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多人怀有美好的愿望，期望能成为作家，但是能够梦想成真的人不多。艾力克斯? 哈利也想成为作家，可是他成功了。阅读下面这篇文章，看一看他成功的原因。
许多青年人对我说，他们想成为作家。我一直鼓励这样的人，但是我也向他们解释“成为作家”和写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是财富与名誉，从未想到要孤身一人长久地坐在打字机旁。“你们渴望的应该是写作，”我对他们说，“而不应该是当作家。”
事实上，写作是一项孤单寂寞而又收入微薄的工作。有一个被命运之神垂青的作家，就有成千上万个永远无法实现梦想的人。即使那些成功人士也经常受到长久的冷落，穷困不堪。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放弃了在海岸警卫队做了二十年的工作，为的是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时，我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位住在纽约市的朋友，乔治? 西姆斯，他和我是在田纳西州的赫宁一起长大的。乔治为我找了个家，位于格林威治村公寓大楼中的一间腾空的储藏室，而他是那幢大楼的管理员。房子里冷嗖嗖的，没有卫生间，不过这没什么。我马上买了一台旧的手动打字机，感觉自己颇象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 。
然而，大约一年后，我的写作生涯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我开始怀疑自己。卖出一篇小说是如此艰难，以至我几乎填不饱肚子。但是，我清楚的是我想写作，我已梦寐以求了许多年。我并不准备成为一名到死时还在想假如的人。我会坚持把我的梦想付诸实践 -- 即使这梦想意味着不稳定的生活和对失败的恐惧。这是希望的阴暗面，任何心存梦想的人都必须学会在这阴暗面下生存。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并不是一位代理人或编辑打来电话，主动要求与我签大的稿约。恰恰相反 -- 是一声鸣笛，诱使我放弃梦想。打电话来的是海岸警卫队的老熟人，现在在旧金山。他曾经借给我几美元，喜欢催我还给他。“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十五美元，艾力克斯？”他逗我说。
“等我下一次卖出作品吧。”
“我有个好主意，”他说，“我们这儿需要一位新的公共信息管理员，年薪六千美元。若想干，那就是你的了。”
年薪六千美元！这个数目在1960年可真是值钱啊。我可以有一套上好的公寓，一辆二手车，可以还清债务，也许还可有些结余。另外，我还可以业余写作。
当这些美元在我的脑海里晃动时，某种东西却使我神志清醒起来。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坚强的信念。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 一名专业作家。那才是我的追求。“谢谢你，但是我不去，”我听见自己在说。“我会坚持到底来写作。”
后来，我在蜗居里踱来踱，开始觉得自己象个傻瓜。我打开橱柜 -- 一只钉在墙上的桔黄色板条箱 --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弄了出来：两罐沙丁鱼。我把手伸进口袋，只摸出十八美分。我把罐头和硬币一起塞进一个皱巴巴的纸袋中。你看，艾力克斯，我自言自语道，你迄今为止努力的结果都在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曾经情绪如此低落过。
我希望自己能说，情况马上开始好转。但是并没有。感谢上帝，幸亏有乔治帮我渡过了难关。
通过乔治，我结识了另外一些正在艰苦奋斗的艺术家，象乔? 德拉尼，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科诺科斯威尔市的老画家。乔经常常没吃饭的钱，于是就去光顾附近社区的一位屠户和一个食品商。屠户会送给他一些带点肉的大骨头，从食品商那里他可以弄到一些 枯萎的蔬菜。
乔做南方炖汤需要的就是这些。
村里另一位邻居是个年少英俊的歌手，他惨淡经营着一家餐馆。据说，如果有客人点牛排，这位歌手会火速冲到街对面的超市买一个。他的名字是哈利? 百拉芬特。
德拉尼和百拉芬特这样的人都成了我笔下角色的原型。我懂得了，若要一直奋斗实现梦想，就得作出牺牲，创造性地生活。那就是生活在阴影里面的含义所在。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逐渐开始卖出我的文章。我写的都是当时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人权、美国黑人和非洲。不久，我的思绪象鸟儿南飞一样回到了我的童年时光。在静寂的房间里，我仿佛听见了祖母、乔治亚堂兄、普鲁斯姑妈、利兹姑妈和提尔姑妈的声音，听见他们在娓娓而谈我们的家族和奴隶制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美国黑人以前尽量回避的，因此多数时候我并不对外人说。但是有一天，在与《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祖母、姑妈与堂兄们的那些故事，我还告诉他们，我梦想追溯我的家族史，一直追溯到第一批戴着手镣脚铐被运到美国海岸的非洲黑人。午餐结束离开时，我手中多了一张足以供我从事研究和写作长达九年的合同。 那是为摆脱阴影进行的一次漫长而缓慢的攀登。然而，1976年，也就是我离开海岸警卫队十七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拥有了那种唯有少数作家有幸体验的名望与成功。阴影此时已变成了令人眼花燎乱的聚光灯。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是如此富有，第一次享受到处处受欢迎的礼遇。电话铃响个不停，带来了新朋新友，新交易。我收拾行装，搬到了洛杉矶。在那儿我可以协助制作《根》的电视 短篇系列片。那是一段令人困惑，又令人欣喜若狂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成功的光芒照花了眼。
后来有一天，在打开包着的东西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数年前在格林威治村的全部家当，其中有一个棕色纸袋。
我打开纸袋，里面有两罐腐败的沙丁鱼，一枚五分硬币，一枚一角硬币和三枚一美分硬币。霎时，往事巨浪般地奔涌而来。我又一次看到 自己在寒气逼人、冷冷清清的单室公寓里蜷缩在打字机旁的情景。我自言自语道，袋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根的一部分，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我把这些东西送到鲁西提，用框架装起来。我一直把那个透明的塑料盒摆在天天能看得到的地方。现在它就放在科诺科斯威尔我的办公桌上，与普利策奖放在一起，还有一张《根》的电视制作 获得的九项艾美奖的照片，以及斯宾卡奖章 - NAACP(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最高荣誉。很难说哪一个对我最重要，然而，仅有一件能提醒我在阴影之地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精神。
这是每一位拥有梦想的人都必须汲取的教训。
作者与妻子搬到一条叫作潘伯顿的小街上居住后不久,就结识了一位特殊的邻居 -- 梅布尔?霍华德。为了使社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她一生都在与乱扔垃圾、腐朽、混乱的现象作斗争。下面是梅布尔?霍华德,这位广受爱戴的街区监督员的动人故事。
多年来,我和妻子苏一直想住到费城的中心城区附近。按收入状况，我们只能住在一条叫做潘伯顿的小街上的联体房屋。房子需要修理，但我手工活做得不赖，所以不担心修缮的事。 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街区。一些房屋已经失修。这儿的犯罪比我们过去见过的要多得多。但我们的街区似乎还可以，所以我们决定把房子买下来。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搬到新家。
街上空无一人，但我感到有人在注视我们。苏在楼上测量尺寸，好装窗帘，我听到叩门声。 您好？”一个又高又尖的声音喊道。
我打开门，看到一位妇人，明亮的双眼既犀利又透着愉快。她至少65岁，清瘦，但 一点也不虚弱。恰恰相反。 她肌肉强健，看上去像只老鹰盯着它的猎物。
“对不起，打扰您了,亲爱的”，她说，“我是梅布尔?霍华德，这个街区的监督员。” 我对街区监督员的含义所知甚少。但我很快意识到街区监督员的作用就是提出城市的公益服务要求，向警方汇报纠纷以及组织力量保持街区的清洁与安全。
我把梅布尔介绍给下楼来的苏。“我是街区的监督员，”见我忘了提及她的头衔，梅布尔对苏说。
“星期二倒垃圾，”梅布尔继续说道，“星期一晚上七点以前不准把垃圾放到外面。动物有时会钻进垃圾堆，弄得一团糟，实在有碍观瞻。我得设法保持街区清洁。”
“我们注意到了，” 我说。
“你们从事什么职业？”
我们告诉了她，我还顺便提到，我兼职做些手工活。
“喔，很好。”她拉长了声音说出最后一个词，语气就象是看到了美味的蛋糕似的。 我们继续客套着，直到我和苏不得不继续工作。我把梅布尔送到门口。
“看到那个牌子了吗？”梅布尔指着一根告示杆问道。只见在一张停车标牌下面刻着“梅布尔?霍华德 - 街区监督员”几个字。
“很不错，”我说。
十分钟后我们离家时，梅布尔正在打扫人行道。
清扫街区
住在潘伯顿街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们就被扫地的声音吵醒了。我向窗外望去，只见梅布尔正挥动扫帚沿街扫地。
第二天早晨也是如此，此后天天如此。 不久，我知道梅布尔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细雨中，她仍在扫地；落叶飘舞的风中，她在扫地；大雪天，她在扫地。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只能对她摇头。
然而在搬来的第一天早上，这一切对我来说还都是陌生的。 我睡不着，于是就起床开始换前门的锁。不久梅布尔过来了。
“早上好，亲爱的，”她先开口说。“多好的一个工具箱啊，”她似乎真喜欢它。“我有把锁需要换一下，也许你能帮我？”
“当然。”
梅布尔回去继续扫地。我听到她一边扫着破碎的小瓶子，一边嘟囔着。她说，“渣滓”，厌恶地摇着头。
后来，我帮梅布尔换了锁。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门口走廊的地板上有个信封，里面有三美元和一张致谢的便条。便条的最后潦草地写着“爱你的，梅布尔。”
我知道梅布尔想付给我钱，但是我不想收。所以当她在教堂做礼拜时，我把信封投进了她的信箱里。
当天下午，信封又回来了，我再次迅速地退回。很快，梅布尔的丈夫贾维斯出现在我家门口。
“你必须让她付给你钱，”说着，他把那个信封交给我。“要不，她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我不想对梅布尔的失眠负责，于是就收下了那三美元。
小巷的门
一个夏天星期六的早晨，不到七点半我就带着工具箱离开家，朝街道拐角附近的巷口走去。 “早上好，梅布尔,”当我赶上她时说。
“早上好，亲爱的。”
“我正要去修巷门。”
“呀，太好了，”她说，跟着我向巷门走去。
这扇木门已失修多时， 用她的话说，“只有老天知道”那些“渣滓”是怎么用这条巷子的。好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要我把破木板换掉，在门上加把锁。我终于明白她的用意了。为什么仅仅因为这条小巷是公共财产，就该成为野蛮攻击的目标？
