，那么，社会性的自省和自觉就代表着一个时期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但对于记忆力衰退、胆怯的民族来说，总喜欢用拖延时间的战术，企图掩埋历史。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历史。一个不敢正视问题、正视历史的民族，纵然物质文明再辉煌，精神上的缺陷也无法弥补。”联系到刘伯勤的登报道歉，《新京报》肯定到：“刘伯勤值得尊重，坦然面对过去，不遮掩不回避，向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为自己犯过的错承担责任，这一切并不容易，见光的道歉信背后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心挣扎。道歉是自我救赎的必然之途。”
但个体的道歉如何上升到集体与国家层面？
197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达对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犹太人的沉痛哀悼。俄罗斯总理普京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右膝跪地，俯身将玻璃缸轻轻放在纪念碑台阶下，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出比较真心的反省”。
德国有“勃兰特之跪”，俄罗斯有“普京之跪”，尽管他们是基于本国人对外国、外族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悔过，文革属于“内乱”，但却都给个体和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文革来说，上升到集体与国家层面的道歉同样需要。基于此，中国能否有类似的“经典动作”？网友“风青杨”乐观地说：“尽管要想推动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反省，还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实质性的困难。但我们仍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只要中国的民间忏悔越来越多，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大，就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意识。”
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少之又少以各种方式道歉、忏悔的不止刘伯勤一人，据《成都商报》统计，近年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63岁的申小珂，向87岁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老师程壁写信道歉；62岁的王冀豫撰文回忆并接受采访，详述当年16岁的他打死另一个年轻人的全过程。
但相比曾经规模庞大的红卫兵群体，这样的道歉者只是凤毛麟角。
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对此作了专题剖析，认为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是，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
尽管由腾讯发起的投票显示，在49404人中，17%的网友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总体评价倾向呈肯定态度，持否定态度占到了83%，但这样的否定并未促使更多的公开道歉出现。
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这个名叫“塔园”的文革博物馆，建设的初衷只是为了纪念“文革”中死去的人们，但也依然未能引起更大层面的反思。正如“今日话题”所说：“这不止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甚至连现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总理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彻底清除“文革”遗留的毒素，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让“文革”遗留的毒素从各个领域包括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给予清除，对“文革”淡然无味的青年一代要让他们读一读“文革”历史，才能“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