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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
忆黄永年先生
（上）
一
一九八三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毕业前一年所里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本教材，这就是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古籍整理概论》。
《古籍整理概论》
绝不夸张——这本不厚的书我是一气看完的，因为内容太充实，论断太明快，文字也干净利落，读时常常眼前一亮，读完的感觉就两个字：过瘾！好书常有，而读来有这等快感的并不常有。
黄先生后记称这是他应教学急需在十来天里赶出来的讲义，所以"行文之草率，以及论说之欠精密，自可想而知"。不过这样的假谦虚绝非他的风格，而简直就是欲擒故纵的铺垫——这不，其下立刻转折：
而对文字他的追求也是自觉的。在自己教材出版的同时，他撰文批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教材《图书馆古籍编目》，不仅因为其书屡见的"毛病甚至错误，而且有的还是属于知识性的错误"，也因为其书"文笔有问题，很多地方白话文言夹杂，很不自然，读起来感到别扭，有些句子更是词不达意，或者可说文理欠通"。
《古籍整理概论》对我影响深远，是我常引用、也是我常宣传的——不仅向门生，也在受命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古籍出版社青年编辑培训班授课时，拿它跟吕叔湘先生的《标点古书平议》一起向学员做了推荐。
二
见到黄先生已是我毕业留校之后的事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所里请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的黄先生来讲学——那算得上大餐，连续五次，三次系统的碑刻学，外加两次文史专题。
黄先生个头不高，脸形瘦削，双唇偏薄，因此笑起来有点不怀好意；双目炯炯，因此怒起来有点凶光逼人。
而第一次上课，他就怒了。
那是晚上，被临时征用的大教室里有不知情的学生，原来放了书包，准备吃了饭来自修，一看有人上课，就进来取书包，一进一出，关门开门，前两个黄先生还忍着，等出现第三个他就发飙了：
"谁让你们随便进来出去的？"
原来黄先生视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自一九五七年莫明其妙成了右派，他已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多年，因此更珍惜这失而复得的权利，一向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到下课时间，水都不喝一口，自然不容学生自由散漫，不容上课受到骚扰。
为了消他火气，身份刚转换成教师的我解释这个原是自修教室。不料黄先生误以为我是在为学生自由出入的权利辩护，火更大了，冲着我瞪眼道：
"不管是不是自修教室，他们难道看不见我在讲课吗？"
三
如此不假辞色，论学当然也不可能遮遮掩掩——这只要读过《古籍整理概论》以及他的文章就能明白，只是讲课更加直白无隐，随口而出的往往都是历练多年获得的真知灼见。比如介绍金石学著作，最推崇叶昌炽《语石》，称"老先生文笔很好，看看对提高文字水平也大有帮助"。不满于朱剑心《金石学》，因为"金的部分旧极了，石的部分基本上是从《语石》中弄来的，自己毫无研究心得，不过编辑了一下"。而文物出版社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这样给专业人士用的书原本无须句读，偏偏多事要加，却"标得一塌糊涂，文理狗屁不通，真丢人！"
由碑刻涉书法，黄先生说唐朝人的墨迹到底有没有还是问题，敦煌当然有写经，但都非出自大书法家；而唐书法家的墨迹，"十件中有九件都是假的"。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文笔很好，漂亮极了，后人望尘莫及"；但北魏的字真不怎么样，他却"把北魏捧上天，胡说八道，十句相信三句都要上当的"。而"怀素写狂草，不敢恭维，字总要写得让人认识"。他引元好问《论诗绝句》"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教训我们这类字"吃得住的大书法家可以偶一为之"，今天有些小青年真书还不会写，上来就写狂草——他的薄嘴唇上翘起来，嘿嘿冷笑。跟怀素草书一样享有可以"偶一为之"却"不敢恭维"待遇的还有吴昌硕的篆书："吴昌硕粗笔花鸟别有风味，写石鼓文，不敢恭维——那是草书石鼓文，毛毛糙糙，偶一为之还可以，但不可学。"
那时不知道黄先生的书法篆刻也是功力湛深的，中华书局还曾出版过《黄永年印存》。没好意思开口求他动过刀，但开口求他动过笔——他给我写了楷书（显而易见是学的褚遂良）自作七绝，当然那是后来的事了。
四
除碑刻学，黄先生在文史专题的各讲中也对我们频加点拨。
他以自己的《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一文为例，告诫我们"搞研究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否则不管多大的权威说的也别相信"。例如他说今人常有错觉，以为唐代是经济文化的高峰，事实上宋代的学术文化远超唐代，经济亦然。许多学问的专门研究始于宋代，唐代还谈不上。《梦溪笔谈》"不过如此，有些科学的东西，也有很多不科学的东西，不要把它捧过了头"，以此警示我们不要光看选本。