不一会儿，贾维斯手拿日报过来了。他做了一辈子的厨师，早已退休，现在每天在一家天主教学校的自助餐厅工作几个小时。他告诉我，他喜欢那些孩子们。在贾维斯的帮助下，门很快就修好了。梅布尔开始打扫地上的锯末，我则收起工具。
她凝视着整个街道。明媚的阳光照在西边窗户的上半部，窗户似乎变成了赤黄色的距形。蓝色的天空则象是涂满了釉彩。
“我喜欢美丽整洁的街区，” 梅布尔说。
“这街区看上去的确很棒，”说着，我把门钥匙交给她。
街区大扫除
不久，我参加了我的第一次街区清洁工作。提前两个星期，梅布尔就在告示杆上张贴了一张布告，敦促我们在指定的星期六把各自的汽车开走。大扫除的前一个星期，她又把通知投进我们每一家的信箱。星期五，她再次提醒了每一个人。
星期六一大早，我听到梅布尔挨家挨户地敲门，喊醒我们去把汽车开走。她的声音里透着某种好战的情绪，似乎那些不遵从她号令的都站到了黑暗势力的一边，要对乱扔垃圾、颓败、破败负责。
当我泊好车返回时，碰到了邻居迈克?加西亚，他穿着拖鞋，睡眼惺忪的样子。 “我们为什么非得起这么早干这些活？”我抱怨道。
“因为是老板这么吩咐的，”他笑道。
车子都开走后，整个街道都露了出来。消防水龙头喷出大水，邻居们组成方阵，挥着扫把将水和灰尘顺着街道扫过去，原来那种不和谐的景象很快消失了。水珠在晨曦中闪闪发光，整条街道流光溢彩。
大扫除具有感染力。几个邻居在冲洗窗户。其他的则清扫着自家的窗格子。梅布尔好像总能突然出现在任何地方进行指导。
太阳越来越亮，气氛变得欢快起来。那些平时过往时才见面的人，现在在一起交谈甚欢。我在城市生活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在擦洗宣布梅布尔为街区监督员的布告牌。“我很开心，”我对迈克说。
“我也是。”
债务
今年，梅布尔上了年纪，她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扫扫街。街道有些脏了。
最近，我路过她家，帮她修吸尘器。“你好，亲爱的，”进门时梅布尔拥抱我说。她如今不再是清瘦而是瘦骨嶙峋。我言不由衷地告诉她：她看上去气色很好。
第二天早晨，门口地板上的信封里放着三美元。很久以前，我就不再试图把钱还回去 -- 即使我欠她的比她欠我的多。
晚些时候我走到街上，看到一叠广告单随风飘落。我无法忘记这一幕。午饭后，我拿了一只垃圾袋走出家门。犹豫了一会，我走下台阶来到街上捡拾散落的物品。
我感到有一点不自然，但是，我知道梅布尔波会为此高兴。我自豪地称她为我的监督员。
多萝西觉得自己老了，开始怀疑起自己在家里的位置。现在她想搬出去住，开始新生活。为什么她要一个人生活？她真的想离开儿子和儿媳吗？阅读下面这篇文章，找找问题的答案。
多萝西掀起卧室窗帘，看看窗面，天灰蒙蒙的，雨还在无声无息地下着。“又是灰蒙蒙的天,又阴又暗，”她喃喃自语道。实际上，去年的干旱后,这雨是大受欢迎的。
“老气横秋，灰不溜秋，郁郁寡欢，象我一样，”她对自己又说了这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头发并未全白，只有五十多岁，实际还是中年 -- 这一点，她自己也清楚。她平日的行为举止，远远看不出实际年龄 -- 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出。她象过去一样能干 -- 忙家务,在花园里种花、除草，开着拖拉机帮忙干农活 -- 尽管有些事情她做起来不如以前那样利索。她的儿子蒂姆两三年前就建议她不必再开拖拉机了。不过那是因为确实没有必要，而不是因为她老了。那她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呢？
“都怪这场雨，”她嘟囔着。可是，当她透过窗户，看到蒂姆冒着大雨匆匆从猪圈跑到牛棚时，她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当然，昨晚与蒂姆的妻子詹妮吵架过后，她就知道了缘由。 哦，那也不是真的吵架，只不过是争论花园该建在哪儿。詹妮想让花园靠近住房，孩子出生后她也能兼干些活儿。多萝西认为，屋子旁边的那块园地应该空着。她俩让蒂姆作最后决定，结果蒂姆支持詹妮。于是多萝西晚上八点半就气冲冲地上床了，感到苍老无力，孤立无助，从来没有这么想念过史蒂夫。
史蒂夫 -- 多萝西的丈夫 -- 十年前去世了，那时蒂姆年仅二十岁。蒂姆中断了大学的农学课程，回到农场干活。他象特洛伊人一样辛苦地工作，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最初多萝西和他一块干，一直干到他能完全上手；于是，她就逐渐把更多的农活交给蒂姆做，自己专心伺弄花园，种些花草，操持家务。
两年前蒂姆结婚了，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刚开始，多萝西还在想如何安排才算妥善，因为她呆在家里，詹妮又搬来住。多萝西知道：对詹妮来说，住到婆婆家，还让婆婆来掌管自己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们婚后，一切真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每个人都适应了。詹妮婚前在镇上的土豆加工厂工作，婚后还继续在那里上班。多萝西主动把一部分家务活让詹妮做，偶尔还让她做几顿饭，但是家里大部分的日常家务仍由她自己操持。詹妮白天有时上班，有时睡觉，得看她在厂里上什么班。大多数时候她上夜班，白天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左右。
洗洗刷刷仍是多萝西的事，还有整理园子和花坛的活。她照旧开车到田里给蒂姆送饭。秋收或春耕时她有时候还开卡车。她还没准备退休呢！
“但看来我必须得退休了，”她喃喃自语，一边转过身去穿衣服。“昨晚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剩下的很快就会都显露出来，”她想。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蒂姆和詹妮的孩子还有两个月就要出世了。上个星期，詹妮辞去了土豆加工厂的工作。“我再也弯不下腰了，”她说。“不管怎么说，我也需要时间为孩子的出生作作准备。”
现在，詹妮整天都呆在家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段时间里，每一餐都是她做的，前两天她还开车到农场西部的田里给蒂姆送晚饭。昨晚她宣布重新布置园子，于是就发生了争吵。 “我是多余的，”多萝西心想，随后才发觉自己大声说了出来。“我在农场派不上用场了。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从未有人提过要她离开。但是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不是吗？
房子不大，只有两间卧室和一个书房。原先她和史蒂夫曾计划把书房用作卧室。既然蒂姆是他俩唯一的孩子，房间就成了书房。如今，蒂姆和詹妮打算把它改成婴儿房。但她曾经注意到詹妮的目光瞥向她的房间。要是多萝西不住着这间房子，那么孩子就可以住了。改装书房是件令人伤感的事，里面都是蒂姆的农场记录。
作为一个农场的厨房，厨房也不大。根本容不下两个女人整天在那儿干活。多萝西明白，她们会彼此碍事。做罐头的季节她们怎么办呢？
她叹了口气,又转身望着窗外。几码远外，丁香花在雨里沉甸甸地挂在枝上。她几乎能闻到花香，尽管窗子关着。这时，她看到蒂姆正往房子这边跑过来，身后边溅起大滩的雨水。雨一定是下了一整夜。奇怪的是，昨夜她居然睡着了，去睡觉时她心里还难受着呢。
她认定，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搬出去，搬到镇上，开始新生活。生活总是变化多端，这只是一个变化而已。史蒂夫死后她适应了变化，蒂姆结婚后她也适应了；她可以再适应一次。
她知道，镇上还有几座空房子。小型的房子是适合一个中年寡妇住的，不需要多大空间。要是她能忍受没有院子、没有花园的公寓，还有空着的套间可以住。这就是解决的办法。可是 -- 离开她度过了三十年岁月的地方吗？在农田和牧场，她最初跟史蒂夫，后来又跟蒂姆一起工作过，要抛下这些不顾吗？她喜欢在小树林里看鸟；她和史蒂夫年轻时曾在小溪边漫步，在那儿他们计划过未来；在那个小池子里，史蒂夫曾教蒂姆游泳；把这些全抛下吗？她怎么能把这些记忆全都抛在脑后呢？
她把窗帘拉开一些，让光线多少照进来，然后就转身去厨房。蒂姆和詹妮都在。和往常一样，蒂姆专心吃着一大份早餐，詹妮悠闲地喝着一杯咖啡。多萝西注意到，她出来时他们两人对望了一眼。他们在策划什么？是不是要让她搬走？离开农场？好吧，她要愚弄他们一下。她要掌握发言权！
“妈，要咖啡吗？”蒂姆问道。不等她回答就给她倒了一杯咖啡，他很了解她的习惯。 “谢谢，”她喃喃着，边说边坐到椅子里。然后，她心意已决，目光锐利地看着吉姆。“我想我们得谈谈，对吧？家里得有点变化，不是吗？”
“妈，”蒂姆打断她。“关于昨晚的事，我们向您道歉。我们考虑不周。孩子出生后会有好多事情，所以大部分园子里的活，可能还得由您干。我们想由您全权打理园子。您想把它建在哪儿就建在哪儿，您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如果可以，您正式负责，园子总管。”
多萝西闭着嘴，好象帆一时没了风一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然后她正了正身子，再度开口。“但是除了园子之外，还有事情，对吧？我们还是面对问题吧。家里没人需要我了。不止如此，在这座房子里，我碍手碍脚了。”
“妈妈 -- ”蒂姆想开口，但是她的声音更高。
“依我看呢，解决的办法就是我搬到镇上去住，房子给你和詹妮，你们过自己的生活，不用我整天在后面盯着你们。我也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突然打住了。虽然咖啡很烫，她喝了一大口，然后盯着窗外的雨。
沉默好一会儿后，蒂姆又开口了：“妈妈，您真的想过那样的生活吗？如果是，那好吧。但我不信。我想您在作出牺牲，因为您以为那就是我们想要的。您知道，您不必非得如此，大可不必。”他停下来吃了会儿吐司，但多萝西没有说话。
“妈，我们还有一个主意，”詹妮轻声说，有点迟疑。“要是您不喜欢就直说，但我们想告诉您。”
“想说什么就说，”多萝西嘟哝着。她知道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又老又冲，她也不想那样，但话一出口就成那样了。
蒂姆说：“詹妮和我都清楚，对您来说，在自己家里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想让您走。我们需要您，也许您还没有意识到。孩子一出生，我们会更需要您。
如果詹妮和我一块儿干活，我们就需要您帮着看孩子。要是詹妮忙着看孩子，我们也需要您来帮我。”他停了停。“但我们还有一个想法。”
多萝西眼睛一直牢牢地盯着窗外的雨，这时转过头来，看着他。他看上去真象史蒂夫，那样坚毅地昂着下巴。
“我和詹妮看过布里斯格正在出售的车拖活动住屋。我们想，也许可以买下来，放到咱们的院子里。只不过，活动住屋不大。我俩用的话，确实小了点，还有孩子什么的。所以，哦，我们想，活动住屋给您用，可以吗？”
詹妮插话说：“我们可以把活动住屋搭在丁香丛的另一面，这样离园子更近些，而且您仍然有自己的一块地和花坛。”
“我们住得很近，又不用住在一起，”蒂姆说。“我知道这是您的房子，要是您不喜欢这个想法，那么，”他耸耸肩。“我们可以找个大一点的活动住屋，我们住，您还住在这里。可是我们不喜欢您搬到镇上去，离开农场，除非您真的想那么做。”他突然停住了，好象没话可说了一样，就接着吃早餐。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只有雨拍打在窗户上的声音。一瞬间，多萝西想：“一定起风了，风把我肩上的重荷都吹走了。”
然后，象是喉咙里有东西突然卡住一样，她开口了：“我认为这主意很好，蒂姆，詹妮。什么时候我可以去看看活动住屋，看我还有什么需要添置的？”她笑了笑，希望他们没看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
“最好等雨停了，地面干点再说，”蒂姆说。“我们不想让活动住屋沾上泥。活动住屋是新漆的。”
