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被传为世界首富以来,围绕着这位民国财政部长个人财富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1949年新年刚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才会发起渡江战役,但在广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职的打算。就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的辞职仪式上,他以不足一分钟的简短致辞,为其26年的从政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辗转于香港、广州、、台北、巴黎等地,并在当年6月,举家乘机赴美。这时,往日拥有的财富权势及显赫一时的荣光,都已如国民党的江山一样大片失去了。
从此,一段可称为“难民”的生活开始,虽然是在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度里,但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对其不太友好,他们一再狂炒宋子文贪污美援、中饱私囊的话题,甚至认为宋子文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针毡,其实关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话题由来已久。
一则从“谣言”开始的故事?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显赫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还是一个鲜有人理会的问题。而3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此的兴趣,似乎一夜间迸发了,翻阅从此往后的历史时,各类与其财富相关的资料、数据、传说也蜂拥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一时期也正是宋子文财富暴发的开始。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辞去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一同辞去的还有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他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这时,他利用还保留着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头衔,表现出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热心。宋子文深知,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于是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宋子文特殊的身份,对其发展经济的计划,无疑会起到不可估测的推动作用,然而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子文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集中了中外各大财团资源的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但此举遭到了日本的方面的强烈猜忌,日本驻南京领事明确反对英美等国资本参与其中。日本的讹诈政策,令英美财团只得退避三舍。无奈,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只争取到中国财团的支持。
在当时的形势下,自然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凡是宋子文的手笔,自然都会引起日本及亲日派的不满;而宋的经济行为,也在不失时机地打击着对方的利益。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宋子文虽有了中国“摩根”的头衔,但是他清楚这还只是个虚名而已。他若想在经济领域继续呼风唤雨,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中国银行本由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即大清银行改制而来,虽改为商办,但其地位与实力使然,始终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因历史的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以实为中行灵魂的副总裁张嘉为例,他像宋子文喜欢美国文化一样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因而,与欧美派隔阂很深;因而,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宋子文深以为恨。
于是,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这一计划保密工作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张嘉知情,也瞒过了汪精卫、张群、黄郛等亲日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消息时,所有文件都已敲定,这对亲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当张嘉“潸然泪下”,正痛心疾首之际,宋子文风光无限地担任起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样,利用这些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释放出的能量,宋子文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政界、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竞相景仰的中国“摩根”。从此开始,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当宋子文在其经济建设规划与追逐个人私产方面都风生水起的时候,其英美派领袖的背景、对日强硬派代表人物的声誉,也为其招致了更多的来自日本方面及国内亲日派的敌视。而日本人对于这个个性上恃才傲物、行事上有些西方自由主义做派的军外人物,甚至比对他们最大的对手蒋介石更感到厌恶。
因而,作为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随之不断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又战争期间,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