黄先生师承有自，而又天才卓荦，加上他不是性格内敛的人，所以自视之高，从笔端到言谈时有流露。然而他也是服善的。他吹嘘过自己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仗义执言的事迹，但他撰文说：钱锺书先生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指出作者误引《西游记》中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的故事；而他五十年代读毛选时见毛误引《水浒传》林冲"一棒扫翻"洪教头为"一脚踢翻"却无胆量纠谬。在给我们讲唐代文史专题时涉及《论佛骨表》，对韩愈批评宪宗迷信佛骨想迎以祈福的愚行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而不惧差点招来杀身之祸的勇气赞佩不已，这也可以从他自著的《韩愈诗文选译》的杂咏中得到印证：
誉柳讥韩总唾馀，
千秋功罪一轩渠。
容易封事寻常笔，
愧对高文诋佛书。
坦承"换了我是不敢的"。十年之后，他在《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还表彰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其言行一致、不计安危且决不悔改的形象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中）
一
一九九二年我离开杭州大学，到王元化师兼职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跟他读博士。
书不可能全部运去，只能精选常置案头的要籍，《古籍整理概论》以及一九八九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黄先生与门人贾宪保先生合著的《唐史史料学》自然都属于随身携带品。
《唐史史料学》
那时的博士生导师不像今天这样泛滥，华师大还给每位导师配备了副导师，我的副导师之一是陈谦豫先生。初来乍到，师兄胡晓明为我介绍新环境，特别提到陈先生是古典文学教授，师母黄世瑜先生是同系文艺理论教授，他们的公子陈引驰在复旦中文系读博士，家学渊源，根柢深厚，可以找他多多交往。
没等我去找引驰，引驰先来找我了，从此成为时常相见、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九九五年博士毕业，正赶上复旦新成立中文博士后流动站，我即提出申请。如今的中文系主任、继章培恒、陈思和先生之后成为第三任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的引驰那会儿还是小字辈，专门等候学术委员会的遴选会议结束，向他的导师陈允吉先生打探了结果，赶回师大向我通风报信：全票通过。
从此更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同事生涯。
引驰结婚——我还是证婚人，跟太太去游览西湖，我杭州的住所正好闲置着，就让他住那儿。
过两天回来还我钥匙，他突然诡谲地问我：
"我记得你那本《唐史史料学》是划过很多红线的？"
我说：对啊。
"你在手边吗？"
我说：在啊。
"所以"——终于切入主题——"你杭州那本新的是另外一本吧？"
引狼入室，露了富了。
原来早年书的流通渠道不畅，黄先生的著作在杭州的书店根本不见踪迹，《唐史史料学》仅印了一千五百本，我是向出版社邮购的。因为难得，更因为崇拜，怕读破，怕遗失，于是邮购两本，一本带来上海，一本搁在家里。而以唐代文学为研究重点之一的引驰也没有这本书。
事已至此，只好认账。我说：是啊。
"所以"——他脸红了一下——"我拿回来了"。
生米煮成熟饭，索性作大方而高兴状吧——虽然心中隐隐不舍，我说：好啊。
不过确也值得高兴：一来作为唐代文学专家，引驰肯定比我有更内行的解悟，书归他正是得其所，何况我还留着一本。而他做事一向讲究风度，不是受的诱惑太大必不至此——有多少书他根本就看不入眼，由此也可见黄著的魅力。二来真正众望所归的好书总还是会不胫而走，事实证明我的囤货行为是可笑而没有必要的。复本遭劫之后，我的"孤本"既未读破，也未遗失。而《唐史史料学》经修订，二〇〇二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任社长的友人王为松先生送了我一本；二〇一五年由中华书局出新版，黄先生的哲嗣黄寿成先生又送了我一本，所以现在我不止是复本、而是有三本了。
二
无论在师大，还是在复旦，每次黄先生来布道，我必往聆教，也必往拜谒。博士后期间，我还凑到他一个中午的空档，请他在学校食堂的餐厅便饭。那时东门食堂只有两层，二层的点菜部刚翻修完毕，又值暑期，居然一个旁人也没有。只几个家常菜，黄先生却很满意，称上海学校食堂的水平都比西安的饭馆好--这不可能是客观的评价，应该只寄托了他对青年时代学习与生活过的地方的怀念。椒盐排条没有吃完，他要带走，我跟服务员要打包盒，他说不用，就用几张餐巾纸包起来，拿着回了宾馆。
三
几次见面，老缠着他问这书问那书，一天他说：你这么爱书，给你介绍个我爱书的学生，你们可以做朋友。
他说了个当时的我从未听到过的名——辛德勇。
他的嘴角又上翘起来，不过这次不是不怀好意，而是尽形于色的得意，眉飞色舞地夸赞说，这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书呆子，书读得如何如何好。他的太太——又一个让我陌生而让黄先生自豪的名字——韩茂莉是同行，也是书呆子，两个人去北京旅行结婚，家具还没置齐，把钱都换成书就回来了。