“什么雨？”多萝西问道，白天的抑郁一扫而空。“什么雨？” 过去数年间，比尔?汉森拍 摄了许多父子合影。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他才意识到父亲是他生活的全部。“父子间的亲情纽带，”汉森说，“可以歌颂，诅咒，变得紧张，受到嘲笑，得到敬重。但 纽带不会断。”下面是汉森讲述的一个父子情深的感人故事。
对我而言，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威廉?安德鲁?汉森二世是我崇拜的英雄 -- 他集约翰?韦恩，奥迪?墨菲和乔?迪玛吉奥于一身。他是我的朋友，我的良师，我的知已。我们的交流无需言语，我们的爱没有阻碍。
父亲十岁那年，爷爷就过世了，他在没有父亲的关爱下长大。对一个年幼丧父的孩子来讲，他的生活一定是孤单寂寞的，但父亲从不沉湎于自怜。他是个自立、坚强而又固执的人。我不知道是谁教会他做父亲的，但他做得很棒。
父母养育我们三个孩子不容易。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家里的钱显然不够用了。但父亲从未对生活失去热情，就连我们最简单的对话都带着笑意。要向他借锤子或者提一些傻问题的时候，我会说：“爸爸，”他就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用他那独特的方式说：“是，先生，短尾巴水牛比尔，勒罗伊?汉森三世。”
他非常有语言天赋，并逐步教我欣赏和了解语言。你要是问他一个词的意思，他把这个词的词源全告诉你。有时，他会冷不丁地给我教诲。高中时，我把女朋友带回家见父亲。可能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也可能是年少无知的缘故，我嘲笑了房间里的每个人，那样子够侮辱人的。最后，爸爸说:“比尔，我要你去查一下我的字典，告诉我‘sarcasm’是什么意思。”他说话时，带着一种命令的口气，我没有反抗，很快翻到那一页，找到这个词的原义 -- 撕肉。顷刻间，他教会了我语言的力量，至今我仍未忘记。
父亲走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我的世界一直依赖他，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爱我 -- 无条件地爱。我开始懂得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是多么孤独。没有了爸爸，希望也随之而去。我们的友谊和我的心灵说话，现在这种对话结束了。
成为一名父亲，并不是我近期计划要做的事情中最要紧的。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但却不是近期内。脏兮兮的尿布和种种责任，不是我所认为的快乐时光。父亲去世后差不多十年，一个婴儿的诞生改变了我的看法。他就是迈尔斯?克里斯托弗?汉森。
当我今天回顾我的人生，我把它看成有孩子前和有孩子后两种。成为一名父亲意味着要面对许多新的挑战。我必须准备面对意料不到的种种困难。事先想到正在成长的孩子的各种需求。
没有学校授予学位，好让我准备当父亲。我去书店，找遍所有书架，希望找到做个好父亲的良方，可是一无所获。现在，我正努力承担起我生活中最大的责任。没有相关的文章，没有书籍，也没有录像带教我怎么做。这是一件无章可循的工作。人们会告诉我：“就是爱他”。爱是那容易做到的部分。但成为父亲却不是。
第一次抱起这个小小的，粉红的，满是皱纹的襁袍时，第一次给他洗澡时，第一次我们俩独处时，我真吓坏了。我能做的就是记起自己的童年，意识到父亲曾是我的世界。这是我找到的最好忠告。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我已是迈尔斯的世界。我开始从迈尔斯那里得到暗示，我们俩相处得不错。事实上，现在我俩 无法分开。
如果我在除草，迈尔斯也会来除草。如果我在读报，迈尔斯也会拿起报纸。如果我渴了，他也要喝水。他模仿我走路的样子，宛如当初我学父亲走路的样子。这就是生命的轮回。我们向父辈学习，这样就能教我们的孩子。
迈尔斯让我明白，我父亲的许多希望并没有随他而逝。我看着迈尔斯时，懂得了我父亲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 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我真希望有一种办法能让父亲和我一起分享他的宝贝孙子。但是命运不这么看。我的母亲再婚了，现在，迈尔斯和我都得到继父的关爱。我们彼此间在爱、钦慕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深厚的父子情。继父对我来说，既是父亲，朋友，又是 顾问。他让我明白了，父子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父亲就是一位愿意声称儿子是他自己的，并愿意承担这种关系所包含的责任。我庆幸在自己的一生中受到了他的影响。 做父亲（家长）是 -- 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 -- 一件毫无回报的工作。在今天的媒体中，我们仅看到那些“失业而穷困潦倒”的父亲。那些任劳任怨，为了家庭牺牲自我的成千上万的男人在哪儿？他们在尽职，但毫无回报。想一想，运动会上，当摄像机对着场外拍摄时，你可听到“嗨，爸爸？”不 -- 妈妈得到了所有的赞扬。
这么多年来，我已拍下了众多照片，以表示对那些培育下一代父亲的男子汉们的敬意。它们重新诠释了“父亲”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我认为母子间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事实上，迈尔斯和他母亲的关系很好，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样。但是，这些照片是围绕着父子关系的主题设计的。以前，父亲的责任是保护、教育和抚养他们的后代；今天，社会期待男人们，也需要男人们有更多的参与。问题是如何参与。
我拍摄的每一对父子都有共同点。有些父亲处在一个惊奇的阶段 -- 通过他们成长中的儿子的眼睛看世界。其他父亲看着儿子与高手较量。也有一、两个父亲正在了解儿子。有些儿子没有父亲。有些父亲没有儿子。有些父亲看着儿子与致命的疾病作斗争。其他的父亲则看着儿子成为成功的商人。有些父亲一直对儿子百般呵护，而另外一些因为离婚 ，不能看到儿子在自己身边长大，非常痛苦。有位父亲谈起与儿子分享赢得世界冠军时的喜悦。另一位则写每晚读《巴姆鹅》给儿子听的事。父亲们在一块谈论孩子刚刚出生的情景，谈到指导“少年棒球联合会”，谈到儿子结婚，又有了他们自己的儿子，谈到了传统的消失。每一位父亲都言传身教。每一位父亲都无条件地爱着自己的儿子。
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些照片，你能看到男人们正为了他们的儿子全力以赴。你也会看到儿子
们正让他们的父亲骄傲 -- 并非因为他们是总统、体育明星、百万富翁、著名人士，而是因为在历史长河中的某一瞬，一个男人有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有一个成为他全部世界的父亲。他们互相学习，一起欢笑，彼此争论，相互爱着。父子间的情感纽带不会断。它可以被歌颂，被诅咒，遭损害，受揶揄，可以得到敬重，但是，不会中断。
数字在中国文化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字的使用几乎涉及生活的每个方面，在婚礼上，在丧礼上，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做生意时，吉祥或不吉祥的数字都会影响人们作出不同的选择和决定。
中国台湾的高雄市有一组有名的道路，都是以数字起头，它们是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这一串吉祥的路名让人听了感到温暖，并给沿街居民带来不少好运气。
许多外国游客赞叹不已，说中国人真有创造性，竟能够把数字排列得如此“吉祥”。 中国人不仅用数字求好运，还用数字骂人：“你这个二百五（呆子），你做事不三不四（不上规矩），你还敢说我是十三点（愚蠢），说我是三八（心不在焉）。”
尽管不可能真的了解这些用法的来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数字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源出《易经》：远古时期人们结绳记事，后来才使用数字和文字。
通过观察自然现象、积累生活经验，人们逐渐能够认识万物变化的预兆，比如，古人说：“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由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幸事件，所以人们就用各种方式祈福驱邪，加上人们的心理活动和联想能力，于是就形成了一整套祈福避祸的风俗习惯。 《易经》记载了古人预测吉凶祸福的占卜活动，《易经》中的每一个数字都有一定的含义：一为“太极”，二为“两仪”，三为“三才”，四为“四象”，五为“五行”，六为“六合”，七为“七政”，八为“八卦”，九为“九星”，十为“十干”。
我们常说“三阳开泰"，以期远离凶险，万事亨通。这句成语源自《易经》，常常在新年里使用，表示新的开端。阳是宇宙间的正气，在九爻的第一爻、第二爻和第三爻中，阳已经远盛于阴，所以三阳的阳气极盛。
国际道教基金会主席李恒力（音译）认为数字和祸福并无任何联系，它们的意义是人们强加上去的，硬要说一个数字吉利或不祥，只不过是迷信而已。
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只对数字13敏感，他们对数字有一整套观点，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神仙可以孤单，人却不能孤单：“一”是表示开端的数字，同时含有“单独”或“孤单”的意思。
台湾神学院神学教授童凤婉（音译）指出，台湾人偏爱双数，因为双数表示“好事成双”。他们对一、三、五、七、九等单数比较谨慎。由于单数的“单”字在汉语里有“孤单”的意思，所以人们不大喜欢这个字。虽然人们喜欢双数，但神仙们却可以孤单，因此单月里定下一些节日让人们庆祝，从新年（农历正月初一）和清明节（三月初三），到端午节（五月初
五）、七夕（七月初七）和重阳节（九月初九）等都是单数。
婚礼上，中国人会送装有现金的“红包”，但只送双数，如1200元或3600元。由于台湾话“四”的发音近似“死”，所以，如果你送给新郎新娘4400元的话，他们不但不会感谢你，甚至还会暗地里骂你不懂规矩。然而在葬礼上，人们送礼的末位数都是单数，这是为了避免“祸不单行”。
双喜临门：娄祝匡（音译）教授在《中国民间习俗》一书中提到，古代人结婚送聘礼嫁
妆时，会附一张礼帖，详细记录每一件礼物，措辞颇有讲究，譬如，鸡鸭会写成“德禽四翼”，金手镯写成“金镯成双”，蜡烛写成“喜烛双辉”，绝不允许出现单数。
向女方“问名”或互换“生辰八字”用的庚贴可能会写成“男某某乾造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某时建生”以及“女某某坤造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某时瑞生”，所用字数也要凑成偶数，如果缺一个字，就会加上一个“吉祥”的字。
作家肖敏（音译）补充说，由于“单”字含有“不完整”之意，所以，在她的北京老家，新年时人们做的花卷一定得是双数，预示着有个好的开始。
民俗学者黄博和（音译）认为，中国人一向比较喜欢使用“三”这个数字。打开任何一本汉语词典，随处可见由“三”或其倍数构成的词组，各地的谚语和俚语中更是不计其数。 他指出，中国人喜欢“三”字的一个原因是，三表示“多”。《老子》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限，“三”起着关键作用。
没有四楼的电梯：学者苏雪林（音译）写道，在中国古代，“四”和“七十二”这两个数字可能都是神秘的数字，而且“四”象征着大地。
但是，在台湾“四”却不那么受欢迎，医院和旅馆通常没有四楼，电梯上的数字从“三”直接跳到“五”。也许只有在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才需要有这样的设施。此外，四楼的房价也常常会低一些。
