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书画展览的意义 “文革”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画展
王程伟总经理终于同意了,因为有新疆文物店用宣纸换画的基础,再约画家的画就方便多了。我立刻行动起来,和画家们打招呼,说要搞个近现代国画展。乍一听,他们既吃惊。又担心,更半信半疑:能搞起来吗?会不会再挨批?我一边安抚,一边一家家地去征集画稿,黄胄、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黄永玉、肖淑芳、胡爽厂、白雪石、程十发、叶浅予、王雪涛等,都倾其所有,把好画儿拿了出来。
近百年来的张大干、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虚谷、任伯年等这些名家作品,我们库里有的是,都从库里调了出来,该裱的裱,该整理的整理。
那时现代的画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熟悉,比如黄永玉先生就不熟悉。那名字是早知道了,“批黑画”那会儿差点让江青给整死,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了事。
我去找黄永玉先生时,好像他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院子里看一张很大的设计图纸。那时他才五十多岁,个子不很高,脑袋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长了一副猴相。您不要笑,相书上讲,凡是这种相貌,此人一是有才,二是有财,很了不起。不信您看吴冠中,还有我店搞碑帖的胡介眉师傅,都是这种相貌,非常有才气。
找到黄永玉先生,说明了来意,黄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对他而言,这是搞画展,又不是“批黑画”,他怕什么。这是我和他老人家的第一次接触。
到了李可染家里,说明了来意,先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是在问“能成吗?”也难怪,上回他在北京饭店画画儿,还是周恩来总理组织的,结果呢,不但给赶回了家,还被关进了牛棚,挨批斗。我看他那样的眼神,就对他讲:“‘四人帮’倒台了,没事了。”那会儿,“四人帮”是倒台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啊!还是整天批这批那的呢。
不管怎么说,李可染先生还是相信了我。拿出一张山水画儿来,让我带走。我拿到画儿后,心里踏实多了,有了李可染的画儿,画展的分量又增加了不少。
找到叶浅予先生时,他老人家正在给学生上课,我们等了会儿。等课讲完,我们向他说明准备搞一个近现代国画展,先生二话没说,就将刚才在课堂上给学生做示范的两张画儿拿给了我,很痛快。
随着一张一张宝贵的画儿进账,我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也确信画展的分量越来越重。
画展定在1977年5月2日开幕。在开幕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征画儿以外,还要装裱、发请帖,徐悲鸿的旧画儿还要从库里选出来。
说到这次参展的徐悲鸿的作品,其中还有个故事。那是一张整纸的柏树白鹰,柏树,在国画里只有徐悲鸿画得好。柏树不像松树,柏树的叶子是一片一片的,很难表现,徐悲鸿用他特有的笔法画得很好。这张画是一只白鹰落在一棵很大的柏树上,徐悲鸿用柏树反衬这只白鹰,画得非常精彩,只不过画底子破损得很厉害。这张画是我收购来的,因为落款“悲鸿”两个字是早年的,卖画的人也很老实,告诉我说别的画店看假。我心里想,那就好买了,结果只花了四十多元钱就把这张画买了下来。这会儿从库里选了出来,拿到荣宝斋好好地裱一裱,当做了这次画展的主题画。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马不停蹄地忙活了好一阵子,终于在那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全部画都挂齐,布置妥当,就等第二天开幕了。展场在宝古斋的西侧店堂,从西侧门市店堂一直连续到后院西院的二层小楼,再拐弯往东延续到正院的内柜,很够规模。徐悲鸿那张白鹰就挂在有五间大小的内柜中央,我和几位同事前前后后一边走一边检查,查看有没有不妥之处。
正在这时,从外面由王程伟陪同进来五六个人,我只认得王程伟,眼看他有些紧张,为首的那人原来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
这位局长看了看,张口就问王程伟:“谁让你们搞这个展览的,怎么没经过批准就搞上了?嗯?”
王程伟有点结巴,眼看情况不对,我上去把话接了过来,说道:“这都是我们卖的画,不是什么真正的展览,只是个展销活动,还要报局里批准吗?”其实这时我的心里也很紧张。
局长大人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又接着看画儿。忽然发现有两张叶浅予的人物画儿,马上又对王程伟讲:“叶浅予的画儿不能挂,他有重大历史问题!”
他这么一说,我也慌了。慌的是什么呢?在这前一天我们正挂画时,叶浅予的夫人王人美听说他老头子的画儿能展出了,马上跑到宝古斋来看了看,之后非常激动地对我们说:“我立刻回去告诉老头子,你们真的把他的画展出了。”说完就走了,那肯定是报信去了。
一想到这儿,局长大人要我们摘下叶浅予的画儿,我当时急得脑门儿上汗都出来了。这可怎么办?老先生已经知道他的画儿已挂出来将要展出了,如果开幕时没有他的画儿,那不等于往他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吗?原先批斗叶浅予,说他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现在早就明白了,哪儿有的事儿啊!可是现在怎么办?要是真给摘下来,我怎么向叶先生交代?怎么面对他老人家呢?
突然,我想起一个辙来,马上对局长说:“局长,这两张画儿是我从叶浅予先生教课的课堂上拿回来的,它能给学生当教材,我们搞商业活动就不能挂一挂吗?”
经我这么一问,这位局长也愣住了。是啊!我说得也不是全无道理呀!