"你们应该会成为好朋友的"——这是他的原话。
无论各方面的学识，还是对书的在行，我跟得他真传又勤奋过人的德勇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但黄先生的话是不错的，我们果然成了好朋友。跟他敬爱的导师一样，一晃德勇对我不吝赐教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几乎每次晋京，我都会打上门去，参观他的最新斩获，聆听他的读书心得。
第一次见德勇，是一九九六年二月下旬，他跟黄先生同来复旦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八十五岁冥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议二十五号开幕。二十八号闭幕那天，由黄先生率领，周振鹤先生、德勇和我一起跟他去苏州古籍书店访书。掌管线装旧书的是业内著名的行家、也是黄先生结交已半个世纪的故友江澄波先生。
等一望见书店，像闻着了腥味，老猫开始紧张起来，冲同样虎视眈眈蓄势待发的小猫道：
"辛德勇，等一下进去了，你跟在我后面看。"
谙知师傅手段的爱徒毫不犹豫，断然拒绝：
"那不行，您往左边看，我往右边看。"
哈哈，黄先生一直以德勇能传其学而骄傲而炫耀，不知在那一瞬，他会不会有点儿后悔——虽然还没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程度。
德勇曾在黄先生大寿之际进贡自己最得意的收藏，但在书店不肯相让——也难怪，没准让一让，他就成为只是来给师傅扛书的书僮了。
记得才进门，黄先生就把门边架子上的一摞《曝书亭集》捧了下来。那天每个人都满载而归，碰到我吃不准的书，就当场请教黄先生，比起课堂，在那里更容易感受到他所见之多，所识之广，几近无所不知。
虽已年逾古稀，他却精神矍铄，为赶时间，我们来回火车买的居然都是站票。去时黄先生就兴致盎然，一路畅谈；归途更因收获甚丰，毫无倦意。后来在《买书经验杂谈》一文中他还愉快地提及了这次"和辛德勇同学及周振鹤、傅杰诸公去苏州古籍书店买书"的经历。
（下）
一
顾颉刚与吕思勉先生是黄先生至老不懈服膺有加的老师，服膺到了他的门徒都招架不住的地步：
〇三级的硕士之前上过黄先生开的别的课，一次我询问其间掌故，一师兄答曰：哎，也是顾颉刚……
这是他晚年的研究生的回忆，这样的记叙竟然被早年的研究生曹旅宁先生采入了《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是他太有同感了吗？
黄先生跟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先生是多年的老友，有很深的交情。
只是——章先生是跟顾颉刚先生最为不睦的鲁迅先生的绝对崇拜者。
顾潮女士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中溯及"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一九二六年初陈源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于是"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明示顾、鲁结怨，理亏者在鲁迅；更坐实了鲁迅剽窃的罪名。章先生在《〈二十世纪日本汉学史〉序》以及《收获》上发表的《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诸文中作了火力全开的辩驳。
一九九八年我为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当代中国史学》重印本撰写出版说明，收入拙著《聆嘉声而响和》时并加附记，称顾先生后来不仅未尝公开重申过"抄袭"的陈言，还在本书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第一节《小说史的研究》中专门提到："周树人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最初亦有贡献，有《中国小说史略》。此书出版已二十馀年，其中所论虽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现在尚无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说史读本出现。"尽管对鲁迅小说史研究的成就颇有保留，但至少在著作权问题上已无异辞。
章先生看了很高兴，还跟我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相关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出本书。
我的文章黄先生未必过目，但章先生的文章他肯定看见了。虽然明知章先生是我们中文学科的领袖，他还是忍不住冲我发牢骚说：章公写这样的文章就是不对--这是跟我不见外，还是实在气不过，就不得而知了。最后他又目射凶光、斩钉截铁地补充道：
"鲁迅就是抄袭嘛！"
二