一般说来，“五”在中国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坏的意义。
节庆时，人们常见到 “五福临门” 四个字，所谓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
此外，过去人们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划分自然现象，儒家也认为“五”字含有“中庸”之意。
占卜术作家甄醉（音译）指出，儒家认为“五”非常接近“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促进了“
五行”之说。“五”这个数字，前面有两个数，后面有两个数，当中是一个数，“当中这个数居于正中，左右各有两个数辅助，因此，‘五’正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他这样写道。
一六八，一路发:“六六大顺”这句话源自何处？中国风俗与手工艺基金会秘书长林茂霄（音译）认为，这句话可能和掷骰子有关。骰子上最大的点数是“六”，如果你掷出了两个“六”，不就赢了吗？
根据非官方统计，极少人把“七”当作吉祥数字。古书 Yu Hsiao Ling Yin （此书名待查--译注）上说，人一去世需服丧七天。“做七”是福建的丧葬习俗，从一个人去世后的头七天，到第七个七天，都有相应的仪式。由于“七”这个数字容易使人想到 “做七”，加上农历七月是“鬼月”，所以，有些人不喜欢数字“七”。
大多数人认为，人们对“八”的喜爱源于广东话，因为广东话里的八和“发”读音相近，中国北方也有这么一句话，“要得发，不离八”。
以广东人为主的香港也许是最迷信数字的地方。李恒力分析说，香港是一个拥挤不堪、充满竞争的工商业大都市，商人们极其关注生意的成败，所以，他们在诸如工厂开业、签订合同等活动中都要考虑是否吉利。如果选择了含“八”的日子，那么他们就有了一个“成功”的开端。“九”代表顺利和长久；“六”，则如前文所说，表示"六六大顺”。
20世纪80年代，吉利数字开始由南向北从香港传到中国大陆的广东省。
《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成峰（音译）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广州宾馆电话号码的最后几位数字是8168，与“发一路发”谐音。北京龙府商厦（音译）里大部分鞋店都在价目牌上标上“吉祥”价码。标价为168元的鞋子是卖得最快的一种，因为这个数字象征“一路发”。商人住宾馆时，喜欢住518、688或816等房间。广州的一家宾馆，吉利号码的房间开价竟
然比其它房间高。
信不信由你：“九”一般指大多数或大数目。过去，人们常用九表示“许多”。
由于“九”是个极数，所以，中国人认为碰到“九”不吉利。尤其是老年男性，69岁和79岁的生日是当70岁和80岁的生日过。许多人还认为29岁是人生中的关键时刻。 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被解释成吉数，用来表示财富与好运、和平与慈悲，等等。“万事始于一，周而复始”，“七世同堂”，“四海财源滚滚来”，这些话不是一样顺耳吗？
说起来虽然容易，但还是有许多玩彩票、赌赛马的人到处烧香求神，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吉利数字！ 英语中每天都有新词出现。你知道这些词是怎么产生的吗？阅读下文你就能找到造英语单词的各种方法。
学者们估计英语大约有600 000个单词，不过也许更多。新的词语不断进入英语，其速度之快，大概没有一本字典能跟得上。几个世纪以前， 源于盎格鲁?6?1撒克逊语、日尔曼语以及法语的原有词汇 ，占英语的五分之四。余下的五分之一，一部分由外来词组成，另外的部分由其它三种词组成，它们是：表示人名、地名的专有名词；象声词以及新造的词。 安培、伏特和瓦特都是电学的计量单位，它们都是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分别是是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6?1 M?6?1 安培、意大利物理学家阿勒森德罗?6?1伏特、苏格兰工程师兼发明家詹姆士?6?1瓦特。今天我们都喝用巴氏灭菌法消毒的牛奶，这种奶即清又纯。巴氏灭菌法便得名于法国医生路易斯?6?1巴斯德，是他发明了消毒牛奶 的制作方法。在英语中像这样的词有许多。
象声词代表它们模仿的事物或行为的声音。现举例如下：
嗡嗡 滴答 砰砰 咕哝 喳喳 嚎啕
扑通 啪啪 嘀咕 咯咯 嘤嘤 呼哧
对于上述单词无需再作任何解释，因为它们不言自明。或许你还可以想出更多类似的单词来。
接下来是新造的词。讲英语的人总是根据需要创造词汇，而且每天仍在这样做。一种新 造的词是由另外两个词构成的。字典里将这种词称为复合词。如果把“玩耍”和“物品”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复合词“玩具”。你还能为下表添加多少类似的词呢？
雨衣 奶昔 楼上 停顿 前灯
关闭 帆船 楼下 收入 标题
除了把两个词放在一起之外，我们还可以给单词添加一些成分，即前缀和后缀。大多数前缀和后缀来自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它们都有自己特 别的意义。当我们在词的前面加前缀或在其后面加后缀时，我们就改变了它的意思。例如，前缀re-意思为“再”。如果把re-加到“作”或者“画”的前面，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新词，意思为“再作一次”和“再画一次”。Un-意思为“相反的”或者“不”。把un-加到“快乐的”或者“和蔼的”前边，我们就得到了“不快乐”和“不和蔼”。后缀-ness意思为“??状态”。“happiness”和“kindness”指快乐和 仁慈的状态。这样就很容易理解“unhappiness”和“unkindness”两个词的意思了。被加上前缀和后缀的词称为词根。像“unkindness”一词的词根是“kind”。
有些词，如宇航员，完全是由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的前缀和后缀构成的。Astro-是希腊语
前缀，意思为“与星星有关”；naut-意思为“与航行有关”。所以，宇航员就是“星球航行者”。其它的词也可以成为词根、前缀或者后缀，这取决于它们在单词里所处的位置。切记，前缀在最前面，词根其次，最后是后缀。现以“图表”一词为例，通过添加前缀和后缀，或者将它本身作为一个前缀或者后缀，可以用它造出许多不同的新词来。图表本身是指通过图画或者文字呈现出来的事物。例如，你的老师可能想通过绘制一份阅读测试分数图表来了解你的读书过程，或者一个商人想通过绘制图表来显示他的公司销售纪录的变化。现在，给图表这个词增加下表中列出的前缀和后缀，我们可以造出许多新词。注意，图表一词除了本身是个后缀以外，还是另一个更长的后缀中的一部分。
前缀
auto- 自己－
bio- 生物，生平－
phono- 声－
photo- 光－
tele- 远－
后缀
-graphy －学，－术
-graph －书，写
-ic －似的
-ology －学
-phone －声
以下是由“graph”构成的词：
autograph-签名；人们用手写的自己的名字
biography-某人生平故事
autobiography-个人撰写的自己生平的故事
graphology-书法研究
telegraph-远距离写作（电报）
phonograph-用声音记录的文字和图片
photograph-用光记录的文字和图片
photography-拍摄照片的艺术
graphic-清晰的书写或画的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没有graph一词，你也可以利用上面的某些前缀和后缀构成其它单词。“biology”意思为对生命的研究。那你认为“biologic”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前缀anti-意思为“反”，那么“antibiotic”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英语中有大量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前缀，造新词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每天，我们都有科学和技术的新发现，所以人们创造新的词汇去描述它们。许多新词都是由已经在英语中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词根、前缀和后缀组合而成的。
另一种新造的词没有实际意义。有些无实际意义的词只是被一些人使用一段时间，然后就从英语中彻底消失，再也不用了。另外一些词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永远成为英语的一部分。如果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并赞同新造出的词的意思，这个词就被保留下来。一些日常用的现代词，如：坏、大、少年、少女、聊天、工作和有趣，可能就是几个世纪前从无实际意义的词开始的。语言学家猜测上述单词为无实际意义的词，因为他
们无法从任何古代语言中对它们追根溯源。谁发明的这些词？何时何地发明的？这些至今仍是个谜。“迷惑”这词本身就是这些神秘词语中的一个。没人知道这个词的出处是什么。 《爱丽丝漫游奇境》和《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的作者刘易斯?6?1卡罗尔，是无实际意义词的伟大的发明家。实际上，他造了一整套无实际意义的语言。除了“咯 咯地笑”这个词之外，卡罗尔发明的大多数无意义词并没有在英语中使用。卡罗尔告诉我们：Chortle是吃吃地笑声和喷鼻息两个行为交叉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这个词把两个不同意义的词并在了一起。字典中把这样的词称为混合词。不幸的是，最近我们几乎天天听到的一个新的复合词 是“烟雾”，这是烟和雾两种意思的组合。
某些声音似乎与所描述的事物或行为相吻合，人们将它们组合起来创造出无意义的词。我们常常造词来代表很愚蠢的事情。Spoof(傻话、哄骗)一词是五十多年前由一个英国喜剧演员造出来的。它的意思是“用恶作剧的方式来取笑”。Hornswoggle(隐瞒)一词十九世纪在美国被广泛使用，表示“欺骗”的意思。如果一个不诚实的政客想对纳税人进行隐瞒，他就制造boondoggle(无价值的琐事)，这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无用的、昂贵的工程。不久前，有人造出了gobbledygook(“官样文章”)一词。当人们用冗长而无意义的词进行交谈或书写时，我们称之为官样文章。不幸的是，许多人使用官样文章，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更重要，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当不诚实的政客想用“无价值的琐事”去“哄骗”群众时，他通常会用“官样文章”来敷衍。
在刘易斯?6?1卡罗尔写书的年代，“官样文章”一词还没有造出来，但是如果当时已经有这个词的话，卡罗尔会知道它的确切含义的。卡罗尔喜欢戏弄或嘲笑那些不喜欢用效果更好的简单 词汇，而偏爱使用花哨的、大而不当的词的人。《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的一个章节中，爱丽丝有一段与矮座椅沙发的对话，其中矮座椅沙发坚持认为：它想让词汇是什么意思 词汇就是什么意思。爱丽丝则坚持说这不可能。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没有人可以理解其他人了。他们的对话如下：
“但是‘荣誉’一词不是指‘一个恰当、有力的论点’，”爱丽丝反对道。