这位局长想了想说道:“那只能挂一张。”
我一听这活,立马儿答应:“行,马上摘一张。”
说完这话,局长大人掉头出门就走了。等他刚一出门,我一下坐在了沙发上,半天没起来。您想想,请帖都发出去了,明天不让开幕,那可真是闹天大的笑活。至于叶浅予的画儿是挂一张还是两张,那是数量的增减,碍不着实质问题,您说是不是。
《近现代国画展》终于按计划在1977年5月2日开幕了。
画展的第一天,来参观的人并不太多,因为我们发的请帖有限。再加上来不了的。等到第二天、第三天可了不得了,有请帖的,没请帖的,都来琉璃厂东街的宝古斋看看,想搞清楚这画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速度之快,令我们始料未及。
鉴于这种情况,我就告诉门口收请帖的同志:第一,有请帖的进门时不收;第二,一张请帖不限人数;第三,只要我们认识的朋友,哪怕半熟脸儿,都可以进来看画展。
本来嘛!一个普通的展销会,搞那么严格干嘛?
这么一来,好家伙,可了不得了,琉璃厂东街简直就成了过年时的厂甸,车水马龙,满街筒子都是人。画展的展室中每个角落也都挤满了人,虽说是“五一”节的初夏天气,人们还是被挤得汗流浃背。
人们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幅幅佳作:李可染的漓江山水,吴作人的熊猫,黄胄的驴,齐白石的大虾米……这个展览的规模谈不上有多大,但展品可以说都是高水平、高层次的。人们看着眼前的作品,指指点点,有的还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像不像黑画?哈哈哈!”
大家一边欣赏一边交谈,除了看画以外,好像还在感受着什么。是啊!十年了,这十年的日子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整天不是批,就是斗,即使是在亲朋好友之间,也要彼此揭发,视若仇敌,甚至相互残害,就是一家人有时也要分出好几派。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负责组织的一次文物节上,有一项内容是图片展览,主要就是用大量的史料、图片展示琉璃厂文化街的历史,从开始形成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编辑、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负责文字编辑的是现任民族文化艺术促进委员会秘书长,也是四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的编者之一王石先生。当编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版面时,他问我用什么形式。版面如何处置。我告诉他:“什么也不用,整个版面用一码黑的底色。”王石说:“在上面再写上鲁迅的一句话:‘世上的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你看好不?”我当即答道:“太好了,就这么写!”
1977年的画展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画展,将这些珍宝当作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在众人面前。参观的人有何感受?画家们有何感受?不用多说,一定可想而知。这些作品都是大师们憋闷了十多年之后创造力进发之作,您想画得能不好吗?就这样,宝古斋举办的近现代书画展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成功的消息随着电话、书信很快传出了北京城。传到了上海、南京、广州……
大家都来电话表示祝贺,最多的一句祝贺语是:“陈岩,你好大的胆儿!”
画展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着,突然,李可染先生来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到电话就去了。
见到李可染先生后我问:“李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
李可染先生有些口吃,不揎言谈,只简单地对我说:“我给画展准备了,一张更好的画,你把展出的那张换下来,好不好?”
“好,没问题,您说换哪张?”这时。李老手里已经拿着一张山水画,虽然张幅只有一张《北京晚报》的大小,但不用多看,太精彩了,上题“爱晚亭”,那是湖南长沙附近的岳麓山上的著名景观。毛主席年轻时,常和他周围的好朋友到此亭畅谈远大抱负,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李老用他特有的手法,把个爱晚亭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爱晚亭的前方有一洼清水,其周围的山、树都是用浓重的积墨法画出的,层层画去,把这而积不大的一洼清水衬托得格外光亮,从而使这张通体浑厚的山水画儿立马显得那么通透、秀美,真是别具匠心啊!
“李老,真是太好了,我马上去换!”,说完我调头就走,临走时见李可染先生坐在沙发罩,若有所思。
我一边律回走,一边高兴地想,或许是可染先生听到大家对此次画展的赞誉了,要不然怎么拿出这样精美的作品让我换上去呢?一定是!我越想越高兴,可不嘛!没有比你做的事被人肯定、赞扬更使人高兴了,尤其是李可染先生,他可是画坛公认的坛主啊!
我这儿一边兴高采烈地想着,一边往回跑,等到了宝古斋门口,可了不得了,门口乱营了,都挤在那儿。怎么回事?再一看,好嘛!堂堂的总经理王程伟亲自站在门口收请帖了。可能是他听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他发现了我的秘密,一张请帖可以来回用,又不限人数,那不就越来越人多吗?他老人家亲自把关,一张请帖只准进一个人,没有请帖不准进,同时,他收的请帖够一定数量后,就叫人拿到食堂,放在炉火中烧掉。这样,走到门口的人进不去了,肯定会乱哄哄的,人也越积越多。
见此情形,我赶忙上前和王经理说:“王经理,先让他们进去吧,要不越弄越乱。”
“怎么这么多人啊?”他生气地对我说,“太乱了,不行,出了问题不好交代啊!”
当时我没有多问。办这样的展览,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王程伟经理一看这么多人就害怕了,担心会闹出点事来,所以才采取了以上措施。
不管怎么说,这个展览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尤其画家们,看了画展很是激动,很多人当场题词,赋诗,赞扬,肯定。黄胄先生还把请帖送到随业部副部长高修手里,并在请帖上写着:陈岩同志:请你陪高修部长看一些旧画。黄胄的这张请帖至今我还留着。
画展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当作主题画展出的徐悲鸿的《柏鹰图》,原来那家看假不收的画店的人来看画展时见到了这张画,几个人就在画跟前指指点点地吵了起来,可能当时有人看真,没听他的,现在后悔不已。
1977年5月宝古斋举办的《近现代国画展》结束了,这个小小的画展在当时的国画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宝古斋这家百年老店也受到了现代国画界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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