也因为尊崇顾先生，使黄先生对批评过顾先生的柳诒徵一言不慎，作了一个稍离事实的判断——在《论王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历史地位》中说："我认为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历史作用，是对章太炎（炳麟）、黄季刚（侃）、柳翼谋（诒徵）等先生保守面的否定。这保守面就是他们不用甚至不相信地下材料甲骨文和金文，而一味信古，相信古书和传统的古史。"举的例证是柳氏批评顾颉刚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中所说的"研究古代文字虽亦考史之一途术，要当以史为本，不可专信文字，转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诸语。我从柳氏专著及论文中抄撮多例，证明"不可专信"不等于"不用甚至不相信"，柳氏对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不仅未尝否认，而且屡有阐发。
周振鹤先生主编一套学者随笔，请黄先生、辛德勇以及陈克艰、江晓原、李天纲先生加盟，提携我也编了一本忝列其中，这就是二〇〇一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印行的《九歌文丛》。我把这篇札记收进了我的那本《聆嘉声而响和》。
临近丛书出版，黄先生又来复旦，我即当面宣战：我写了篇批评您的短文。
他问什么内容，我说其实是无关宏旨的小问题——您指控柳诒徵不相信甲骨文。他有点茫然："我好像没有说过柳诒徵什么啊！"
轮到我坏笑了："白纸黑字啊！"
没敢再跟他提过这个话头，但有一事印象深刻：以前他赐书，或称"傅杰同志"，或称"傅杰先生"，但这以后寄来《古文献学四讲》，却是与前不同的"杰兄评正"——不知道是不是对我老虎头上搔痒的鼓励。
三
黄先生赐我的大作很多，除学术论著外，还包括《黄永年印存》。二〇〇四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问世时，他已届八十高龄，而书既厚且贵，没有得到他赏的书——好在这也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的，王为松社长知道我对黄先生的敬佩，跟《唐史史料学》一样又送了我。
黄永年印存
二〇〇五年，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友人张伟然教授去陕西师大开会，拜谒了黄先生，回来怅怅然告诉我：黄先生完全变样了。
我熟悉的黄先生，总是中气十足、兴致勃勃的，不停地说着话，而说话时总是表情丰富、言辞犀利，说到他看不起的人和事就咧嘴坏笑，说到他看不惯的人和事就皱眉痛斥--我无法想象一个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黄先生。
他当然是热爱生命的。无论从西安去北京还是来上海，他从不坐飞机。我问过原因，他直接了当地宣称："怕掉下来摔死。"据说这是一朝被蛇吓着——当然没被咬着——的结果。
但一切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刻。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六日，八十二岁的黄先生病逝。
过了四年半，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七十七岁的章培恒先生病逝。
大概在章先生过世四五个月后，我去系里，一开信箱，抽出本簇新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一反应是谁跟我借的书还回来了——但不记得有人借过，而且我的那本也没这么一尘不染了。
翻开封面，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傅杰同志指正
黄永年
没有日期，但赫然在目的字绝对是再熟悉不过的亲笔。
一天都有点儿恍惚，怎么都理不出头绪。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下午接到古籍研究所青年教师吴冠文的电话——她是章先生的博士生，跟章先生及谈蓓芳先生合著了《玉台新咏汇校》、《玉台新咏新论》，章先生晚年的生活事宜主要是她尽心服劳的：
"傅老师，看到信箱里的书了吗？"
我哦了一声，说不知道是你拿来的。
"我们整理章先生的东西，有一包黄先生寄来的书还没拆过，里面附了给你的这本。"
顿了一顿，她咯咯笑着问：
"有没有穿越的感觉啊？"
我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晚年的章先生拖着病体，全力修订他与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直到支撑不住的那一刻。在这期间，对源源不断寄来的各种书刊，他自然顾不到一一过目，遂搁在了一边。
但黄先生不可能知道我没有及时收到书，我也永远没有机会再跟他解释了。
书肯定是一出版就寄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八年。章先生久被恶疾缠身，得书无力致谢可以理解；后生小子如我，得书竟然置之不理，不敢想象当年的黄先生会不会因此嘴角上扬，乃至目射凶光？
如果真能"穿越"，我愿意承受他目射凶光，哪怕冲着我当众咆哮——就跟第一次听他授课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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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凰 讀 書文字之美 精神之渊主编：严彬（微信号：larfure）责编：严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