我要用一个词的时候，” 矮座椅沙发用一种相当轻蔑的口吻说，“我想让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恰如其分。”
“但问题在于，”爱丽丝说，“你能不能让词代表那么多不同的事物。”
“问题是，” 矮座椅沙发说，“谁是主人--仅此而已。”
正如矮座椅沙发所说，问题在于谁是主人。矮座椅沙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词汇，这使它成为一个“官样文章”大师，而不是语言大师。一名语言大师知道词汇的真正含意及其出处；知道何时使用大的重要的词，何时使用短小但同样重要的简单的词。温斯顿?6?1邱吉尔是英国一位伟大的首相，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真正的语言大师。他曾经说道：“短小的词为佳；而既古老又短小的词为最佳。” 苏珊·桑塔格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主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帮助了现代美国思想的形成。请阅读下面的文章。更多地了解桑塔格女士。
桑塔格女士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曼哈顿，原名苏珊·罗森布拉特，是杰
克和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在中国经营皮毛，母亲到父亲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把苏珊和她的妹妹留给亲戚照看。苏珊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死在中国。母亲将家搬到图森，此后的几年就在那里度过。在亚利桑拉，苏珊的母亲遇到派遣到那里休养的二战老兵内森·桑塔格上尉。这两个人结婚了——家搬到了洛杉矶。
苏珊过16岁生日前从中学毕业。对她来说，美国文化的平庸是个折磨，她很早就发誓要躲避它。“我最大的梦想，”她后来写道，“是长大后到纽约，为《党派评论》写作，并且有5，000人阅读。”
她将梦想成真——苏珊女士在《党派评论》上发表<坎普札记》一举成名——但在此之前，她从名牌大学获得一个学士学位和两个硕士学位；获得一项研究基金在牛津大学做研究；结婚，成为母亲，8年后离婚，这一切都发生在她26岁之前。中学毕业之后，桑塔格女士在贝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呆了一个学期，然后转到芝加哥大学，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她不经心地进入了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教授的课堂，此人当时是28岁的讲师，后来写过著名的研究《弗洛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Viking，1959)。她常常说，他是她真正能够谈得来的第一个人；十天后他们结婚。桑塔格女士17岁，看起来则显得更年轻，习惯身穿蓝色衣服，黑发披在肩上。校园里到处流传，里夫博士娶了一个14岁的 印第安人。
桑塔格女士和丈夫一起搬到波士顿，从哈佛挣得硕士学位，第一个是1954年的英文，第二个是哲学学位，于次年获得。她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论文没有完成。1952年，她和里夫博士成为一个儿子的父母。
在牛津和巴黎继续深造之后，桑塔格女士1958年和里夫博士离婚。1959年初，她到了纽约，她后来描绘当时的情形，“70美元，两只箱子，一个7岁的孩子。”她成为《评论》的编辑，在城市学院，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断断续续地教书。她发表了最初的文章，是对自己欣赏的现代主义者的评论和赞美，还有她的第一部小说《恩人》(1963)，探索意识和梦。
桑塔格女士发表的《坎普札记》是向纽约批评界射出伪一枪，其中包括莱昂内尔和黛安娜·特里林、埃尔弗莱德·卡津、欧文·豪这样的知名人物。虽然这篇文章今天失去了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是桑塔格女士淋漓尽致风格的反映，是当时不广为人知的地下美学思想的入门篇。·她在坎普找到了同正统的世界认可的美学完全不同的美学，她以某种方式使得坎普变得‘正统’，··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逊名誉哲学教授、《国家》杂志的艺术批评家亚瑟·丹托昨天在电话采访中说，“我认为，她为流行文化的革命准备了基础，而这场流行文化革命在许多方面通过沃霍尔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本质上是一场同性恋革命。她没有造就这种艺术，但她使这种艺术苏醒。她给了人们谈论和思考这种艺术的语言。”
这篇文章使桑塔格女士成为国际名人，并非存心但显得可笑的称号纷至沓来(“文学名人照”，“美国文坛的黑色女人”，“美国前卫派的纳塔莉·伍德”)。
1966年，桑塔格女士出版了自己第一部文集《反对释义》。书名文章进一步巩固了她作为风格高于内容的捍卫者的声誉。
尽管她认为自己是小说家，使桑塔格女士成名的是她的文章。最终，她命中注定其后四分之一世纪除外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她发现形式是一种痛苦：一篇长文要9个月到1年才能完成，常常要写20稿，或者更多。
“我为30页的文章写了几千页，”她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论摄影》有6篇文章，用了5年时间。我的意思是，每天都写。”
那本书获得1978国家图书评论奖，探索的是摄影形象的作用和当代文化中摄影行为。(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称《论摄影》“是一次杰出的分析，”并说它’只是描述了我们看来象水龙头流出水这样习以为常的一个现象，描述这个现象如何改变我们——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一个全然了不起的成就。”
20世纪70年代中期，桑塔格女士得知自己患了乳癌。医生们认为她有百分之十的希望再活两年。她查询文献寻找能救自己的治疗方法，做了外科手术，说服医生给自己两年半时间的放射治疗。
她的这段经历产生了《疾病的隐喻》，该书考察关于疾病的文化神话(肺结核是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疾病，癌症是现代的灾难)。尽管书不是明确讨论她的疾病，它谴责了围绕疾病的常常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向疾病’斗争”，同癌症的’战争”)，桑塔格女士感到这样的语言同时使病者边缘化，让他们为自己的处境负责。
在《艾滋病的隐喻》中，桑塔格女士讨论了疾病的社会含义，她认为，这些含义是“文化瘟疫”，作为现代污点的承担者取代了癌症。在受到好评的故事“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她又回到了艾滋病的话题，这个故事最初发表在《纽约人》，收入《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HoughtonMifflin，1999)。
1992年，桑塔格女士对散文写作感到厌倦，出版了25年来的第一部小说<火山情人)。尽管是一部探索思想的小说——它探讨的东西还有美学观点和嗜好收藏的心理——它还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传统历史传奇。讲的是18世纪到那不勒斯朝廷的英国公使维廉·汉米尔顿爵士；他的妻子爱玛(“那个汉米尔顿女人”)；还有她的情人海军英雄尼尔森勋爵。书被《纽约时报》列为畅销书达两个月之久。
角谷美智子在《时代》评论小说的时候写道，”使《火山情人》读起来令人如此愉快的因素之一，是它进发思想和智力火花的方式，就像罗马蜡烛或凯塞琳转盘在夜晚发出光芒。主要的叙述当中，镶嵌着珠宝一样的微型“唐·乔万尼”和“托斯卡”；向我们提供了歌德，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这样的历史人物令人神往而又精确的精彩画面。”
桑塔格女士最后的小说《在美国》，松散地以19世纪波兰女演员海伦娜·莫杰斯卡为原型，女演员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开始了乌托邦社区，尽管《在美国》获得国家图书奖，批评界毁誉参半。
桑塔格女士其他的作品包括戏剧《床土的爱丽丝》(1993)，<苏珊·桑塔格读本》(1982)，由伊丽萨白·哈德威克撰写前言；4部电影，包括《食人族二重奏》(1969)和<卡尔兄弟)[1971)。她还编辑了巴特、安托南·阿尔托、达尼洛·基什等人写的作品。
1992年《时代杂志》采访中，桑塔格女士描述了使《火山情人》充满活力的创造力，指出敏感是她所有作品的特点：“我不想表现异化。这不是我的感觉。我感兴趣的，是各种充满激情的投入。我所有的作品都说，要严肃，要充满激情，要醒来。”
桑塔格女士不像大多数严肃的知识分子，她还是个名流，部分是因为她适合在电视露面的外表，部分是因为她心直口快。她无疑是她那一代人中惟一的一位作家，赢得种种主要文学奖项(其中一次国家图书评论奖，一次国家图书奖和一次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在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的电影中出现；是<滚石)和<人民)杂志狂热的人物简介栏的话题；被安妮·莱博维茨为”绝对伏特加”作广告而拍照。几十年来，她的形象——鲜明的特点，大大的嘴巴，凝视的目光，蓬松的黑发，中年时又加上了一缕白发——成为一眼就可以辨认的20世纪通俗
文化的典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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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桑塔格女士的作品连接在一起的，是对形成现代主义情感的力量进行界定的渴望。在界定中，她试图解释20世纪未的年月里人性意味着什么。
对许多批评家来说，她的作品大胆，令人激动。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1992年《时代杂志》采访时，将桑塔格女士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斯相比“伊拉斯谟斯旅行时带着32卷书，其中包含所有值得了解的知识，”他说道。“苏珊·桑塔格将这些知识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知识分子如此头脑清晰，融会贯通，和长于容忍。”
桑塔格女士本人可以看起来严厉，特别是当她感到自己被误解的时候。当记者问她曼哈顿切尔西居住区的公寓里有多少书(15000；没有电视机)，她很生气。但是她也能够富有热情，象个姑娘，用浓浓的低音吐露心声，她的双脚随便地搁在靠近的咖啡几上。她说笑就笑，讨论使自己充满激情的话题(有很多这样的话题)时，黑黑的眼睛常常泪水盈眶。
在美国，许多人并不了解日本帝国军队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日本，许多人甚至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艾里斯?张写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要提醒人们牢记六十年前犯下的罪行。下面这篇文章是对这本书的评论。
六十年前，日本帝国军队发动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类所犯下的集体罪行记录中位置醒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杀害了15-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强奸折磨了10多万中国妇女。这是一次野蛮的集体暴行，至今许多日本人 不能解释，或根本不承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有一系列会议安排在南京大屠杀周年日召开 -- 自12月13日起持续近六周的时间 -- 试图重新激起对这一恐怖事件长期冷漠了的兴趣。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了解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大屠杀，也不清楚它与二战之间的关系。 在这次试图重新激起人们关注活动中起中心作用的，是伊瑞斯?张的新作《南京的强奸》。
张，二十九岁，住在加利福尼亚矽谷桑尼威尔市，它位于旧金山以南一百公里。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在美国科技腹地正率先对日军进行谴责，既要求日方承认罪行，担负责任，又要求得到美国大众的认可，这并非偶然。张和她的著作是美国国内的一场重大运动的标志。它要求共享历史。随着少数民族群体逐渐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树立起了信心，他们努力工作，向前 迈进，好让人们听到自己的历史故事。
“这是对全体美国人提出的要求，要他们融合其他民族的历史，壮大自己，”薇拉?施瓦茨说。她是康涅狄格州韦斯勒因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这场运动在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富有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更引人注目。“我去了学校图书馆，发现这方面的资料竟如此之少，非常震惊。”住在洛杉矶的韩裔美国作家李赫利说。她那本颇受批评家好评的回忆录《生存之粮》，讲述了她祖母在落入日军魔掌后战胜巨大困难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她说：“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应该提供资料，应该说出来。”
南京大屠杀为美籍华人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兴趣点，他们施加压力，使旧金山联合校区把大屠杀写入高中的历史课程。南加利福尼亚的奥伦奇县也正在提出类似的要求。如今，张提出这段历史供美国主流文化思考。
对于张来说，南京大屠杀始于她的自我发现。作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到美国的台湾科学家的女儿，张听说了许许多多关于大屠杀的故事 -- 扬子江如何被鲜血染红 -- 她的祖父母如何奇迹般地从大屠杀死里逃生。
她的祖父 -- 一位在当时国民党首府南京供职的记者 -- 正从芜湖乘船撤离。她的祖母和尚在襁褓中的姑妈，坐桌舢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祖父在码头等了四天。时间不多了。“绝望中，他仰天尖叫 着爱人的名字 -- ‘依培’，”张写道，“随后，象是从远方传来了回声一样，他听到了一声应答。答声从最后一条驶近码头的舢板上传来。”
然而，张小时侯无法把那些个人描述与美国人所理解的历史联系起来。“上小学时，我到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想看看能了解到多少关于大屠杀的知识，但是什么也没有，”她说，“我感到很纳闷，如果大屠杀真象我父母说的那样可怕，为什么我在图书馆里查不到？” 三年前，张刚刚完成《蚕丝》。这本书讲述了美籍华人科学家钱学森的故事，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当时他帮助中国开发了导弹计划。张出席了在古柏蒂那硅谷社区举办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会议由保存亚洲二战历史的全球联盟会组织，这个组织下设三十个机构。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这些人民、这个政府担负起责任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会说，‘噢，这些人都不管了，我们也可以不管，’”伊格内修斯?丁解释道。他是一位工程师，也是联盟组织的创立者。丁补充说，“一贯的否认是对我们先辈的侮辱。”
在一九九四年的会议上，展出了大批有关大屠杀的阴森恐怖、印象深刻的照片。“对这些照片，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张在书中写道：“黑白分明的照片上是被砍掉的头颅，被切开的腹部，浑身赤裸的妇女被强奸者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她们的面容交织着痛苦与羞辱，令人无法忘却。”
张震惊了。“这比我想象的要可怕得多，”她说，“我觉得恶心。记得我震惊不已，走着看着。”但是这些照片也使她觉得有必要让美国人了解这一可怖事件。“记得我非常愤怒，尤其是对于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可能有三十多万人在屠杀中丧生，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我觉得，作为一名美籍华人作家，我几乎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让世界上其他人了解曾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一种紧迫感。”
随后两年她全部花在对大屠杀的研究上。她的结论是：“这已不是一次简单的屠杀，这是世界目睹的最残酷的暴行之一。”
张和她的丈夫，布雷顿?李?道格拉斯工程师，住在一所公寓。在公寓附近的海鲜餐厅吃午餐时，这位年轻作者描述了她充满情感、富有历史意义的探求过程。张用惯常的语气愤慨地说着，偶尔才吃一块面前的油煎鱿鱼。她的叙述 带着愤怒，多数情况下直斥日本对过去罪行的抵赖。
“令人惊骇的是，日本人继续否认发生过大屠杀，他们真的是已经逃脱了道德和经济上的责任”，她说。日本“正在向未来的国家发布信息，如果你国富民强，你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去杀人、去强奸、或者去折磨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在六十年后逃脱所有惩罚。 张的研究展示了约翰?拉贝写的一本二千页的日记，他是个德国商人，曾在南京领导侨民力抗日军暴行。拉贝的记述在日益增多的外国人有关大屠杀的陈述中又添一笔，这些陈述力证大屠杀是日军的蓄意屠杀。拉 贝伯的目击证据最可信，因为他既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又是当地纳粹党的头目。
张相信，南京大屠杀表明日本侵略者在蓄意残害中国人。张论争道，大屠杀同样是一次蓄意灭绝人种的尝试，张还说它可以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相提并论。
日本仍然继续对此予以否认。张认为这是出于法律上的考虑，如果日本承认自己负有责任，那么要求数十亿美元的弥补性赔偿的诉讼便敞开了大门。然而，这把问题过分简单化。日本仍旧沉湎于自己是受害者的神话。
这个国家自以为是地相信它是被迫进行军事冒险的。
宫廷政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前任天皇裕仁的叔叔，朝香鸠彦，统领南京周围的军队。盖有他的印戳的命令吩咐军官们把所有被俘的中国士兵全部杀掉。就算人们假定日本官方失控了，他们的军队发疯了，那么，为什么还允许屠杀持续如此之久？是谁，是什么最终结束这场屠杀的？
多数美国人对所有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患有施瓦茨命名的“讨厌历史症”。《南京大屠杀》是一本用英语写的南京大屠杀的记实报告。但它只有二百页，似乎针对的是历史知识浅薄的读者。张与其他美籍华人要求其他公民对这一恐怖事件有最基本的了解。他们说，首要的任务应是基础教育。 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讲述了古巴渔夫圣地亚哥的故事。圣地亚哥把小船划进墨西哥湾流寻找马林鱼，84天过去了,运气一直不好。年老孤独的他把船划得很远，叉到 了一条大鱼。他慢慢地返航时，鲨鱼袭击了他的猎物，他一直不停地搏斗。抵岸时，他的马林鱼只剩一堆骨架。然而老人虽败犹荣。下面是故事的开始部分。
他是个老人，独自一人驾只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打鱼，已经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前四十天里，有个男孩跟着他。但一连四十天没捕到鱼，孩子的父母就对他说，老人现在一定是“倒了血霉”，那是形容一个人倒霉的最坏字眼，于是在父母的命令下，孩子搭上另一只渔船， 这只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大鱼。看到老人每天划着小船空手而归，男孩心里非常难过，他总是走下岸，帮他收拾卷起的钓绳，或是鱼钩、鱼叉，和绕在桅杆上的帆。帆用面粉袋打了一些补丁，收起来的时候，看上去就象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很瘦，形容憔悴，后颈上满是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老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那双眼睛除外，眼睛海水般湛蓝，透着愉快，不屈不挠。
“圣地亚哥，”男孩系好船，爬上岸时，对他说：“我又能跟你一起出海啦。我们已攒了些钱。”
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男孩爱他。
“不，”老人说。“你跟了条走运的船。跟着他们吧。”
“但是你该记得，有一次，你一连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捕到，后来却接连三个星期，每天我们都捕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不信任我。”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还是个孩子，必须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这是情理中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的，”老人说。“可我们有，不是吗？”
“对，”孩子说。“我请您在露台饭店喝瓶啤酒，然后我们把鱼具带回家 。” “好啊，”老人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
他俩坐在露台饭店，许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他也不生气。其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看着他，心中难过。不过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是礼貌地谈论海流，谈论他们把钓鱼绳抛入大海的深度，谈论一直很好的天气，还有他们的见闻。
刮东风的时候，海湾对岸的鲨鱼加工厂会飘来一股味；今天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因为已经转成北风，接着风停了。露台饭店阳光明媚，天气怡人。
“圣地亚哥，”男孩说。
“哦，”老人应道。他手里拿着酒杯，心里想着多年前的往事。
“我去给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不好？”
“不。去打棒球吧。我还可以划船呢，罗吉利奥会撒网的。”
“我想去。就是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想替你做些事儿。”
“你已给我买了啤酒，”老人说。“你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你也险些送了命，它差点把船撞得粉碎。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腾，船上坐板也给打断了，还有你用棍棒敲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上，那儿放着湿钓绳卷，我感到整只船都在颤动，听到你用棍子打鱼，象砍树似的，我全身散发着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还是我告诉你的？”
“从我们第一次出海起，每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那日晒风吹的双眼，坚定而又慈爱地看着男孩。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准会带你出海搏一下，”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
“我去拿沙丁鱼好吗？我还知道去哪儿拿四条鱼饵来。”
“今天我的还有剩。我都放进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那么我去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未消失，现在又象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男孩说。
“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偷我也愿意，”男孩说。“不过，我可是买的呢。”
“谢谢你，”老人说。他很纯朴 ，不会想过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谦卑。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变得谦卑，他还知道这并不丢脸，并不有损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样的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到哪儿去？”男孩问。
“驶得远远的，风向转了就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也设法叫他驶得远远的，”男孩说。“这样，要是你捕到一条真正的大鱼，我们就可以赶去帮你了。”
“他不愿意把船划得太远。”
“是啊，”男孩说。“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象觅食的鸟儿，我还会叫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睛那么不好使吗？”
“他几乎瞎了。”
“这倒奇怪了，”老人说。“他从不去捉海龟的，那才伤眼睛呢。”
“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那么多年的海龟，可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啊。”
“可是，现在你有足够的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何况还有好多诀窍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男孩说。“这样，我才能够拿网去捉些沙丁鱼来。”
他俩沿着大路来到老人的茅棚。门开着，他们走了进去。老人把缠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盒子和其他船具放在桅杆旁。桅杆差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茅棚是用坚硬的被称作“海鸟粪”的棕榈树苞壳做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
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一片片具有硬纤维质的“海鸟粪”叶子相互交叠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节图，还有一幅柯布雷圣母图。这些是他老婆的遗物。过去，墙上曾挂了一幅他老婆的彩照。但是看见照片，他倍觉凄凉，所以把它拿掉了，放在屋角架子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下面。
“你有什么吃的吗？”男孩问。
“一锅鱼煮黄米饭。你也吃点吧？”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了。等会我自个儿生。不然吃冷饭也可以。”
“我拿网去好吗？”
“当然好。”
事实上并没有网，男孩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网卖掉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谎话。也没有一锅鱼煮黄米饭，男孩也是知道的。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老人说。“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去掉下脚料后重一千多磅的鱼吗？”
“我拿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不好？”
“好的。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看看棒球的消息。”
男孩搞不清老人所说的昨天报纸是否也是编出来的。不过，老人还真的从床底下拿了出来。
“帕利哥在杂货铺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捞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放在冰上冷冻着，明天早上我俩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你就给我讲讲棒球赛的消息。”
男孩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落山了。男孩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老人的双肩。那两个肩膀真奇怪，人虽老了，可肩膀依然结结实实的，颈部也是如此。老人睡着时，头向前耷拉着，皱纹看不大出来。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了，就象他船上的那面帆，补钉也被太阳晒得褪成各种深浅不一的颜色。老人的头也非常苍老，眼睛闭着时脸上一点生气也没有。报纸平摊在他的膝盖上，一只胳膊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光着脚。
男孩又走开了，回来时，老人还在熟睡。
“醒醒，老爷爷，”男孩喊着，一只手放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双眼。一时，他好象正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似的。接着他笑了。
“你拿什么来啦？”他问。
“晚饭，”男孩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不太饿。”
“来，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曾这么做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叠好。然后他又动手去叠那条军毯。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我决不会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的。” “那么，祝你长寿，好好照顾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煎香蕉，还有一点儿莼菜。”
男孩从露台饭店拿来这些放在两层的铁盒子里的饭菜，他的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一块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谢过了，”男孩说。“你不必再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那么，除了鱼肚子的肉，我还要送他些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喜欢罐装啤酒。”“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杜威牌，我要把瓶子拿回去。” “你真好，”老人说。“我们现在就吃？”
“我已经问过你啦，”男孩温和地说。“你没准备好，我是不会打开饭盒的。” “现在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原来只需时间洗一洗。”
你在哪儿洗的？男孩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有两条街那么远。我应该把水给他提来，男孩想，还应该带一块肥皂和一条象样的毛巾来。我怎么这么粗心呢？我应该再给他弄一件衬衫和茄克衫过冬，给他一双什么鞋子，一条毯子。
“莼菜味道真不错，” 老人说。
“告诉我棒球赛的消息吧，”男孩说。
“在美国联赛中，就象我说的，扬基队赢了，”老人高兴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啦，”男孩告诉他。
“那没关系。了不起的狄马吉奥又恢复本色了。”
“他队里还有其他好手呢。”
“当然。但有了他就不同了。在另一个联赛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赢。但是接着我又想起狄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打出的那几球，棒极了。” “那几球谁也比不上。象他打得那么远的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我想带他去打鱼，可又不敢对他说，就让你去问，你也不敢。”
“我记得。真是一大失误。也许他会跟我们一道去的。那样一来，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很想带了不起的狄马吉奥去打鱼，”老人说。“他们说，他父亲以前就是个打鱼的。也许他跟我们一样穷，会懂我们的心意。”
“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可从未穷过，他爸爸象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联赛里打球了。”
“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一艘去非洲去的方帆船上当水手，我还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知道。你对我讲过。”
“我们是谈非洲呢？还是谈棒球？”
“棒球吧，”男孩说。“给我讲讲高手约翰?J?麦格劳的事情。”他把“J”说成了西班牙读法的“何塔”。
“以前他有时也来露台饭店。但他一喝酒就变得粗暴，说话又生硬又刺耳，性子执拗。他满脑子的赛马和棒球。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赛马的名单，还经常在电话里提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经理，”男孩说。“我爸爸认为他是个最伟大的经理。”
“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杜洛彻也继续每年来这儿，你爸爸也会认为他是个最伟大的经理的。”
“说真的，谁是最了不起的经理呢？鲁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觉得他俩不相上下。”
“不过，要说打鱼，最了不起的还得数你。”
“不。我知道有不少比我强的。”
“怎么会呢，”男孩说。“好渔夫很多，打鱼的能手也不少。可是了不起的只有你一个。” “谢谢你。你真让我开心。我希望跑来的鱼不要大得叫我们对付不了，证明我们不行。” “要是你还是象你讲的那么强壮，不会有那样的鱼。”
“也许我的身子没我想的那么壮，”老人说。
“可是我懂得好多诀窍，我也有决心。”
“你该上床去睡啦，这样，早上才有精神。我也要把东西送回露天饭店去。” “那么祝你晚安，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男孩说。
“年岁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醒得那么早呢？是为了白天比别人过得更长一些吗？”
“我不知道，”男孩说。“我只知道孩子们爱睡懒觉，睡不醒。”
“我会记住这点，”老人说。“到时候我去喊醒你。”
“我不愿意让他来喊我，好象我比他差似的。”
“我知道。”
“好好睡吧，老大爷。”
男孩走了。他俩吃饭的时候，桌上没点灯，男孩走后，老人摸黑脱下裤子，上了床。他把裤子卷起当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然后用军毯裹住身子，在盖着弹簧垫的一些旧报纸上睡下。
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梦见了孩提时见到的非洲，梦见迤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梦见高耸的海岬和巍峨的褐色山峰。现在，他每晚都住在那海边。在梦中，他听到海浪的怒号，看见当地的船只在海浪中穿行。睡着的时候，他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味道，还闻到早晨陆地上风送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一闻到地面上吹来的晨风，他就醒来，穿上衣服，前去叫醒男孩。但是今晚地面上的风吹得早，他在梦里知道时间还早，又继续梦下去。他梦见白茫茫的海岛 尖顶从海上升起，随后梦见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不再梦见大鱼、搏斗、角力，也不再梦见他的老婆。他现在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象小猫一样在黄昏中嬉戏，他爱它们，象爱那个男孩一样。他从未梦见过那个男孩。他完全清醒了，透过敞开的大门，望望月亮，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抖开，穿上。在茅棚外面小便后，他就顺着大路去叫醒男孩。早晨的寒气冷得他发抖。但是他知道抖 过以后，身上就会暖和些，而且马上他就要把船划到海里去了。
三、垃圾回收
垃圾回收是20世纪后期最成功的环境保护事例之一。如今，道路垃圾回收计划已经触及美国大多数人。事实上，回收家具垃圾的人比参加竞选投票的人更多。全国范围内，普通群众们的努力带来了大量的物质材料。垃圾回收，包括混合堆肥，在1996年改变了5700吨原来要进入废物填充地或焚烧炉的材料的命运，这一数据在1990年为3400万吨——仅仅6年增长了67%。由垃圾回收和混合堆肥带来的材料处理的转换率，预计到2005年为8500万吨，即所有固体废物的35%。
要理解这一数量有多大，想象装满回收材料的3英尺长（27立方英尺）的回收箱一个接一个整齐地推成一列，形成从地球到月亮的桥梁。在1996年，这些箱子可以达到这座桥的3/4。当我们达到2005年35%的回收目标时，填满可回收物的箱子就能达到月球了。
垃圾回收值得这所有的努力吗？创造利润是唯一的底线吗？一些观察员提出，眼下的利润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观点只考虑一个单独的回收计划如何影响一个社区的全部垃圾管
理费用，与之相比的是另一种选择，即将一切都送往废物填充地或焚烧炉造成的费用。其他一些观察员建议使用更开阔的视角看待垃圾回收利用的费用和益处。
虽然大部分成功的垃圾回收计划经验不一，但是，包括很多具有高垃圾转化率的计划在内，都是经济上可行并确实创造了利润。回收物品的市场不可避免地起伏不定。为了一定程度上防止垃圾回收计划受到市场严重摇摆不定的影响，垃圾回收计划的效率必须不断提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参与垃圾回收的社区的目标之一是，鉴定并复制传播决定成功的因素。 举国上下都在努力学习和采用最高效的垃圾回收计划所运用的办法，那么发现垃圾回收已经取得的很多经济和环境的好处就尤为重要。很多好处可能在不细致的观察员看来不明显，或者因为市政的会计结算和税收特点难以理解，或者在城市和垃圾回收人员的合同的市场价格上没能反映出来。比如，回收利用饮料容器节省的全部能源就没有包括在道路垃圾回收合同协商的价格中回收利用固体垃圾的好处同样适用于包括由自治地区管理的，如工业废弃物、建筑废墟、拆毁废墟和农业废弃物之类以及其他一系列垃圾的回收利用。从这些原料中回收的材料还可以增强这个星球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
回收固体垃圾的好处至少可以分为8类。回收利用可以：
* 减少对肥料填充地的需求；
* 防止多种空气污染和睡污染的排出；
* 节约能源；
* 为工业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原材料；
* 创造就业机会；
*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 促进更加环保的技术的发明；
* 为子孙后代的未来保留资源。
20世纪70、80和90年代，垃圾回收业一直是一个增长的工业。垃圾回收并不是一股热潮。到1996年，7000多个道路垃圾采集项目服务了大约一半的美国人。那一年，包括混合堆肥在内的垃圾回收转移了27%——超过1/4——全国固体垃圾的去向。
但是垃圾回收利用并不新鲜，从有记录的历史起它就存在着。在大规模生产之前，各家各户就惯常修理、重新使用和回收利用它们所拥有的材料，这是经济上的需要。至于现在，命脉工业依赖于回收利用，比如，直到19世纪后期，碎布是造纸业所需纤维的主要来源。零售商收集压扁的铁箱，回收利用制成装运容器。废料厂一直高效地回收利用旧的汽车、汽车零件和其他的金属物品。
一战和二战给垃圾回收利用事业带来了短暂的热潮，因为废料收集车收集纸张、金属和一些别的材料以支助战争。战后，垃圾收集车衰减。20世纪60年代末每单个家庭的垃圾回收利用水平和参与率在整体上降到了低谷。传统的垃圾回收利用方式也因为美国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经济暴涨而在衰颓。收入增加，大规模生产的物品让大家消费得起，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这样的富足带来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产品在最初使用之后被丢弃或者换掉，而不是重新使用或者回收利用。
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环保激进主义和环保意识的热潮带来了一阵对垃圾回收利用的兴趣。紧接着1970年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多大3000个垃圾回收利用志愿中心开幕。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展了超过100个道路垃圾采集计划，其中很多都将重心放在如报纸和瓶罐等一系列材料的回收上。人们对垃圾回收利用和志愿者计划的兴趣日趋浓厚。美国环境保护局和一些州立环境保护局制定了指导原则，提供技术援助，并对地区设定了努力目标。尽管20世纪70年代垃圾的产生增长了25%，但是垃圾的回收利用增长了45%。
20世纪80年代废料填充地开始出现不足，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导致了垃圾被长途运输，频繁地跨越州际线。垃圾管理公司开始提出回收利用计划，这又常常与新建焚烧炉和
废料填充地的提议挂钩。社区组织也常常呼吁投入更大的努力，希望能限制或者避免新建垃圾处理设施。州政府和地区政府在策划垃圾管理的工作中也越来越积极，包括扩展回收利用和混合堆肥。在肥料填充地短缺、抵制跨州垃圾、全国对垃圾管理关注度上升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环保局发表了一份国家政策指引——1989年的《行动议程》，呼吁美国人实现25%的垃圾回收利用率。那时，有大约1000个道路垃圾采集计划，废弃物回收站、废弃物加工厂等也在努力。尽管20世纪80年代垃圾的产生又一次快速增长，增加了近36%，但是垃圾回收利用和混合堆肥在那10年间，一并猛增了近132%，占垃圾产生总量的16%。
对可回收物品的采集提高了，创造出的复原材料一开始就比美国生产型公司现成可用的的材料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上就投资了百万计美元在处理和制造技术上，这些技术专门用于利用复原材料来生产类型广泛的产品，而不是利用未使用过的生材。消费者也有利于深刻地意识到，购买他们自己为回收利用而手机的材料制成的产品，他们在垃圾回收利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级政府部门也发挥作用，通过增加对含回收物产品的政府采购，确保回收利用的生命力。从1990年到1997年，垃圾回收利用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达到了估计垃圾产生总量27%的回收利用率——相比1990年，增长了近67%，超过了25%的国际政策目标。
在很多城市和城镇都能看到全国参与垃圾回收利用的趋势。只举一个例子，密歇根的Ann Arbor是其中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由志愿者建立起废弃物回收站的社区。几年之后，一个名为Recycle Ann Arbor的志愿者组织开始了道路垃圾回收计划。如今，Ann Arbor市政府向市民按周收集23类可回收物，按季收集4类院落残垣废料。这些努力，加上家喻户晓的家庭混合堆肥、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密歇根的容器处理议案的影响，让Ann Arbor转换了52%的垃圾。Recycle Ann Arbor为提供垃圾回收利用服务的城市合约竞价，一贯地胜出。
这种大量级的垃圾转换有助于降低费用。比如在1996年，Ann Arbor每吨垃圾回收利用和混合堆肥耗费71美元，较之每吨垃圾收集和处理费用却是86美元。
像Ann Arbor之类高垃圾转换率、低成本的社区，为在全国上下改进地区垃圾回收利用计划的经济可行性的努力提供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